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贫穷、自由、好战、游牧的诸民族不以生产为生。他们只是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盖起一些茅草屋而已。他们跟从他们的首领以获取掠夺物，而不是为了缴纳或征收税赋。后李当人们开始享受起其他技艺的快乐时，人们才发明了赋税艺术。
——阿尔邦土地须交纳的临时税为一桶酒。这是查尔柏立克和佛烈德贡德勒索他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仅适应于罗马人。事实上，撕毁纳税人花名册的人并不是法．兰克人，而是罗马僧侣们，当时的僧侣全都是罗马人[8]。这种税赋伤害的主要是城市居民[9]。这些城市里的居民几乎都是罗马人。
图尔斯的格列高里说：查尔伯立克死后，某个法官被迫躲藏在教堂。因为在这位君王当朝时，他曾让法兰克人缴纳这种税。这些法兰克人，从柴尔德柏特时起，就已经是自由人了。格列高里著作的拉丁原文说：“姆尔多斯·德·法兰西斯在柴尔德柏时期是自由人。”他使奴隶缴纳公共税。看来，法兰克人不是奴隶，因此不缴纳税。
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看到杜波神父对这种拉丁文的翻译时不感到惊奇。他说，在当时“脱离奴籍的人”也可以称做自由人。他把拉丁文的自由人这一单词翻译成法文。就如同“免除照顾、免除刑罚”这样的短语同样可以表达“自由人”的词义一样，还可以用另外一些法语短语来表达自由人的词义，即“脱离奴籍”或“免除税赋的人”。但是如果用拉丁语短语如“不纳税的自由民”、“不纳税的被释放的奴隶”、“纳税的被释放的奴隶”等来表达“自由人”，这些表达方式就显得非常怪异了。
格列高里·德·都尔说，帕提尼乌斯认为之所以法兰克人要把他处死，是因为他曾强迫法兰克人缴税。因为此段记述使杜波神父十分困惑，于是他十分冷静地对这一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猜测。他认为这件事的问题所在，就是因为赋税太重。
在西哥特人的法律中，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蛮族人占领了一个罗马人的土地，为使这块土地可继续缴税[10]，法官就会强迫他把土地卖给罗马人：因为，蛮族人是不缴纳土地税的。
需要西哥特人缴纳税赋[11]的论据的杜波神父背离了法律文本和精神所体现的意义。他仅凭想象——仅仅是想象，就认定从哥特人定居到这个法律被制定这一期间，曾经增加了一次赋税，而且这一增加的赋税只涉及罗马人。然而人们不允许阿尔顿神父就事实问题使用主观武断的权力。
杜波神父要在查士丁尼的法典里寻找到一些法律条文，用以证明罗马的军事利益是赋税的主要目的。他由此得出结论，法兰克人的封地和利益同样要赋税。但是那种认为我们的封地制度是源于罗马人的法典的观点，今天已经站不住脚了。只有在非常了解罗马史、而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并且我们的古籍被灰尘湮埋的时候，人们才相信这种想法。
杜波神父引述了卡西奥多尔的著作，并使用了那些意大利和梯欧多立克管辖下的高卢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例证，为的是让我们了解法兰克人的习惯。这是错误的。这些史实不能混为一谈。总有一天我将用一本专著让人们认识到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计划与当时由其他蛮族人所建立起的历代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还要让人们认识到那些“可以在法兰克人那里使用的东西在东哥特人那里就一定能使用”的论调是荒谬的。与此相反，人们恰恰有理由认为，一条可以在东哥特实施的法律，在法兰克人那里是行不通的。
对于那些精神漂浮在博学之海中的人来说，最费力的事情就是寻找他们“根本不是文不对题”的证据，就如同天文学家所讲的那样，找到太阳的位置。
杜波神父滥用帝王的敕令，如同他滥用历史和蛮族人的法律一样。如果他曾认为法兰克人缴纳税赋，他就会把有关农奴的东西使用在自由人身上。当他要论述他们的士兵时，他就会把关系到自由人的东西使用到奴隶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