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是为了想要了解和解决人类的侵犯问题，但 后来我发 现我做的成果似乎并不能让我的工作名正言顺继续下去。我反而开始怀疑支持我继续做下去 理由是不是经济报酬、专业声望和旅行的机会等等，并怀疑我们的科学界(由行政和立法部 门所支持)是不是人类侵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提过的唐·柏恩斯，他原先为美国空军用辐射线照射训练过猴子，后来却在想法 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柏恩斯形容乌瑞契的情况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换句话说，这样的 人就像老鼠一样，被制约去按一个按钮便可得到食物，人也被专业报酬制约，而忽视了用动 物做实验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柏恩斯说：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称之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我整 个的生涯 就在用动物求取报酬，把它们当做人类改善或取乐的资源……在我16年的实验室生涯中， 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会，从没有人提起过用动物做实验道不道德，直到我在活体解剖工 作的退潮期把这问题提出来……
遭受制约而变成道德瞎子的还不止是实验人员；研究机构在回答批评的时候有时也说它们雇 来的照顾动物的都是兽医。这样的说法似在保证动物不会遭受虐待，因为一般人都相信兽医 是会照顾动物的，从不会让它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可惜实情并非如此。无疑许多人之选择 兽医这一行是因为他们关心动物，但关心动物的人经过兽医的训练过程，却难以不对动物的 苦痛变得迟钝。那些最在乎动物的人恐怕难以念完兽医系的课程。一个曾经进过兽医系的学 生曾这样写信给一个动物福利机构：
我一生的梦想与志向就是做一个兽医，然而在州立大学的兽医预 科学校我 受到严重的挫折，梦想与志向遂烟消云散。我的教师们是无情的，他们认为先利用动物做实 验 ，然后终止它们的性命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我发现依照我的道德法则，这种事已令我无法接 受 到恶心的程度，跟这些丧心病狂的活体解剖者几次冲突之后，我痛苦决定改变我的志向。
1966年，当立法保护实验用动物的运动在推动之际，美国兽医协会在国会作证说，该协 会虽然赞成立法禁止窃盗宠物以贩卖给实验室，却反对研究机构须有执照并遵行规约，以免 干扰研 究。兽医的基本态度，如“美国兽医协会期刊”的一篇文章所说，“兽医行业的存在理由是 为全体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较低等的动物。”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物 种歧视的精微意涵，就不会再吃惊于原来兽医正是本章所述的种种残暴动物实验的执行者之 一。请回顾一下本章的描述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猿类平衡台实验，包括神经
毒气索门的施用。有关这项实验的那篇报告写道：“动物们的日常照顾是由美国空军太空医 学院兽医科提供。”
全美各处，兽医都在“照顾”那些无必要滥用的动物。难道这就是兽医的职责?(不过，兽医 还有一些新希望：因为新的兽医组织成立了，其目的是在支持那些对人类以外的动物有道德 关怀的学生与兽医)。
当某种动物实验已经变成模式后，它就会自行强化，要想把它打破殊为困难。跟动物实验密 切相关的不仅是论文的出版与职位的升迁，而且包括经济回馈与基金的申请。研究基金管理 人员如果以前支持过动物实验，则用动物做某一新实验就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 如果某个新的实验不用动物，则在他们看来就比较不熟悉，因而比较不那么易于给予支持。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学院以外的人比较不易了解那些受学院赞助的研究者所持的理由。学 者和研究人员原来或许真是立志要解决某些最重要的问题，不想让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他们的 研究。无疑，有一些人到现在还是由这种意志所推动。然而，学院中的研究却也经常陷于鸡 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大题目老早就被人研究又研究了，那些题目不是已经解决就是太难解决 。因此，研究人员便转向少人耕耘的区域，在那里，不论发现什么都是新的——尽管跟主要 问题相去甚远也罢。常见的是，实验者们承认类似的实验已经做过了许多次，只不过尚未做 过这个或那个小的变化；而科学报告最为常见的尾语是：“进一步的研究在所必须。”
