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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铜纽扣》 列夫·奥瓦洛夫
一、初次相逢
一颗铜钮扣，一颗普通的铜钮扣——它就是我亲眼见过并且参与了的那些罕有的悲惨事件留给我的纪念品……
我一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起这颗铜钮扣，在我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女人的面貌，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中是不常见的。
在我认识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这个异乎寻常的女人的时候，发生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特别是根据一般的审美观点来看，她的脸型很不周正．身姿也远不是很理想的。虽说有些男人喜欢同她接近，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能维持她对他们的好感……
请设想一个比中等身材还稍高些的褐发女人，一张椭圆形的面孔，高高的，甚至象男人那样的脑门儿，两只象蒙古人的那种眼睛，仿佛呈现着灰色，但有时，特别是当她激动的时候，就变得娇绿，不仅如此，这两只眼睛还总是冷闪闪的。而且，如果说她的上半部面孔有点儿象男人，那么，她的下半部面孔可就完全是女人型的了。她的鼻子和她那副椭圆形的面孔很不协调，要说她是翻鼻孔还有些过火，可是要说是个露孔的鼻子那显然是不够的，下 显得太小，线条柔和，倒很象一个妙龄女郎。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她那两片嘴唇，有时象孩子般的嘴唇那样肥满鲜红，有时变得凶狠起来，却显得又窄又白，就如同白垩。她的耳朵比一般妇女的耳朵要大，她的面颊上只是偶尔出现红晕。梳得光滑的头发只在鬃角儿上打几个小卷儿，她那两只小胳臂显得异常脆弱，但是两条腿却异常健壮，一看就知道肌肉发达，活象个经过长期锻炼的职业运动员。
不过，要叫别人来看，这个女人的外貌有很多地方完全可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再重复一句：我们是在一种异常特别的情况下遇到的，所以我觉得仿佛她的外貌和一般的人也有所不同……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吧。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外形和精神面貌，在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展现出来的。她是个奇怪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怕有人指责我爱用传奇的术语，我要说，她是个面目狰狞的女人。
在她的外表上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她的面孔和体形上有那么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不对称之处。
在谈话的时候她用一只耳朵听着对方的话，却仿佛用另一只耳朵去听一种别人听不到、只有她自己理解的那种自然界的音乐，如果她用一只眼睛凝视着谈话的对方，她就仿佛用另一只眼睛去搜索对方的背后；如果她用右手抚摸着对方的手，那么，她的左手这时就可能在手提囊或是皮手笼里摸索着小巧精制的手枪，准备转眼间射杀谈话的对方。
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不过，为了把一切都交代清楚，那还应当事先把我自己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是军官，是一个参谋人员；在开战的前几个月我到了恰好座落在东西欧假定分界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大城市——至于这条分界线．那它是那些无聊的欧洲政治家不怀好意杜撰出来的。
我到这个城市出差的任务具有极其机密的性质。在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我不多罗嗦，只说一点，我出差的目的就是去研究一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敌人侵入我国西北部领土，战场将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配备某些特种部队。
我出差到的这个城市人声嗜杂，异常热闹，居民很多，形形色色。古老的衔区掺杂着高大的楼房区。我常常看到一些还没有消灭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同时，我也看到了那里好多既使我觉得奇怪，又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
不过，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守秘密了——这个城市就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当时拉脱维亚才刚刚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住在一家私人住宅，一个大机械工厂的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老党员，党性很强，远在革命进行地下活动的困难时期就经受过考验。我在他家里独自占用一个房间，我自己既有开大门的钥匙也有开自己房间的钥匙，所以很少打搅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离群索居，仿佛住在暗处，这样的地方是在任何旅馆里都很难找到的，而且，生活在自己人家里既不用担心不速之客，也不必怕那喜欢寻根问底的女仆来察看……
