“好吧，”他说，“一旦我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成了超级体面的大学教授以后，我以为，正如我父亲以为的那样，严肃的生活永远不会结束了。不可能结束，因为你有了证书了。但它结束了，内森。‘他们是否是幽灵呢？’而我就此滚蛋。罗伯特在这儿的时候，他喜欢对别人说我当院长的成功之道源自我从酒吧里学来的规矩礼貌。门第高贵的罗伯特校长愿意把这个酒吧混小子停放在他走廊正对面。特别在那些老字号面前，罗伯特总爱装出因为我的出身而对我大加赞赏的样子，尽管，众所周知，非犹太教信徒实际上对犹太人和他们如何从贫民窟发家致富的故事根本不爱听。不错，在皮尔斯·罗伯特的神情里是有某种程度的讥嘲，即便在那个时候，对，现在回想起来，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他不再往下发挥了，不愿再谈了。他作为被推翻君主所怀有的一切烦恼都告一段落，永远不会消逝的冤屈以此宣告寿终正寝。
又回到斯蒂娜。想起斯蒂娜大有裨益。
“1948年遇见她时，”他说，“我二十二岁，在纽约大学读书，有海军资历，享受政府奖学金。她十八岁，刚到纽约几个月，有份工作，也念大学，不过是在晚上。明尼苏达来的，自力更生的女孩，挺自信的，至少看上去是那样。一方面有丹麦血统，另一方面有冰岛血统。敏捷。机灵。亮丽。高大。身材特别高。那么优美的睡姿。从来没有忘记过。跟她一起待了两年，老叫她瓦露塔。赛吉的女儿。对罗马人来说，是肉欲快感的拟人格。”
说着，他放下手中的牌，从废弃的档案堆边上捡起丢在那里的信封，抽出信来。两三张纸那么长的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我们是偶然碰上的。我从亚特尔斐过来，在城里待了一天，斯蒂娜正好在那儿，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停下来交谈，我告诉她我妻子怀孕了，她告诉我她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吻别，仅此而已。大约一星期以后，这封信寄到学院转给我。信上有日期，她注明的。瞧——‘1954年8月18日。’‘亲爱的科尔曼，’她说，‘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你很有绅士风度。你没有猛扑过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萨利文街租住地下室的时候，你是（或似乎是）猛扑过来的。你还记得你自己吗？你非常善于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或瞄准目标一把抓住。当我们相遇时我对你飞翔的劲道感到目瞪口呆。记得第一次上你房间，我进去以后，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却绕着房间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歇在凳子或沙发边沿。你有张破烂的救世军长沙发，你当床睡的，后来我们把它拾掇一番，塞进那个床垫。你请我喝饮料。递给我杯子时，你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眼光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惊讶和好奇，仿佛奇迹真的出现了，我居然有手可以端玻璃杯，我居然有嘴可以从杯里喝水，我居然真的会待在你房间里，而我们在地铁里相遇仅仅才过了一天。你讲话，提出问题，有时回答问题，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极其严肃又欢闹的态度，而我也努力地讲些什么，但对答却不是那么流利。于是我就回瞪着你，专心地听着，懂得的比我预计的要多得多。但我找不到话来填补无语的空当：我喜欢你，你似乎也喜欢我。我一直在想：‘我没有准备好。我刚到这个城市。现在不行。但我会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再多交谈几句，要是我能想出我要说的话就好了。’（‘准备好’干什么，我不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爱。）但那时，你‘猛扑’过来了，科尔曼，几乎飞过半个房间，扑到我坐的地方，我大吃一惊，但高兴极了。好像太快了，其实不然。’”
当他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西纳特拉唱的《意乱情迷》的第一小节时，便停下不读了。“我必须跳舞，”科尔曼说，“想跳吗？”
我笑了。不，这可不是那个凶狠的、怨气冲天的、一心要和幽灵们决一死战、遭生活排斥、被生活逼疯的复仇者——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另外一颗心，而且是颗小男孩的心。于是我从斯蒂娜的信和光着脊梁读信的科尔曼身上，看到一幅鲜明的、描绘科尔曼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图画。在变成革命派院长以前，在成为严肃的古典文学教授以前——早在沦为雅典娜的贱民之前——他不仅是个用功苦读的小男生，而且还是个勾魂摄魄的大男孩。兴奋，调皮，甚至有点诡谲，一个扁鼻子、长着羊蹄的潘神。很久很久以前，在各种严肃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统领局面之前。