当我们看到造成痛苦的动物实验竟似没有任何重要的结果，我们通常会想，一定还有我们了 解之外的用意——科学家们一定有更好的理由去做他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实验。当我描述这 一类的实验，或直接引用研究人员出版的报告时，最常见的反应是迷惑与怀疑。然而，当我 们更深入探讨时，却会发现原先在表面上看来鸡毛蒜皮之事真的是鸡毛蒜皮。实验人员在私 下也常常这般承认。本章开始提过的哈洛，有12年时间主编《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期刊 》，这本期刊几乎比任何刊物报导的痛苦动物实验都多。在他任编辑即将结束之际，在一段 半幽默的告别词中，他回顾了2500篇要求发表的论文，说道：“大部分实验是不值得做 的，而其所得资料不值得刊登。”
我们无需为此吃惊。研究人员，即使是心理学、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也是人，因此必然像 其他的人一样会被同样的事物所影响。他们同样期望自己事业有成，职位升迁和名望上升， 著作被同行 阅读和讨论。在适当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地位升迁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不论在哲学、史学 、心理学或医学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并无任何可批评 之处。但哲学与史学的论文顶多不过浪费了纸张，让同行倦烦而已；那些以动物做实验所写 的报告却会造成动物的严重伤害与痛苦。因此，这些人的工作必须受制于严格的规定。
科学家拒绝让公众监督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推动生物科学研究的政府机构便是动物实验的主要支持者。事实上， 本章所提到的种种实验，大部分便是由公共基金取自税捐而支持的。政府机构订立了研究目 标，但它们出钱所支持的许多研究却跟其目标有极为遥远的关系。我在前面所提的这实验分 别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酒精药物滥用精神健康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国防部、国立 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等单位资助的。我们不大能懂得美国陆军为什么要花钱去 赞助加了热的、吃了药的老鼠如何把尿涂在身上，也不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单位为什么愿意出 钱让大象服用迷幻药。
由于这些实验是由政府单位出钱资助，所以几乎不用说，这些由科学家做的实验是没有法律禁止的。
在美国，法律不准一般人打狗致死，但科学家做同样的事却又可以无罪，并且没有人去检 查科学家打狗致死会不会比一般人打狗致死对任何人或任何动物有好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 逍遥法外是因为科学的名望与特权，并因种种利益集团的撑腰——包括繁殖动物卖给实验室 的集团。
克里夫兰大都会总医院的劳伯特·怀特是一个猴头移植实验人员，他把猴子的头切下来，放 在液体中，使猴子的头仍可以活着。他是把实验室动物视为“研究工具”的典范。事实上， 他亲自说过，他切掉猴头的工作目的是为对脑部研究“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工具”。听他 说这个话的记者发现他的实验室“呈现这位科学家阴冷的临床世界的气氛，在那里，动物除 了为当下做实验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怀特看来，“把动物包括在我们道德体系之内，在哲学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在实行上 根本不可能。”换句话说，怀特不认为他自己对动物所做所为有任何道德可 以约束。因此无怪另一位记者访问他时发现他“对于不论是来自管理部门的还是担保人的规 定都感到恼怒。他说：‘我是精英分子。’他相信学者只有同侪才有置喙的余地。”
另一个积极反对政府规定的是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大卫·巴铁摩尔。在最近 对 全国性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中，他提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花了“冗长的时间”来为反 研究规范而战。他反对研究规范的意见在数年前的一次电视节目中就已呈现 清楚。那一次节目出场的是哈佛哲学家诺齐克(RovertNozick)和几位科学家。诺齐克问科 学家们，一个实验如果要杀死千百只动物，则科学家们会不会认为因此不用去做这实验。科 学家之一答道：“我没听说过。”诺齐克追问道：“动物本身全不在考虑之内吗?”一个科 学 家反问道：“为什么要把它们考虑在内?”这时巴铁摩 尔插嘴进来，说他不认为以动物做实 验有任何道德问题。