我从头讲，从我初次碰见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讲起。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一个夜晚我从我的首长同志那里走回家来——我有时要到他那里汇报我的工作进行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六月将尽的时候，连日来天气十分干燥。我从我们的军事机关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出来之后就往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走去，我顺着下坡路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了道加瓦河那宽阔的沿河大街—一我是非常喜欢这条街的。
波罗的海沿岸的夏天异常温和，走在街上，我仿佛象钻进了从河里和那湿漉漉的树丛中散发出来的惬意的香气当中……
时间已经很晚，因此街上显得很空旷。我穿着便服，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帽子也是深灰色，在黑暗中我一定是融合到沿河街上那道花岗石的高大房墙一起了。
突然起了一阵风，河上映吹来一股冷气，我冷得打了个寒噤，甚至竟想竖起我的大衣领子来。这时，身后突然有人低声叫道：
“喂，喂，同志！”
我转过身去。在我身后，那宽阔的人行道中间站着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浅色外衣，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的左胳臂肘夹着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女人用的大手囊，头上戴着一顶很普通、很不时髦的小檐儿女帽，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规矩、很体面的女人。
“对不住，我耽误了您。”她说，虽说她俄语讲的还不错，但也有些外国口音，“我想求您一件事……但愿您不至于拒绝……”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向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恳求您送我走到沿河街的尽头，”她接下去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虽然……”
我也确实觉得送她到沿河街的尽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她那个“虽然”的意思是直到我们走了十分钟之后我才了解的。
这个女人看来并不象个胆小无知的女人，不过，女人总好想些奇怪的事情。我这样想罢，就默默地把胳臂伸给了她，没有把她的请求看成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我们顺着那些静悄悄的房子走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房子突然显得严峻、冷漠起来了。我的这个女伴默不作声．而我更是不想问些什么去打搅她。当时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河水在远处闪动着。天上闪烁着暗淡的星光。再远些，道加瓦河对岸的一些街道上有模糊的灯光变幻着。
突然，在寂静中响起了汽车轮胎飞驶在石路上的籁籁声。我转过身去看了一眼。从远处向我们这里驶来了一辆汽车。看来，这辆汽车的牌子一定不坏，因为它开近来的时候异常轻快，转眼之间它的灯光就照得我眼睛发花了。
可是，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我的那个奇怪的女伴一下子就把我向她搬了过去，使我背对着马路了，她紧靠着我，并把我的头搬向她的脸，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了。
在她吻我的这一瞬间，我听到汽车开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车门开了一下，马上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当我推开这个奇怪的女人以后，汽车已经开过去老远，我只看到了车身后面一闪一闪的红灯，仿佛象一个信号，报告了刚才发生并且已经消逝了的危险。
我大概没有掩饰住吃惊的神情，并且一定是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我的女伴了，因为她微笑了一下，抚摸着我的袖口说：
“您真可爱，我要能爱上您有多好啊。”她撤娇地说，但她马上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您可别为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永远不会爱上您。”
可是，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在这只有模糊的沙沙声和某种微弱响动的寂静的夏夜里，又响起了尖细刺耳，我要说，甚至是一种很悦耳的哨声，很象警笛。
我连转身都没有来得及。
我的女伴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臂，推我靠在墙上，就用象男人一样有力的手使劲往下压我的头……
我突然本能地感到，马上就会有人向我开枪……
但是没有，我并没有听到枪声。
不过，我却清楚地感觉到了身旁的空气急剧地处动了一下，就仿沸象一只看不见的大鸟从我的头上一掠而过，它的翅膀几乎都碰到了我……
