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不能不对我的三个原则的论点略加应用。
第一个问题：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公民接受公职?我认为在共和国里是应该的，在君主国里则不应该。公职在共和国里是品德行为的体现，是国家对公民的信任和委托。公民的生活、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完全为了国家，因此不得拒绝担任公职[28]。在君主国里，公职是荣誉的行为体现。然而，荣誉具有其偶发性，只有“时机”和“方式”符合其意愿，才能被接受。
已故的撒地尼亚王对拒绝接受荣衔和公职的人予以惩办。这样他无意识地遵从了共和政体的思想。他在其他方面的治国方略充分证明，这并非他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强迫公民在军队中接受比他从前担任过的军职低的职位，这是否是一条好的准则?在罗马人中，时常可以看到今年还是上尉，而来年已经成为他的中尉的部下了[29]。这是因为在共和国里，品德要求人们必须为国家不断地奉献自我，并且去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在君主国里，荣誉无论是否货真价实，都不能容忍所谓的降格。
在专制国家里，荣誉、职位、爵位，无一例外地被人滥用，人们可以不加区别地把君主当做臣仆，把臣仆当做君主。
第三个问题：同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担任文职和武职?在共和国里，可以兼而有之，而在君主国里则应该分开。因为，在共和国里，如果把军职和文职分开，而使军职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在君主国里，如果把文武两职集于某人一身也将是危险的。
在共和国里，人们只有以法律和祖国的保卫者的名义才能拿起武器；因为作为公民，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他必须成为士兵。如果公民和士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的话，那么，那些自信是公民的人在服兵役时，会因此而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名士兵。
在君主国里，军人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荣耀，至少是荣誉或者是财富。应该非常谨慎，不要给予这样的人以文职。恰恰相反应该以文官去约束他们。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获得人民的信任，又拥有滥施武力的权力。
在一个貌似共和政体，而实为君主政体的国度里，人们是何等惧怕一个军人特殊政权的存在，人们如何使军人的身份与公民，甚至官吏的身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国家的保证，使人始终不忘国家。
罗马人在共和国灭亡以后，把文职和军职官员分开；这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做法，而是罗马政治体制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君主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到奥古斯都王朝才开始有这种划分[30]，此后的帝王不得不将其完成，借以缓和军政府的暴戾。
曾经和瓦连图斯竞争王位的普罗哥比乌斯把总督的官职授予波斯王族的一个亲王荷尔米斯达斯的时候，又恢复了从前它所拥有的军队指挥权。除非他有特殊的理由，否则将是完全有悖情理的。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绝不是国家的利益。
第四个问题：公职是否可以被买卖?在专制国家里，是不允许的。那里的国民在职或去职只在于君主的一念之差。
但是在君主国里，出卖官爵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促使人们从事不愿意为品德而从事的事业，并把这个事业作为一个家庭的职业；它使每个出钱买官的人不但尽心尽职，而且使国家的各个等级较为稳固而持久。隋达斯说得好，阿那斯塔西乌斯卖掉所有官职的同时，也把帝国变成了贵族政体。
柏拉图不能容忍这种交易。他说：“这就像在一条船上，收到某人的钱财，便能让他去当舵手或航海员。这条规则既然对于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有害的，难道在统领共和国时就是有益的吗?”不过，柏拉图说的是以品德为基础的共和国，而我们谈到的是君主国。在君主国里，出卖官职虽然有时没有公开的条例，但由于朝臣的贫穷和贪婪，也总是有出卖官职的现象。偶然的买卖官职也许比君主选择任用的人更能发掘人才。简言之，以财富而获取显贵，这种方式较能激励和培养人们的勤勉。而勤勉正是这种政体所急需得到的。
第五个问题：什么样的政体需要监察官?共和国需要监察官。因为共和国的原则就是品德。然而，亵渎品德的不止是犯罪行为。疏忽、谬误、爱国心某种程度的减弱、危险的榜样、腐败的种子也会破坏品德。这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却逃避法律；虽然它们并不破坏法律，但却削弱法律的效力。这一切都应该由监察官加以纠正。
