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要明白，”我说，“您这回落到了我的手里，您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您要是不讲话我就总这样捆着您。如果到头来还是不讲，那我就打死您，尽管可能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我也要冒险回到我们自己人那里去……”
扬柯夫斯卡亚刚才还茫然无措，神情沮丧，准备听我的摆布，这时却突然有了精神，她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眼珠儿象猫的一样，变得娇绿了。
“啊哈，您要问话吗？”她讥诮地问道，“那好，请吧！”
‘您到底是谁?”我问道，“说吧。”
“您也是这样，”她说，“预审员开头儿也都是这样问。我叫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杨柯夫斯卡亚。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您本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我说，“您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若是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里干工作那又怎样呢?”她问道，“如果说是他们要我搭救您呢？”
“先开枪，而后再救吗?”
“唔，好啦，别扯这个了。”她同意了，“我自然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个游击队员……”她动了动胳臂。“我很不得劲，”她说，“您可以放开我吗？”
“不成。”我断然地回答她说，“我不把全部问题弄清楚绝不放开您。”
“随您的便吧。”扬柯夫斯卡亚很服贴地说，“如果您—定坚要问，那我就回答您。”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我问道，“不要再捉迷藏了！”
“我?”扬柯夫斯卡亚眯起了眼睛，“我是个间谍。”她把这话说得非常自然，就仿佛说是个裁缝或是食堂管理人似的。
“您是为哪一个间谍机关工作的?”我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
“就算是为英国间谍机关工作的吧。”
“不是给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吗?”我问道。
“如果我是在为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您现在就不会果在这里，而是落到拘禁政委、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去了。”
“就算这样吧，”我同意了，“那么，您的领导人是谁?这里吗?”
“是的，他也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意味深长地说。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是您。”杨柯夫斯卡亚说。
“别开玩笑吧。”我说，“正经地回答。”
“这是正经的，”扬柯夫斯卡亚说，“我的直接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您。”
她确实把话说得很正经。
“您把话说清楚，”我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噢!”她很宽厚地减道，“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您自己就会猜到这一切的……”
她严峻地望着我，她那双灰眼睛在这一瞬间仿佛现出嘲笑又象是愤怒的眼神，但她马上又抑制住了由于自尊心受到委屈所引起的愤怒，她的脸上又现出了冷漠和疲倦的神情。
“我本想准备使您逐渐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低声安详地说，“但是既然您等不得，那就依着您吧……”
于是她终于说出了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其实，我并非是出于无谓的好奇，因为也有我参加在内的这场把戏是关系到人命的。虽然她很不愿意讲，但到底还是讲出来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要点，首先应当对我有所了解。”她挑衅般地、很自负地说，声音却很安详，“但是因为您不能也不愿意了解我，所以我尽量少谈我自己……”
她冷笑了笑，就把她认为应该告诉我的讲给我听了。
“戴维斯·布莱克是五、六年以前来到里加的，我来得比较晚。他是用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人世间是否真有这一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画家，在巴黎受过专门的教育。布莱克在里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看来也可能真有道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其人，也确是一个画家，并且确实曾在巴黎受过教育。这一切都是很可能的。但是，从巴黎回到拉脱维亚的却是另外一个贝尔金了。我不晓得真正的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藏在哪里。他也许还呆在巴黎，也许到了南美，或者也许是叫汽车撞死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父母当时已经去世，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揭破戴维斯·布莱克的假相了。假如有一些老相识觉得阿弗古斯特有些不象了，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过了好些年，好多人都会变样的，又何况这好些年还是在巴黎那样的城市里度过的呢！您一定会懂得这种伪装的意义了吧?戴维斯·布莱克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他被指派为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他选择里加作了他的安身之处。这个城市不愧称为间谍中心。里加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局面使它变成了各色冒险家的乐园，好多间谍机关正是以里加为中心向各处进行活动的。布莱克做了一番工作，他的联系扩大了。于是，我就被派来协助布莱克……”
“于是您嫉妒他的成就，”我插嘴说，“就决定把它除掉，要占据他这个位置?”