哨声突然中断了，枪声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这种奇妙的环境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一些无形的猎人正在迫捕着我。
过了一会儿，当我的女伴把她的手缩回去以后，我才转过身来，瞧了瞧那笼罩着这条空旷的沿河大街的朦胧夜幕。
我觉得在远处，在那昏暗的天空背景中仿佛有一个黑影，象是一个人的轮廓，但是这个幻影只出现了一瞬间，马上就消失了，仿佛是融化在别的模糊的黑影里了……
我当时以为这个怪影只不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由于我那位意外的女伴太神秘了的缘故。
我从不喜欢幻想．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总是有根有据地考虑问题，做着平凡而严肃的工作，可是突然在这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夜空下，时当1941年的夏天，事出突然，我却意外地置身于这样离奇的事件里—一这种事件我从前只是在冒险小说里才看到过！
可是，我的女伴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她只是冷漠地望着我。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气愤了。
“岂有此理!”我不由地喊道，接着就很刻薄地问她“您看怎样，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什么呀？”她反问了我一句，冷笑了笑，但她自己马上又回答说：“啊，这件事……不，我以为不能了。恐怕到这里已经全完了。”
“可是，您不想对我说明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吗?”我又问她，力求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不，我不说明。”我的女伴冷冷地回答我说，但她立刻又很客气地补充说：“无论如何，多亏您才使我摆脱了极其不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我选的人还不错。”
“哼，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闷问不乐地回答说，“你大概在路上就碰到了我一个人。”
“您那样想是不对的，”我的这个女伴紧紧地靠着我的胳臂，反驳说：“在我找您之前我早就清楚您是干什么的。”
“果真吗?”我讥诮地说，“一个男子，三十多岁，高个子，穿的还挺不错……”
“噢，不是！”这个女人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的比您想的那些要多。”她也带着讥诮的神情从下往上打量着我，“您想让我说出来您是谁吗?”
我用带有庇护心情的眼神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
“那好吧，您说说看！”
她毫不犹疑地回答说：
“您是苏联军官，马卡罗夫少校。”
这又使我大吃一惊。
“真是岂有此理！……”
“您方才向您的上级汇报了工作情况，您目前在此地工作……”她停了一会儿，又冷笑了一声：“唔，至于您现在做些什么，这就无关紧要了。”
“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她，希望彻底弄清楚达个女人知道我些什么。
“这无关紧要。”她依旧不愿回答，并且加快了脚步。
我和她并肩走着，紧张地考虑着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了。”她说，并且扬了扬下颌，仿佛用它指着前面，“请您记住：从衔角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在衔角站下了。沿河街向下延伸着，往旁拐有一条林荫大道，街道两旁的商店和餐厅射出了五光十色的灯光。
“可是，您究竟是谁呢?”我又问这个陌生的女人说。
她笑了笑。
“您是俄国人，俄罗斯有那么一句挺好的谚语，”她说，“‘知的多，老得快’。这个‘老得快’的意思就是早死。可是我并不希望您死。”
可是，我弄不出究竟，还是不愿意放走她。
“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卓霞。”她说，“好啦。再见吧。”
她放开了我的路臂，但我想拦住她，就拉过来了她的那个手提囊。她立刻很粗暴地使劲打了一下我的手，手提囊就掉到她的脚下了。我哈下腰去，刚刚拿到那个编织的小皮带，就觉得手指下面一动，手提囊的小皮带就断了。
我的这个女伴把手提囊从我手里抢回去了，我不由得向四外看了看，但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奇怪的陌生女人就不见了。我气 地站在那里，只看到她那件浅色的大衣在树丛里晃动着，离我已经相当远了。
这桩莫名其妙的事件破坏了我生活的常态……
说一句尽人皆知的话：生活中的真事有时比精心杜撰出来的故事还要离奇。我不禁想到了著名的华莱士所写的侦探小说里的一些复杂的情节，可是我刚才碰到的这件事比华莱士幻想出来的情节还要离奇。
她的大衣在树丛那面闪现着，她越走越远了……
我加快了脚步。
在黑黝黝的树丛那面，在里加最豪华的“罗马旅社”的屋顶，餐厅放射着绿色的灯光。
这个陌生的女人向旅社走去了。
应当追上她，尽可能把一切弄清楚。
我急忙穿过林萌路和大街，走到了那灯光耀眼的旅社门前，看门的人很客气地给我打开了门。
我一走进那宽阔、整洁的餐厅前堂，就知道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空位子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衣帽寄存室里已经挂满了上衣。但我还是脱了外衣。走上那宽大的大理石阶梯，就进了一间大厅，里面挂着好多金黄色镜框的镜子，还有带水晶垂饰的青铜枝形挂灯，闪变出象霓虹的各种彩色。
