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格尔一头红头发，一撮小黑胡，依旧象那天在格列涅尔教授家的晚会上一样，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城里好多人都说他非常可怕，说他在审讯的时候折磨人，并且亲自动手使共产党人“无能为害”——希特勒匪徒所谓的“无能为害”就是指“杀死”——但是他的外表却并不显得可怕。
爱丁格尔显得十分亲切。
“请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刚才在读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本书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为他这是装相，可是他桌上确实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爱丁格尔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现出大受感动的神情。
他有一会儿工夫活象个市井的叫卖小贩，对他的领袖表示万分高兴。他又谈到了国社党的功绩，把未来的德国赞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顿他的领袖之后，马上就又换了一种很随便、又很认真的口吻：
“对不起，……”他刹那间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当地讲出来吗?”
“讲吧……”我也很随便、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是准备直言不讳的。”
爱丁格尔现出了笑容。
“噢，布莱克先生！”他喊道，“对于德国侦察机关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我装出对他的话感到很吃惊的样子；如果爱丁格尔不那么妄自尊大，他可能就会看出我甚至装得过火了。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难过。”爱丁格尔很宽厚地说，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甚至连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气地笑了笑。
“唔，这也算为德国侦察机关增光了。”
“是的，亲爱的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说，“当乌里曼尼斯在拉脱维亚当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您，当拉脱维亚加入了苏联以后，我们就注意了您，而当我们把拉脱维亚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省份以后，我们就把您找到了。还没有谁能逃脱出我们的手掌呢。”
这一次我没有笑，相反地我却尽量冷漠地望着爱丁格尔。
“您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我问道，“就算您晓得我是谁，那又怎样呢?”
“我只想说您是在我们的手掌里。”爱丁格尔稍微有些迟疑地说，“一个士兵被俘之后，不管怎样说他也算失败了。”
“一个军官的失败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失败。”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侦察人员，侦察人员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您可以战败别人，但您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战败。”
我自己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言壮语，但是我也清楚，大言壮语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起一定作用。
“您明白这一点，这我很高兴。”爱丁格尔很满意地说，“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收买的价钱吧。”
我在椅子上挺起了身子。
“我还不曾被人出卖和收买过，爱丁格尔先生！”
“莫非您不怕死吗？”我的对手很婉转地间我说，“请您相信，死这并不是一件怎样愉快的事情！”
“一个英国的军官他只害怕上帝和女王。”我很自尊地说，“而我和您，爱丁格尔先生，这只是同行。”
“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爱丁格尔喊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当成我的同事，我不仅有意保全您的性命，而且还准备让您继续从事您的活动！”
我警觉地眯起了眼睛。
“那您要求我怎样呢?”
爱丁格尔很严肃地望着我。
“要您成为我们的间谍。”
我当然早就知道爱丁格尔的企图……根本也不可能有别的！被揭破的侦察人员不是被收买就得被杀害……我的对方也是了解这一点的。他所以要同我谈就是因为他早就相信我会答应。问题只是价钱了。爱丁格尔是以己度人的；我想，如果爱丁格尔本人落到这种地步，他也会宁辱不死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让布莱克先生在忠诚上蒙受委屈了。当然，在谈话中我还得装出一副不屈的样子。
“爱丁格尔先生，您应当了解我。”我很沉着地说，“我不能做出有损于我的祖国的事情……”
“我们也并不要求您那样做。”爱丁格尔和解地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英国军官，他们能够了解英国和犹太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同道。我们可以把您送到伦敦，当然，应当让伦敦那方面以为您有独立精神，并且在不同我们合作这方面您是英勇地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您可以继续做您自己的工作，同时把情报供给我们。”