“等我听完这封信。”我以此回答跳舞的邀请，“给我读斯蒂娜信的剩余部分。”
“我们相遇时她才从明尼苏达出来三个月。走进地铁就把她带上来了。嗨，”他说，“那就是你的1948，”随后他回到信上，“‘我喜欢上了你，’”他读道，“‘但我担心你可能嫌我太年轻，一个没意思的中西部乏味的女孩，而且你已经在追求一个“时髦，正派，可爱”的人。虽然你狡黠地笑着补充：“我不相信我会和她结婚。”“为什么？”我问。“我也许已经厌了。”你回答，以此保证我会使出全身解数不让你生厌，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中断联系，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变得让你讨厌。好吧，就这样。够了。我本不该打扰你。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对，”我说，“那的确是你的一九四八。”
“来吧。咱们跳舞。”
“但你不可以在我耳朵边唱。”
“来，来，来。站起来。”
管它呢，我想，我们俩都快入土了，于是便站了起来，在回廊上科尔曼·西尔克和我开始一起跳狐步舞。他带，我则竭尽所能地跟。我记起他在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后闯入我书房的那一天，当时，他由于悲愤，神经错乱地对我说，一定要为他写本书，把他案子里所有的荒唐事件都写出来，最后以他妻子的被害为结局。你会以为，这个人再也不可能对生活中的傻玩意儿有胃口了，他身上一切嬉戏顽皮的东西都随着事业、名誉以及令人生畏的妻子一道被摧毁，一道消失了。也许为什么我压根就没想到笑，没想到让他，如果他要跳的话，一个人绕着回廊跳，我只在边上欣赏——也许为什么我把手递给他，让他用手搂着我的背，梦幻般推着我在蓝灰砂岩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是因为她尸骨未寒的那一天我在场，并且目睹了他的模样。
“我希望义务火警部不会有人开车经过。”我说。
“是啊，”他说，“我们可不要什么人拍着我肩膀问：‘我可以插进来吗？’”
我们继续跳着，其中并没有过于肉欲的东西，要不是科尔曼只穿着棉布短裤。而我的手很容易地就放在了他热乎乎的脊背上，好像放在狗或马背上一样。这并不全然是个玩笑。在他领着我在石头地面绕圈子的举止里，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诚意，更不要提那种不假思索的快乐，只因为活着，纯粹偶然地、滑稽地、不为任何原因地活着——那种你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学会用梳子和卫生纸吹出调门时享受的快乐。
直到我们坐下以后，科尔曼才告诉我那女人的事。“我有个女人，内森，我在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发生关系。我无法向你诉说它对我的影响。”
“我们刚跳过舞——你不必。”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但当这样东西到晚年又回来了，突如其来，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是不想要的，回到你身上，根本无法加以稀释，当你不再在二十二条阵线上奋斗，不再深陷在日常混乱之中……当恰好这……”
“当她恰好还是三十四岁时。”
“而且是可点燃的。一个可以点燃的女人。她把性欲重新变成了淫欲。”
“无情美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已将你俘虏了。”
“看来是这样。我说：‘和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上床你感觉怎样？’她对我说：‘跟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一起再好不过了。他的习惯已经固定，不可能改变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没有惊奇。’”
“她从哪儿学到的智慧？”
“惊奇。三十四年野蛮的经历给了她智慧，但只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反社会的智慧。也是野蛮的。是一个无所期求的人所拥有的智慧。那是她的智慧，她的尊严，但却是消极的智慧，不是那种敦促你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的智慧。这是个几乎从出世以来就始终遭到生活无情折磨的女人，凡是她学到的东西都是从那儿得来的。”