扬柯夫斯卡亚瞧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一方面含着痛苦，另一方面也含着轻视的神情：在她看来，在判断谍报机关工作这方面，我一定是显得特别幼稚。
“您可大错特错了。”她宽厚地反驳说，“干掉和您一同为一个……目标而工作的人，那是不明智的。”她又显得有些活跃起来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她又继续讲了下去，“但是，情况越复杂，间谍机关的工作就越困难。德国人攫取了波兰，又进占了法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生活变得飞快，象万花筒一样，因而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侦探人员，一个秘密组织的几乎手无寸铁的间谍人员有时就担负着加速或延缓历史前进的使命……”
“您把间谍这种职业说得怪不错的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
“完全正确，实际的生活要粗暴和可怕很多。”扬柯夫斯卡亚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您初次见到我的那一天晚上，布莱克被人打死了……”
“谁打死的?”我打断了扬柯夫斯卡亚的话。
“这还没有弄清楚!”她没有正面问答我，“打死布莱克以后就……”
“向我开了枪。”我替她说完了这句话：“打死布菜克的原因是可以猜到的，但是为什么要打死我呢?……”
“啊，无论什么都会事出有因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因为您看到了一些不应被人看到的事……”
“这多亏了您。”我说，“我并没有强要给您作伴……”
“这无关紧要，……”她仿佛想逃避我的责难，“可是，您却比戴维斯走运……”
“是由于您不会打枪吧?”我问道。
“不，我会打枪，”她反驳说，“但是，当我瞄准您的那一瞬间，我却突然想把您留下来，用您来顶替布莱克……”
“是德国侦察机关把他打死的吗？”我问道，“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打死了布莱克。”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还没有弄清楚。”扬柯夫斯卡亚又重复了一遍，“苏联的侦察机关也是能够那样巧妙地把他打死的。”
我不想同她争论。
“可是您我找来干什么呢?”我问道。
“噢，这一点可相当重要。”扬柯夫斯卡亚高兴地解释说，“重要的是应该叫英国人和德国人以为布莱克还活着。假如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布莱克死了，那就会另外派来一个头子，谁知道我能不能同他工作得合手。此外，德国人对布莱克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不使他们失望，对您也是有好处的。我认为他们一定会设法诱致您，所以您就得装做既为英国人工作，也为德国人工作。”
“我若是不装做为任何一方面工作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又会怎样呢?”
“那您就会随着可怜的戴维斯一路去了。”扬柯夫斯卡亚很干脆地说，“在这场把戏里淮也不会让淮的。”
“假如我还是不同意呢?”我又重复了一遍，“您怎能保证我不会找机会跑回自己人那里去呢?”
“人都依恋生活，”扬柯伏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您是正常的人，并且愿意活下去，到苏俄去那你只有一死。”
“一死?”我很奇怪，“为什么呢?”
“对一个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扬柯夫斯卡亚说，“让俄国人认为您已经被外国网罗去，又被送回去从事间谍活动，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您和我搞在一起就已经声誉扫地了……”
我确实打算活下去。但我认为死比毁损名誉更好些。不管他们怎样败坏我的名誉，我总还是要跑回自己人那里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聪明些，所以暂时还可以搅到扬柯夫斯卡亚搞的这个把戏里去。
“您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问道。
“您先把我放开吧，我的胳臂和腿都麻木了。”她说，“至于您，您就装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时期已经满好了。”
我把她放开了。她把我打死对她并没有好处，我也不准备打死她。何况不事先做好准备，要想从里加逃走也根本办不到。
“可是您还没有对我解释接吻那桩事呢。”我说，“那天夜里，坐在汽车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后来您为什么又到了楼梯上?”
“啊，这都是细则！”她满不在意地说，“您总会弄清楚，这并不是要点。”
“要点究竟在哪里呢?”
“在明天。应当行动起来，而不是向后看。”
“我到底应当怎样做呢?”
“我已经说过，您要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阶段就满可以了。”
“可是您没有想到您要我装作戴维斯·布莱克有可能被别人看破吗？”我反驳说。
“噢，不会的，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解释说：“贝尔金有他自已的一些熟人，其中有些右倾分子，他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天里就从里加逃跑了，至于其中的一些左倾分子，他们已经同苏维埃机关一同撤退了。最后，假如您的女厨师和您的情人对您的身分都不怀疑，还有谁敢怀疑您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
“谁是我的女厨师以及她在想些什么，这我已经知道了。至于情人，那可不妙，我可不知道我的情人是谁。”
“难道您没有猜到吗?”扬柯夫斯卡亚一面伸动着她那麻木了的胳膊一面讥俏般地问我，“不然的话，我就未必那么清楚布莱克的一切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这样吧，阿弗古斯特，”她很正经地说，“我去洗个澡，收拾一下，您换一身衣服，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您是否确实象我以为很象的那个贝尔金。”
我听了她的话，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下了楼，我坐过的那辆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谁的汽车?”我问道，“是您的还是我的?”