这种事情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巧合。他们把一个苏联军官当成了一个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并且要设法使他为德国的间谍机关工作。这对我们的统帅部会很有用的，不过这种有利的条件都暂时化为乌有了，因为我还无法同我们自己人取得联系……
所以目前只能这格暂时装作贝尔金、布莱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并且设法让我周围的一切人认为仿佛我正在为左右动摇所苦，时机一到，我就可以伪装起来，设法越过前线……
“布莱克先生，我在等您回答。”他很庄重地说，“这是一个易于今人接受的主张，不要让我再重复了；这个主张甚至连我们的领袖希姆莱都知道了。”
“不过，这可太突然了，”我迟疑地说，“我应当考虑一下……”
“不要再在洋房和监狱之间白费时间选择了。”爱丁格尔打断了我的话。
“我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很坚决地反驳说。同时心里嘲笑般地暗想：“让这个爱丁格尔别认为收买一个英国军官是那么简单的事！”
爱丁格尔用他那两只毫无表情的眼睛仔细端详着我。
“唔，如果同意这样做了，您的服务者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很认真地问道，“为了活下去，还需要有一些东西。这样做……为您服务会给我一些什么好处呢？”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说过我们吝啬。”爱丁格尔很自豪地说，“您收集情报所需要的费用，将会定期地支给您。”
“给什么钱呢?”我厚着脸皮问道。
“当然是德国马克。”爱丁格尔说，“这就不错了！”
“可也并不怎样好，”我鄙视地反驳说，“马克并不值钱……”
“那就给您英镑或是美元好了。”爱丁格尔立刻就同意了，并且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所指定的英国政府会给您一个很高的职位。”
这个毫无远见的家伙说得十分正经，我仿佛觉得他很相信自己所说的这番话，对我的表示同意也并没有怀疑。
但是我想，把这桩交易拖一下对我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布莱克的地位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就巩固了，马卡罗夫少校就更难被人发觉了。
“长官先生，我还是坚持请求您答应，”我说，“给我一点儿时间。”
爱丁格尔站起来了。
“好吧，我给您一个星期。”他煞有介事地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您也一样可以干得了，可是您若没有我们既不成。”
我不怀疑这个红毛长官也会乐于把我关到集中营里去，但是把敌方侦察机关的一个军官网罗到自己这方面来，是一种很令人得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党卫军分子不仅沉住了气，甚至还很客气地把我送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扬柯夫斯卡亚在我的家里等着我，她非常重视我同爱丁格尔的这一次会见。
“怎么样?”我刚一回去她就问。
“他让我做德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并且答应把我送到伦敦去。”
“您认为怎样呢?”扬柯夫斯卡亚焦急地问道。
“我让他给了一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下。”
“您应该答应。”她急不可耐地说。
“那么到伦敦去吗?”我冷笑着说，“对于布莱克先生，到那里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可以留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又劝我说，“德国人会同意的。”
“可是，让我留在这里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屠杀拉脱维亚人吗?他们没有我也成啊！”
“他们留下您可以把您手下的间谍组织揭破。”
“这些姑娘?”我吃惊地说。
“啊，并不是这些姑娘。”她气咻咻地说，“难道您不了解利用这些姑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吗?这些姑娘只是个幌子，只能利用她们打掩护。他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间谍组织；英国国家侦探局真正的间谍总是秘密进行活动，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要的就是搞清这个，您怎么会不明白呢！”
“可是，究竞哪些人是真正的间谍呢?”我问道。
“比如我！”扬柯夫斯卡亚很坦率地叫道，“但是还有别人，也都是很有价值的人物。”
“到底是哪些人呢?”
“我若是知道就好了！戴维斯并没有同我讲过。请您别忘记，他可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没有布莱克，那么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很难分辨的！”
布莱克会有一个特别的间谍网，主要是用它来掩护真正的间谍组织，这是不难猜到的：英国的间谍机关和贪多的德国以及日本的间谍机关不同，它宁肯间谍的人数少，但却要找一些经过考验，办事认真，保密工作做得好的人。但是，扬柯夫斯卡亚说的这番话很重要，她不仅证实了我的假设，并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弄清波罗的海沿岸的英国特务机关。不用说，这是万分有价值的。不错，这些情报还需要转达，但是我想，到那时候，待我把准确的事实弄到手里以后，我是可以取得联系的……
可是，从扬柯夫斯卡亚的举止来看，她几乎就没有想到我会同苏联侦察机关取得联系，我很想知道知道她为什么不怀疑这点。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不同她绕圈子，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问题。
“可是您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把英国国家侦探局的组织揭破之后，我不会把这份情报送给苏联侦察机关吗?”