我想，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了……接着，我又想，我也找到了。一旦一个男人开始对你谈论性，他是在告诉你有关你们两人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而且，不发生可能更好些，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性的问题上达到某种水平的坦率，并且还摆出一副姿态，仿佛从来没有受到过它的侵扰，那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便不可能是完整的。多数男人一生都找不到这么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可是，一旦有了，一旦两人发现对这个决定男性本质的东西看法相同，不怕被对方裁决、嘲笑、妒忌或取代，完全信赖对方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任，他们之间人性的纽带就会非常结实，一种出乎意料的亲密感也就会油然而生。这么做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家常便饭，我思量着，只是因为他在最痛苦的时刻找到我门上来，满怀着接连几个月我眼见着的戕害着他的仇恨，他才感到那种可以和某个曾在你重病期间守护在床头的人无拘无束交谈的自由。他并不是有着不可遏制的吹嘘的冲动，而是觉得实在无法将犹如获得新生般令人陶醉的欣喜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我傍晚过去拿信，她在那儿，在拖地板。就是那个有时给邮局打扫卫生的瘦精精的金发女人。她是雅典娜总务部门正式雇用的工人。她在我曾当院长的地方是全日制环保工。这女人一无所有。福妮雅·法利，她的名字。福妮雅的确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她什么都没有？”
“她有过一个丈夫。他拼命打她，结果她昏了过去。他们有个牛奶场，他胡乱经营，倒闭了。她有两个孩子。小供热器翻倒，着火，两个孩子都窒息身亡。除了她收在床底下的罐子里的两个孩子的骨灰，她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辆1983年的切维。我唯一一次见到她快哭的时候是当她对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骨灰。’农场的灾难甚至把福妮雅的泪水都榨干了。而她生下来是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她是在波士顿南面一幢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长大的，五间卧室都有壁炉，珍稀古董、传世瓷器——一切都是古老的，最好的，包括家族本身。她如果愿意，可以把话说得很像样。但她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跌到了社会底层，现在她是一只盛满乱七八糟豆子的大口袋，语无伦次。福妮雅被剥夺了属于她的权利。降级了。就她的痛苦而言，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化。”
“谁毁了她？”
“继父毁了她。上层资产阶级的罪恶毁了她。她五岁时，父母离婚。有钱的父亲发现美丽的母亲和人私通。母亲爱钱，又嫁给了有钱人。有钱的继父不让福妮雅安生。从一进门，就摸弄她，简直离不开她。这个金发碧眼天使般的孩子。他摸她，捏她——在他企图操她时，她逃跑了。她那时十四岁。母亲不愿相信。他们领她去看心理医生。福妮雅告诉医生发生的事，而在就诊了十次以后，医生也和继父站到了一边。‘和那些付给他钱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福妮雅说，‘每个人都一样。’母亲后来和心理医生上了一次床。这就是她讲给我听的关于她怎样被迫自谋生路、艰难度日的故事。从家里逃出来，从中学逃出来，跑到南方，又回到这里，搞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二十岁上嫁给这务农的、比她大、开牛奶场的越战老兵，一心以为如果他们努力干，生儿育女，把农场搞活，她就可以过上稳定、粗茶淡饭的日子，即使那家伙沉默寡言。尤其难得的是那家伙一副戆样，她以为她就是有脑子的一方，日子会好过多了。她以为这是她的优势，她错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有烦恼。农场破产了。她告诉我：‘屋漏偏遭连夜雨。’而且他不断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你知道她怎样描述她婚姻生活的高潮吗？‘热牛粪大战。’一天夜里他们挤过奶，在牛棚里为什么事争吵，福妮雅抓起一大把热牛粪朝莱斯特脸上扔过去。他回敬一大把，于是双方开战。她对我说：‘热牛粪大战可能是我们共同生活最好的时光。’最后，他们满头满脸都是牛粪，两人捧腹大笑，用牛棚里的水龙头冲洗干净后，回到屋子里去操。但好事做过了头，连牛粪大战百分之一的趣味都没有。莱斯特从来就没兴趣——据福妮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笨得连女人都操不对。’当她说我是完美的男人时，我告诉她，这可能是因为她先跟了他，再来跟我的缘故。”
“那么，自十四岁起就和生活中的莱斯特们用热牛粪斗，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三十四岁的她呢？”我问，“除了野蛮的智慧、吃苦耐劳、精明、怒火满腔、疯狂。”