“是您的。”她回答说：“但是我不想现在就交给您。”
这是很明显的。
她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车开得很好。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道，“这不是秘密吧？”
“不是。”她回答说，“我们到格列涅尔教授家里去，您能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
“就是我在病院里曾经见过的那个高个子吗？”我猜到了，“我用什么名字同他见面呢?”
“他知道您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但他怀疑您是戴维斯·布莱克。”
“这是因为您说了吧？”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说，“德国人早就知道戴维斯·布莱克顶替着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
“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英国间谍，他们为什么却不逮捕我?”我问道，“英国和德国是处在交战状态的呀！”
“您太天真了。”她宽厚地说，“他们对您还抱着长远的期望呢。难道您以为他们会热心地为一个拉脱维亚人治疗吗？”
“怪不得这位教授对我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德国人当然认为您是遭到了苏联侦察机关的袭击。”
“您说的这位格列涅尔教授是个怎样的人呢?”
“噢，格列涅尔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应当同他交个朋友。他在里加不仅是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而且在希特勒行政当局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在希特勒没有上台以前他就加入了纳粹党。他和戈培尔是老朋友，在国际上他的交往很广，他甚至还在国外执行了希特勒分子委托给他的特别任务……”
“这个鉴定可太好了。”我说，“但我却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的医生是不会为他们这些败类干工作的……”
“您看问题又象个天真的小孩子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难道您认为希特勒分子里就没有能干的人吗？如果那样，那他们就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住！至于谈到格列涅尔，党里很多的同事甚至还责难他太过于讲人道了呢。无论如何，正是格列涅尔这样的一些人在希特勒的纳粹党里起了台柱的作用……”
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大堆汽车和行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扬柯夫斯卡亚急不可耐地把头直伸出去看，于是一个警察——德国人刚一占领里加，警察立刻就出现在大街上了——仿佛用他的指挥棒把所有别的汽车都推到了一旁，很客气地点着头，让杨柯夫斯卡亚的汽车先走……
她甚至把警察都迷住了!
“可是，您是怎么进到病院去的呢?”我问道，“您在那里干些什么?”
“照看您，”杨柯夫斯卡亚说，“他们答应叫我去照看您。德国人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因此对我的担心也非常谅解。您失去了知觉，躺在病院里什么都可能说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病人身旁有一个了解底细的人很是相当的……”
我们的汽车停在格列涅尔教授的门前了。
德国行政当局竟拨给了格列涅尔教授一座三层大楼的整整一层，据此看来，这位教授也一定很不简单了。
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自然也有党卫军分子在站岗。
但是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他并没有拦阻我们。他大概是认识扬柯夫斯卡亚，不然就是他很有眼力。
我们登上了铺着地毯的楼梯，就进了教授的位宅。
看样子，这个格列涅尔仿佛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一切都令人感到有一种德国风味。家具都摆得相当整齐，地毯洗刷得非常干净，镀金的画框闪闪放光。
我们走进了客厅。格列涅尔家里好象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招待会。客厅里，一些人很安详地在交谈着，很难设想这些人是呆在别国，呆在他们所占领的一个敌方的城市里。
格列涅尔一眼发现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迎着她走过来。他穿着一身将军制服比穿白罩衫就更显得细长消瘦了。他的胸前戴着一个铁十字勋章。他高兴地点着他那个小脑袋，靴后跟啪响，作了——个立正的姿势，就吻了一下他这位女客的手。
“您把我给忘了，”他责备她说，“老头子可是好见怪的！”
“这是贝尔金先生，”扬柯夫斯卡亚指着我说，“他要亲自向您表示谢意。”
“啊，我们已经见过了，希望我们能够互相交往！”格列涅尔很客气地喊了一声，并且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她，“不过……”
他又在我面前得意地显示他的本领，念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
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瞧了格列涅尔一眼。
“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她问他。
“友谊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巩固，只是在爱情这方面爱莫能助。”
我为她翻译了这句话。
