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其实她也正是从这儿开始讲的。
她简短地，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正确地讲了里加当时的情况，并且简单地解释了在我和她初次相逢时使我感到吃惊的一些神秘现象。
资产阶级当政时的里加一直是特务活动的中心；根据里加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情况，它在西方也是处在象东方从前的上海或是哈尔滨那样的地位。
扬柯夫斯卡亚同三个间谍机关有联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间谍常常是同时为两个或者为三个间谍机关服务。这样的间谍被称为“双股线”或“三股线”。扬柯夫斯卡亚就是“三股线”，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一个聪明的巴里斯会偏爱哪一个女神的。
布莱克自然是不了解她的女助手的这些情况的。作为英国间谍机关的一个军官．他一贯死心塌地地为他自己的政府服务。他之所以能够丧命也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愿为大洋彼岸的生意人奔走的英国人。
布菜克在搜集军事情报和执行着那些和准备战争有关的一些任务的同时，他不仅想到了当前的战争．而且还想到了战后的问题；他已经准备从事在战后也能使资本家得到利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冷战”的某些活动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小特务，在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从事间谍活动，由于有那么一个汉斯先生到了里加，就使这种气氛更趋白热化了。这位汉斯先生是英国侦探机关的一位代表，他打着一个大商人的幌子来到了里加，在这之前他曾同他的妻子在苏联游历过。
汉斯必须同布莱克会面，但是要做得不致使布莱克遇到怀疑。布莱克通过扬柯夫斯卡亚接得了晚上同汉斯在餐厅里会面的指示：因为会面以后，汉斯马上要乘夜航机飞往斯德哥尔摩。
杨柯夫斯卡亚便有了劫夺有关布莱克所准备好的间谍网情报的一线希望，这个情报是大洋彼岸间谍机关一直坚持要拿到的。当时，扬柯夫斯卡亚早已经同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接好线了。
扬柯夫斯卡亚十分清楚，命令弄到这份名单就等于命令打死布莱克。一般说来，她当时的处境是很为难的：不执行命令，就要被处分，那就意味着被打死，如果打死布莱克，也就会受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追究。最后，扬柯夫斯卡亚认为还是服从她那大洋彼岸的主子为妙。
她找史密斯给她帮了忙，他是被指定为她执行某些个别任务的。她便公开地对他说必须打死布莱克。——这种事情根本不必瞒着史密斯。史密斯是容易同意这样干的，因为他嫉妒扬柯夫斯卡亚同布莱克好。顺便提一句，她同谁交往他都吃醋。
但是，德国人也是很注意布莱克的活动的。自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后，住在各该国的德国人可以自由地回国。因此，从德国就来了很多遣侨回国的各种代表，其中就有很多特务。德国的间谍机关甚至还保护了布莱克，当然，他们对他是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护布莱克不让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暗算他。
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扬柯夫斯卡亚先转告布莱克说，晚上要在“罗马”旅社的餐厅里等着他，过后她便警告史密斯，说她已受命将布莱克打死。晚上，扬柯夫斯卡亚就到布莱克那里去了。他们两人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谈话，后来，她就把他打死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说，贝尔金先生不能来接电话，并且请问找他干什么。打来电话的那个人也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就说会面的地点变了，同贝尔金先生会面仍按原定时间改在‘道加瓦’沿河街上。扬柯夫斯卡亚不熟悉汉斯的语声，她也可能听错了。如果挂电话的不是汉斯，那只能是德国人。
扬柯夫斯卡亚走出了布莱克的住宅，到了我们军区司令部占用的那座大楼附近，就等着我。
那还是在很早以前，她一瞧见我就注意到我和布莱克长的很相象了，那天晚上她就决定要利用这一点达到她自己的目的。
她在我到里加不久就了解了我的情况。我们军区机关有一个电工，把所有到军区司令部去的军官都对她讲了。
为了从我身上刺探某些军事秘密，她是不反对同我结识的，若是可能，还要使我爱上她。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同我结识的机会。
但是，由于她闹的这个把戏使她受连累的这种境遇迫使她找到了我的头上，她只得求我陪她在沿河街走一程。
如果我们遇到汉斯，她就可以走过去，跟他说有人跟踪我。汉斯只能瞧我一眼，就从扬柯夫斯卡亚的手里接过名单，他是不会怀疑我不是布莱克的。
但是，汽车刚一出现，杨柯夫斯卡亚就断定，在沿河街的这次会面是查出了底细的德国人安排的，这辆汽车是一位德国遣侨特派代表的。德国人不能不想到布莱克会交给汉斯某些文件。如果他们把我当成布莱克，就可能把我绑架，也可能把我打死。
因此，扬柯夫斯卡亚使我们两人装成了一对情侣。德国人就跑过去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忙着去会见汉斯。