像怀特和巴铁摩尔这样的人可能是很杰出的科学家，但他们在有关动物的言谈上显示出他们 是哲学上的文盲。就我所知，现在的专业哲学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把动物包括在我们的道 德体 系里是“没有意义的”或“不可能的”；也没有任何专业哲学家的文章认为用动物做实验不 会产生道德问题。在哲学上做这种陈述，正类似于说地球是平的一样。
美国的科学家特别不肯让大众监督他们的动物实验。保护动物在被实验时免于痛苦的规定于 他们无效。在美国，唯一涉及这件事的联邦法律是“动物福利法”。该法订定标准，规范动 物如何运输、居住、当做宠物交易，展示或作为研究之用。然而，在实际的实验方面，该法 却等于允许研究人员为所欲为。这是有意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在该法通过时所提的理由是：
在这方面提供对研究者之保护，使其在实际研究或试验时免受有 关动物的任何规定所限制。……委员会无意在研究或实验方面做任何干扰。
动物福利法中有一项规定，要求该法管辖之内的私人企业和其他机构，如果用动物做实验而 引起动物痛苦，却又不能为之施以镇痛药剂，则必须填写报告，说明这是为了达成研究目标 所不得不然。此规定并未对政府研究机关或许多小型企业做同样要求。再者，该规定并未评 估这些“目标”是否有其必要性，足以让它们名正言顺地使动物受苦。因此，该项规定只不 过增加了实验人员的纸上作业，徒增抱怨而已。实验人员既然要用连续的电击造成狗的无助 感，当然不能把狗事先麻醉；他们也不可能一方面用药物让猴子快乐又一方面企图造成它们 沮丧。因此，实验人员当然事实如是地说，如果给动物施以镇痛剂，便不可能得到实验结果 ，也就像根本没有这项法规一样继续做他们的实验。
所以，无怪对猴子施以索门神经毒气的猿类平衡台实验报告具有如下的序文：
本研究所使用的动物，在取得、维护与使用时，符合动物福利法 与“实验 动物资源——国家研究会议”所颁布之“实验动物之照顾与使用指南”。
事实上，许多动物实验文件都附有同样的声明，例如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猿类平衡台训练手册 ，武装部队放射生物学研究所“猿类活动轮”实验报告，以及我引述过的许多美国近期刊物 。这种声明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动物受的痛苦是多少，也没有告诉我们动物为之受苦的目的是 何等无关紧要，却让我们知道了“动物福利法”和国立研究会议的实验用动物资源研究所 所颁布的“实验用动物之照顾与使用指南”的份量。
美国：还是个野蛮国家
跟许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动物法规的缺乏效率就显得更为突出。例如英国，如果没有获 得国内事务国务大臣的批准证书，就不能从事动物实验；而1986年的动物(科学程序)法 则明文规定，在是否发给实验计划之批准证明书时，“国务大臣应在动物所受不利之影响与 由此所 可能获取之益处间做衡量。”在澳大利亚，由具领导性的公立科学团体(地位跟美国的国立 卫生研 究所相同)所研议出来的“实行法”，要求任何动物实验都必须获得某一动物实验伦理委员 会的赞同始可。这一类的委员会必须有委员是关怀动物福利，而又受雇于该动物实验之机构 的人；该委员会还必须有委员独立于任何动物实验之外。该委员会必须提供详尽的原则与条 件，包括如何衡量一项实验的科学或教育价值以及由此实验对动物福利产生的潜在影响。再者，如果实验“可能造成的痛苦是医学或兽医通常会用麻醉药的”，则就必须用麻醉药。澳 大利亚的“实行法”适用于所有须获政府允许的研究人员，并且此法涵盖维多利亚、新南威 尔斯与南澳大利亚的所有实验人员。瑞典也要求实验人员要获得委员会的同意，而委 员会则须包括实验界以外的人。美国国会科技评估局在审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 丹麦、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的法律后，于1986年宣布： 为这项评估所审读的各国法律，大部分都比美国的法律对实验用 动物更具 有保护性。此外，动物福利鼓吹者也在运用可观的压力促成更强化的法律，而许多国家，包 括澳大利亚、瑞士、西德和英国正在考虑做重大改变。
事实上，在美国这项宣布以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通过了更强化的法律。
我希望这项比较不致被误解。这项比较不是在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动物实验都没有问题，其 实问 题还很大。在那些国家，潜含的益处与对动物造成的伤害之间的“平衡”，是以对动物的物 种歧视态度出发的，因此使得对动物的关怀不可能跟对人类益处的关怀站在平等的立场。我 之所以把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只是为了显示，不仅在动物解放者的眼中美国 的标准太低，而且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科学团体的眼中也是太低。让美国的科学家同仁的眼 光来看看自己是颇具疗效的。我在欧洲与大洋洲所参加的一些医学与科学会议中，常为一些科学家对我说的话而感到汗颜。他们说，我对动物实验方面的看法， 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不过……他们接着会用吓坏了的声音说他们到美国来旅行时所看到的一 些事情。无怪在声誉不错的“新科学家”杂志中一位作者最近谈到美国时，说“这个国家， 就以其对保护动物的法律来说，还是一个野蛮国家。”美国曾在立法排除对 人的奴役方面落后于其他文明国家，而现在又在立法约束对动物奴役的残暴行为方面落后于 其他文明国家。