“我懂了。”杨柯夫斯卡亚说，又看了看格列捏尔，“但是您没有理由在我身上吃醋呀！”
“噢，如果我知道您会用这样多的时间关照贝尔金先生，”格列捏尔开玩笑说，“那我就不会让人们给他治疗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这里非常随便，就好象她是这里的女主人一样，她把我介绍给教授的客人。
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里加希特勒军政机关的核心人物。还有几个半文半武的官员，其中有两个人带着老婆，还有几个没带丈夫的女人，里面还有一个演员；女人都穿着夜礼服，很多人都戴着珠宝饰物。
我们的出现使格列涅尔的客人们中断了谈话。人们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看样子，这个客厅里的这些人早就听说过我了。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更引人注意。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如果说妇女们都怀着妒意，馅媚地望着她，那么，很多男人就是公开地现出垂涎欲滴的神气瞧着她了。
格列涅尔把我领到了一个忧郁的、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家伙跟前，他的面孔上有一撮小黑胡，显得十分可笑，象希特勒的那摄小胡一样，显然是涂了黑颜色的；因为他的头发却象狐狸尾巴一样，是火红色的。
尽管这个家伙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但他却在沙发椅上坐着，静观着周围的人们。
“请让我为您介绍一下，”格列涅尔说，“这是爱丁格尔长官和他的夫人……”然后，他也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是贝尔金先生……”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人！”
我向爱丁格尔这个身体肥胖、面色青白的夫人施了一个礼，但是这位长官先生却没有容我们正经地互相问候一番。
“坐下吧，罗塔，”他很严峻地吩咐他的妻子说，一面站起身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子，好象扣上了手铐一样。“贝尔金先生，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应当熟悉熟悉。”
他把我带进了餐厅，那里有几个军官站在桌旁喝着啤酒。
这位长官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啤酒瓶子，举起了白酒瓶子。
“我们在俄国应当喝俄国白酒，”他不容分说地说道。马上就倒满了两大杯，并且送给了我一杯，“请吧！”
我们两人都把酒喝下去了。
“马上就会有音乐节目了。”这位长官说得仿佛在下命令，“因此应当陶醉一番，回到您女人那儿去吧。”
果然，客厅里正有一个高身量，长得很美的女人站在钢琴旁边准备唱歌。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夜礼服，大家都管她叫演员。
我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身旁。
“这家伙是谁?”我小声问他用眼角扫了一下我的新相识。
“盖世太保头子爱丁格尔，”她悄悄地回答说，“您要多给他献点殷勤。”
我只是暗暗地透了一口气……
我怎能想到会落到这帮人当中啊！
这时，穿着粉红色夜礼服的那个女人已经唱了起来。她唱的是舒曼的抒情歌曲。她可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演员，在任何听众之中都能受到欢迎。她一连唱了好几支歌曲，人们为她鼓掌；时间不长，掌声也不大，这是社交界中的一种习惯。突然，在唱过舒曼的富于幻想、旋律悦耳的歌曲以后，她却唱起了《霍斯特·维谢里》，这是突击队员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希特勒的亡命徒之歌……
她按照在场的这些人的本性，表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唱着这首歌，她仿佛象是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情，现出难为情的样子……
一点儿不错，这不是舒曼的作品!
这时，听众们的面孔涨得通红，有好多人站了起来，有的人甚至也随着唱起来了……
我仿佛觉得，这时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他们就会跑到街上去杀人、抢掠、放火……
这位跟手唱罢以后，格列涅尔教授也没有等人邀请，就端着军人的架子，自己走到了钢琴跟前，在那光滑的黑色板凳上坐下了。
按理说，音乐能够表现人的心灵，但是我要说，格列涅尔根本就没有心灵。他演奏的都是他很熟的作品，因为他几乎就没有看乐谱，每一个乐句演奏得都很精确，但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的演奏。起初我对他这种枯燥无味的演奏感到很奇怪，但是后来才发现，格列涅尔根本没有用脚踏板。他打着键子，声音随打随断。声音不扩大，不延长，也不和别的音交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能把钢琴变成一个鼓。
格列涅尔奏起了“歌唱家兼诗人”的前奏曲，又奏了两个巴哈作品的序曲，然后又演奏了维伯尔的“邀请跳舞……”
这本来是一支轻快的、优美的“邀请舞曲”……可是他却把它奏得何等难听！
琴键在他的手指下嗒嗒作响，仿佛象响板一样，客厅里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就在这时，当这个富于理智的纳粹分子在演奏维伯尔的作品时，我听到我背后有人声音嘶哑地小声说：
“贝尔金先生，我们要同您见见面。”
我转过身去了。站在我身后的是爱丁格尔长官。
“请到我的办公厅去一趟吧。”爱丁格尔提议说，“我在最近这几天等您。”
“也是‘邀请跳舞’?”我暗想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他的邀请是不可能的……”