大厅里确实是满满的，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当时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离开了加入了苏联的里加，有些是没有来得及走掉，有些人还打算等一等看。有些人对突然闯进古老的里加生活当中的那些新的东西是很不得意的，其中好多人每天晚上就到夜餐厅里来消磨时间。他们依旧过着自以为是豪华的生活。男的多半穿着就餐服和常礼服，女的都穿着很时髦的夜装。沙龙式的乐队在一座不高的舞台上奏着一种忧郁的曲子；有那么稀疏的几对男女随着乐声在那嵌木地板上懒洋洋地直着腿在跳舞，擦得地板沙沙响。
我打算找一张桌子先坐一坐，我很走运，这时恰好就腾出了一张空桌。手眼麻利的侍者并没有让我等很多时间，马上就给我定好了莱，只过五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铜咖啡壶和一瓶金光闪闪的、上等的白兰地酒。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酒，又喝了一口咖啡，就抬起头来察看周围的这些人。
我的视线从这张桌移到另一张桌，从这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
啊，我并没有白来！我看到我刚才的那个女伴了，她离我只隔着几张桌子。
她穿着一件深黑色天鹅绒的外衫，胸部的开口很低，显出了她那白白的项颈，这就使她那瘦削的胸部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她身上唯一的点缀是一个不大的玛瑙十字架，悬在很细的一条金链上……不，我不会看错的！
她的目光正投向高处．仿佛从人们的头上望着什么，但我觉得她并没有注意谁。
同她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比她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料外衫。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说不准多大年纪，穿着极其讲究，但他的面孔却显得异常呆板，怏怏不乐，毫无出众之处。对他很难说什么别的，只能说他有一撮剪得很齐的淡红色小胡和一头梳得十分光洁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很象那弄湿了的大麻。
我又去看我刚才的那个女伴。她一定是觉察到我的目光了，就把她望着天花板的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这里，在这个餐厅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表示我认识她，于是我只是点了点头，这样，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在注意着她，同时也不至于被别人发现。
但是她却很淡漠地把她那冷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挪开了，并且对我向她表示的问候没有作一丝反应，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动，仿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一样。
我叫来了侍者。
“请您告诉我，”我一面问，一面用下颌指示我那个女伴，“这个女人常到这里来吗?”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侍者回答我道，客气中含着冷淡。
这时我的那个女伴和她的同伴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从我的桌旁走了过去，我又闻到了一种不知名的香水的微弱的謦香……
看来，她是再也不打算同我继续打交道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好不叫任何人知道我在注意谁，就急忙把几张纸币扔到桌上，从大厅里出来了。
前堂里已经没有一个人。我走到了街上，街上只有几个稀疏的过路行人，我绝不会把他们错认为是我要找的那几个人的。
我转过身来去问看门人：
“您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浅色的外衣……”
看门人很客气，甚至是有点儿同情地笑了笑。
“他们刚刚坐上汽车走了，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回家去，以便第二天把这一切报告给该当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这样决定以后，就塞给看门人一些小费，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餐厅。
我安详地走在沉睡着的里加的大街上，那稀疏的行人顾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他们。我到了柴普利斯的家——我住的那一家就姓柴普利斯——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外看了看，开了门，进了院子，从里面把门锁好，我这时才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想：现在，今晚发生的那一切奇怪的事情一定已经告一段落，绝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搅扰这个住着普通的劳动人家大院的安静了。
我不慌不忙地上了楼梯，蓦地我又感到惶惶不安了，我觉得楼梯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暗中有人在我附近藏着，等着我，并且眼看着就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抓我来了……
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就站住了，凝神地倾听着，四外万籁无声。