1985年对美国动物福利法的小幅修订改善了犬类的训练规章和猿类的居住条件，但对于 动物实验的控制却完全不得其要。该法修订版规定设立常设动物委员会，但动物实验者的免 受干扰仍然未变；所以，该委员会对动物实验无权过问，形同虚设。
不论怎么说，动物福利法虽然通过已20余年，其执行却几近于无。农业部长就从没有把动 物福利法的规章沿用到老鼠、鸟类和作为研究用的畜牧动物身上。原因可以假定是农业部从 来就没有足够的检查员去检查猫、狗和猴子这类的动物，更不用说鸟类、老鼠和农场动物了 。正如科技评估局所说：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动物福利法“主要使命在防止或减轻实验用动物 的痛苦；但基金和人事一向就无法符合这些人的期望。”科技评估局检查了112个动 物实验场所，发现39%连向负责监察任务的农业部分支机构登记都不曾。更有甚者
该局报告说，真正未做登记的可能比此更多，因之，未受监督、未受控制的动物实验相对的也 就更多。美国的动物实验规范现在可以说是闹剧连篇：表面上这项法规适用于所有的实验用温血动物 ，但用科技评估局的话说，其有效性却“可能对很高百分比的实验用动物不生作用。”该局 接着说，许多物种被排除在该法的保护之外，“显得是对国会意志的一种挫折，也显得是超 越了农 业部的法定权威。”在一向谨慎的评估局来说，这样的话算说得很重了，然 而，3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改变。不错，1988年，美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专案小组的一 篇报告，确曾提议使该法规有效性遍及所有的温血动物，但却遭到回绝，而回绝未附任何理
由。这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家们在改善其所使用的动物方面所持的反对力量。
所以，闹剧还没有要谢幕的迹象。问题是这闹剧一点也不逗趣。毫无任何理由让我们认为老 鼠比天竺鼠、食鼠、兔子或许多其他别的动物更对痛苦不够敏感，或在运送与居住方面更不 需要最起码的标准。
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
本章到现在为止所记述的动物实验都只是摘录或概述实验人员自己发表的报告。因此，这些 证据不能说是夸张。然而，实验人员在做实验的现场是没有人做适当观察或检查的，因此实 际的情况往往会比公布过的报告更糟。1984年宾州大学的汤玛斯·金纳瑞利动物实验案 是这 种情况的一个实例。该实验的目的是要造成猴子的头部伤害，然后检查对脑的伤害情况。依 照官方许可证件的规定，猴子遭受头部伤害时须先麻醉。因此，该实验似乎不会造成痛苦。 但名叫“动物解放战线”组织的会员却获取了不同的信息。他们也得知金纳瑞利将自己的实 验拍成了录像带。他们破门而入实验室，窃取了录像带。把带子播放时，他们看到意识清楚 的、未经麻醉的狒狒在头部接受伤害以前因被捆绑而挣扎。他们也看到在对动物暴露于外的 脑子做手术时动物的痛缩扭动，显然是麻醉药失效之后的情况。他们也听到实验人员对害怕 与受苦的动物的嘲笑之声。这些录像带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在以华盛顿为基地的“ 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与上百上千的动保人士1年的艰辛努力之后——“健康与人道机构” 的秘书长下令停止了金纳瑞利的基金。自此以后，其他一些例子也曝光，通 常都是由原先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离职为代价而做的告发。例如，莱斯丽·范恩原是马里兰 州洛克维尔的吉利试验所的动物照料师，她辞职，并将她在实验室内部拍摄的相片交给动物 解放阵营。相片显示，吉利厂为了其“伴写钢笔”而生产的粉色与棕色墨水在以有意识的兔 子的眼睛做实验。墨水极有刺激性，以致某些兔子眼睛出血。我们可以猜想 ，这样虐待动物的实验所不在少数，只是很少有人敢有勇气揭发。
什么情况之下动物实验才于理可行?有些人在得知许多动物实验的实情之后，会断然说，所 有的动物实验都应立即禁止。但如果我们的要求如此绝对，则实验人员会提出现成的回答： “如果用一只动物做一次实验可以挽救数千人的性命。我们宁可不予挽救也不做此实验吗? ”
当然，这样的问题纯粹是假设性的。从来没有过，以后也绝不可能会有一次实验挽救数千人 性命的事。对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回答之道是提出另一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唯一能够挽救千人性命的办法是用一个不满6个月的人类孤儿做实验，实验人员是否 准备去作?”