在雅典曾有人把一只被老鹰追逐而逃人他怀中的麻雀打死，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判处此人刑罚，这不禁使众人骇然。一个挖去自己小鸟眼睛的小孩被法官判处了极刑，更使人惊愕不已。请注意，问题已不在于对犯罪的惩处，而是对共和国赖以生存基础的风俗行为的审判。
君主国并不需要监察官，因为它是以荣誉为基础；就荣誉的性质而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充当监察官。任何人做出玷污荣誉的事，都会受到责难，即便本身不具备荣誉的人也会说三道四。
在君主国里，如果有监察官的话，使监察官腐化的人正是他们要去纠正的那些人。监察官对于君主政体的腐败，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君主政体的腐败势力却会凶猛地反对他们。
专制政府不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来自中国的事例却似乎违背了这条规律。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我们将会读到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
--------------------------------------------------------------------------------
[1]哥林多菲罗老斯在雅典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土地份额和遗产的数目应该永远相同。
[2]哥尼利乌斯·尼波斯在《序言》里说：“雅典名人娶他的亲妹为妻，不算乱伦无耻，因为当地居民有此习惯，但是按照我们的风俗是不允许的。”这个习惯非常古老。亚伯拉罕在提到撒拉时说：“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过去各个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时，也都依据同样的理由。
[3]塞内加的《格老狄乌斯》中载有“雅典许可一半，亚历山大里亚则完全许可。”
[4]柏拉图也拟订过类似的一项法律。
[5]卢梭把人口分为四级：五谷和水果的收入达五百米拉的人为第一级。收入达三百米拉又有养一匹马的人为第二级。收入达二百米拉的人为第三级。一切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为第四级。
[6]卢梭不让第四级担任公职。
[7]对征服的土地，士兵们要求更大的份额。
[8]这些法规对妇女的嫁资应多加限制。
[9]官吏任期一年，元老任期终身。
[10]色诺芬在所著的《拉栖弟梦共和国》中说，莱喀古士规定“元老院的成员应由老年人中选出；这样做是因为老年人尽管到了晚年，也不会玩忽自己的职责；他让老年人充当年轻人智勇的裁判；这样，他就使老年人显得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更具尊荣”。
[11]最高裁判所自身也要受到监察。
[12]古罗马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权的行使对共和国十分有利。以下所述只是共和国最腐化的时期。奥露斯·富尔维乌斯启程去找卡蒂林，他的父亲把他召回处死。还有其他一些公民也有同样的行为。
[13]那时的威尼斯人，从各方面看，他们的行为都是很有智慧的。曾经有一个威尼斯贵族与一个“陆地”的公民为争夺教堂中的次席而发生了纠纷。他们的裁判指出，一个威尼斯的贵族在威尼斯境外不比其他公民的地位优越。
[14]古罗马的十大官吏们把此项法律放在最后的两个铜表法内。
[15]今天一些贵族国家就是如此。这是最能使国家衰败的。
[16]格老狄乌法禁止元老院的元老们在海上拥有任何四十梅衣以上的船只。
[17]密人投书嘴内。
[18]一个监察官甚至不得搅扰另一个监察官。没一个监察官做自己的记录，不必管他的同事的意见如何，否则监察工作就等于被推翻。
[19]雅典的计政官让所有的官吏都要汇报工作，但自己则不对任何人作汇报。
[20]威尼斯就是如此。
[21]这些贵族国家立法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所谓“贵族性”。
[22]塔西佗在《史记》中指出：“从化外人看来，如果当奴隶的人慢吞吞地干活的话，似乎就应该立即实行专政。”
[23]西塞罗在《法律》一书中指出：“护民官的权利有那么大吗?谁能说它不那么大吗?但是人民的力量更残暴、更强烈得多，就因为有了首领才显得温和，好像什么力量也没有似的。因为首领深思熟虑后才进行冒险；人民因感情冲动则不知自己所冒的风险。”
[24]夏尔旦说，波斯没有参议院。
[25]据传，阿尔达克塞尔克塞斯有150个儿子。阴谋反对他的只有50个，都被处死。
[26]使用破产的和解金亦如此。
[27]这个制度到了朱利安法时才得以建立。人们因此可以免除坐牢；财产的让与也因此不再是可耻的事了。
[28]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共和国》里把公民拒绝担任公职列为共和国腐化的标志之一。他主张对拒绝公职者应处以罚款。在威尼斯，则处以流放。
[29]一些百人酋长向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担任从前他们担任过的职位。一个百人酋长说：“伙伴们!你们应该把防卫共和国的一切岗位都看做是光荣的才对。”
[30]奥古斯都剥夺元老、总督和省长们携带武器的权力。