我算卷到这场把戏里去了，这场把戏对我未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音乐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就被请去吃晚饭。有两个勤务兵侍候着我们，这是两个训练有素的奴仆。晚饭很清淡，不算丰盛，但是却很精美：有龙虾、沙丁鱼，有野禽肉的馅饼，后来又上来了上等的松糕和水果，还有很多的酒类。
开头是边喝边吃，然后是光喝不吃，其后是就着白兰地喝咖啡，最后是一色喝白兰地……
我仿佛觉得只有格列涅尔一个人没有喝酒，不愧杨柯夫斯卡亚说他是一根台柱。
这个瘦老头子格外地向我的女伴大献殷勤；她仿佛把他弄得六神无主。
格列涅尔并没有出来送别的女客，却唯独把杨柯夫斯卡亚一个人送到了前厅。
于是她就把我送到了家。
我们上了楼，进了我的住宅。马尔塔不在。她大概是睡了。我的心绪不安，一点儿也不想睡。我走进书房取了一本书。
我往寝室里看了一眼，杨柯夫斯卡亚正在我的床上坐着。她的神情显得很沮丧，仿佛在等着挨打。
我奇怪地瞧了瞧她，我不晓得她为什么还不走。
“让我住在这里好吗?”她问道。“您可以成为布莱克全面的继承人。”
我摇了摇头。
“难道您不喜欢我吗?”她很惊诧地问道。
“喜欢。”我尽量把话说得真诚些。“但是，目前还为时尚早……”
我不打算把她一脚踢开：因为我不应该促使她反对我，我必须万分慎重。
“您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扬柯夫斯卡亚讥诮般地说，“您甚至也有点儿喜欢我了。”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说，“大概您同布莱克有着某种深厚的感情，可是您怎么能同我亲近呢?不是我的同志们打死了您的情人吗？”
“您指的是哪些同志？”她问我，声音非常低沉。仿佛她是在很远的地方同我讲话。
“我指的是苏联的侦察机关。”我说，“您不是说布莱克是苏联侦察机关打死的吗?”
“啊，那和苏联侦察机关有什么相干呢！”扬柯夫斯卡亚有气无力地说，“您既然要问，说老实话，布莱克是我自己打死的。”
五、在自己的墓地上
但愿大家别抱怨我，别怪我几乎根本没有谈到当时震撼世界的那些巨大事件。我谨就记忆所及，写下当时一连串大事当中的一段插曲。
扬柯夫斯卡亚承认她杀死了布莱克以后，我把她送走了，然后我就反复地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杀死了她的情人……
“她为什么杀死了他呢？”我反复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每次的答案都各不相同，因此只得把我的各种假定又都推翻了。
是由于嫉妒吗?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女人的嫉妒心毫无疑问是极其残酷而危险的。但是我不以为有谁能够引起她的嫉妒，她在这方面是十分冷漠并且是很谨慎的……
是为了报复?……那又是为了谁，并且是为了什么?杨柯夫斯卡亚是不讲道义的，她不会由于谁不讲道义而惩处谁；并且她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她不会硬充尼米吉达……
这样干有好处?但是，如果她甚至还要求助于我，叫我来顶替布莱克，使人认为他还活着，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随着就又把一个个的假设干脆推翻……
天亮了。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早晨。我无事可做，只得焦急地等待……
要是想一下我所处的地位，就会了解到情况是何等复杂。
我落到了敌人的后方。致命的枪伤引起了一场大病，恢复了知觉以后，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英国间谍，——这个角色是一个既是害我的凶手又是搭救我幸免于难的女人强加于我的。这个女人要我冒充被她打死的一个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因此德国人就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只好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他们就会立刻把我干掉的。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并不在于仅仅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是要参加到面临的这场斗争里去，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一方面来看，我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我身在敌人当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实际是什么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一个人只身作战是极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竞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最好是能同我们的侦察机关取得联系，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能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也好，里加一定会有人民的力量在秘密地进行着活动，但是我也很难找到这些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法跑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越过战线，但是这样做需要极大的预见性，并且要万分谨慎。可以肯定，虽然德国人没有动我，但他们决不会把我忘掉的。