如果实验人员不准备用人类孤儿去作，则他们毫不犹豫地用非人类的动物就显示了动物歧视 的偏见，因为成年的猿猴、狗、猫、老鼠和其他动物比人类婴儿更能觉察自己的遭遇，更能 指挥自己。因此，以我们目前的了解来说，其对痛苦的敏感至少也像人类婴儿一样。(我特 别限定这人类婴儿为孤儿，以避开父母亲的复杂情感。做此限定，对那些捍卫动物实验的人 来说是过分慷慨的；因为用做实验的哺乳类动物通常都是幼年就被迫与母亲分离，而这对 母亲与幼儿都是痛苦的事。)
以我们目前所知，人类婴儿并不比成年的非人类动物有更高层次的精神特征——除非我们把 婴儿的潜能视为特征，而以此反对把他们用来实验。是否要把潜在发展列入考虑是有争议性 的，因为，如果列入考虑则胚胎的潜在发展也必须列入考虑，因此堕胎就必须反对。然而， 为了避免复杂化，我们可以把原来的问题略做改变，假设那孤婴是一个脑部已受不可挽回之 严重伤害的人，因此他的心智发展永不可能超出6个月大的婴儿。不幸的是，这样的人类却 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关在特殊的监牢中，其中有些早已被父母和其他亲人放弃，也可悲的 是可能没有任何人爱。除了心智的缺陷外，这些婴儿的生理解剖和正常人类可以说几近完全 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强迫他们吃下大量的地板腊，或把化妆品浓缩，滴入他们的眼睛，不 是比用其他动物做此实验更能获得适用于人的结果吗?如果用严重脑伤害的人类孤儿来做五 成致死率试验、德莱塞眼部试验、辐射实验、中暑实验和本章所提的许多实验，不是比用狗 或兔子更能让我们知道人的反应是如何吗?所以，当实验人员声称他们的实验是如此重要以致名正言顺可用动物时，我们便可问：他们 准不准备用脑部受伤、心智能力与动物同等的人类?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当真会建议用脑部 受伤的人类来做本章所提过的实验。有时我们会得悉医学以人做实验却未获被实验者的同意 。例子之一是使精神病院中的智障儿感染肝炎。像这类有伤害性的实验用人 类进行时 ，只要被人获知，就会引起对实验人员的挞伐，而且理当如此。做研究工作的人却常有一种 傲慢，认为为增加知识，做什么都理所当然。但假若实验者认为其实验那么重要，以致理 直 气壮地可以让动物受苦，则为什么又不可以让智力与动物相同的人类受苦呢 ?两者的分别究竟何在?只因一方是我们自己物种的一分子而另一方不是?但若诉诸这种分别 ，正显示了物种的歧视，其正当性和人类范围内的种族歧视或任何其他的歧视同样可疑。
把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相提并论，不论在实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说得通。公然的物种歧视导 致其他物种的痛苦实验，其借口是我们自己物种可以获得知识甚或有用。在纳粹统治下的德 国，将近两百名医生——有些是全球知名的——参与了对犹太、俄国与波兰囚禁者的实验。 另 有上千的其他医生知道这些实验，其中有些还被他们当做医学院的教材。然而，记录却显示 ，医生们不但从头坐到尾，听取另一些医生报告对那些“较低人种”做了何等恐怖的伤害， 而且还讨论由此而获得的医学知识，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些实验提出任何一点点抗议。这 跟我们今日对动物的实验相像得惊人。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把受试体冰冻、加热、或放在减 压舱中；那时候和现在一样，这些事情都用无情的科学术语来做报告。以下是一个纳粹科学 家把一个人放在减压舱中的实验报告之一段落：
5分钟后，痉挛出现；约6至10分钟后，呼吸频率增加，TP(tes t person， 受试者)失去意识。11到13分钟，呼吸减至每分钟3次吸气，唯在此期末尾才完全停止……呼 吸停止后约半小时，尸体解剖开始。
纳粹战败，减压舱实验却未终止，只不过转向了非人类动物。例如在英格兰的新堡大学，科 学家们便用猪，在9个月的时期中，猪遭减压实验81次；所有被实验的猪都得了减压症 ，有些因此死掉。这个例子正证实了伟大的犹太裔作家以撒·辛格的话：“ 就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
实验者用“非我族人”来做实验，是常常上演的故事，只是牺牲者有不同的身分。20世纪 美国最恶名昭彰的实验是以人做梅毒实验。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奇医生故意对梅毒病患者 不 予治疗，以便可以观察病情的自然发展。这是在盘尼西林已经发明很久并证明可对梅毒有效 治疗以后。当然，这项实验的牺牲者是黑人。过去10年。国际上以人做实验 品，最大的恶例则可能是1987年被人揭发的纽西兰案件。奥克兰一家居于领导地位的医 院中，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决定对已有癌症早期症状的一些病人不做治疗，因为他有一种非正统的理论，认为这种形式的癌症不会蔓延，他想证明。但他并没有告诉患者他们是他的实 验品，他的理论错了，他的病人有27个死亡。这一次，牺牲者是妇女。
当这类事件揭发出来，众人的关怀要胜过对纳粹事件。我们不再准备容忍对其他人类的作贱 ；但是，仍旧有许多有情有知的生命是我们根本不关怀的。
我们仍旧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情况下用动物做实验名正言顺?回答说：“任何情况都不 行!”并没有用。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用词固然叫人心动，却不能应付特殊情况；因为在极 其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绝对的回答不管用。施刑人类几乎永远都是错的；但不绝对都错。比 如，如果有人把原子弹放在纽约某处的地下室，并用定时器定了1个钟头内会爆炸，此时， 假若唯一的办法就是对置放者施刑，叫他供出地点，则施刑就名正言顺。同理，如果一项单 一的动物实验可以找出治疗白血症之类的疾病之方，则该实验就有正当性。但在真实的生活 中，有益的效果往往都是遥远的，更往往是不存在的。这样，我们如何决定某一种实验是否 正当?