突然，闪出了一束灯光，照亮了楼梯和那灰色的墙壁……
这时我恍然大悟，上面有人扭开了手电筒……
上面，在梯台上站着的正是我在道加瓦河沿河街送过，并且不到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夜餐厅的大厅里见过的那个陌生女人。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仍旧穿着她那件浅色外衣，里面是她那件黑色天鹅绒的长衫，她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眯缝着她那两只发绿的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
还没有等我问她什么，她已经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伸出了右手，抬了起来，我看到了一支对准着我的小型手枪的枪口。
“岂有此理……”我说，在她开枪之前——这一点我记得异常清楚——我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隆声，于是——我失去了知觉。
二、控制自己
当我苏醒过来以后，首先看到的便是向我开枪的那个女人的面孔……
我感到异常软弱，全身都不能转动，连头都抬不起来……
四外是一片白色，阳光耀眼。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的面孔就在我的眼前，透着一点点笑容，看来她这副面孔与其说是冷漠，倒不如说是怀着恶意。
我掀动着嘴唇：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
“别作声，别作声！”她命令式地低声说，甚至还显得很亲切，“不要讲一句俄国话。如果您想活，那就别作声。我以后再跟您解释……”
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愿意讲话，因为我太软弱了。头又晕起来了，于是我就闭上了阴暗。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我慢慢清醒过来，就开始审视周围的一切。
一片白色，阳光耀眼。我这是躺在一个病房里。不错，毫无疑问，我是在病院里。墙是白的，桌子也是白的，身下是镀镍的铁床。从两扇宽大的窗子里射进了夏日耀眼的阳光。这个病房里一共只有三张床位。一张是在窗旁，这就是我这张；在我旁边靠门口那张床上也有一个病人，另一张床靠着对面的墙，那张床是空的……
突然，我想起了一切——这一回我才完全清漫过来了！——想起了这个可怕的一夜，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没有说完的那句话，还有对准我心窝的那支枪筒……
我的胳臂瘫软无力，不听使唤，它仿佛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抬了起来，用手摸了摸胸口……
不错，胸口缠着绷带，确实是有人向我开枪了。
我在这个病院里躺了多久?那个女人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同志……”我喊躺在门旁的那个病人，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甚至连动都没动。后来我才知道真是万幸，他干脆就没听见，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喊声了。
这时，我听到了人声。门开了，病房里走进来好多人。这些人都穿着白罩衫，戴着小白帽。我就想这一定是医师巡诊来了。
进来的这些人都十分快活，笑着，并且互相开着玩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讲德国话。
他们先走近了躺在门口的那个病人的床前。
——个短小粗胖的年轻人，话讲得相当快，我很难懂他的意思。看样子，他是在报告病人的病情，这时又马上走进来一个身材细长，体格消瘦的人，差不多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高傲地扬着他那个小脑袋。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主要人物，其余的人都是他的下属。
“教授先生。”那个短粗胖的人向这个老头述说着病人的病情，不断地这样称呼他。
“很好，”那个老头子气咻咻地说，突然，他打断了那个人的话，对他的同伴们伸出了他那四个青筋嶙嶙的细长手指，并且很正经地数着说：“一，二，三，四……就完了！”
过了四天我才明白这个老头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老头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大伙就走到我的身旁。
这次讲话的不是那个短粗胖的人，而是使我落到病院，而且显然对我的命运开始起着某种作用的那个神秘的女人。
她同别人一样，也穿着白罩衫，头上包着一个白头巾，我不晓得她在这里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但她的举止在这些医士当中非常随便。
她指着我说：
“教授先生，这都是您的功劳……”
她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德国话，我完全听得懂。
大家都称为教授的那个老头子很宽厚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这一笑是否是因为他确实有什么功劳，或者只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恭维了一番的缘故。
“啊，如果是这样，”这个教授仿佛敲响了一下他的干巴舌头，“那可就太好了。”