“那是因为您要活下去。”扬柯夫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不等您对他们说出口来，您已经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呢？”我疑惑地问道，“弄到这种情报的人是不会被处死的……”
“但是您已经死了。”她急忙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您真的不懂吗？”
“不，我不懂，我不需要人揪着耳朵证明我没有睡觉。”
“不过，我还是要揪起您的耳朵。”她说，“我们走吧。”
她生性果断，拉起我就走。我们下了楼，上了汽车。她把我带到墓地去了。
到过里加而没有去过墓地的人，应该认为这是一个疏忽。这个墓地非常豪华，很象一个博物馆。雄伟的陵墓和雕像给人以十分庄严的印象。从前的几代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处，每一代人都留下了遗迹……
杨柯夫斯卡亚揪起了我的胳臂，拉着我顺着林荫路走去。她走得很快，对什么也不望一眼，一直向前走下去，走过了好多的花岗岩石板和铁铸的十字架，从这一条小路拐到另一条小路。
她把我一直领到了我们同代人安息的那抉地方。这里大多是砂土地，很少有草木。墓碑也比较朴素；现代人仿佛很少同如白驹过隙的时间进行争论。
她把我领到了一块墓地上。
“您看吧!”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说。
我很冷漠地瞧了瞧这个四周铺着草皮的坟丘，瞧了瞧一块不大的红色花岗石的石板和长在碑座上的蝴蝶花，我耸了耸肩。
“您可有多么糊涂呀！”扬柯夫斯卡亚气势汹汹地喊道，“您念一念!”
我哈下腰去瞧了瞧这抉石板。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少校 １９１２，１，２３——１９４１，６，２２。”
是呀，这可太奇怪了……站在自己的墓地上可有多么奇怪呀……
后来，我的心里觉得被某种东西刺痛了。
这是在1941年6月不安的日子里！是开战的最初几天！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同志们却拿出时间来在我的墓地上立了墓碑！他们立碑的目的是为了能使人找到我，可以到我这儿来……
“现在您相信马卡罗夫少校一切都完了吧?”杨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思路，“球队队员已经退出了球队，他曾为他的球队的荣誉而战斗过。但是这位球队队员还依然活着，因此，他就得另找一个新的球队。现在活在世上的不是马卡罗夫，而是布莱克，您应该安于自己的命运。”
“假如布莱克还要成为马卡罗夫呢?”我问道。
“那他就要再被埋葬一次，”扬柯夫斯卡亚不容分辨地说道，“您只要一回到苏方，我们就会使他们知道您是布莱克，而不是马卡罗夫。我们让他们知道，布莱克正是为了要顶替马卡罗夫才把马卡罗夫打死的。我们并且要设法暗示给你们的法官，马卡罗夫实际上以前就是布莱克。而且您会知道，在战时是不能进行长期调查的……”
不错，扬柯夫斯卡亚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间谍机关所做的一切都满有逻辑，算盘打的也不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阴谋加以反对的那些人……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和他们也是同样的人，不仅有和他们同样的错误和缺点，我们也同样会使诡计、伪装和报复，我决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使诡计、伪装、报复……
我默默地离开了“我的”墓地，扬柯夫斯卡亚一句话没说，她在猜测我在想些什么，当然，她只能按照她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她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她把我送到了家，车停下了，她就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
“没什么，阿弗古斯特，没什么，”她喃喃地说，“生活把您打落了马，但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你还会在生活中找到您自己的位置的。”
她确信我是被打落了马，并且认为我是失望了。我也不愿意让她失望。
“让我安静安静吧，”我故意粗暴地回答说，“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吧。”
“当然啦，”她立刻同意了，“我晚上来看您。”
她走了，我就上了楼。
