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这样向他解释她是谁，从什么地方来，以及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的。可是在他那方面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以后吧，他对自己说。以后——等到他能做出解释的时候，等到他能要求她理解为什么他拒绝让自己的前程被种族这个专制的牌号加以不公正限制的时候。如果她平心静气地听他把话讲完，他有把握可以让她明白为什么他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也不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在这个黑奴解放宣言发表八十多年后的社会里，偏执狂们碰巧发挥的作用过于巨大而不适合他的胃口。他会让她明白他决定冒充白人并没有错，任何具备他的相貌、性情和肤色的人都会自然地做出这个选择。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他不想以自己的选择侮辱任何人，也不是在企图模仿他心目中的哪一位优等人物，或对他的或她的种族提出某种抗议。他知道，在循规蹈矩的人眼中，世上的一切都早有安排，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认为他做得对。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正确的界限向来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决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敌视他的世界以愚昧和充满仇恨的意图主宰，必须由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为什么要以任何别的条件接受生活呢？
他将这么对她说，她会不会觉得全都是一派胡言，就像为推销伪劣产品大肆自吹自擂似的？除非她先见到他的家人，猛然面对事实：他和他们一样都是黑人，他们不是她想象的那种黑人，他也不是。说那些话或任何别的话都只会让她觉得又是一种欺瞒。直到她坐下来和欧内斯廷、瓦特，以及他母亲一起吃饭，听他们每个人在一天的时间里轮流交换令人大可放心的套语之前，他对她所做的任何解释都会显得是自我标榜、自我美化、自我表白的弥天大谎，文过饰非的夸夸其谈，那种虚假不仅在她的眼里，就是在他自己的眼里都是耻辱。不，他不可以说那些鬼话。有失身份。如果他要一辈子跟这姑娘在一起，他现在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卖弄辞藻，花言巧语的哄骗，像克莱伦斯·西尔克所做的那样。
在斯蒂娜拜访他家人的前一个星期里，虽然他没有关照任何人，自己却以赛前聚精会神做思想准备的方式准备停当。当他们在那个星期天在布里克教堂站走下火车时，他甚至默念起他总是在比赛铃响之前几秒钟里神秘地念叨的咒语：“任务，只有任务。和任务结为一体。别的不让进来。”唯有那样做了以后，他随着铃声从角落里冲出来——或者在这里，走上通往大门的台阶——他才加上普通大兵的战斗号令：“动手干。”
西尔克一家自1925年科尔曼出生前就住在他们独门独户的房子里。当他们刚来的时候，街上其他的住户都是白人，卖给他们这幢小小的木板房的夫妇由于对邻居恨得咬牙切齿，才决心把房子出售给有色人种以此表示对邻居的蔑视。但私房住户没有任何人因为他们家搬了进来而逃跑的，即使西尔克夫妇从不跟邻居交往，住在通向圣公会教堂和教区长住宅的那段街上的每个人都对他们和和气气的。虽然教区长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靠在圣坛上，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看到有不少属于英国国教的巴加人和巴巴多斯人在场——其中许多是东奥兰治有钱白人家的佣工，他们是岛民，知道自己的身份，坐在后排，以为已被接受——在开始他第一个礼拜天的布道前，他说：“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些有色人种家庭。我们得对这件事采取措施。”可是邻居们依然和和气气的。请示过纽约神学院后，教区长违背教会基本法规，在有色人种家里开设有色人种的礼拜仪式和周日学校。后来，中学的游泳池也关掉了，白人孩子从此不必和有色人种孩子一起游泳了。这个大泳池多年来用于上游泳课和训练游泳队，是体育教程的一部分，但既然雇用黑人孩子父母（当女佣、马夫、车夫、园丁和场地工）的白人孩子父母提出异议，游泳池的水只得被抽干，用东西盖了起来。
泽西这个四平方英里、人口不满七万的巴掌大的居民区小镇，在科尔曼青年时代和全美国一样，存在着种种被教会神圣化，被学校合理化的严格的阶级和种族的区别。但在西尔克家所在的安静的绿树夹道的小街上，普通人不必对上帝和政府亦步亦趋，倒是愿意维持社区人性化，以免游泳池和别的一切遭受不纯洁思想的污染，因此邻里基本上对特别体面、浅色皮肤的西尔克一家——黑人，没错，但用一个科尔曼幼儿园小伙伴通情达理的母亲的话来说：“他们的肤色非常讨人喜欢，像掺鸡蛋的酒”——相当友好，甚至上他们家来借工具，或借梯子或当车子发动不起来的时候主动过来帮忙查找原因。可是街拐角的大公寓里直到战前还住的全是白人。后来，在1945年后期，当有色人种——主要是专业人士，教师、内科医生、牙医的家庭——入住街道奥兰治一端时，每天都有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停在公寓外面，仅在几个月里半数白人家庭就不见了踪影。但事态很快平息下来，虽然公寓主人开始租房给有色人种，以维持开销，留在附近的白人一直等到有了并非恐黑症的理由才离开。
动手干。他拉响门铃，推开大门，大声叫道：“我们来了。”