“他是今天早上苏醒过来的。”那个女人又接下去说，“他想讲话，但我把他制止了，他身体还弱，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啊，您可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护士！”教授亲切地微笑着夸奖她说——他对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微笑过，“但愿在您的照看之下，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这位……这位……”
这位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那个陌生的女人急忙提醒他说，“您早就认识他啊……”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恢复健康。”
他哈下腰来，扒开了我的下眼皮，瞧了瞧我的眼睛。
“挺年轻啊”他善意地补充说，“假设他的血管发生了硬化，那我就不在他身上白费事了。”
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肩头，甚至竟表现出很爱护我的样子。
“我一看您的眼睛就知道，您本来就没打算死。”他突然用英语说，并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懦夫一生数死，丈夫只死一遭。”
这是一句赞赏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究竟怎的了，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后来，这位教授转过身去，迈着方步，连膝盖都不屈，直着两条腿就从病房里走出去了。
其余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陌生的女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以后我就又想，我是不是神志昏迷了？我本来是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可是他们为什么管我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为什么会是一些讲德国话的医生给我治疗?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那个打算害我的女人来照看我?
我想到了这些以及如此等等的好多问题，但我却找不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去想，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是被人抢来了！
是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军官知道的东西当然不少：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外国参谋本部的注意，这可能是某一国极其大胆和狂妄的间谍机关冒了这次险。
尽管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置信，但我几乎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是的，他们把我抢来了。这个女人并不是要把我打死，她只是企图使我失去反抗的能力……后来，我就又问我自己：我这是躺在哪里？是落到德国人手里了吗?是的，很可能是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了。但是他们打算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从我身上弄到什么，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说他们要抢我，那正是因为我是马卡罗夫少校，是苏联的参谋军官，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晓得的什么贝尔金先生！而且，为什么又不许我讲俄国话?为什么那个女人的做法仿佛象是要我瞒着什么人？最后，那个高个子德国教授说的那几句英国话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闹得茫然无措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我这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苏联的病院里。
在这一天里，卫生员和护士到病房里来过好多次，其中大多数人跟我讲话是用德语，只有几个人讲拉脱维亚话。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早上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说什么我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示意。
傍晚，那个陌生的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她坐在床前，微笑着抚摸我的手。
她用英语同我讲话，而且声音很低，尽管有人在门外偷听也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忍耐，忍耐高于一切，以后您一切都会明白，”她态度温和，但很果断地说，“您目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您可以讲德语、英语、拉脱维亚语，可就是不要讲俄语。总之，您应该忘掉您是俄国人。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对您讲清楚。”
我就开始问这问那，但从她的回答里并没有弄清多少问题。
“我这是在哪里？”
“在德国病院。”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您以后会清楚的。”
“可是您是谁呢?”