“战斗生活使她变得很有韧性，在性的方面肯定如此，但没有叫她疯狂。至少我还不这么认为。怒火满腔？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呢——也是一种无声的愤怒。愤而不怒。而且，对一个似乎生活完全与幸运无关的人来说，在她身上却找不到怨气——无论如何，她没有向我表露过。但至于精明，绝不。她说的话有时听起来蛮精明的。她说：‘也许你应当把我当做碰巧显得年轻些的同龄伴侣。我想我就是的。’我问她：‘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她说：‘一些友谊，也许一些知识、性、快乐。别担心，就这些。’我有一次告诉她说，她比她实际年龄来得聪明，她对我说：‘我笨得超过我的年龄。’她肯定比莱斯特聪明，但精明，不，在福妮雅身上有种东西永远十四岁，她的精明也就不过如此。她和她的老板睡觉，是雇用她的那家伙，斯莫基·霍伦贝克。是我雇用的他——管理学院的有形资产。现在他是个土木工程师。他雇她当勤杂工，还在招聘的过程中，她就猜到了他的心思。那家伙喜欢她。他被禁锢在一个毫无乐趣的婚姻中，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对她发脾气——他并不蔑视她，心想，你干吗还不安个家？干吗还到处溜达当婊子？斯莫基倒没有资产阶级的优越感。斯莫基的行为无懈可击，而且卓有成效——太太，五个孩子，婚姻美满，仍然活跃在校园里的体育英雄，深受全城人的爱戴和欢迎——但他有天赋，他可以跨越出去。你要跟他交谈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雅典娜广场先生摆好架势，表现得一丝不苟，尽如人意，显出一副百分之百真实可信的样子。你以为他会想，这不是那个生活作风一团糟的愚蠢婊子吗？把她给我从办公室轰出去。但他没有。不像雅典娜所有其他的人，他并不迷信斯莫基神话，他并非不能这么想，对呀，这才是个真正的骚货，我想操的，而且，也并非不能付诸行动。他操了她，内森，叫福妮雅跟他一起上床，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是勤杂工。操她们俩。整整干了六个月。然后，有个搞地产的女人，新近离婚的，当地市面上的时鲜货，她也加入进来。斯莫基的马戏班子。斯莫基的秘密三轮马戏班。但六个月以后，他把她甩了——把福妮雅剔出车轮战，不要她了。我是一直到她告诉我才知道这回事的，而她说出来也只是因为有天夜里在床上，她闭上眼睛对我叫他的名字，在我耳朵边悄声说：‘斯莫基。’躺在老斯莫基身上呢。她在那个家庭组合里和他在一起，让我对正在交往的这位妇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抬高了她的身价。实际上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个业余的。当我问她斯莫基用什么办法吸引他的部落时，她告诉我，‘用他阴茎的力道。’‘解释一下。’我说。她于是告诉我：‘你知道一个真正的骚货走进房间的样子，男人知道的吧？好吧，反过来也一样。对有些人来说，不管披着什么伪装，你明白他们在那儿要干什么。’在床上才是福妮雅唯一显得精明的地方，内森。一种自发的肉体的精明，在床上当主角——配角则是犯罪的勇气。在床上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福妮雅的眼神。她的肉长着眼睛。她的肉看得见一切。在床上她是个强大的、连贯的、统一的人，她的快感在于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个深不可测的东西。也许这是性骚扰的礼物。当我们下楼到厨房，等我炒好蛋，坐下来一起吃的时候，她是个孩子。也许这也是性骚扰的礼物。我有个目光空洞、思维紊乱、语无伦次的孩子做伴。这种情形在别处看不到，但不论我们在哪儿吃东西，它就出现了：我和我的孩子。似乎这就是她身上仅存的女儿家属性。她在椅子上坐不正，她不会把两句话串在一起表达稍为连贯的意思。所有表面上的关于性和悲剧的冷漠都不见了，统统不见了，我坐在那儿，只想对她说：‘靠桌子边坐好，把我浴袍的袖子从你的盘子里拿开，好好听我说话，见鬼，讲话的时候，看着我。’”
“你说了吗？”
“看来孺子不可教。不，我没有说——只怕维持不了现有的强烈感。我想到她床底下的罐子，她放骨灰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问她：‘两年了。该埋了。如果你不能把他们埋在地底下，就上河那边，在桥上把骨灰撒掉，让他们漂走。让他们去吧，我陪你去。我们一道做。’但我不是这个女儿的父亲——那不是我正扮演的角色。我不是她的教授。我不是任何人的教授。从教人，纠正人，规劝人，考查人，启蒙人的这一切职责中，我已退了出来。我是个七十一岁的有个三十四岁情妇的老头，这剥夺了我在马萨诸塞州启迪任何人的资格。我在服用伟哥，内森，有着‘无情美人’陪伴。我把所有一切的颠鸾倒凤和快乐都归功于伟哥。没有伟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没有伟哥，我就会对世界有一个与我年龄相称的看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生活目标。没有伟哥，我就不会受情欲干扰，而拥有举止规范的年长绅士的尊严。我就不会做没意思的事。我就不会做不体面的、草率的、考虑不周的，而且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着潜在危害的事。没有伟哥，我就可以继续在我的晚年发展一个有经验的、受过教育的、荣誉退休的，并早已放弃声色犬马享乐的老年人的那种客观、包容的视角，我就可以继续做深刻的哲理性总结，并一如既往地对青年人进行坚定不移的道德感化，而不至于将自己推回到不断出现的性冲动的紧急状态之中。感谢伟哥，我终于明白了宙斯缘何需要各种多情的化身。他们应当给伟哥起那个名字。他们应当叫伟哥宙斯。”