我们已经说过，实验人员显示着物种偏见。他们用非人类动物作实验，却不肯用人类——即 使是脑部受伤的人类——因为他们认为用人类作实验没有正当性，这一原则使我们的问题见 到一个指南：种族偏见是不对的；动物偏见就对吗?如果物种偏见也不对，则一项实验除非 以脑部受伤的人类做实验是正当的，则用动物做实验便不正当。
绝对的原则是没有的。我不认为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对脑部受伤的人类做实验。如果一 项实验只牺牲一只动物的性命而此实验又真正可以挽救数人的性命，而且这些人的性命又没 有其他方式可以挽救，则做该项实验就是正当的。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稀少的，本章所提的实 验没有一种合乎这个标准。不错，任何的分界线都有灰色区域，在此区域难以决定谁是谁非 。但我们现在无需为此裹足不前。我们现在的实情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在受着极大的痛 苦，而其目的，只要我们不用偏见的眼光来看，便明白是不足以使此巨大的痛苦有正当性的 。只有在我们终止所有这些实验后，才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那些自称为救人或为防止更大的痛苦所必须的实验。
在美国，前述的这些实验既然没有法律加以控制，则最起码的一步是成立道德委员会，并要 求以动物做实验必须首先获得此类团体的赞同。这类团体须包括动物福利方面的代表，并获 授权， 可以在权衡实验所可能得到的益处与动物真正受到的伤害后，拒绝同意某些实验。我们已经 说过，像澳大利亚与瑞典等国家已经有了这样的体制，而他们的科学团体也认为是公平合理 的。 以本书所提的道德论证来说，这样的体制尚离理想太远。这样的委员会的委员，观点其实各 有差异，但那些接受邀请充任动物实验道德委员会委员的人，大多是该运动内比较不激烈的 分子。他们可能不会认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在利益的考虑上应该平等。即使他们认为平等， 碰到审核动物实验的申请案时也会发现这种观点不能实用，因为他们无法说服其他委员，使 他们也援用此一原则。因此，他们可能坚持比较折衷的办法，要求痛苦尽量减少，而益处尽 量增大，以使实验的重要性得以去平衡无法全然消除的痛苦。今日的动物实验道德委员会， 几乎无法避免地会采用这种物种歧视态度，较轻视动物的痛苦，而较重视人类的益处。尽管 如此，这样的委员会与这样的要求仍可把现在允许的实验痛苦消除许多，或减少许多。
在一个根本上物种歧视的社会，道德委员会的这类难题是没有迅速解决之道的。由于这个原 因，有些动物解放运动者便不与这样的委员会打交道，他们转而要求立即而完全地消除所有 的动物实验。过去150年来，这样的要求由反活动解剖行动提示过许多次，却没有在任 何国家赢得大多数投票者的同意。同时，实验用动物的痛苦却持续在增加。直至本章稍早所 提最近获得的突破。这样的突破是由不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态度的一些人所达成的，因为 他们发现“全有或全无”态度在对关怀动物的实效上是“全无”。
要求立即终止所有的动物实验之所以不能说服民众，原因之一是实验人员回答道，如果接受 要求，则使人致死的许多疾病就不可能发现救治之方。在像美国这样实验人员事实上可以为 所欲为的地方，把事情向前推进一步的办法是追问这些为动物实验辩护的人，他们愿不愿意 接受 道德委员会的检验——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委员包括动物福利代表，有权衡量动物所受的 痛苦和人类可能获得的益处之均衡性。如果实验人员不愿意接受检验，则证明为治疗重要疾 病而做实验就是骗人的借口，其目的只不过在让实验者对动物为所欲为。因为，道德委员会 的成员一定和实验人员一样急着希望治愈人类的疾病，那又为什么不可信赖他们的评审呢? 实验人员如果愿意接受评审，则应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要求成立这类的道德委员会。