她笑了。
“不记得了吗?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的全名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而且我们两人早就熟识，您是应该记得的。”她站起身来，并且仿佛有所阴谋地用一根手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养病吧，请记住我的忠告，一切都会好的。”
她走了以后，整整两天没有再来。在这两天当今。各种各样的揣度可把我苦恼坏了，后来我就倾听周围别人的谈话，仔细地斟酌听到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慢慢地有了力气，也能够望望窗外了。于是，我以为我是被抢来的看法就无法成立了；因为我依旧还在里加，对着病院窗子的那条大街我是非常熟悉的。
在我失去知觉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异常可怕的大事。如果说我被无理的外国间谍机关抢出来是件极其可怕的事，那么这几天发生的这件事要比那更可怕得多……
希特勒德国侵入了苏联，可是我还在里加，还是在原来的那个里加，但它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
在靠门的床上躺着的是他们的一个爱司，是叫我们的飞行员打掉的。他在里加城外降陆时受了重伤，如今已经要死了。
应当为德国人说一句公道话，他们照看他们的爱司还是非常细心的。他们想尽办法要减轻他最后一刻的痛苦。
可是，他们为什么也那么细心地照看一个被俘的俄国军官呢?——因为我实际上已经成了他们的俘虏了——这一点我怎样也想不通。
不过，我当时又想起来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不知为什么我如今已经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了。于是，我又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只得等着，等我恢复元气以后，就会弄清一切，并且可以采取某种办法。
在我恢复知觉以后的第三天头上，走廊里突然喧嚷起来，往病房里抬进了一个新的伤员，这个新来的伤员就被放到那个空着的床位上了。
我已经觉得有些见好，于是就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我的这个新邻居。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胸部缠着绷带，十之八九是个重伤员。
他起初给我的印象还很不坏。他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两只看来很聪明的灰色眼睛，鬃角已经有了花白的头发，两片嘴唇有些发干，这个人看来有四十五岁光景，一般说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可是，不久之后我就把他恨到什么程度了啊！
这个病人来到这里以后过了几个钟头，就有两个德国军官走进了病房。他们穿着黑色的盖世太保制服，上面胡乱披着医院的白罩衫，其中的一个是少校，另外那个是中尉。
这两个军官用斜眼瞧了瞧我，就站到那个新来的病人床前。
“希特勒万岁！”那个少校向那个病人喊道。
“万岁。”病人用微弱的声音问答说，但，看来他是拼命想把话说得更有力些。
卫生员拿来了两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小桌，还有文具，于是这两个军官马上就开始讯问了。
“您叫什么名字?”那个带着少校军衔的军官马上问那个病人说。
“弗里特利赫·约甘·加什凯。”那个病人也很快地回答他说，话说得十分清兹，很象个兵士。
那个中尉记下了他的回答。
“在俄国您就叫这个名字?”少校问。
那个病人笑了。
“不，护照上写的是菲多尔·伊万诺维奇。”
“菲多尔·伊万诺维奇·加什凯?”少校又问了一遍。
“是。”加什凯肯定地回答说。
“您为领袖和德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我感到十分高兴。”少校说，“您说话吃力吗？”
“不，我有力量，”加什凯微弱地、但很清楚地回答说，“我甘愿……”
讯问继续了两个多钟头，少校问话，中尉不停地在写。
加什凯原来是一个变了节的投敌者。他是早年移居在伏尔加河沿岸沙里普特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后裔，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曾在萨拉托夫教过书；被征入伍之后，他在开战的最初几天里到了前线，就立即作了投敌的准备。他所在的那个团刚一同敌人接触，加什凯就利用短时的沉寂时刻向前跑去，扔掉了武器，就跑到德寇阵地去了。
苏军方面立即向这个变了节的人开了火，德国人却没有开枪，因为他们立即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加什凯受了重伤，但他到底跑到了德寇的阵地才倒下。他并没有空着手跑到德国人那里去：在逃跑之前他钻进了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重要的文件。