瓦特那天不能从阿斯伯里园赶来，从厨房走进门厅的是他母亲和欧内斯廷。瞧，这是他女朋友，上他们家来了。她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想象。但科尔曼母亲没有问。自从他单方面决定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后，她就几乎没敢问过他任何问题，唯恐听到让她害怕的事。现在她离开了医院——在那里，她最后不靠芬斯特曼博士的帮助当上了纽瓦克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有意于让瓦特照顾她的生活和接管全家的事务。不，她没问过有关这女孩的任何问题，有礼貌地谢绝了解，同时鼓励欧内斯廷不要过问。科尔曼反过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于是就这样，肤色白到极致，而且手中提着与浅口皮鞋相配的蓝色小包，穿着棉印花布翻领连衣裙，戴着小小的白手套和无边帽，与任何活着并且年轻的1950年的女孩一样干净利落、中规中矩的斯蒂娜·帕森出现了，冰岛和丹麦的美国后裔，其血缘可追溯到克努特王或更加遥远的时代。
他做到了，按他自己的方式完成的，谁也没有退缩。谈到物种的适应力，没人张口结舌，没人沉默寡言，也没人胡乱跑题。平庸的话题，不错，老一套，的确——太多的空泛言词、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斯蒂娜没有白白地在奥特泰尔河边长大：尽管都是陈词滥调，可她懂得怎么说得好听。即使科尔曼在介绍三位女士相互认识前就蒙上她们的眼睛，而且一整天都让她们蒙着眼交谈，她们的谈话也不会比此刻微笑地直视对方眼睛所说的话更有内涵，其用意也不会超出标准的范围：即，我不会说任何可能得罪你的话，倘若你不说任何得罪我的话。不顾一切代价地遵守体面的规范——在这方面帕森家和西尔克家不分彼此。
说来奇怪，把三位统统都弄糊涂的是关于斯蒂娜的身高问题。对，她五英尺十一，几乎比科尔曼高出整整三英寸，比他妹妹或母亲高六英寸。但科尔曼父亲是六英尺一，而瓦特比父亲高一英寸半，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说高大本身并不新鲜，即使对于斯蒂娜和科尔曼来说女方碰巧比男方高。然而斯蒂娜的三英寸——大约相当于从她的发际到眉毛的距离——却引发出关于身体畸形的具有颠覆性的、几乎酿成一场灾难的对话，直到十五分钟后科尔曼嗅出一丝辛辣味，女士们——三个同时——冲进厨房去抢救快要着火的饼干。
在那以后，从午餐开始到结束，直到年轻的一对动身回纽约，再没有出现过丝毫的纰漏。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个体面家庭所梦想的圆满快乐的礼拜天，正因为如此，必然与生活本身形成强烈的反差，即使家里最年轻的成员都已亲身体验到生活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一时一刻都不甘心受到整肃，更不用说当它被逼而显露出预见之中的本质时。
斯蒂娜是在载着她和科尔曼的列车黄昏时分回到纽约，驶入宾夕法尼亚站时才放声大哭的。
据他所知，从泽西出来的一路上她都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熟睡着——实际上他们在布里奇教堂站一上车她就开始睡觉，以消除下午她出色的努力所造成的极度疲劳。
“斯蒂娜——出什么事了？”
“我做不到！”她大叫一声，接着，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大口喘着气，痛哭流涕，死命抓着手袋捂住胸口——连睡着的时候他一直替她拿在怀里的帽子都忘记了——独自一人冲下火车，飞奔而去，似乎后面有人追杀，自此便杳无音信，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约他相见。
四年以后，1954年，他们突然在中央大车站外几乎撞了个满怀。两人同时停下脚步，拉起对方的手，谈话的长度足以重新召回他们分别是二十二岁和十八岁时相互在对方身上唤起的神奇感，然后各奔东西，都沮丧地明白诸如这次邂逅般精妙的奇迹以后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他当时已经结婚，快要做父亲了，在亚特尔斐当古典文学讲师，进城来办事的；而她在街那头雷辛顿大道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仍然单身，仍然漂亮，但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衣着相当时髦的纽约人，显然跟现在的她到东奥兰治去，结局肯定会大不相同——倘若访问顺延至今的话。
那是个已经被终止的路，现实已明确投了反对票的结局——他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在盘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她也根本没有忘记他，在他转身离开时，懂得了过去除了阅读古希腊悲剧外从不费心理解的东西：生活如何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偶然地就成了定局……可是在另一方面，当事情看来万无一失时，命运却又显得多么难以捉摸。也就是说他从她身边走开时，什么也没有理解，知道什么也理解不了，虽然他幻想自己可以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理解他固执地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要是这种事情是能够理解的。