我确实应当一个人呆一呆，我应该把我的一切举动仔细考虑一番。现在已经到了进行活动的时候了，于是我就绞尽脑汁去想怎样建立必要的联系。
但是，事情往往是如此，当我处在敌人中间，正在考虑怎样找到自己人的时候，自己人也正在找我，并且不知根据什么已经认出我是自己人来了。
六、牛奶桶
我回到房间以后不久，马尔塔就走进来，说有一个男人要见我。
我走进了前厅。
那里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呢?”我瞧着他暗想。
这个人比较年轻，面孔显得开朗、和善。他那两只眼睛的眼神，我甚至要说，竞显得过于温顺了。这个人的年纪和我不相上下，也许比我稍微大几岁，穿着一身很贵重的西服，头戴一顶上等的桃色细毛毡帽。
这个陌生人虽然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但是，与其说他使我讨厌，还不如说我有些喜欢他。
他有点惹人同情，不过，他的整个外貌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我怀疑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您是贝尔金先生吗?”他用拉脱维亚语问我，但是他的拉脱维亚语说得很不好。
“就算是吧。”我说：“您要于什么7”
他回头望了望，马尔塔已经走开了。布莱克已经把她训练出来了。
“我们出去一趟好吗？”他说。随后又很坦率地补充说：“那样会更好些……”
最近这个时期我一直生活在充满无数秘密的环境里，再有什么样新的秘密，现在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了。我把任何秘密都只看成是未来整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环节。
“好吧，”我同意了，就拿起了帽子，“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两个人沿着大街走去，活象两个游手好闲的懒汉。
“我们讲英语好吗?”这个男人提议说，同时，他马上就用很流利的英语说：“我找到了您很高兴。”
“您是做什么的，找我干什么？”我很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找到要找的东西是非常愉快的。”我的这个同伴接下去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您是做什么的?”我又重复了一遏，“您找我干什么?”
“您不需要一个司机吗？”这个陌生人于是问道，“如今很难找到一个好司机，差不多所有的司机都被动员走了。”
这个陌生人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因此我就想，他一定就是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所领导的一个有价值的特务。毫无疑问，在他对我所说的这番话里一定会有暗语。但是我既不晓得暗语，也不晓得答语。我就一边走一边猜究竟哪句话是暗语：是“找到要找的东西是非常愉快的”，还是“您不用要一个司机吗？”
这时，这个陌生人却继续说了下去。
“我可真走运，”他说，“我是扁平足，所以就免了军役……”
我们走到了街心花园。
“坐一坐好吗?”我这位同伴提议说。
我们坐下了。他向四外瞧了瞧。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这个陌生人用俄语说，“我是热列兹诺夫上尉。”
对于一个密探来说，使用这种办法是太幼稚了。但是我却应当疑心他是密探；谁知道我在哪方面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他们也可能偷偷派人来的！
“我不明白您说的话。”我用英语回答说，“您说的是哪国话？”
“算了吧，没有人能听见我们谈话。”这个口称为热列兹诺夫上尉的陌生人真挚而诚恳地说，‘我知道您是马卡罗夫少校，所以才找您来了。”
“我不懂您的话。”我又用英语重复一遍，“您找我干什么?”
“马卡罗夫同志，您别害怕，”这个陌生人继续用俄语央求说：“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听到我们谈话。”
很难形容出来我听到祖国语言的愉快心情，而且要说这位仿佛从天而降的陌生人的举止象个密探，那他可太过于幼稚了。但是常言说得好，上帝保佑谨慎的人，我是不愿意白白拿我的脑袋冒险的。
“别胡扯了。”我冷冷地仍用英语说，“我认为您非常可疑。应该把您交到盖世太保手里。”
但是，不知来自何处的这个陌生人却十分执拗。
“马卡罗夫同志，要知这我对您的一切都很了解。”他哀求般地说，“您叫安德烈·谢明诺维奇，在我们总参谋部工作，在里加这里有人企图加害于您，我们甚至以为您已经真的死了……，我是热尔诺夫上校派来的……”
他说的这一切都对，但我不敢轻易相信他。外国间谍机关也不是白吃饭的，既然他们企图加害于我，那怎么不可能企图欺骗我呢?
