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去?”我简短地问道。
“往美沙公园去的方向。”
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公园，很象—片经过细心照料的森林，它是里加市民引以为荣的处所，也是散步、郊游和进行运动比赛的好地方。但是在这战时的晚上，这个公园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如果相信到我那里去的那些姑娘所提供的情报，那么，只是在园林深处架着高射炮。
车子开过了美沙公园。
“现在呢?”我问。
“现在我们两人换一换位置。”我的同伴用俄语说，“这一回让我来开车吧。”
他想钻我的空子是枉费心思！我决定谨慎到底。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执拗地用英语说，“您把我看成俄国人是错了。”
“嘿，您可真能坚持！”他用俄语赞赏地说，于是就改用英语说道，“把舵轮交给我吧，现在得绕圈子，我能来得快些。”
“假如我不交给您呢?”
“您在这里简直就不成，”他很沉着地说，“您不能辨认这里的方向……”他笑了笑，又诚恳地用俄语说：“请相信我吧
。”
我耸了耸肩，于是我们两人换了位置。
“现在您要忍耐些，”我这位同伴说，“我们要捉捉迷藏……”
于是，他就在路上兜起了圈子。我们的车子忽而开向这里，忽而又开向那里，很快地开过了一些小村子，而在另一些村子跟前又开得很慢；后来他又一下子从路上拐了下来，就在一座房子的后面停住了。
四外鸦雀无声，我的同伴往路上瞧了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于是汽车又开动了。
他这样搞了好几次，从路上几次地拐下来，把车停住，等着。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然后，他又开始绕起圈子来了。我们先是在一条路上飞驰，然后又拐到了另一条路上，开到一个小村子附近，又开到另一个别墅跟前，突然，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着的大门。
“出来吧。”我的同伴急忙说。
我下了车。他把汽车开进了一座开着门的板房，随后他走了出来，把门关上了。院子里空空荡荡。
“我们到了吗？”我问道。
“没有，没有！要等一下。”
但是，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不久，院子里就开进来一台载货汽车。司机从舵楼里伸出头来望了望，发现了我们。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女人，他们两人都用拉脱维亚语和我的同伴问候了一番。
“快，快！”那个司机喊道。
我的同伴向我指了指车厢。
“快上去，”他对我说，“别给别人惹麻烦。”
我们爬进了车厢，车厢里满装着牛奶桶。我们挪开了牛奶桶，坐了下去，就隐在奶桶中间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坐好，汽车就开动了。它绕过了一座小村，顺着大路飞驰起来。
这一回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拐一次弯。
“这辆汽车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道。
“这辆汽车是给里加的军官食堂送牛奶的。”我的同伴冷笑了笑，回答说，“这辆汽车是经过考验的。”
突然，就象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样突然，司机刹住了车，汽车就在路旁停下了。
“跳下去吧！”我的同伴说。
我们跳到了路旁满是稀泥的排水沟里。
“谢谢！”我的同伴悄声喊道：“一切都好了。”
于是，这辆汽车立即向前急驰而去。
七、在松林里
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时间已经很晚，天差不多都黑了，夜幕已经罩住大地。往往是这样：一旦预料到要有危险的时候，就越发觉得四外死寂无声。
我们跑到杜松丛旁，站下听了听，然后就进了松林。
我的同伴吹了一声口哨。
完全象在剧院里一样，黑暗中不知从哪里闪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一切都好。”我的同伴对他们说：“我把那位同志带来了……”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伴这一次讲的是拉脱维亚语。
围着我们的那些人也用拉脱维亚语回答他。
“留个人站在路旁吧。”我的同伴吩咐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挽起了我的胳臂，“现在只好把您的眼睛蒙上。我倒不想这样作，不过我们这是来作客，主人是有这种规矩的。”
我没有表示反对。我想，如果布莱克卷入了这场冒险事件，我要说，他是要干到底的。如果他们打算加害于我，其实也不必一定要我蒙上眼睛。
他们带着我往树林里走去。最初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后来是一片草地……我们项多也就是走了半个钟头。
蒙着我眼睛的布带拿掉了。我觉得树林子里似乎亮了一些。大树隐没在昏暗之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窝棚跟前。
我的同伴往窝棚里瞧了瞧，并且问了一句什么。
“请进吧。”他说，然后，他又在我身后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回您就得讲俄语了！”
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不要这样……”
他勉强微笑了一下，仿佛说明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也不应重提内心的创伤。他向门口走去。