她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寄到学院转交给他的迷人信件写在两张纸上，谈到他们第一次在他萨利文街的房间约会时他令人惊讶的“猛扑”技巧——“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一把抓住”。信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科尔曼，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末尾那有气无力，飘忽不定的旋律由七个短句和一个充满渴望的结语构成，他反复阅读之后，认为这几句话表达了她对自己的损失感到遗憾的程度，也是一种承认自己悔之莫及的暗示，痛楚地向他发出了一个隐晦曲折的致歉的信号：“好了，就这些。我甚至都不应该打扰你。我答应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他一直没有把信扔掉，当他在文件堆里碰到它时，不论正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看一遍。他都有五六年把它给忘了。他思索着那天在马路上轻吻斯蒂娜的面颊，跟她道永别以后的念头：如果她嫁给他——如他所愿——她会知道一切，那么，随之而生发的关系到他家人、她家人、他们自己儿女的一切，都会跟他和艾丽斯结婚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生在他母亲和瓦特身上的事也会很容易地就避免了。斯蒂娜当时如果说“没关系”，他就会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我做不到。这句话包含着智慧——相对于一个年轻女孩而言的大智慧，绝非那种二十岁女孩普遍拥有的智慧。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爱上了她，正因为她这种坚实的智慧——为自己着想的常识。如果她没有……如果她没有，她不可能成为斯蒂娜，而他也不可能要她做妻子。
他反复思索着这些无用的念头——对像他这样并无巨大才华的人无用的念头，如果对索福克勒斯另当别论的话。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定局是多么的偶然……或者说，当它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却显出多么偶然的一派假象。
在她第一次向科尔曼描述她本人及其出身时，艾丽斯·吉特尔曼已具有任性、聪明、暗中叛逆的个性——从小学二年级起就秘密策划如何逃离令她窒息的环境——一个整日轰鸣着对每种形式的社会压迫（那特别是拉比的权威及其弥天大谎）的仇恨的帕萨克家庭。她那说依地语的父亲，如她所刻画，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致没有让艾丽斯的两个哥哥施行割礼。同时，她父母自己也不屑去领取结婚证，并拒绝向世俗婚礼俯首称臣。他们自认为是夫妻，自我标榜为美国人，甚至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两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无神论者在看到一位拉比路过时，会立刻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但他们却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称呼自己就怎么称呼，并不要向一切天然及善良东西的敌人的伪君子——如他父亲轻蔑描述的官方以及非法执掌大权的家伙们——征求许可。位于默特尔道，他们拥有一爿家庭糖果铺，一间拥挤不堪的店面，那么小。她说：“你别想把我们五个人并排放进去。”在汽水箱上头，在那面布满裂纹、污渍斑斑的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萨科，另一幅是凡塞逖，都是从报纸的插图页上撕下来的照片。每年8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1927年以谋杀罪名——艾丽斯及其兄长被告知纯属捏造——处决这两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年纪念日，生意都要暂时停下，全家人退避进楼上那间狭小、幽暗的公寓房间，其疯狂的混乱与楼下的店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绝食一天。这是艾丽斯父亲，做出教长的模样，以凭空杜撰的仪式，古怪地模仿犹太人的赎罪日。她父亲对他所谓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深深植根于他心里的不过是绝望的愚昧、无从剥夺他人财产的痛苦、一筹莫展的革命者的仇恨。每句话都是咬牙切齿地吐出来的，每句话无不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名字，但对他们的著作却一无所知。他在公寓房间里无时不刻不把依地语周刊《劳工自由之声》拿在手里，每夜他却很少不是没看上几个字就呼呼入睡的。她父母，她向科尔曼解释——一切都是当他在华盛顿广场邀上她以后，坐在布里克街咖啡馆里戏剧性地，异常戏剧性地发生的——她父母其实是头脑简单的人，被一个他们连说都说不清楚，更无法进行理性辩护的幻想所控制，可是为了这个幻想他们可以狂热地牺牲朋友、亲戚、生意、邻居的善意，乃至他们自身的神志，即使他们孩子的神志也在所不惜。他们只知道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是什么，而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艾丽斯眼里，却是身边的一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它不断变动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利与害的潜网、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无休无止的吞并降服、派系的纵横捭阖、狡诈的道德术语、习以为常的仁厚独裁、变幻不定的稳定的幻觉——社会之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始终如此、必须如此的一切，对他们而言，居然跟康涅狄格的扬基人眼中的亚瑟王朝一样陌生。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因为他们被最为牢固的纽带与另外某个时代或地域相连，尔后又被逼迫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落户的缘故：他们更像是直接从摇篮踏入成年时期的人，没有接受过有关人类兽性如何发作与控制的中介教育。艾丽斯从她还是个娃娃起就不明白，她究竟是在由疯子还是由幻想家所抚养，她必须分享的激烈仇恨究竟是出自对可怕真相的揭露，还是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笑话，神经错乱的表现。