“您就要用我懂的语言同我讲话，”我厉声厉色地说，“否则我就去喊警察!”
这个陌生人气咻咻地瞧了瞧我。
“您过于谨慎了，也许您不是派我来找的那个人。”他终于用英语说道，“热尔诺夫上校会非常难过的。”
“您说的这个热尔诺夫上校可是谁呢?”现在，当这个陌生人又讲英语之后，布莱克可就便于打听一下热尔诺夫上校了。
“难道您不认识这个人吗?”这个陌生人显然很难过地问道。
“无论如何我是记不得了。”我回答说，“可能我们也见过面，他大概是一个俄国军官吧？”
“不错，”这个陌生人肯定地说，“我手里还有他写给您的一封信。”
“用俄语写的吗？”
“是的。”这个陌生人回答说。
“那么这封信对我可就没有—点儿用处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懂俄语。”
“我可怎么回复上校呢？”这个陌生人气咻咻地问道。
我微笑了一下。
“向他致意，如果我们过去见过；只能向他致意，并表示最好的祝愿！”
这个陌生人沉思起来。
“您不想同他……见一见吗？”他有些迟疑地问道。
“难道他……他叫什么来着……热尔诺夫上校在此地吗?”我惊奇地问道。
“唔，这无关紧要。”这个陌生人含糊地说，“我问您，您愿意同他见一见吗？”
“怎么会不愿意呢？假如我们从前确实见过，如今恢复我们的交情，我是会感到很愉快的。”
“好吧。”这个陌生人很果断地说。
他沉默了两三分钟，在想些什么，然后耸了耸肩，便很明确地说道：
“好吧，您同他见面好了。明天晚上我去接您。不过您可别对任何人讲。如果您要能弄到一部汽车可就好了。不用司机，我接走您然后再把您送回来。不过，万不得已的话，没有汽车也成，我们就约定在九点钟左右吧。您看怎么样?”
“好吧。’我说，“这可有点儿神秘，不过我很喜欢猎奇。”
这样做，我想到头来对我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如果这是一种密探行为，我也易于推脱责任。德国人知道布莱克是干什么的，布莱克打算同俄国人建立联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布莱克甚至还可以说他准备把俄国间谍出卖给德国人。这样，他给德国人干工作就可以说不是空着两只手开始的了。“唔，可是如果我一下子真的看见了热尔诺夫呢?”我暗想道，“也许正是他同
里加的地下活动联系着，或是领导着游击队，使他们的活动协同一致的吧?这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拒绝这次会见就是不可原谅的了。热尔诺夫会把我送回自己人那里，那我又会回到部队里去了……。”
“就是说，确定在明天晚上了。”这个陌生人又重复了一遍。他很信赖地靠近了我，“应当说，他们对您是严加监视的。”他小声说：“我尽量摆脱掉敌人的监视，您也应当想个办法，给外出找个理由。一切偶然的情况事前很难都估计计到。我们也可能在城外耽搁到天亮。千万别因为您外出引起他们的注意……”
“好吧，我尽量想办法。”我同意了。
这个陌生人目不转睛地瞧了瞧我，就站起来了。“我可以信赖您吧?”