他对自己告诉我这些是否感到惊讶呢？我想有可能。但他激动得非说下去不可。此刻的冲动与他邀我跳舞时的激情是相同的。是的，我想，撰写幽灵已不再是对羞耻的反弹，操福妮雅才是。但还有别的什么在逼迫着他。那种把兽性释放出来的愿望，把它赶出来——半小时，两小时，不管多久，逼它呈现为自然的状态。他结婚已经很久了。他有儿有女。他是一所学院的院长。四十年来一直做着该做的事。他很忙，作为自然天性的兽性被关进了箱子里。现在箱子打开了。主任、父亲、丈夫、学者、教师、读书、讲课、改考卷、打分数，统统一去不复返了。七十一岁上你当然不再是二十六岁那头易怒好斗的野兽，但兽性的残余、自然天性的残余仍然存在——他与之相接触的正是这种残余。其结果是他很快乐，他对能和残余兽性相接触心存感激。他不仅是快乐——他心花怒放，而且由于心花怒放，已无法与她分开，已牢牢地与她结为一体。并非家庭所为——生物学对他不再有任何用处。不是家庭，不是责任，不是义务，不是金钱，不是共享的哲学或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不是关于伟大理想的伟大讨论。不是。将他与她结为一体的是使他颤栗的激情。明天他可能患癌症，一命呜呼，但今天他享受着这种激情。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因为要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付给激情，必须得有人知道。他大可放心地去为所欲为，我想，因为不会殃及任何东西，因为不存在未来，因为他七十一，而她才三十四。他身陷其中，并非为了学习，并非为了策划，而是为了冒险；他加入和她加入一样，是为了兜兜风。那三十七年的生涯该签发他不少的许可证了。一个老人，最后一次，性冲动，对任何人来说还有什么更为动人的呢？
“当然我得问问，”科尔曼说，“她究竟和我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跟一个可以当她爷爷的老头上床对她是否是激动人心的新鲜经验？”
“我想是有那种类型的女人，”我说，“会觉得这很新鲜。还有各种各样别的类型，为什么非得是那种呢？瞧，显然，什么地方有个部门，科尔曼，一个处理老人问题的联邦中介机构，她是那个机构派来的。”
“年轻的时候，”科尔曼对我说，“我从来不跟丑女人打交道，但我海军里有个朋友，法利罗，专爱找丑女人。在诺福克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上教堂跳舞，还是夜里到军人联合会去，法利罗总盯着最丑的女孩。我笑他，他告诫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她们感到沮丧，他说。她们不像你们，他对我说，挑选的女皇那么漂亮，因此她们会对你百依百顺。大多数男人都很愚蠢，他说，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知道一旦你接近最丑的，她便是最独特的。当然要看你能否打开她。那么你要是成功了呢？你要是真的打开了她，一开始你都会不知所措，她是那么地鲜活，浑身颤抖。都是因为她丑的缘故。因为她从不被人看好。因为当其他女孩都在舞池里的时候，她却缩在墙角旮旯里。而这就是做个老头的感受。当那个丑姑娘。在舞会上缩在角落里。”
“那么福妮雅就是你的法利罗啦。”
他微微一笑。“或多或少。”
“好吧，不管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我对他说，“反正感谢伟哥，你总算不用受罪去写那本书了。”
“我想是的，”科尔曼说，“我想你说得真的不错——那本蠢书。我有没有告诉你福妮雅不识字？我们有天晚上开车到佛蒙特吃晚饭，我发现了。她不会读菜单把它扔到一边。当她要显出恰当的轻蔑的面相时，总是掀起半片上嘴唇，掀起那么一丝丝，然后有什么说什么。她做出恰当的轻蔑，对侍应生说：‘照他的给我也来一份。’”
“她上学上到十四岁，怎么会不识字？”
“阅读能力似乎随同她的童年一起消失了。我问她怎么会有这种事，但她只是笑。‘很容易的。’她说。雅典娜好心的开明人士鼓励她进识字班，但福妮雅不去。‘你也别想来教我。随便你叫我干什么都行，随便什么，’那天夜里她对我说，‘可别提那污糟事。听别人讲就够难受的了。开始教我读，强迫我读，硬推我读，轮到你来把我推下悬崖了。’从佛蒙特回来的一路上我沉默着，她也不做声，直到我们到了家门口才相互说了一句话。‘你不会操一个文盲，’她说，‘你要把我甩了，因为我不是个体面的、合法的、有文化的人。你会对我说：‘要么学识字，要么就滚蛋。’‘不，’我对她说，‘我会更使劲地操你，因为你不识字。’‘好，’她说，‘我们相互理解。我不会像有文化的女孩那么做，而且也不要你像对待她们那样对待我。’‘我要操你，’我说，‘就因为你是你。’‘这就是门票。’她说。我们两个早就开怀大笑了。福妮雅笑起来像一个在脚边准备好垒球棒以防不测的酒吧女招待，此刻她正那样笑着，那种尖酸刻薄、好像在说‘我早就知道了’的笑——你知道，是那种身世不清白女人的粗俗的毫无顾忌的笑——不等笑完她已经动手拉开我裤裆的拉链了。但她说的我决定放弃她的那番话倒并不假，从佛蒙特回来的一路上我考虑的正是她所说的问题，但我不打算那样做。我不准备把自己美妙的道德强加给她或强加给我自己，那早就过去了。我知道这类事情不会没有代价。我知道不能给它上保险。我知道这恢复你青春的东西可能最终能要你的命。我知道人可能犯的每一个错误通常都有一个性加速器，但此刻我碰巧不想考虑太多。我早晨醒来，地板上丢着条毛巾，床头柜上放着瓶婴儿护肤油。这些东西怎么跑来的？随即我记起来了，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复活了，是因为我又回到了旋风之中，是因为有了一个了不起的男性器官。我不会放弃她的，内森，我已开始叫她瓦露塔。”