为了建立某种联系，并且确定我在这场斗争当中的地位，我竟干了一件冒失事，到我从前住过的那所住宅去了。柴普利斯不可能不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那种人是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我之所以说冒失，是因为我这样做可能引起对我们两个人的注意。但是，想要在敌人侵占的里加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我还是冒了这次险。
在进行秘密活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至于怎样麻痹密探的嗅觉，我只在描写革命地下活动的作品里知道一些。我就照着书上说的那样，在大街上反复绕圈子，注意着过路的行人，然后突然拐到胡同里，紧张地等着是否会出现跟踪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躲进了不久以前我住过的这家的大门。我在院子里站下了，停了一会儿。身后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从后门转到前面的楼梯，又等了一会儿。四外静悄悄的。于是我就到上面去了。也还是鸦雀无声！我就又回到下面来，站到我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了。我没有冒险用我自己的钥匙。我屏住气息，按了一下电铃……希特勒匪徒很可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穿得很不错，撅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
“对不起，”我说：“柴普利斯家大概在这里住过吧……”
“柴普利斯?”她反问了一句，随后摇摇头，“我不晓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柴普利斯。”她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突然她又有点儿温和下来了：“要知这我是不久以前搬来的……如果这家人家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您最好到替察局去打听一下。”她很果断地提议说。她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补充说：“他们好象被警察局抓去了……”
我觉得她非常不愿意同我谈话，因为她又摇了摇头，急忙就把门砰地关上了。
可是，其实她已经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人，于是我顺着原路到了街上。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很难设想德寇会让柴普利斯一家人得到安静。而且毫无疑问，在开战很早以前，即在德国匪徒没有到来之前，被派到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盖世太保间谍早就拟定了该当被处死的当地居民的名单。
啊，这位谦逊和蔼、寡言少语的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难设想他出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指靠他的帮助算无望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作一个可以说是只身的复仇者，尽自己的可能向占领者复仇，让自己的生命牺牲得更有意义些。我是很可能走这条路的，假如……
我很清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当我确信毫无任何其他办法的时候，我才能只身进行斗争。因此我应该先等待时机，想尽办法同自己人建立联系，到那时就可以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探听出更多的秘密，特别是可以利用扬柯夫斯卡亚的企图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又到了一个平常的，同时也是一个奇怪的早晨。
我起了床，刮了脸，漱洗之后随便吃了点那个细心的马尔塔为我做的稀饭和几个鸡蛋，就到书房去。
我坐在那里，想着各种各样难解的问题。等着落在我手里的那些姑娘能来一个。看来，只有布莱克的姑娘来才能使我的生活起一点儿变化.
可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来的并不是什么女侍和做按摩的姑娘，而是扬柯夫斯卡亚本人，她朝气勃勃，很是活跃。
她穿着一身很雅致的棕色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的也是一条黑色天鹅绒的饰带。她漫不经心地抖弄着她那副黑色的丝织手套，根本没有提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那一场谈话。不过应当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想越过我们两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严肃的、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一种友谊关系的界线。
“一切都好吗?”她问道。
“如果您认为我无所事事就是好，那就算好。’
“我正是要改变您的这种处境来了。”她靠近写字台坐下来，凝视着我，“我们或者干点工作？”
“我不晓得您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冷漠地回答说。
“就是一般的工作。”她和解地说，又问道，“您今天是在等哪一个姑娘来吗?”
“是吧。”我说，“我没有给她们规定时间，她们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您可错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日子，甚至都有一定的时间呢。”她嘲笑般地看了看我，“她们的名单在哪里？”
我很奇怪：“名单?”
“是呀，您不要以为布莱克是不登记的。他是一个很拘泥形式的人。您的电话簿呢?”