“是的。明天晚上我一个人，准备一辆汽车，对谁也不说。”
这一整夜我一直在考虑即将到来的这次会面。
虽然这次会面很令人可疑，但是一想到要和热尔诺夫上校见面，还是使我很激动……
热尔诺夫正是我的直接上级。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学院出身的军官。这个人很有教养，文化水平很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学院和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原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青年军官，也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立即投到苏维埃政权这方面来的旧俄军官之一。有一个时期他曾在前线作战——起初是在东线，接着是在南线——后来就到了参谋部，并在这里显示出了他的才干。他从军参谋部被调到前线参谋部。从前线参谋部又被调到总参谋部。他入了党，在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那里作了教员，后来成了教授，直到这次战争开始前几年他才又做参谋工作。他在总参谋部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他除去做他担任的主要工作以外，也大力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官……
可是，我不能设想热尔诺夫会到前线，而且会到游击队来。就是从他的年龄来看，他也不适于在最前线了。……
但是，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密探行为，利用热尔诺夫的名字作诱饵，以便擒住我，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个密探，那恐怕他就未必能警告我，说有人监视我，并要我为外出找个理由……
虽然他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使我更相信他，但其实他也无需这样做。
不管怎样，我既然接受了这个陌生人的建议，我就得设法从杨柯夫斯卡亚和爱丁格尔这方面得到安全的保证，确切些说，是从他所领导的间谍机关的密探那里得到安全的保证。
我决定先对付盖世太保的长官。如果这是一种试探我的密探行为，那么我要是预先通知他说我要出去，我想，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他喜欢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只要我一撤谎，我想，他就一定会乐于把我当场揭穿的，……
应当从爱丁格尔下手，如果这个陌生人不是盖世太保派来的，我就希望同爱丁格尔谈好，甚至还可以拿他做借口，给我外出找理由，骗过扬柯夫斯卡亚。
第二天早起我就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这一次我连管理处都没有去；早就有人在门口等着我，并且马上就把我领到他那里去了——看来，布莱克先生是很使德国人感兴趣的。
“长官先生，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提议。”我立即对他说道。
“很好。”爱丁格尔赞赏地说。
“我以为我应该活跃起来了。”我接着说。
“这也对。”爱丁格尔表示同意。
“所以我想有更多的自由。”
爱丁格尔审视着我的眼睛。
“把话都说出来吧。”他说，“我不太明白您究竟要怎样。”
“您恐怕不能说我是很随便的吧?您把我看得太紧了。”
“是的，是这样，”爱丁格尔同意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很坦率地承认说“我们是在考察您，但是不能说看得很紧。您的那些姑娘里有些人也在为我们工作，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他的脸上现出了一种沉于幻想的表情。“女郎！……我不晓得您同她们究竟干些什么，但我以为您在波罗的海沿岸住这么多年并不是为了她们。”他掀动了几下他的胡子，活象个蟑螂，“布莱克先生您很会做秘密工作。我应该承认关于您的真实情况，我们还什么也不晓得，所以我们才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我暗自感谢我的那些姑娘；应当认为她们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见面的情况汇报给德国人了，而且，因为实际上她们关于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德国人就认为我在她们面前很善于隐蔽我的真实活动。
“布莱克先生，您说的自由是指的什么呢?”爱丁格尔很感兴趣地问道。
“目前是活动的自由。”我说，“长官先生，我对您是开诚布公的。您简直是把我监禁在里加了。可是我必须同伦敦取得联系。”
“有谁在妨碍您这样做呢?”爱丁格尔很客气地问道，“您把您的工作总是搞得那么诡秘……”
“所以我才实现不了我的意图。”我气咻咻地说，“请不要把我当成个小孩子。如果我把电台放在家里，那您早就发现了。问题就在这里：我的电台都不能用了。”
“您的电台在里加吗?”他很感兴趣地问道。
“在里加附近。我想同伦敦联系一下，可以说是打算死灰复燃。伦敦很可能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以后……我们以后再谈……”
爱丁格尔又掀动了几下他的小胡子。
