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权利产生征服的权利。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后者应该遵循前者的精神。
当某个民族被征服的时候，征服者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所拥有的权利将遵循四种法律形式：(一)自然法，它力求保存万物之种类；(二)自然理智[1]法，它要求人们“别人如何待我，我将如何待人”；(三)政治的社会构成法，大自然对政治的社会存在期限不加限制；(四)最后一种法律来源于事物本身，征服是一种获得，获得的精神寓于在维护和运用的精神之中，并非在于破坏的精神。
征服国对于被征服国采取以下四种方式之一：(一)依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方式治理其国家，征服国只对被征服国实行政治及民事范畴内的统治；(二)在被征服国建立新的政治及民事统治机构；(三)摧毁被征服国的原有社会结构，将其社会成员驱赶到其他社会中去；(四)消灭被征服国的全体公民。
第一种方式与我们如今遵循的国际法相吻合，第四种方式较为符合罗马人的国际法。我让人们以此来判断我们在哪些方面变得更为进步了。在此我们应当赞扬当代社会的人类，应当赞美今天的理性、宗教、哲学和风俗。
我们的某些公法著作家们，以古代历史为基础，不以严格的事例为立论根据，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谬误之中。他们十分武断地做出结论；他们假定征服者得拥有杀人的权利，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他们从这一原则之中引申出令人可怕的推断。并且建立某些准则。然而即使如此，稍有理智的征服者也不会遵循这些准则。显然，征服一旦完成，征服者就不再拥有杀人的权利，因为，此时征服者已不处于自我防卫和维护本国利益的状态之中了。
某些公法论者之所以持有这种论点，那是因为他们主张征服者拥有毁灭社会的权利。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即征服者有权毁灭构成社会的人，这是一个由错误的原则引申而出的荒谬结论。其推断过程是，既然社会可以被消灭，那么构成该社会的人也应该被消灭。然而，社会是由人群构成的，但它却不是人本身；公民可以被消灭，但是人类依然是永存的。
政治家们从征服者的杀人权利论点中引申出奴役的权利；然而，这一结论也如同那个错误的原则一样是毫无根据的。
只是在有必要维护其征服成果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奴役的权利。征服的目的在于维护；奴役绝不是征服的目的所在；但是奴役却不失为某种可能达到其维护目的的必要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永久性的奴役也是有违事物发展常规的。应该使被奴役的人民能够变为征服者的臣民。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奴役的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征服国的所有部分与被征服国的各个部分在习俗、婚姻、法律、彼此交流和精神上完全融为一体时，奴役则应该停止。因为征服者的奴役权力是建立在以上所述情况未形成的状态下，是建立在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厌恶感以及彼此的不信任感的基础之上。
所以，将被征服的人民当做奴隶的征服者，应该经常运用某些使被征服民族能够摆脱奴役，恢复自由的统治方式(这些方法不胜枚举)。
我这样说并非没有事实根据，我们征服罗马帝国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战火熊熊、剧烈抗争、局势急遽变化以及在获胜的傲慢之中制定的法律，而后都变得温和了；他们的法律起初严酷无情，随后趋于公正宽和。勃艮第人、哥特人、伦巴底人总是视罗马人为被他们战败的民族；但是欧里克、贡德宝和罗塔利的法律却都将罗马人和蛮族人当做同胞一视同仁。
查理曼为了驯服撒克逊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公民身份和财产所有权。为人称道的“宽容路易”使他们恢复了自由：这是路易执政期间实施的最大仁政。在此之前，时间和奴役已经使撒克逊人的习俗趋于柔顺，他们始终效忠着路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