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一个普通的白细布皮小本子，是记地址和电话码用的。那上面有好多姓名。看来这一定是布莱克的朋友和熟人。
扬柯夫斯卡亚指着名单说：
“这就是您的那些姑娘。”
这些姑娘的地址很容易和别人的地址区分开来，因为在她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跟前标着一个浑名或是绰号：有小蜜蜂、利扎、蔷薇、爱尔娜、小苹果，然后才是她们的住址和工作地点。
这里仿佛就没有进行秘密工作的任何规矩。任何一个比较明眼的人，只要他稍微注意一下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活动，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他这些仪表可人的间谍。但是，正是由于布莱究所收买的间谍一色是年轻的，而且大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别人把它当做是画家贝尔金这个淫棍的情妇名表，而不会认为这是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秘密工作人员名单。
但是，布莱克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要有人知道贝尔金的真正活动，他就会不难看破这个名单和名单里的那些女人只是一种蒙蔽真象的手段。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从事侦察工作的人，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拙劣的办法，只能骗过一些幼稚的人。
至于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办事认真、活动有效的间谍组织，我以为是会有的。但是，我却没能看出它的迹象，甚至连布莱克的助手扬柯夫斯卡亚都没有发现。不过，后来我知道了。
她现在也让我进行她所从事的那种工作。
“哪一个姑娘到您这儿来的最勤?”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
我想了一下。
“仿佛……仿佛是那个黄头发的胖姑娘。”我迟疑地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她是在理发馆工作的……”
“唔，您再想一想，她总是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的?”
我又皱起了眉头。
“我仿佛记得她是一星期来两次……是的，一星期两次，都是早上！我以为她就是爱尔娜……”
“您应该更注意一些，”扬柯夫斯卡亚责备我说，“应该设法计算一下她们来的次数，并且记上这些姑娘得了些什么奖赏
……”
我天真而嘲笑般地望了望我的这位老师。
“要雇一个会计吗？”
“不，不用。”她很沉着地反驳我说：“不过任何一个间谍头子在这些事情上都不能全凭记忆……”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已经把来访的这些姑娘都仔细地登记了。我的寝室里有几个装着钮扣的小盒；比方说，天蓝色的钮扣是代表爱尔娜的，盒于里这样的扣子一共有七个，这就是她来过的次数，五个小黑裤扣是说明“沙沃”旅社的英加一共只来过五次。但是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扬柯夫斯卡亚。
“除了这些姑娘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到您这儿来过吗?”她又仿佛是无意中问了一句。
“有人来过。”我说，“是一个劈柴店的老板。”
“他要您做什么?”
“他要我买他的劈柴，准备在我们的温水暖气装置不好使的时候用。”
扬柯夫斯卡亚注视着我。
“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没有再问我谈什么别的，只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画着一些花的明信片。
虽然我并不认为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间谍或是特务，不过，我却觉得这个商人来得很奇怪，他显然是对我有所期望，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他说了一句暗语，如果我能够同他有了交往，那就一定能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布莱克的实际活动，但是我既不知道什么暗语，也不晓得什么口令，甚至可以说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确实使我十分苦恼。不过关于这些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同扬柯夫斯卡亚讲。
“您还是把到您这几来过的人都记下来吧，”扬柯夫斯卡亚说，“办事情还是有头绪好，如果您这样做起来，您的生活立刻就会变得有趣了。”于是，她又改变了话题：“爱丁格尔昨天同您谈了什么？”
“他叫我去作客。”
“他说得很认真吗?”
“他说我们应当见一见面，并且请我到他的办公厅去一趟。”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不忙。”
“那不对。不要推迟这次会见，在今天的里加他可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物，和他处得好能够保证安全……”
她坚持要我当天就去见爱丁格尔。其实我自己也明白不应该拖延。
盖世太保占据着一座很大的六层楼房。管理处有很多的冲击队员，他们鄙视地瞧了瞧我，仿佛我到那里去是走错了路。
我走近了发通行证的一个小窗口。
“我要见爱丁格尔先生。”我说罢就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长官不接见拉脱维亚人。”一个很高傲的小伙子很粗暴地回答说，“走开！”
这种做法对德国人来说是反常的；德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人本来总是十分亲切，看样子，管理处事前一定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很不高兴地让我挂一个电话。我叫给我接爱丁格尔。我刚一说出我的名字，他的秘书就回答说马上就好。
果然不错，没过几分钟，让我走开的那个小伙子就拿着通行证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给我敬了一个礼，并且要把我送到长官的办公室去。
我们乘电梯上去。当我和那个向导走到走廊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党卫军军官，有一个没有军衔的人陪着这两个人，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军服，袖口上有一个可怕的标记——一个头颅和两根交叉着的骨头。
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错了，又仔细瞧了瞧，竞认出了这个人，他原来是加什凯，正是和我一同住过院的那个加什凯。
他走在那两个军官的身后，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夹，架子很大，目不斜视表现着聚精会神的样子，真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员。
我直盯盯地瞧着加什凯，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但他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我的向导给那位秘书敬了一个礼，我马上就被请到长官室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