“布莱克，您这个小伙子很聪明，不过，您却骗不过我。”他洋洋得意地说，“我知道您要同伦敦谈些什么。您一定要讲说德国的侦班机关要收买您。”他诡 地看着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话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我们……我们并不反对您这样做。”他的面孔上掠过了一丝微笑，“这样做也有它的道理。您尽管请示好了。他们会建议您答应下来的。让英国间谍机关知道您同德国侦察机关有联系，这会保证您的安全。可是您实际上是要为我们工作：聪明人永远是为胜利者工作的。”
我一声没说，仿佛是被我这位未来的上司的眼力所惊服了。
“所以您可以去用您的电台。”爱丁格尔接下去说，“我这方面绝不会妨碍您的。”
“不过我不希望有人暗暗地跟着我。长官先生，我们应该以信任换取信任。要么您就相信否则我们就很难谈妥了。”
爱丁格尔很宽厚地笑了起来。
“您总是这样诡诈，布莱克，您是怕我偷着利用您的电台。但是，我确实把您看成是我的同事，并且相信您；我们今后不再监视您了。”
他自然是丝毫也不相信我，并且会乐于把我打发到死亡集中营里去的，但是，收买到一个英国的侦察人员，对德国人来说，是太诱人了。
“这样，您就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了。”爱丁格尔答应了我，并且又审慎地补充了一句，“活动的范围……范围……唔，就在四十到五十公里之内吧……”他又瞧了瞧我，尽可能装做宽厚的样。“我想，您总不会要跑掉吧?”他马上又自己作了回答：“不会的，您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第一，您跑不出去；第二，跑也没意义……”
他深信象布莱克这样水平的侦察人员是不愿退出这场游戏的。
“我还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我很随便地说，“我要告诉扬柯夫斯卡亚，说我是同您一起到里加城外去。”
爱丁格尔没有回答我，却问道：
“您有点儿怕她吧？”
我耸了耸肩。
“我不太怕她，不过我不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布莱克，您可真聪明。”爱丁格尔夸奖我说，“您明白，里加城里还没有任何人敢过问我呢。”于是他又以十分信任的口吻补充说：“这个女人很不招人喜欢，我早就想收拾她，但是庇护她的人势力很大……”
他没有详细往下说。
“长官先生，还有一件小事，”我趁着他现在的情绪好，就对他说：“给我再弄一个证明文件或是通行证吧，如果有人查问，我也好应付。”
“啊，这不难！我发给您一个采访证，您就作为此地报社的画家好了……”
他吩咐属下给我弄一份证明，于是我也没到任何编辑部去，就在办公室里把证明弄到了。
我们这次谈判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爱丁格尔一点点也没有怀疑布莱克的真实性。
见到扬柯夫斯卡亚以后，我就说要暂时到城外去一趟。
“我要用汽车，如果您今天能把车给我，那我是非常感激您的。”
“好吧，车是您的，您有权使用。可是，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不远。”我十分简短地回答说，“我想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换换新鲜空气。”
扬柯夫斯卡亚审视着我。
“我不可以陪您去吗？”
“不成。”我断然地反驳说，“您自己说过，布莱克先生是不把一切的秘密都告诉您的。”
她望着我，更警觉起来了。
“这是秘密吗?”她意味深长地问道。
“可怎么对您讲好呢？……”我困惑地说，“我不认为这桩事特别秘密，但是有人要我不告诉您。”
看样子，扬柯夫斯卡亚是猜到了什么，她突然在餐桌旁坐下了——我们当时是在餐厅里——她用手掌支着头，用一种沉思的神情瞧着我。
“喂……”她迟疑地说。我看出她在犹疑，不知怎样称呼我好，“喂……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我对您并无恶意……您……您是准备逃跑吗?”
我很宽厚地望着她。
“您可知道，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这是头一次对我提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问题。我如果打算跑，那我就不会对您讲这件事了……”我冷笑了笑，“您太富于女人那种好奇心，看来，恐怕还是满足您这种好奇心才好。我到城外去散步不是同别人去，而是同盖世太保的长官爱丁格尔先生去！”
“可是，那您还要汽车干什么呢?”扬柯夫斯卡马上追问道。
“如果我看得不错，那我以为爱丁格尔先生是要使布莱克和一个他认为是布莱克的一位同事见一次面。”我立即对答上了，“我仿佛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起着一个诱饵的作用，所以我应当坐自己的汽车去。爱丁格尔只是陪我去……”
扬柯夫斯卡亚用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如果我现在挂电话问爱丁格尔呢?”她挑衅般地问道，您看怎么样!”
“请便吧，”我很随便地说，其实我根本不希望她同爱丁格尔通气，谁知道他们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又会对她怎样说呢。
她径直走进了书房，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有一件事求求您。”她用一种被娇宠的女人那种调皮的口吻说，“我要请贝尔金先生今晚到餐馆去吃饭，但是他说他要陪您出去一趟。您能否不让他去呢?”