“唔，现在我给您介绍……”
他走了出去，窝棚里就剩了我一个人，但很快他就同把我送到游击队驻地来的那个人一起进来了。
“这是热列兹诺夫上尉。”柴普利斯把我那位同伴介绍给我说。
“我已经知道他是热列兹诺夫上尉了。”我说，“我们昨天就认识了。”
“不能说‘知道吧。”柴普利斯反驳说：“如果您知道，那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请原谅。”我说，并把手伸给了热列兹诺夫，“可是要知道，处在我这种地位是很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发生怀疑的。”
“不过，我并不埋怨您。”热列兹诺夫回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我若是处在您的境遇，我也会考虑……”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
“我听候您的吩咐，上尉……热列兹诺夫同志!”
热列兹诺夫温和而羞怯地笑了笑。
“虽说现在热尔诺夫的信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或许您还要看一看吧?”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向您介绍了。”
他亲切地瞧了瞧柴普利斯。
“是呀，”柴普利斯说，“热列兹诺夫同志是我们自己人。”
“好，我们谈一谈吧!”热列兹诺夫随即用很认真的口气说。他坐到了板凳上，并且也示意请我们坐下。
但是，这时柴普利斯却向门口走去；与其说这是由于柴普利斯生性客气，勿宁说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老的地下工作者，在乌里曼尼斯实行军事独裁的年代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这样一点：如果有的事情同他本身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就不过问。
“你们谈吧，”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
他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我和热列兹诺夫两个人。
“您知道我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吗?”他问我。
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您就得讲一讲您的情况了，”他说，“不过，您还是先看一看……”
他还是把他带来的那封信送给我了。
信封是封着的，在我拆开信封看热尔诺夫那张短笺的时候，热列兹诺夫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我很清楚我的首长的字体和语气。这张短笺照例写得异常简洁。热尔诺夫在短笺里向我致意，并且很郑重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完全相信带信的这个人。
不错，短笺写得既平板又简短，但是——这甚至很难解释—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种温晚，透出了老年人那含而不露的爱抚……
“您的处境很困难，以后也会困难。”叶甫格尼·奥西波维奇·热尔诺夫——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教授、工作时的直接首长在短笺里写道：“但是，您并非是一个人，无论您怎样困难，祖国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带信去的这个人是受我们统帅部的委托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问出了口：
“他在哪里……”
但我马上又不作声了，感到提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可是，热列兹诺夫上尉却猜到了我的心事。
“不，那有什么呢，”他回答说，“您是有权提问的。热尔诺夫上校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军官，坚持要到前线来。他现在在军参谋部工作。他们认为他的信不致于引起您的怀疑……”
“可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笑了笑，把这张短笺又瞧了瞧，然后折叠起来，要把它再装到信封里去。
“不，不，”热列兹诺夫拦住了我，“您已经看过，并且已经相信了，现在就给它一根火柴吧……”他马上把火柴盒递给了我。“您不能带任何文件，什么也不能带。”他解释说，“处在您的境遇……”
我顺从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这张短笺。蓝色的火苗烧着信封，我把它放到桌边儿上。黄色的火苗着了一会儿，热尔诺夫这封信就变成了一小堆灰色的灰烬。
热列兹诺夫从桌上探过来身子，把灰烬吹到地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把您经历的一切都报告一下吧。”
我理解他的这种要求，不过，要讲我自己的经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您听我说，热列兹诺夫同志，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地说，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狼狈：“他们打死我，不，他们本想打死我。就在那天晚上，里加城里打死了一个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人，他就是戴维斯·布莱克。据我后来所知，他是英国国家侦探局派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给交换了。他们让我顶替了布莱克，让布莱克顶替了我。后来，他们用马卡罗夫的名义把他埋葬了，我就以贝尔金的名义落进了德军病院……”