整个下午她对科尔曼讲述着如同民间传奇般有趣的故事，致使在帕萨克糖果铺楼上活下来并长大成为诸如莫里斯和艾瑟尔·吉特尔曼那样生动愚昧人物的姑娘似乎是引自俄罗斯滑稽小报，并非俄罗斯文学中的恐怖冒险，吉特尔曼夫妇仿佛就是题目叫做《克拉玛佐夫孩子》的星期日滑稽连环画里那个神志不清的邻居。对一个刚从河对岸的泽西逃出来的——他在村里的熟人，有谁不是逃出来的，有的还是从遥远的阿马里洛逃来的呢——刚满十九岁的女孩来说，故事讲得算是出神入化、令人叫绝的了。一个除了自由，别的念头一概全无，第八条街舞台上的又一名身无分文的异乡人，一个舞台效果极强、浓眉大眼、活力充沛、肤色黝黑的姑娘，感情上充满原动力，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浑身性感”，在远离闹市的艺术学生联合会半工半读，靠给写生班当模特赚取奖学金，其作派是不加隐瞒的直露，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的胆量似乎并不亚于肚皮舞者。她一头头发颇具特色，由迷宫般错综复杂、起伏不定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发卷所构成，毛茸茸的，犹如攀援植物。她童年的全部烦恼似乎都转换成了她这一头相互纠缠、扭曲、密匝匝的头发。她不可逆转的头发。你可以倒上一罐又一罐发油，却绝对无法改变它的建构，仿佛是从黑黢黢的大洋深处采集上来的、某种构成礁石的有机物，一种浓稠的珊瑚和海藻的混合物，说不定还富含药用元素呢。
整整三小时她以她的喜剧、她的愤怒、她的头发，以她生产激情的天赋，以一种疯狂的、未经训练的少年的智力，以及演员点燃自身、对自己的每句夸张言词信以为真的能力让科尔曼着迷，使科尔曼——绝无仅有的自我配置者，其配方的专利除了他自己，天下没有第二人掌握——感到相形见绌，活像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傻瓜。
但当他那晚把她带到萨利文街时，一切都变了样。原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一旦穿过她的头发，便发现她所有的一切都是糊状物。
她恰恰与瞄准生活的箭头，即二十岁的科尔曼相反——同样是自我解放的斗士，然而却是一个找不到北的，晕头转向的版本，无政府主义的版本。
如果她得知他是在一个黑人家庭出生长大的，并且几乎一辈子都承认自己黑人的身份，她连五分钟的脑子都不会伤的。倘若他要她为他保密，她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容忍出格的人与事绝非艾丽斯·吉特尔曼所不能承受的负担——出格的人与事对她来说反而最符合法理。同时当两个人而不是一个？有两种肤色而不是一种？隐瞒身份，或以伪装面貌走在大街上，既非此，又非彼，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三重、四重人格？在她看来这类离奇古怪的事情丝毫也不可怕。艾丽斯开通的观点甚至都不属于那种自由主义分子或鼓吹自由至上人士引以为荣的道德品质，更像是狂人的特征，褊狭的疯狂。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期待、对意义的假设、对权威的信任、对连贯性和秩序的认可，比生活中任何别的东西更让她感到荒诞不经，莫名其妙。如果生存固有的东西叫做正常，那么世事怎么会那样发展，历史书怎么会那样写？
然而，他告诉艾丽斯他是犹太人，西尔克是埃利斯岛对西尔伯茨威格的简化，由一名慈悲心大发的海关官员强加给他父亲的。他甚至有圣经记载的割礼标志，当时在他东奥兰治的黑人朋友中实属罕见。他母亲由于在一个犹太医生占绝大多数的医院里工作，对刚萌发的割礼重要的卫生意义也深信不疑，因此西尔克夫妇安排了这个传统上只在犹太人中流行的仪式——日后，被越来越多的非犹太教父母选择为孩子出生后的外科手术——由一名医生在他们出生两周后的男婴身上施行。
科尔曼现在已有好几年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了——或允许别人这么以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自从他意识到在纽约大学就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他认识的许多人一直以为他是犹太人。他在海军里学到的技法是你只要对自己的身世坚持一种过得去而且始终如一的说法，别人是不会多问的，因为没有人会有那种兴趣。他的纽约大学和格林尼治村里的熟人会很容易地猜想——就跟他在军队里的战友一样——他有中东人血统，但当时正是犹太人的自我陶醉在华盛顿广场知识分子先锋派中达到战后巅峰的时期，当鞭策他们犹太人精神勇气的自我夸张开始显得失控，一种文化重要性的气息不仅从《评论》、《中流》、《党派观点》，而且从他们的玩笑、他们的家庭轶事、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扮丑、他们的讥诮、他们的辩论中渗透出来的时候，他难道会拒绝追赶潮流吗？