由于一场手术，我几年前不得不拿掉了前列腺——癌症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但并不是没留下讨厌的后遗症，因为这类手术必定伤及神经并留下疤痕，后遗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因而小便失禁，所以，从科尔曼家一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我日日夜夜戴着的、像一条热狗躺在面包卷里似的、塞进我内裤分叉处的脱脂棉垫。因为那天夜里很热，又因为我并不是去一个公共场所或参加社交聚会，我就凑合着在棉垫外套了一条普通棉布三角裤，而不是塑料的，结果尿液渗到了我的咔叽裤上。我回到家发现裤子前面已经变色，而且我身上有股异味——棉垫是经过处理的，但这次却有股味儿。我的注意力都被科尔曼和他的故事所吸引，忘了监控我自己。整个晚上我喝啤酒，和他跳舞，关注着他用以减轻生活改变给他带来的不安而进行陈述的清晰度——预见性的推理及描述性的清晰度，片刻都没离开去检查一下我自己，平时除了睡觉我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偶然一遇的事那天夜里发生在了我身上。
不，这样的一次失误不会像过去，当我刚动过手术没几个月，正试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样令我沮丧——当然原来我早已习惯于作为一个自由从容、干爽无味、具备控制身体原始功能的成年人，一个六十年来在从事日常事务时不必担心他内衣裤状态的成年人。然而，在我对付比平日已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不便更为邋遢的情况时，我的确至少会感到一阵心烦，我仍然会绝望地想，这种作为婴儿标识的意外永远也不可能避免了。
手术还使我丧失了性功能。1998年夏天推出的全新药物疗法，上市没多久就证明其功效神奇得犹如仙丹，使像科尔曼那样在别的方面都很健康的男子恢复了性功能，但对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手术导致了大面积的神经损伤。对我这种状况，伟哥不起作用，不过，即使它有效，我也不相信我会服用。
我要说明的是并非因为失去了性功能，我才过起了隐居生活，相反，当时我已在伯克夏山上这两开间木屋里居住并从事写作将近十八个月了，在一次例行体格检查之后我接到前列腺癌的初步诊断，一个月后进行复查，便立即到波士顿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我的意思是在搬到这儿来之前，我已经有意地改变了我与犹如猫叫春似的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劝诫或我的勃起由于年龄在效力上大大减弱，而是因为我已不能支付它嗷嗷待哺的要价，不能调度机智、力气、耐心、幻想、反讽、热情、自私、恢复力——或韧性，或精明，或虚假、伪善、双重人格、色情技艺——以应付它数之不尽的误导和前后矛盾的含义。所以，我能够在手术之后，提醒自己手术只是让我坚守我早已屈从的洁身自好的原则，因而没有对永远丧失性功能的前景感到过分的震惊。手术不过是为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经历了一辈子的纠缠不休、不堪重负而做出最后的断语而已。其时雄性狂热无时不刻不蠢蠢欲动，企图重复这一行为——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尚未受到生理问题的威慑，性功能完好无损，精力充沛，永不安宁。
但在科尔曼对我谈到他自己和他的瓦露塔之后，所有通过理智的退让而取得的令人欣慰的幻觉全都化为乌有，我完全丧失了心理平衡。直到清晨我都没能合眼，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似的无力控制自己的思维，被那对男女以及他们和我惨淡状态之间的对比弄得神魂颠倒。我无法入眠，并不仅仅是因为企图阻止自己在脑子里重构科尔曼拒绝放弃的“越轨勇气”。我像个无害的阉人似的跟那个依然活力旺盛、性欲不衰的同伴翩翩起舞的情景，让我突然感到这绝非是个美丽的自嘲。
你怎么能说“不，这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它始终是？这性的污染物，救赎性的堕落，使得人类的理想幻灭，永无休止地提醒我们切莫忘记自己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
下一个星期，科尔曼收到那封匿名信，只有一个句子，主语、谓语以及直截了当的形容词，以粗大醒目的字体写在一张白色打印纸上，用以表示控诉的二十八个大字从头到尾盖满整张纸：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
一个受凌辱、没文化、
比你小一半的
女人。
信封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尽管信封上盖着纽约市的邮戳，科尔曼还是一眼就认出是那年轻法国女人的笔迹，这女人在他走下院长席位、返回教书岗位时，是他那个系的系主任，后来又是最积极地要将他打为种族主义分子，并谴责他侮辱缺席黑人学生的那批教职员中的一个。