热列兹诺夫同情地对我点了点头。
“这和同志们搜集到的关于您的消息大致相同。”他说，“他们想打死您，而且我们也确是认为您已经被打死了。谋杀您的那天晚上正赶上敌机轰炸里加，可能是这个情况帮助了谋杀您的那些人搞了这么一套伪装的把戏。总之，您的尸体……不，据后来所知，就是被当作是您的那个人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建筑物的瓦砾中被发现了，尸体已经残伤不全，但是他穿的衣服和他身上的证件却使人认出了他是马卡罗夫少校。既然现在您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被埋葬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知道您曾住过德军病院。后来又听说您以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您的举止很奇特，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竟没有动您。您并不象一个失节的人，那些人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曾经了解过您，后来就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可是，我还是有必要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吧？”我打断了热列兹诺夫的话，打算再一次说明我怀疑的理由，“在法西斯匪徒占据的城市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苏联军官……”
“但是，我不是知道我在对谁说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
“哼，如果我把您出卖了呢?”
热列兹诺夫笑了。
“我以为您不会来得及的……”他又改用认真的口气说，“最好还是讲一讲您在里加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待机会。”我解释说，“我准备跑回祖国，正在等待时机。一个女冒险家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和我发生了牵连。总之，她自称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正是她开枪打了我，可是，据她说，她又救了我。她叫我冒充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实际上我却是戴维斯·布莱克。就是说，我乃是以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的布莱克。看来，德国人相信我确是布莱克，因而他们企图收买我，扬柯夫斯卡亚却要我答应。她实际究竟在为谁——为德国人还是为英国人工作——我还不清楚。布莱克在里加有一个情报员网，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女情报员网—一有几十个姑娘，她们都在顾客很多的地方工作。这个情报员网直到目前还存在。一些傻瓜可能以为布菜克是个不堪救药的淫棍，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却不难猜透布莱克同这些女人相互联系的真情。这个谍报机关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差劲，它的做法和英国国家侦探局寻常的做法不同，很明显，它这样做的目的是特意为了掩人耳目。据目前所知，在布莱克的手下还有另外一伙间谍，隐蔽得极其严密，据扬柯夫斯卡亚说，甚至连她都不晓得是些什么人……”
“好了，关于这些，您不要……对我汇报了！”热列兹诺夫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您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从德国人这里跑开……”我笑了笑，“可见，终于等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热列兹诺夫冷冷地问。
“我希望现在能把我送回我们那边去。”我满有把握地说，“我以为……”
“怎么样?”热列兹诺夫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我以为，我现在是在一个游击队的司令部里，一有机会就会把我送往……”
热列兹诺夫拿起了暖水瓶，气咻咻地把它放到了另个地方。
“是这样，少校同志，”他突然很郑重地说道，“谁也不会把您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您要留在里加，并且要执行交给您的一切任务。您可以得到一个接头地点，去找到一个人，和他建立联系。如果您不利用您现在的处境，那简直就是不明智。”
“可是，我要在里加做些什么呢?”我很诧异。
“去执行那个人命令您完成的一切任务。”热列兹诺夫严厉地说。