特别是他在中学时代协助奇斯纳医生当过艾塞斯县犹太孩子的拳击教练，倘若声称自己是个新泽西犹太男孩比假装成有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血统的美国水手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披上人造的声望，以一个敢想敢为、自我解析、蔑视礼教的美国犹太人身份，尽情嘲弄边缘曼哈顿生存方式，原来并不那么富有刺激性，比不上他花上几年时间苦思冥想设计出来的伪装——要是他那么做的话。然而，足以令人欣慰的是，它还是相当耸人听闻的——当他回想起芬斯特曼博士提出给他家提供三千美元，要科尔曼假装在毕业考时马失前蹄，致使才华横溢的伯特成为班级致告别辞代表一事时，不禁感到那也是件耸人听闻的滑稽事，一件惊世骇俗的特大笑话。这个世界有着多么巨大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才使他变成这么一个人。多么崇高的世俗恶作剧！倘若曾经有过某种完美的创造物——难道那不始终是他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发的雄心壮志吗——便是他魔幻般变成的他父亲的芬斯特曼儿子。
他不再游戏人生。有了艾丽斯——思维紊乱、未经驯化、与斯蒂娜截然不同、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艾丽斯——作为他重新起步的载体，他最终步入正途。他不再试一个，扔一个，不再无休无止地练习做热身。就是这一个了，这就是答案，他秘密的秘密，其中掺和了一丁点笑料——救赎性的、保险性的笑料，生活对每个人决断的些微奉献。
作为迄今尚无人知晓的最无共通之处的美国自有史以来便遭人嫌弃的两样东西的混合物，他现在终成正果。
不过，其间还有过一个小插曲。在斯蒂娜之后，艾丽斯之前，有个小插曲，名叫埃莉·玛吉，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有色人种姑娘，黄褐色皮肤，鼻梁和面颊上散落着零零星星的浅色雀斑，外貌尚未越过少女和女人的分界线，在第六街的村门店打工，兴奋地出售书架部件和门——带腿的书桌门和带腿的床门。饱经沧桑的老犹太店主说，雇用埃莉使他的生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原来这儿什么都卖不动，”他告诉科尔曼。“勉强糊口。但现在村里每个小伙子都要给书桌配扇门。大家都进来，他们要见的不是我——他们指名要见埃莉。他们打电话来，要找埃莉说话。那小姑娘改变了一切。”此言不虚，没有人能阻挡得了她的魅力，包括科尔曼，他先是被她蹬在高跟鞋上面的两条腿所吸引，然后被她一派的自然而然的风格所折服。今天跟被她吸引的纽约大学白人男生外出，明天跟看上她的纽约大学黑人男生约会——一个晶莹闪亮的二十三岁孩子，尚未受到任何伤害，从她在那儿长大的扬克斯搬来格林尼治村，过着正如广告上所宣称的不落俗套的村生活，只是“不”字写得小些而已。她是一大发现，于是科尔曼也走进去买了张不需要的书桌，当晚就带她出去喝一杯。在斯蒂娜之后，在他经受了丧失心上人的痛楚之后，他重新快乐起来，重新活过来了，而一切都起自于他们开始在店里调情的那一刻。当时她是不是以为他是个白人男生？他不知道。有意思。后来那天晚上她咯咯笑起来，滑稽地斜着眼看他，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她一眼认出了什么，径直朝前走去，并脱口这么问。但此时他没有像误读斯蒂娜的诗时那样大汗淋漓。“我是什么人？你爱当我是什么人就当我是什么人玩好了。”科尔曼说。“你就是这么玩的？”她问。“当然这就是我的玩法。”他说。“那么白人女生以为你是白人？”“我不管她们怎么想，”他说，“随她们自己想。”“也随我自己想？”埃莉问。“同等待遇。”科尔曼说。这是他们玩的小游戏，成为他们的兴奋点，在模棱两可上做文章。他并没有和任何人亲密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但他学校里的熟人以为他正和一个有色人种姑娘约会，而她的朋友以为她正和一个白人男生交往。被别人当做重要人物刮目相看的滋味真是太好了，他们所到之处人家经常以这种目光看他们，那是1951年。朋友们问科尔曼：“她什么样？”“热辣辣的。”他说，把这个字眼拖得长长的同时，还用手作上下扭动的状态，就像当年东奥兰治的意大利人。在这一切之中有着日复一日、分分秒秒的奇妙感，他的生活中多了一丝电影明星的光耀：只要他和埃莉一起外出，他便进入特写镜头。第八条街上没有人了解实情，可他满心喜欢。她有两条美腿。她老笑个不停。她是个毫不矫揉造作的女人，从容随和又天真烂漫，他的心都醉了。有点像斯蒂娜，但她不是白人，结果他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去拜会他的家人，也没有去拜会她的。他们干吗要去呢？他们住在村里。带她去奥兰治的念头，他压根没想过。也许因为他不想听到那一声欣慰的叹息，被告知，即便是无言的，他这次做对了。他想起把斯蒂娜带回家的动机。不欺骗任何人？结果怎样？不，不要家人插手——无论如何至少现在不要。与此同时，他和她在一起时是那样地心情舒畅，以致一天夜里真相滔滔不绝地冒了出来。甚至连他当拳击手的事也没有漏掉，他对斯蒂娜绝对说不出口的，告诉埃莉却不费吹灰之力。她没有表示异议，更使得他对她的评价提高了一分。她不落俗套，却通情达理。他与之交往的是个完全没有小心眼的人。了不起的姑娘什么都想听。于是他侃侃而谈，无拘无束的时候，他的谈锋非同一般，埃莉听迷了。他告诉她当海军的经历，他告诉她他的家庭情况，原来和她的家庭大同小异，只是她在哈莱姆开药房、当药剂师的父亲还健在，虽然不赞成她搬进村，但所幸的是他忍不住一如既往地爱她。科尔曼说给她听霍华德的事，告诉她他怎样无法忍受那个地方。关于霍华德他们谈了很多，因为那也是她父母想要她去的地方。自始至终无论他们谈到什么话题，他都发现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让她忍俊不禁。“我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多有色人种，即使家人在南泽西大团圆时也没有。霍华德大学在我看来是个挤满了黑人的小地方，各种派别的，各种类型的，但我就是不要像那个样子跟他们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和我能扯上什么关系。那儿的一切都高度地集中，就连我曾经拥有的任何自尊都被削减了。”“像一瓶太甜的苏打水。”埃莉说。“嗯，”他告诉她，“倒不是放进了太多的什么，而是别的一切都被抽掉了。”和埃莉开诚布公地交谈使科尔曼浑身舒畅，如释重负。不错，他不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坏蛋。对，她是个斗士，这位。她获得独立的超脱，她成为一名村姑的转化，她处理和家人关系的手法——她似乎是以一种你应当能够做到的样子成长起来的。
