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制度带来了同样的恶果。这种制度起源于东方的炎热国家。在这些国家，人们想得多做得少。
在亚洲，苦行僧或修道士的人数好像随着气候变化，气候越热，人数越多。印度气候酷热，所以住满了僧侣。在欧洲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差别。
要战胜气候产生的懒惰，法律就应该努力消除一切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但是在欧洲的南部，法律的主张与此完全相反。法律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提供适于虚度光阴的场所并供给他们大量钱财。这些人生活非常富裕，以至于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他们有理由把他们过剩的东西送给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使这些失掉财产所有权的人得到补偿而过上无所事事的日子，使得这些贱民反而喜欢自己的清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