在他的幽灵档案里，在好几份由他的案子引发的文件上，他都发现笔迹样本，这证实了他的指认：语言文学系德芬妮·鲁斯教授为匿名信作者。除了她用印刷体而不是手写体写出的头几个字以外，科尔曼看不出她还做了什么努力伪装笔迹以蒙蔽他。她可能开始时有那个打算，但在“人人皆知”几个字以后，她似乎不是放弃了，便是忘记了。这位法国出生的教授竟然都没有在信封上避开泄露天机的科尔曼的街名和邮编。这种在写匿名信时对于隐瞒身份标记所表现的疏忽，罕见的粗心大意，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她当时处于某种极端的心态，不允许她在发这封信之前做通盘的考虑。但信又没在当地邮局——急急忙忙地寄出，而是先运送到邮戳所显示的约一百四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再投递的。可能她估计在自己的笔迹中没有任何特殊或离奇的东西可以让当过院长的他至今都难以忘怀；也许她已不记得他案子的那些附件：她曾连同她的亲笔签名一道递交给教师调查委员会的与翠西·卡明斯的两次面谈记录。或许她不知道，应科尔曼的请求，委员会提供给他一份她原始记录的影印件以及委员会针对他的其他所有相关资料。或者她根本就不在乎他会不会认出是谁揭露了他的秘密：她也许既要以一个匿名的控诉奚落他，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挑明控诉来自于一个当今绝非无权无势的人。
科尔曼打电话要我过去看匿名信的下午，从幽灵卷宗里挑出的含有德芬妮·鲁斯笔迹的样本都已整齐地陈列在厨房桌子上，既有原稿，又有原稿影印件。他都彻底查过了，在他看来与匿名信中的笔画雷同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上了圈圈，主要是单个字母——一个y，一个s，一个x，这里字尾打个大弯钩的e，这里一个e跟旁边的d紧挨着，看上去像i，而在r前面，又像个普通的e。虽然信和幽灵文件的笔迹有着醒目的相似之处，但直等到他指给我看信封上他的名字和她与翠西·卡明斯面谈记录上的他的名字时，我才确信他不容辩驳地已将出手给他定罪的罪犯定了罪。
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
一个受凌辱、没文化、
比你小一半的
女人。
我把信拿在手里，尽可能仔细地——如同科尔曼所希望的那样——端详其中的用词及其线条的调度（仿佛并非由德芬妮·鲁斯而是由爱弥莉·荻金森所撰）的时候，科尔曼对我解释说，是福妮雅出自她可笑的智慧，而不是他，让他俩发誓对此事保密，以致德芬妮·鲁斯才有秘密可以识破，而且还含沙射影地威胁要公之于众。“我不要人家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我想要的不过是每周一次没有压力的性交，悄悄的，和一个经历过这些而且已经平静下来的男人。除此之外，阿猫阿狗都别来管闲事。”
所谓阿猫阿狗，福妮雅最有可能指的是莱斯特·法利，她的前夫。并不是因为她一辈子就只跟过这一个男人——“这怎么可能呢？我十四岁就出来自个儿混日子了。”比如她十七岁在南方的佛罗里达当女招待时，她那时的男友不但打她，捣毁她的房间，还偷了她的震颤按摩器。“心里可难受了。”福妮雅说。而起因，无一例外的都是妒忌。她看别的男人的眼光不对，她主动挑逗别的男人以错误的眼光看她，她不能很好地解释前半个小时上哪儿去了，她说了不该说的话，用了不该用的腔调，暗示了，她无中生有地认为，她是个脚踩两条船的婊子——不管什么原因，不论他是谁，都会对她拳打脚踢，福妮雅只有喊救命的份儿。
莱斯特在他们离婚前曾两次把她送进医院，这会儿他仍然住在附近山里，自破产以来，一直替镇上的修路队干活，毫无疑问，他还是那么癫狂，她不仅为自己担惊受怕，她说，同样也为科尔曼——万一给莱斯特发现了的话。她怀疑当时斯莫基陡然甩了她，就是因为和莱斯特·法利有了某种接触或摩擦的缘故——因为莱斯特间断性地跟踪他前妻，发现了她和她老板的事，即使霍伦贝克的幽会地点特别隐蔽，藏在除了学院总务部头儿无人得知或进得去的老房子偏远的犄角旮旯里。虽然斯莫基从他自己的总务部门招募女友，又在校园里跟她们约会，似乎显得有些不知轻重，但在其他方面他处理自己的色情生活却是和他对待学院工作同样地一丝不苟。以他能在暴风雪之后使校园道路在几小时内畅通无阻的干练，他是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同样能迅疾地摆脱一名女友的。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科尔曼问我，“即使没有听说过那个暴躁的前夫，我也不反对就此事保密。我知道这类事迟早会发生。就算忘掉我曾经在她这会儿打扫厕所的地方担任过院长，我七十一岁而她三十四岁，我保证仅此一项就够了，所以，当她说，这不关阿猫阿狗什么事的时候，我心想，她不需要我来管了，我连提都不需要提。这么做好像私通？无所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驱车上佛蒙特吃晚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倘若在邮局碰上，都不打招呼。”
“说不定有人在佛蒙特看见你们了，或许有人看见你们俩同坐在你的车子里。”
“对，很可能就是这样，也只有这个可能。也许是法利本人看见我们了。基督啊，内森，我差不多有五十年没跟人约会了——我以为那饭店……我真是个白痴。”