野战医院判明了这个投敌者的重要性以后，就下令立即把他送往里加……
看来，加什凯十分清楚，空口说白话是无法得到德国人的好感的，只有弄到一些关于苏军的确切而重要的情报才能断定投敌者的真正价值。
事实也确是如此，加什凯并没有多讲废话，他看到了一切应该看到的东西，记住了一切应该记住的东西，现在他满怀着内心的喜悦，向坐在他面前的盖世太保把他的情报和消息都和盘托出了。而我，唯有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叛变行为。
可是，盖世太保并没有怎样注意我，有我在场不仅没有使他们感到不便，恰恰相反，他们倒似乎很高兴让我听到他们同这个投敌者谈话的内容，这件事也使我很难理解。
加什凯是一个聪明人，他带来的情报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是，通过这场谈话我却把他彻底认清了……
啊，我现在有多么讨厌他啊！
过了两个多钟头，两个盖世太保说罢祝他早日痊愈，就走了。
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很不错：有肉，有白菜，有浆果，甚至每人还有一杯一种有些发酸的葡萄酒。
事情十分明显，我们在这里享受着特权。
加什凯吃得很香，我暂时也不打算死去，我很想早日恢复健康，并且设法回到祖国，只有那个爱司是顾不到吃饭了。
第二天，那两个盖世太保又来了。
看来，德国人一定是用某种办法查对了加什凯关于杀死参谋长的口供，而文件也确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少校答应为他请奖了。
加什凯把他知道的一切事情部泄露出来了。这个可恶的加什凯，他可真细心！他记住了什么样的炮兵营在什么地方．又记
住了什么样的部队经过了他的驻地，也记住了他走过的地方有什么部队，以及附近的飞机场在哪里……
本该立即把他当场处决，以便不让他把这些情报泄露给德国人，可是当时我的手边却连个木制的裁纸刀都没有……
盖世太保给加什凯拿来了一些报纸，于是他就很客气地拿给我看。这可真是一些可怕的报纸。那上面报道了希特勒匪徒在不停地向东推进，并且说很快就要占领莫斯科，其中也报道了杀死很多的苏联人。
我不相信他们报纸上的消息，可是加什凯却恰恰相反，他一味冷笑，仿佛这种消息使他感到异常高兴。
在第四天晚上那个爱司死了，这时我才明白了那位教授伸出四个手指的意思。
于是，病房里就剩我和加什凯两个人了。
加什凯几次企图同我攀谈，但我默不作声，装作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说话的样子，其实，实际上我已经感到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并且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叛徒弄死了。
盖世太保每天来看加什凯，每天都能从他嘴里弄到某些新的东西。
最后，他被弄光了，那个中尉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加什凯已经把他能看到和记得的东西部讲出来了。但我却觉得盖世太保和加什凯相互间还都有所期待。
一天晚上，扬科夫斯卡亚女土又到病房来了。
我真不明白她在这个病院里究竞是个什么角色。当然，她也穿着一件一般的白罩衫，但是，看来她并不做医务工作。有时她竞离开好几天，有时她就在病房里闲逛，无所事事，也不怕别人看到她闲散。总之，她和病院里别的德国人比有些特殊就是了。
她一声不响地坐到我的身旁，又习惯地仿佛是透视着墙外。
病房里传来了街上的喧嚷声。加什凯仿佛在打磕睡。我打量着扬柯夫斯卡亚。
她身上有那么一种不可捉摸和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她这样的女人，而且在我所看到的一些女人身上，也没有发现过有她那种东西。我总感觉她仿佛象个章鱼，随时随地伸动着她那无形的触角。
“您可曾了解过真正的爱情吗?”她突然用英语问我说。她在这个医院里总愿意同我讲英语。
“当然喽。”我说，“哪一个象我这样年纪的男人……我３０岁，还没有结婚……”
“不，我不是指那种一般的，规规矩矩的爱情。”她执拗地打断了我的话，“您曾否爱一个女人直爱到忘掉了理智、名誉和良心……”
我想，她又在打算同我搞鬼，我不免又要受她的害……
但是，也不该使她失望啊。
“我不曾那样爱过，”我犹疑地说，“大概是未曾那样爱过，我还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女人……”
我想，不可以靠着她跑出去吗?
“可是您能否爱我呢？”她突然毫不隐讳地问我说，“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如果我也同意为您……”
我转过头去瞧了瞧加什凯。
他直打呼噜，一定是睡着了。
“他睡了，”杨柯夫斯卡亚很不经心地说，“而且他也不懂。”
“很难说，”我犹疑地回答说，并且想争取一些时间，就补充说，“我们以后再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