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轻重程度的相互协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防范重度犯罪要优于防范轻度犯罪，防止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应该多于防止对社会危害较少的犯罪。
“一个自称是君士坦丁·杜甲斯的骗子在君土坦丁堡煽动了一次大暴动。他被捕并被处以鞭笞刑。但是当他告发了一些有地位的人物后，却被当做诬告者被判处了火刑。”对叛国罪和诬告罪如此量刑是极为罕见的。
这不由使人想起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句话。他在路上看见一个人被套上枷锁示众，便询问此人为何被套上枷锁。人们回答他说：“陛下，他曾经写文章诽滂陛下的大臣们。”国王说：“愚蠢的家伙!他为什么不写文章诽谤我?如果那样的话，大臣们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
“七十人集团阴谋反对巴吉尔皇帝，皇帝命令鞭打他们，用火烧他们的头发和胡须。有一天，一只牡鹿的角勾住了皇帝的腰带，有一位随从拔剑割断了腰带救了他。他却命令斩下这位随从的头，他说，因为这个人曾经向他的君主拔出过宝剑。”谁能够想象同一个君主竟能作出这样两种谬之千里的裁决呢?
在我们的国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抢劫，另一个人既行劫又杀人的话，被处以同样的刑罚，必定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决。为了公共利益的安全，刑罚的轻重程度的区别是必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在中国，抢劫并又杀人者会被处以凌迟，对于其他抢劫罪则不然。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者不常杀人。
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罪的刑罚是同样的，所以抢劫者常常也杀人灭口。罪犯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当刑罚没有任何区别时，就应该在获得赦免的程度上有所区别。在英国，抢劫者从来不杀人，因为抢劫者有被减刑，流放到殖民地去的可能；但是如果杀人的话，便没有这种希望了。
刑罚的赦免条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有着极强的调节作用的。掌握赦免权的君主如果谨慎使用这种权力的话，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专制政体的原则对人不宽容，也就不为人们所宽容，因此也就没有这些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