“不，你不是白痴。不，不是——你只是得了幽闭症。瞧，”我说，“德芬妮·鲁斯——我不想装做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狂热地关心你退休后和谁上床，但既然我们晓得有些人对不能按世俗方式生活的人老是看不惯，就让我们把她当做那种人吧。但你不是白痴，你是自由的，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一个自由独立的老年人。你离开那地方失去了很多，但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你不再有义务启迪任何人——你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也不是在测试自己到底能否彻底摆脱一切社会禁忌。你现在退休了，但你却是个在学术界度过了几乎一辈子的人——如果我对你的理解不错的话，这么做对你来说不是件寻常事。也许你从来就没想有个福妮雅出现，你甚至都会认为绝不应当让她出现，但即使最坚固的工事都满布瑕疵，同样，你万难料想的事也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七十一岁上，有了福妮雅；1998年，有了伟哥；于是那几乎被忘却的东西卷土重来。巨大的欣慰。原始的威力。使人晕头转向的强烈感。科尔曼的最后一次纵情从天而降。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的，了不起的最后一分钟的恣意纵情，于是福妮雅·法利的种种经历便和你自己的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这不符合正人君子构思的蓝图：在你这个岁数，以你的地位，你应当和谁上床——如果真有人应当上床的话。你说了‘幽灵’两个字之后的结果符合正人君子的蓝图吗？艾丽斯的中风符合正人君子的蓝图吗？别理这空洞愚蠢的信。你干吗要让它给唬住了呢？”
“空洞愚蠢的匿名信，”他说，“有谁给我写过匿名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给人家写匿名信？”
“也许是法国玩意儿，”我说，“巴尔扎克笔下不是多的是吗？还有司汤达？《红与黑》里不就有的是匿名信吗？”
“我不记得有。”
“瞧，反正你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用残忍加以诠释，而德芬妮·鲁斯的则应当永远奉为善举。神话里不就充斥着巨人、魔鬼、蟒蛇吗？把你界定为魔鬼，她自然成了英雄。她这是在刺杀魔鬼，对你吞噬弱者的行为进行复仇。她正在把整件事提升到神话的高度。”
从他宽容的微笑中，我看出即使开玩笑地对匿名指控胡诌一个类似早于荷马的神话阐释也无济于事。“编造神话，”他对我说，“解释不了她的思路。她没有编造神话的想象力，她只会编农民如何诉苦的故事。凶眼。施巫术。我给福妮雅布了魔障了。她的专长是编造尽是女巫和男巫的民间传说。”
我们谈得津津有味，我意识到在我努力强调他应以快乐为首要因素来化解他的冲天怒气时，我使得他对我的感情加深了，而且也对他暴露了自己的感情。我过分热情了，我知道。我对自己如此热切地去讨好别人感到惊讶，觉得未免话讲得太多了，解释得太多了，介入得太深了，兴奋得过了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发现街那边新认识的男孩原来跟你非常贴心时，你会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追求友谊的冲动，你的举止会超乎常态，你会情不自禁地变得热情奔放。但自从科尔曼在艾丽斯死后敲我的门，建议我为他写幽灵的那天起，我实际上已经不假思索、未经盘算、认真地把他当做了朋友。我对他身陷囹圄的境况给予关注，并非进行思维练习。对他的困难我很在意，而我可是下了决心在我的有生之年除了工作的日常需要绝不多管闲事，除了本职工作，绝不牵扯到任何别的事务中去，绝不到工作以外的任何地方猎奇——我连自身都难保，要我关怀他人无从谈起。
意识到这些我有些失望。维持离群索居的状态，杜绝干扰，自觉远离一切的功名利禄、社会幻影、文化毒品、男欢女爱，恰似虔敬的教徒将自己深藏于洞穴、地窖或密林的茅屋中所过的那种严苛的遁世隐居的生活，要求具备一种比我更为食古不化的材料。我只独自待了五年的光景——五年在马达马斯卡山上几英里的一座惬意的两开间木屋里独自阅读和写作，小屋背后有个小池塘，而前面，穿过一条土路，则是一片方圆十英亩的沼泽。每到黄昏，定期迁徙的加拿大大雁便飞来过夜，还有一只耐心的蓝色苍鹭孑然一身，整个夏日待在这儿捉鱼。能以最小的痛苦居住在闹市中心，其秘诀是将尽可能多的人与五光十色的幻影串在一起；而孤身一人隐居在这儿，远离一切令人烦恼的牵扯、诱惑、企望，特别是远离自身强烈的情绪，其诀窍乃在于赋予静默以想象，将圆圆的山顶设想为国会山，将静默设想为成倍增长的财富。笼罩一切的静默好比你首选的利益源泉，你唯一的密友。诀窍便是从（又是霍桑）“一个孤独的大脑与它自己的交流”中寻得养分。秘诀在于从诸如霍桑那样的人身上觅得养分，从才华横溢的已逝者身上觅得养分。
无视这种选择必然带来的困难需要时间和苍鹭般的耐心去克服对于所消失的一切的渴望，但五年以后我已能够非常娴熟地分割我所过的每一天，以致我拥抱的这种平静的日子竟然没有一个小时不在我眼里显得意味深长——它的日常必须，甚至它的激动。我不再沉湎于另有所图的妄想中，我认为我最不能重新忍受的便是和另外一个人朝夕相伴。我晚饭后所放的音乐不是对静默的舒缓，而是它的实证：每晚听一两小时的音乐并没有剥夺我的静默，音乐是静默的化身。夏日每天我一早起来花三十分钟在池塘里游泳，而在其他季节，早起写作以后，只要积雪不深，仍可步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沿着山间小道行走两三小时。使我丧失了前列腺的癌症没再复发，六十五岁，健康，状态良好，工作努力——我知道得分。我必须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