史密斯把我当成了布莱克，他以为扬柯夫斯卡亚行凶末成。他们原来已经约定，如果布莱克到街上来，就由史密斯射杀布莱克。史密斯曾经用哨声给扬柯夫斯卡亚打个警号，但是扬柯夫斯卡亚防止了这种不必要的行凶。
史密斯一直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当我们走到街角的时候，这时他发现看错了，但是他看我仿佛是要夺取扬柯夫斯卡亚的手提包，就开了一枪……
如果这一枪能打中，我就甭打算再到餐厅里去找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一张餐桌旁找到了汉斯，便说布莱克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汉斯慌了，但是她说凶手并没有抢到名单，汉斯便放心了。于是，她便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他，自然是没有提另外那一份了。她估计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苏联侦察机关干的。这时，我进去了，可惜，当时我暴露了我对扬柯夫斯卡亚的注意。汉斯注意到了我。扬柯夫斯卡亚就说，我是苏联侦察机关的一位军官，并且说我早就就注意了布莱克和扬柯夫斯卡亚，她刚才在沿河街还碰见过我，说这很可能是我要打死布莱克。
汉斯命令把我干掉，并且警告杨柯夫斯卡亚说他在临行前还要检查，看这个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了。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办法，只得赶在我的前面，到我的住所去。
她是带着史密斯同去的。他们两个人藏在楼梯上了。当我—上楼的时候，史密斯就用电筒从上面照了我一下……
在对我进行谋害的时候，正赶上德寇第一次轰炸里加，杨柯夫斯卡亚立刻猜到了爆炸声的来由，她做事向来果断，于是便马上决定留下我这条命。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个又顺从又不了解她情况的新的布莱克，对她会非常有用的……
让我冒充布莱克的主意，是她在沉着地执行汉斯命令的那一刹那间想到的。可以说是这个想法使她的手枪没有对准我的心窝，但是却对淮了我的胸部；如果说扬柯夫斯卡亚在这种新的局势下需要我，那也需要使我处在束手无策的状态下，她才便于行事。
她没有把我打死，却使我受了重伤。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由史密斯帮助她把我拖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他们把事情搞得挺复杂：在布莱克的住宅里把我包扎好，便由史密斯把布莱克的尸体弄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德军炸毁的一栋房子的瓦砾下被发现了，但是这个尸体已经残伤得很历害，竟至使人无法看出是布莱克还是马卡罗夫了。不过穿的衣服和衣袋里的身分证，证明了这是马卡罗夫。同志们便把马卡罗夫埋葬起来，受了重伤的贝尔金就被扬柯夫斯卡亚送到医院里去了。
当贝尔金的性命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里加被德军占领了。德国人也知道贝尔金冒名顶替的是谁，所以扬柯夫斯卡亚便告诉给德国人了，何况根据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指示，格列涅尔已经成了她的顶头上司，而他是早就和这个间谍机关发生了关系的。
一般说来，她讲的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经被掌握了的情况，她也并没有讲多少假话。
审理工作已经接近结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个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上校，他用探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为了走走形式，便问我：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摆了摇头说：
“没有，没有……一切都对……”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却摆脱了她应负的责任。诚然，她是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搜集过情报的；但她却救了我这条命——起码在她讲完之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杀害鲁尼亚金——她把这个原因解释为由于一时激动——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宽大处理呢……
但是，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自私自利和恬不知耻的罪人，她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杀害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讲的都对。”我又说，“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还应当讲一讲同格列涅尔教授合作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应当过问我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扬柯夫斯卡亚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谁也没有权利过问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开这种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么，孩子们呢?”我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一孩子?”她反问道。