一天晚上她把他带到一间小布里克街珠宝店，店主是个白人小伙子，能用珐琅做出美丽的饰品。只是逛逛街，看看橱窗而已，但在他们离开时，她告诉科尔曼那小伙子是黑人。“你搞错了，”科尔曼对她说，“他不可能是。”“别说我错了，”她笑起来，“你才是瞎子呢。”另一个晚上，将近午夜时，她带他到哈得逊街一家酒吧去，画家们常聚在那儿喝酒。“看见那人没有？那个奶油小生？”她轻轻地说，脑袋倾向一个漂亮的白人男生，二十五六岁，正在向吧台上所有的姑娘大献殷勤。“他。”她说。“不可能。”科尔曼说，现在轮到他笑了。“你在格林尼治村，科尔曼·西尔克，美国最自由的四平方英里。每隔一个街区就有一个。你虚荣心那么强，以为都是你自己梦想出来的。”如果她知道有三个——她的确知道——那么就会有十个，只多不少。“他们从全国各个角落，”她说，“直接来到第八条街。就像你从东奥兰治来一样。”“可是，”他说，“我根本看不出来。”这让他们笑啊，笑啊，笑啊，笑个没完，因为他无药可治，看不出别人身上的印记，又因为埃莉是他的向导，把他们一一指出来。
开始时，他尽情享受着他问题的解决。丢掉秘密，他捡回了小男生的感觉。那个有这个秘密之前曾经的小男生。重又像个顽童似的。他从她的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中获得返回天然自我的乐趣和从容。倘若你打算当个骑士和英雄，你得全副武装，而现在他得到的却是解除武装的快乐。“你是个幸运儿。”埃莉的老板对他说，“幸运儿。”他重复一遍，真心诚意的。有了埃莉，秘密不再起作用。不仅因为他什么话都能对她说，他正这么做着，而且因为如果或一旦他想回家，他可以马上拔腿就走。他能面对他哥哥，否则，他明白，他永远也不能。他母亲和他也能重归于好，恢复往日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半路来了艾丽斯，一切就了结了。和埃莉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一直都很开心，可是少了某个方面。整个事情缺乏雄心壮志——不能满足他一辈子都受其驱使的自我意识。正好艾丽斯来了，于是他又回到竞技场。他父亲曾对他说：“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此刻他咆哮着冲出他的角落——他重新捡回他的秘密。还有重新拥有秘密的天赋，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另有不下一打的像他这样的家伙在村里流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也就是说，他们即使有，也都是小里小气的：他们总在撒谎。他们不像科尔曼那样，以堂堂正正又煞费苦心的方式保守着秘密。他已拥有秘密的丹方，如同会流利地说另一种语言——仿佛处在一个不断产生新鲜感的境地。他已在失去它的境况下生活过了，很不错的，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没有令人反感的回忆。很开心。天真的乐趣。但其他的一切都有缺憾。诚然，他捡回了童真。不错，是埃莉还给他的。但童真何用之有？艾丽斯给得更多。她将一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艾丽斯使他得以重返他一心向往的那种规模宏大的生活。
他们相遇两年以后决定结婚，这是为了他领取的这份执照、他测试过的这个自由、他胆敢做出的这项决定。他是否真能以更为狡诈或聪敏的手段成就一个可上演的自我，大到足以包容他的雄心，强到足以应付整个世界？这是在他被迫支付第一笔庞大经费的时候。
科尔曼到东奥兰治去见他的母亲。西尔克太太并不知道艾丽斯·吉特尔曼的存在，不过当他告诉她他打算结婚，而且姑娘是个白人时，她一点都不惊讶。甚至当他告诉她姑娘不知道他是有色人种时，她也处之泰然。如果有人感到吃惊的话，反倒是科尔曼。在公布自己的意图之后，他突然怀疑这项决定，他一生最壮观的举措，是否建立在一个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不严肃的东西上：艾丽斯的头发，那些宛如灌木丛似的纠缠盘绕，远比科尔曼的头发更像黑人的头发——比他的更像欧内斯廷的头发。当欧内斯廷还是个小女孩时，经常问那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妈妈那样的飘飘头发？”——意思是，为什么她的头发不会在微风里飘扬，不仅不像她母亲的，而且和家庭母系亲属中所有女人的头发都不相同。
面对母亲的极度痛苦，科尔曼心头掠过一丝离奇古怪的恐惧：自己想从艾丽斯身上得到的莫非就是她的相貌以及对他们孩子的发质所能提供的解释。
但诸如这样一个直撅撅、明晃晃的功利主义的动机又怎么会直到现在才引起他的注意呢？因为是无稽之谈？眼见母亲遭受如此的折磨——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却咬着牙，如同科尔曼一贯的作风，决定将手头的事进行到底——他怎么能够对这令人愕然的念头无动于衷？即使他端坐在他母亲的对面，摆出一副从容镇定的派头，心里却明明白白地感到他出自世界上最愚蠢的理由选择了一个老婆，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心灵最空虚的男人。
“那她相信你父母双亡，科尔曼。是你对她这么说的。”
“对。”
“你没有哥哥，你没有妹妹。没有欧内斯廷。没有瓦特。”