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设若我们能比那些比较开明的国家走得更远，而改革更彻底；设若我们可以达到一 个阶段，使我们对动物利益的考虑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平等——则我们今日所知庞大动物实 验工业就会终止。全球各地，关动物的笼子都会空掉，而动物实验所的门将被关起。这会怎 么样呢?医学研究会因而终止，而一大堆未经试用的产品会涌入市场吗?不可能。如前所说， 新产品会减少，但我们照样可以过活，而新产品都是用已经证明无害的物质做成。因此，我 们的损失不大。如果有真正必须的产品需要试验，或有其他研究需做，则不用动物而改用其 他方式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书第一版我曾说：“科学家们不去寻找替代办法，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所利用的动物关怀 不够。”接着我预言：“由于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如此之少，而已有些微成绩，因此，如 果真正努力起来，进展必然大增。”过去10年，两段话都证明是对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以 其他方法替代动物来做产品试验的努力上大增——但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突然对动物更加 关怀起来，而是由于动物解放人士的奋力抗争结果。其他方面的动物实验也可以发生同样的 变化。
上千上万的动物被迫成年累月地吸入烟草气，但肺癌与吸烟的关系之证明却仍是以人类的临 床观察为资料。美国政府不断地在癌症研究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却同 时又支持烟草业的营运。研究费有许多用于动物实验，但其中许多是跟癌症的治疗没有关系 的。大家都知道，有些实验人员把他们的研究工作换上“癌症研究”的标签，以便获得更多 的经费。而同时，我们在大部分癌症的抗争上却陆续失守。1988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 所发布的统计显示，即使把人口老化的原因考虑在内，过去30年来癌症的总比率也是每年 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根据最近的报告，美国年轻人的肺癌比率有下降趋势；这是一片上升 趋势中唯一相反的迹象，因为肺癌比其他癌症的致死率都高。然而，若说肺癌比率降低了， 那也不是由于治疗方面的改善，而是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白种男人，烟抽得少了一些。肺 癌的存活率几乎没有变。我们知道，所有的肺癌，有80%—85%是 起 于抽烟。我们很有理由这样问：我们既然知道消灭烟草可以把肺癌完全扫除，却仍强迫千万万只动物去吸烟草气，以便让它们得肺癌，这是正当的吗?如果人类明明知道吸烟会有得 癌的危险却仍决定吸烟，有权让动物为此去受苦吗?
肺癌的治愈率和癌症总和的治愈率同样可怜。虽然某几种特定的癌症治愈率有进步，但自从 1974年到现在，被检查出罹患癌症的人，存活5年以上者人数上升不及1%。 所以，预防仍是更可靠的办法——尤其是教育民众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承认，动物实验实际上往往妨碍了我们对人类疾病及其治疗的了解。 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最近便提出警告，说动物实验可能会使 我们失察于某些会使人致癌的化学物品。砷似乎使人有致癌的危险，但在实验室对动物却无 此效果。1985年，美国颇具声望的华特·李德陆军研究所以动物发展出 疟疾疫苗，但用在人身上却证明大多无效，而由哥伦比亚的科学家以志愿人士所发展出来的 疟 疾疫苗则证明有效得多。现在，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常在谈为爱滋病找救药 的重要性，但最早把爱滋病病毒HIV分离出来的美国人劳伯·伽罗却说，法国研究员丹尼尔 ·扎格瑞所发展出来的可能疫苗，证明在人体内激发病毒抗体比在动物体中更有效，他接着 说：“用黑猩猩所得的结果并不令人兴奋……或许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以人作试验。” 有意思的是爱滋病患者支持这种呼声：同性恋活跃分子拉里·克拉玛说：“让我们做你 的天竺鼠吧!”这种呼声无疑是有其深意的。如果直接以志愿人士做实验，救 治之方一定更快取得；而由于爱滋病的特性以及同性恋团体分子之间的紧密关系，志愿人士 应不致短缺。当然，必须小心从事，让志愿人士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受任何压力与欺 骗。但真心同意接受实验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既然会死于这种必死之症，又何须用那种通 常不会发展为爱滋症的动物去做实验以求救治之方呢?