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所产生的结果与民法、刑法的繁简，判决的形式，处罚的方式等之间的关系
--------------------------------------------------------------------------------
书名：论法的精神 作者(译.著)：[法]孟德斯鸠著 孙立坚 孙丕强 樊瑞庆译
第—节 各种政体民法的简繁
君主政体的法律不像专制政体的法律那样简单。君主国必须有法庭。这些法庭要作出判决；判决会被保存起来，并且加以研究。这是为了保持判决的一致性，只有这样，公民的财产归属和生命才能同国家的政体一样地稳固而安定。
在君主国里，司法的行政程序不仅对有关生命和财产的事宜作出判决，而且也对有关荣誉的事作出判决，因此需要极谨慎地查询。当法官的责任愈重大，裁判所涉及的利益愈重要的时候，尤其需要谨慎从事。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中规定、限制和引申极多，由此而产生出浩若烟海的特殊案例，俨然成为一种推理的艺术。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震惊。
君主政体确立了一整套等级、门第、出身的差别体系，这也经常使财产的性质产生差异；而且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关的法律也能够增加这些差异。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欧洲国家里，财产所有权分为：夫妻双方的“私有财产”、“共有财产”或“继承取得的财产”；“奁产”、“奁产以外的财产”；“父系遗产”、“母系遗产”；各种类型的“动产”；“五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指定继承人继承的不动产”；“由继承而取得的财产”、“由让与而继承的财产”；“免除课役的贵族财产”、“负有义务的平民财产”；“在不动产中设定的年金”、“在现金中设定的年金”。每一种财产归属关系都设有相应的特殊法规，财产的归属都必须遵循这些法规。这样法律就并非是简单的程序了。
在欧洲各国，封地是世袭的。贵族必须拥有固定的财产，以便使被封有土地的贵族总是能够有力量侍奉君主。于是便应运而生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在有的国家，封地不允许由弟兄们瓜分。还有一些国家，次子们能够享有较富裕的生活保障。
熟知各省情况的君主能够制定各种法律，或是容忍不同的习俗。然而，暴君则对情况一无所知，并且对一切都能不加关注；他对此只需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并且无论对何处都依照他同样的、独断专行的意志实行统治。一切都被他踩在脚下。
在君主国里，随着法庭裁判的增多，案例中相互矛盾的判决有时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有时候后来的法官对案件的认识不同；或者是因为同一案情，由于辩护得好坏而产生歧义；最后，还会由于某些人的插手干预产生种种弊端。立法者时常纠正这种不可避免的判决矛盾的弊病。所以，这种弊端甚至是与政治宽和的国家精神相违背的。因为，人民之所以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法院，应该是由宪法的性质所决定，而并非出自法律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在必然有身份差别的国家里，就必然有特权的存在。这进一步减少了法律的简单性，特权会产生众多的例外。
有一种特权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于其特权授予者而言，最无伤大雅，那就是可以任意选择法院进行诉讼的特权。然而，这也会产生新的困难；就是说，在哪一个法院进行诉讼成为问题时，便会产生困难。
专制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境况就迥然不同了。在这些国家里，我不知道立法者有什么法可以制定，法官有什么案件可以裁决。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某些专制国家的君主垄断贸易，这就是所有的商务法规形同虚设。在这些国家里，人们通常与女奴通婚，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奁产或妻子利益的有关民事法规。又由于奴隶数量的众多，几乎没有具有个人意志的人存在，因此也没有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接受法庭质询的人。他们绝大部分的道德行为只是父亲、丈夫或丈夫的意志的体现，他们的行为由这些人支配，而并不是官吏。
我忘了谈及被人们称之为荣誉的东西，然而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它。对于我们有着重要意义的有关荣誉的一切，在这些国家却毫无地位可言。专制主义自恃无恐；在它的周围全然一片空虚。所以当旅行家们向我们描述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时，极少谈及民法。
因此，在专制国家里完全没有产生纠纷和诉讼的机会。另一些原因在于那里的诉讼受到极粗鲁的对待。同时，由于没有法律的持续性可以起着隐匿、缓冲或维护的作用，因此诉讼人非公道的要求很快就会被揭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