他点点头。
“还有什么？你还告诉了她什么？”
“你认为我还会告诉她什么？”
“任何适合你口味的事。”这是她一下午所能说的最刺耳的话了。要她对他生气，她过去做不到，以后也永远难。只要见到他，从他出世的那一刻起，便唤起她无法抵御的感情，和他的身价毫不相干。“我永远也别想认识我的孙儿们了。”她说。
他有备而来。要紧的是忘掉艾丽斯的头发，让她讲下去，让她一鼓作气讲下去，从她自己柔和的语流中创造出他的辩解词。
“你永远不会让他们见到我，”她说，“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妈，’你会关照我，‘妈，你到纽约火车站，坐在候车室的那条板凳上，上午十一点二十五，我会带着穿戴整齐的孩子走过你面前。’那将是五年后我的生日礼物。‘坐在那儿，妈，别做声，我会慢慢走过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会等在那儿的。火车站。动物园。中央公园。不论你怎么说，我当然就怎么做。你告诉我唯一能让我抚摸我孙子的办法是，你雇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护孩子，照看他们睡觉，我会照办。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给你打扫房子，我也会照办。我肯定会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别无选择。”
“没有吗？”
“有选择？是吗？我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曼？”
“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几乎是以嘲弄的态度，她假装考虑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对你如此绝情。是的，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认为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对我自己如此绝情的力量？”
这不是他回忆童年的时刻。这不是他赞赏她的洞察力或她的讥讽或她的勇气的时刻。这不是允许自己被这几乎是病理现象的母爱所淹没的时刻。这不是他听得见她没有说出来然而却比说出来的更有力的语句的时刻。这不是思考他有备而来之外的念头的时刻。当然这不是诉诸解释，开始精明地合计优缺点，假装这只不过是个符合逻辑的决定的时刻。他给她造成的蹂躏，没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出口。此刻应当强调他上这儿来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与他脱离母子关系对她而言是一个拒绝接受的选择，那么接受打击便是她所能做的一切。安详地讲话，少说为妙，忘记艾丽斯的头发，同时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让她继续使用语言将他所做的最残忍的事情的残忍性吸收进她的身心。
他正在谋杀她。你无须谋杀你父亲。世界将为你动手。有的是各种势力要逮住你父亲。世界会关照他的，正如它关照西尔克先生那样。需要谋杀的是母亲，他正眼见自己对她下手，儿子是被爱过的，就像他被这位女人深爱过一样。代表他令人振奋的自由理想杀死她！没有她，一切要容易得多。但只有通过这个考验，他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义无反顾地和他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刀两断，自由自在地为自由——如同任何个人所企求获得的自由——而斗争。为了以自己的条件从生活中得到这另一个命运，他必须做无可回避的事。难道大多数人不都想要迈出老天派给他们的倒霉命运吗？但他们做不到，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是他们的缘故，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原因。挥拳出击，砸烂一切，永远锁上门。你不能对一个无条件爱你、使你幸福快乐的非常好的母亲下此毒手，你不能将这痛苦强加于她，然后还以为能够回到从前。太可怕，你所能做的只有一辈子承受着它。你一旦做了一件像这样的事，你所施加的暴行就永远无法消解——这正是科尔曼想要的。正如在西点那家伙倒下去的那一刹那，只有裁判才能够使他逃过科尔曼心里想对他做的事。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他正体验着作为一名斗士的威力。因为，将真实的、不可宽恕的人性意义赋予断绝关系的残忍性，当你的命运横亘在某种巨大的东西面前时，以当时最强烈的现实感和清晰度给予抗击，乃是又一种考验。这就是他的。这个人和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和她亲爱的儿子。如果，为了磨练自己，他动手去做想象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事情，那么眼下的正是，只差没有用刀捅她的心窝。这使他直达问题的要害。这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行动，而他也鲜明地、自觉地感受到它强大的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更好的心理准备，科尔曼。我应当有，”她说，“你几乎从你来到这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发出清晰的警告，你甚至认真地拒绝接受我的乳房。是的，你不情愿。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即使那样做都会延误你的出逃。我们家总有某种东西，我指的不是肤色——我们身上有种东西妨碍了你。你像个奴隶似的思维。你是的，科尔曼·布鲁特斯。你白得像雪，但却像黑奴似的思维。”