“是的，就是您给格列涅尔教授弄去作试验的那些孩子呀！”
“什么，什么?”法庭主席连忙问道。
于是，我就把我在敌占区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对法庭讲了。
我讲了吊在街心林荫路上的尸体，被赶到德国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尔教授别墅里的孩子，并且说明是杨柯夫斯卡亚亲自给她所尊崇的那位学者挑选作试验的……
法庭主席伏在桌上，就重新翻阅审讯记录。
“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行。”他冷冷地说，并向杨柯夫斯卡姬转过身去，“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扬柯夫斯卡亚却敢于冷笑了。
“马卡罗夫说这些话都是出于嫉妒。”她眯着她那两只傲慢的眼睛说，“他和格列涅尔两人经常为了我互相争风吃醋……”
这时，杨柯夫斯卡亚突然站了起来，并且用万分恳求的眼神瞧了瞧法官，就向我伸出手来。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要知道，我以后永远也见不到您了。请您不要见怪。难道您能够忘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吗?……”
说老实话，我可真难住了……
法庭主席耸了耸肩，用手掌摸了摸他那拔了顶的头皮，正了正眼镜。
我没有明白她说的意思，但杨柯夫斯卡亚马上就解释了。
“您看，马卡罗夫少校是无法反驳我们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的。”她对法庭主席说，两只狡猾的眼睛一会儿望望他，一会儿又望望我，“只是他急于摆脱责任！”
主席严厉地望了望扬柯夫斯卡亚，又正了正眼镜。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说明，马卡罗夫是和我一样的间谍。”她用响亮而有些发颤的声音清楚地说这“甚至比我还要大呢！”
扬柯夫斯卡亚默不作声了。
“我们听您讲。”主席催她说，“讲下去，讲下去吧。”
“他是被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派到这里来的。”杨柯夫斯卡亚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于是，她就讲起我同泰勒先生的会见，并且说我已经被他们收买，又说我供给他们重要情报，并且说是我把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冒名恰鲁申的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出卖给盖世太保了……不错，她说了这一切，目的是要把我也拖下水去。
“您怎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主席冷冷地问道。
“您问他好了！”她仿佛要给我当头一击，大声刺耳地喊道，“他为什么不讲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活期存款有五万美元呢?”
她仍旧以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还是金钱！
她举出了例证，就以为我算逃不脱了，但是，法庭甚至并没有容我讲话。
“马卡罗夫同志，您可以退席了。”主席照旧冷冷地说，但他那一双眼睛里却闪现着爱抚的神情，“法庭知道是由谁批准您同泰勒将军进行谈判的，至于转给您名下的那笔钱，……”主席甚至说出了存钱的那家银行，便向扬柯夫斯卡亚俯过身去，仿佛以下的话是特地对她说的：“至于那笔钱，已经由马卡罗夫同志托人领了出来，甚至已经用光了，不过不是他自己用的……”
我瞧了瞧法庭主席，他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向门口走去。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扬柯夫斯卡亚突然在我背后颤抖地大声喊道，“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这样说是为了使您能同我共命运……因为……喂，您回来呀!因为我爱您……”
但是，我并没有回去。
我明白，她是想改变由于说谎所给人造成的印象，但是我十分清楚，她最后讲的这几句话也象她的整个生活一样，是一个弥天的大谎。
尾声
大概就是这些了。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但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些事件却在记忆中无法磨灭。
战争结束了，我同我心爱的那个姑娘见了面。她听说我牺牲的消息以后，并没有相信，如果说也相信了一点儿，但是她却一直无法爱上别人。她耐心地等着我。我的妻子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我讲里加的故事，只是每当我提到扬柯夫斯卡亚的名字的时候，她便皱起眉头……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在战后也找过我，我在我的家里同他见面了。我自然开头就问到了热列兹诺夫。
“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他遇到了什么事?”