我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瞧着她，其实我心里慌得厉害：我不晓得爱丁格尔会怎样回答她，并且也不以为他会不骗我。但是，想必他是太想把布莱克弄到手了！
扬柯夫斯卡亚放下了听筒。
“还好，您没有骗我。”她很满意地说。但，她生性善变，却突然气势汹汹地喊道：“不过，他要想把我从这场把戏里抠出去那可是枉费心机！”她沉默了片刻，而且显然是要给我眼色看看，又威吓地补充说：“这个爱丁格尔也太独断独行了……好，走着瞧吧……”她沉思默想地摇了摇，“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要多加小心，不要弄得太过火，还是听我善意的劝告吧。您也许是对这场把戏发生了兴趣，不过，爱丁格尔可是靠不住的。”
杨柯夫斯卡亚没有再说别的，但是我看出来了：她对我和爱丁格尔的接近表示很不安。她保存了我这条命绝不是打算让我逃出她的手掌的。
她走了之后，我往窗外瞧了瞧，她把汽车留在门口了。
晚上，我坐在窗前。九点钟左右，昨天来找我的那个陌生人在街上出现了。他走起路来异常沉着，从容不迫，结果又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只有确信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被跟踪的人才能那样走路。
莫不是爱丁格尔同我谈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而实际德国人正在对我进行围捕：往预备好的陷井里赶我吧?
这时，昨天来的那个人已经走近了房子，就藏在门口了。
我怕他按铃，就自己出去给他开门：我不愿意叫马尔塔看见他。但是，仿佛故意同我作对似的，当时马尔塔正在前厅打扫铺在门前的擦鞋地毯。
铃响了，马尔塔就开了门。
“请进吧。”她很客气地说，并且躲在一旁，给客人让了路。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
“都准备好了吗?”那个陌生人很愉快地问道。
“仿佛差不多了。”我含混地回答说。
“我们走吧?”他问。
我点了点头，转身就对马尔塔说：
“如果扬柯夫斯卡亚女士明天来，您就说我很晚才能回来。”
“好吧。”马尔塔显得很疏远地说，就从衣挂上摘下了我的大衣。当她把大衣送给我的时候，语气可就变了，她很亲切地说：“祝您一路平安，贝尔金先生，一路平安。”
我和马尔塔的关系是很和睦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宁静的。她干她的，我干我的，谁也不妨碍谁。她给我的印象挺好——总在干活，她对我干的一切并不感到兴趣，但是……
谁敢担保马尔塔不是被指定来照看我的，谁能担保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不给她钱，让她适当地监视布莱克先生呢？
“假如有什么急事找我，那可以到‘爱司普拉纳达’餐厅去，”为防万一起见，我说，“不过最好可别对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说。”
布莱克的手枪放在我的一个口袋里，扬柯夫斯卡亚建议我随身携带的关节防护具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走吧。”我说。
我们到了下面。
这个陌生人点头指着汽车说：
“让我开吧？”
我打开了车门。
“您请坐吧，让我自己来开。”
我们坐好，车开了。这时，当我实际上已经委身于这个同伴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倒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密探，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特务，而确实是热列兹诺夫上尉……
当然，在生活当中不能只根据直觉判断一切事情，那样就可能(而是非常可能！)在紧要的关头使你上当。但是，也不能完全认为直觉不起丝毫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对某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或是厌恶感，能使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一认为我的同伴确是一位苏联军官，我就有些放心了，因此也就不再担心和怀疑，马上就把精神集中到外部的情景上了。这对于一个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街道上开车的人是特别重要的。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街上的行人见少了，所有的人都急着回家去。只是一些德国军官大摇大摆地迈着方步，一支巡察队站在一个街角上正在检查行人的证明，咖啡店的窗口里传出了音乐声和叫喊声……
总之，敌占区的里加正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我慢悠悠地开着车子。里加城里，不慌不忙的只有胜利者，我的车开得越慢，就越不可能引起怀疑。
我几乎就没有和我的同伴交谈。我不想讲英语，而讲俄语又非常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