这不是称赞她智力的时候，她甚至可以使用最动人的词语体现某种特殊的智慧。他母亲常常能够使听者感觉似乎她了解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这是理性的另一面。这是将雄辩让给他父亲，相比之下似乎父亲说了算。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无路可逃，你一切逃跑的企图只会将你带回你起步的地方。这就是你父亲会对你说的话。在裘力斯·恺撒那儿可以找到佐证。但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人见人爱的，一个漂亮、迷人、聪敏的年轻小伙子，有着你这样的体格、你的决心、你的机智、你所有的美好的天赋。你有着绿色的眼睛，深色的长睫毛。唉，对你来说还会有什么难题呢？我想回家来看我是越来越难了，看看你坐在这儿多么镇定啊，这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行为有道理。我知道有道理，因为你不会追求一个没道理的目标。当然你将失望。当然结果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尽管你如此镇定地面对我坐着。不错，你特殊的目标将是特殊的——但又怎样呢？二十六岁——你要明白还早着呢。但倘若你什么也不做，难道也会有同样的结果？我猜想生活中任何重大的改变都必须对某人说‘我不认识你’。”
她连续不断地说了将近两个小时，一篇回溯到他婴儿时期的自主性的长长的讲话，老练地以描述她不赞成、无望加以反对，并且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来吸纳痛苦。其间，科尔曼竭尽所能不去注意——在那些最普通的东西之中，比如她变稀的头发（她母亲的头发，而不是艾丽斯的头发）、她前倾的头、她水肿的足踝、她鼓起的腹部、她大牙齿夸张的外露——自从三年前的那个星期天当她极尽殷勤之道，帮助斯蒂娜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以来，她已又被向着死亡拖近了多少。在下午过去一半的某个时候，科尔曼似乎觉得她踏上了那巨大变化的边缘：像老年人那样，抵达了转折点，变成一个小得可怜的不成形状的东西。她讲的时间越长，他越相信这种变化正在发生。他努力不去想象将置她于死地的疾病，他们将为她举行的葬礼，在她墓旁将朗读的悼词，以及将为她献上的祝祷。但他也努力不去想象她继续活下去的景象，他离开，她待在这儿，活着，年复一年，她思念他、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更多的岁月消逝，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断绝在她的心里只会越来越牢固。
不论是他母亲的长寿或死亡都不能影响他正在做的事情，她一家人在劳塞德挣扎求生的经历也不能。她出生在劳塞德的一间破板棚里，跟她父母和四个兄弟住在一起，直到她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为止。她父亲的家人自1855年起就住在新泽西的劳塞德，他们是逃跑的奴隶，由贵格会教徒通过“地下铁道”从马里兰带到北方，送到西南泽西的。黑人开始把这地方称做“自由避难所”。当时没有白人住在那儿，现在也只有一小撮，远远地住在两千座城镇中的一个小镇边上，几乎每个居民都是受到哈登费尔德的贵格会教徒保护的逃跑奴隶的后代——市长、火警队长、警察局长、税务员、小学教师、小学生。但作为黑人城镇的劳塞德的独特性并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位于泽西更南面，靠梅角的高德镇的独特性也没有产生影响。她母亲的家人是从那儿来的，她父亲死后她一家便搬到那儿去了。另一个有色人种的聚居地，许多人几乎是白人了，包括她自己的祖母，每个人都跟另一个人有亲缘关系。“很早很早以前。”科尔曼小时候，她常向他解释——尽她所能地将她曾听来的传说简化浓缩——一个奴隶属于一个独立战争士兵，士兵在法印战争中被杀。奴隶照顾士兵的遗孀。他干所有的活，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地料理所需料理的一切。他砍伐拖运木料，收割庄稼，清理地面，搭盖白菜屋，收藏白菜，储存南瓜，把苹果、萝卜、土豆埋起来过冬，把大麦、小麦堆进谷仓，杀猪，腌猪肉，宰牛，腌牛肉，直到有一天寡妇和他结了婚，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娶了高德镇的姑娘，这些姑娘的家庭源自于17世纪最早建立的定居点。由于独立战争，这些人家都是相互通婚，血缘极其混合的。他们中一个又一个，或全部，她说，都跟一个和瑞典人结婚的住在位于印第安菲尔德的大利内浦聚居地的印第安人的后代密切相关——当地瑞典人和芬兰人已经替代了原有的荷兰居民——那印第安人和他的瑞典人妻子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那两个混血兄弟的后代。两兄弟由一条从格林尼治驶往布里奇顿的商船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给为他们出路费的土地所有者当佣工，后来他们自己又给两名荷兰姐妹出路费从荷兰来跟他们结婚；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约翰·芬尼克孙女的后代。约翰·芬尼克，英国男爵的儿子，克伦威尔公国军的骑兵军官，兄弟会成员，在新色萨利亚（位于哈得逊和特拉华之间被英王的弟弟立契转让给两名英国业主）变成新泽西后没多少年去世。芬尼克死于1683年，葬在他购买、建立并统治的私人领地的某处，他的领地从布里奇顿向北延伸到萨勒姆，往南及东延伸到特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