但是普罗宁并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那些问题。
“以后再讲吧。”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他再也没有对我说别的，我明白了：热列兹诺夫后来的遭遇，显然还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现在还不到发表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谈到了我们在里加的那一段生活，我们怎样互相寻找，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唔，您可知道您破获的那个间谍网怎样了吗?”普罗宁问道，“那些‘唐水仙’和‘郁金香’都怎样了?”
“留下来的那些大概都被捕了吧?”我猜道。
“不错，大多数都被捕了。”普罗宁证实说，并且笑了笑，“不过有三个或者四个，甚至却没有动，为防止万一起见，虽然没有逮捕他们，却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我对普罗宁能那样快那样周密地把布莱克上尉的电台装好，表示十分惊奇和敬佩。
普罗宁宽厚地笑了笑。
“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是英国的收发报机，就是要魔鬼我们也能从地下给他们弄出来……”
从这次会面以后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顺路到里加去了一趟，但我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
我在城里走了走：它还象从前那样漂亮、豪华，被战争破坏了的建筑物我已经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建筑。我也到过我在柴普利斯家住过的住宅，房子还在，但是住户却换了。
给我开门的那个年轻人说柴普利斯在一个乡下区里担任党委书记。
我很想见一见他，但是我没有时问去。回到莫斯科以后我给马尔丁·卡尔洛维奇写了一封信，现在我们还常通信。
我也想找到马尔塔，但是我不晓得在哪里能找到她，居民住址查询股里并没有找到马尔塔·雅诺美娜·克鲁米内什的名字。
后采我便想到墓地去一趟。我顺着林荫路往前走，在纪念碑和十字架之间徘徊，真是奇怪，我又找到了我的墓地，给马卡罗夫立的纪念碑还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还有什么应该讲的呢？……
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常注意外国的报刊。诚然，我感兴趣的是多半是一些专门问题，但是顺便也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格列涅尔教授到底到了大洋彼岸，他在那里自己有了一所学院，正在飞黄腾达。
我谈到过发表在大洋彼岸一家大报上的一封信，是由几名学者写的，他们在信中表示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怀着恶意反对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并且要求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在这封信下面签名的就有格列涅尔教授。
唔，最后再谈谈和普罗宁的一次会见吧，因为它和所写的这件事有些关系。
我在里加住过那个时期以后，我和拉脱维亚人就结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拉脱维亚爱国者的英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了，如今，凡是同拉脱维亚有些关系的事我都很注意。
一九五五年冬季，在莫斯科举行了拉脱维亚文艺周。普罗宁就请我去看《莱尼斯》那出戏。在上演的时候，普罗宁一直注意着一个女演员，讲她的名字，夸奖她，特别地为她鼓掌——就象我们习惯上对自己的熟人常做的那样。
后来，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就问：
“难道您不认得她吗？”
一种模糊的记忆闪动了一下，然后便消失了。
“不认得。”我说。
“难道记不起来了？”普罗宁吃惊地问，“男爵夫人特列特诺芙！”
啊，是美沙公园的那个漂亮的姑娘！
“原来是个演员！”我喊道。
“她是里加的一个女工。”普罗宁见我说错了，就说，“她根本没有打算进剧院。这是同志们在她演了男爵夫人特列特诺芜以后，才怂原她在戏剧方面发展一下……”
普罗宁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让我瞧政府人员坐的包厢。他指了指一位正同我们党的一位领导人谈话的老年人。
“您也认不出他了吗?”普罗宁问道，“多姆广场旧书店的那位卖书的！”
但是，直到普罗宁对我说了以后我也没认出他来。
我就这样又了解了这部所谓惊险小说里两个人物的命运……
看来，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有的人读过这本小说之后，搜寻一下自己本身生活的记忆，就会相信我，不过也许不会相信，过后就会忘个一干二净……
不过我自己是什么也不会忘记的！
秋天，一到秋天，每当我那个被射穿过的肺叶使我感到难受的时候，我有时就走到写字台前，拉出抽屉，把上一个世纪科洛拉特矿工服的那个压着三叶草的大铜钮扣拿出来，好久好久地望着这个遗物，于是，我所描写的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的记忆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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