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爱说，动物实验对我们的寿命大有帮助。例如，在修改英国动物实验法 的辩论期中，英国药剂产业协会就在“导引”上做了整版广告，标题为“他们说人生40才 开始。但不久前，这却是人生的结束。”广告接着说，现在人如果40而死，被认为是悲剧 ，但在19世纪，参加40多岁的人的丧礼却司空见惯，因为那时人的寿命平均约42。 广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有望活到70，主要得感谢以动物作的实验。”
这种话根本就是谎言。它是如此赤裸裸地误导读者，以至社区医疗专家大威·圣乔治医生写 信给《刺血针》杂志说，“这则广告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它在解释统计资料上犯了两个 重要的错误。”他也提及汤玛斯·麦可望于1976年出版的“医药的角色”(Thomas McKe ow ns The Role of Medicine)，该书甚有影响力，引发了一场争论。在19世 纪中叶以后人类死亡率的改善方面究竟是社会与环境的改变贡献大，还是医药贡献大；麦可 望说：
争论有了决议，现在众人接受医药对人类死亡率改善只有边际效 用，而且也只有在非常晚近的阶段，即当死亡率业已明显大幅降低之后。
J·B与麦肯莱在研究美国十大传染病的降低情况之后，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显示， 除了小儿麻痹症以外，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在新的药剂出现之前就已大幅降低(原因可能是食 品与卫生的改善)。1910至1984年，美国人口死亡率约降低40%，对此，他 们“保守”的估计，十大传染病死亡率的降低，略有３．５％可以解释为是医药 的贡献。 事实上，由于医药声称在这些疾病上最为成功，因此，估计在美国人传染病死亡率下降方面 ，医药的贡献以３．５％为上限应是合理的。
请记得，３．％是所有的医药贡献。而动物实验则在这３．５％中可能只占一点点。
无疑，如果对实验用动物的遭遇真正关怀，某些科学实验就必会受阻；无疑，如果不用动物 做实 验，有些知识就不易取得。为动物实验作辩护的人便常提一些重要的发现，最早的便是血液 循环。他们把班亭和拜斯特(Banting and Best)胰岛素的发现及因而对糖尿病的疗效也包括 在内；把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发现及疫苗的发现也包括在内；把使得开心术与冠状动脉旁管移 植得以成功的几种发现也包括在内；把对免疫系统的了解和如何克服对移植器官之排斥也包 括在内。在这里，我不想陷入争辩。我们已经说过，人类寿命的增长，动物 实验顶多只贡献了一小点；而对人类生活的品质之改善，动物实验所提供的贡献就更难估计 了。在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有关动物实验的贡献如何之争是无解的问题，因为，即使有些有 价值的发现是出于动物实验，我们也不能说，如果医药方面从开始就被迫不用动物实验而用 其他方法做研究，其成就会是如何。有些发现可能会延迟，或根本没有；但许多错误途径也 同样可以避免，而医药可能会向很不相同又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更为强调健康的生活甚于治 疗。
不论如何，即使动物实验对人类的益处真有说服力，以动物做实验的道德问题却不能因而变 得正当。人与动物的权益必须平等考虑——此一道德原则排除了为求知识而将动物当做手段 的态度。追求知识的权利并不具超越生命的神圣性。我们已经接受了对许多科技企业的限制 。 如果用人类做痛苦的或致死的实验，虽然可能获得比其他方式更快更多的知识，我们也不认 为科学家有权在未经人同意之下做此实验。现在，我们必须把对科学的这种限制扩充到其他 动物身上。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全球重大的卫生问题之继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防止 疾病和维持健康，而是因为没有人肯出足够的钱、出足够的力来实行我们业已知道的事。在 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横行并蹂躏西方工业国穷人的一些疾病，是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治疗的 。在有适当营养、卫生与医疗照顾的社区，这些疾病已经消失。据估计，全世界每星期有 250个儿童夭折，而其中1/4是因腹泻脱水而死。这些孩子只需简单的治疗就可以免 于夭折，其方法我们早已知道，不需动物。那些真正关怀人类健康的人，设 若离开他们的实验室，致力于将吾人已知的医疗资源惠及那至为需要之处，则对人类的健康 贡献更大。
该说的都说了，但实际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样广泛存在的动物实验，要如何才能改变?无疑 ，要改变政府的政策，必要有所行动。但究竟是怎么样的行动?为使这种改变发生，一般人 民能做什么?
较不会重视来自选民的反动物实验意见，因为他们已经过度受到科学、医学和 兽医团体的影响。在美国，这些团体在华盛顿支持登记有案的政治游说团，反对限制动物实 验 。由于立法委员没有时间去求取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便依赖“专业人士”告诉他们。但 动物实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专业人士”通常在动物实验方面可以得取利 益，或太相信增加知识何等重要，以致不能站开来看，不能对同事们所做的事做客观评断。 而且，专业公关组织最近已经出现，诸如“全国生物医学研究联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 使大众与立法委员改善对动物实验的印象。该联盟刊行书籍，制作录像带，成立工作室，教 导研究人员如何为动物实验辩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怀动物实验，这一类组织也日渐兴旺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药剂业联盟如何刊登广告误导民众。立法委员必须明白，在讨论动物 实验时，他们对这类组织与医药、兽医、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等协会的谈判，应当像在讨论空 气污染时对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