他又吹毛求疵地对我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问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并且又重复说，如果不利用这个既成的形势，那就是一种过失。他还说，十之八九我得同英国和德国间谍机关都建立联系，并且要很好地探明他们的活动。后来他又说，我们的侦察机关已经把一个很有经验，很能干的工作人员派到了里加。这个人是一个老肃反工作人员，从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时候起就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我应当同这个人取得联系，在里加进行的全部工作都要接受这位同志的领导。后来他又对我解释说他受命同我取得联系，但是因为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他决定把我带到一支游击队的司令部——这一点事前已经预料到了——我很了解柴普利斯，他能把我的任何疑虑打消……
当我听罢这一切之后，自然就不再敢提我愿意到作战的队伍里去了。交给我的这桩任务既重要又危险，我不能拒不接受。
当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热列兹诺夫问我，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对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有，”我说，“莫斯科有一个姑娘……大概，她已经认为我死了。能不能让她知道……”
“不，不能。”热列兹诺夫斩钉截铁地反驳说，“看来，您还没有想到您应当怎样隐蔽起来。关于您还活着这件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才能知道……”
于是他又告诉了我怎样才能找到今后作为我直接首长的那个人。
“现在该回去了。”热列兹诺夫结束了这次谈话，“您离开城里的时间越少越好。”
我们走了出来，外面漆黑一团。黑夜统治着大地。只是在近处才看得见黑暗中那光秃秃的树干，树顶却不知消失到哪里击了。四外万籁俱静。只有远处传来了某种分辨不清的籁籁声。
“我们回去走另外一条路。”热列兹诺夫悄悄地警告我说，“这样安全些，而且……”
他的话没有说完，他站住了，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一起．我就会把它当成是一种鸟儿半睡半醒地唤另一只鸟儿。
有一个人立即走到了我们的身旁。这个人仿佛藏在树后，正在等着我们呼唤。
热列兹诺夫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的话——于是，走近来的那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就轻轻地迈开脚步悄悄地往前走了。
我们紧跟在这个人的身后，这时我才发现，黑暗中充满了正常的积极活动，时而传来了某些断断续续的话语，时而又可以听到低低的 语，人影在移动，还有些鸟儿在叫，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鸟儿；我甚至还听到了莫尔斯电码吱吱的响声——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这样觉得罢了：因为黑夜间在这座充满了秘密的大松林里，实际的情形和想象的幻觉是不能不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还能看到柴普利斯同志吗？”我问。
我非常渴望再同柴普利斯在一起步呆一会儿；他在这里对我来说比谁都亲。
但是这个愿望却注定不能实现了！
“不成了，”热列兹诺夫回答说，“柴普利斯同志现在已经离开这里好远了，这是特意请他来为您打消疑虑的。”
我逐渐在黑暗中习惯了。
不，这根本不是象我开头想象的那种无人迹，少话语的黑夜。
我们在浓密的松林里走着。到处都是高高的松树，只有个别的地方夹杂着枝叶四出的枞树，长得很低的是那毛蓬蓬的杜松树丛。枯树枝在脚下喀吱喀吱作响。在树梢的空隙处偶尔可以看到闪烁着的星光……
但是，时而从那黑黝黝的枞树后面闪出了一些人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的向导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于是他们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可真使人感到奇怪：我们的向导在黑暗中可真善于辨识方向；我们，或者说起码是我，要跟上他都很吃力。
树木终于稀少了，于是我们又到了林边。在我们的面前模糊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原，不过也许还有田野。远处发黑的地方不知是树林还是建筑物。
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十分熟悉、匀称的粼粼声……
几乎就在这同时的一瞬间，草原上突然燃起了篝火——一处，两处，三处。
“这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联络，”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是同大地的联络。”
不错，在我们面前的草原上落下一架飞机……
这是一架最普通、最简单的“乌—2”式教练机，就是人们称之为“小鸭子”的那种最招人爱、最使人不能忘怀的飞机，不管我们的航空事业发展到什么地步，任何一个苏联飞行员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把它忘掉!
这一切仿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我虽是一个具有相当经验的苏联军官，我还是不能不感到吃谅……
战线已经向东移了相当远，发动机的响动无法减小，探照灯的触角不断地在空中晃动，高射炮到处皆是……可是驾驶员却一直尽管往前飞行！
我轻轻地碰了一下热列兹诺夫。
“他怎么能飞过来呢?”
热列兹诺夫把驾驶员的策略讲给我听了。
驾驶员驾驶着飞机紧贴着田野，紧贴着树梢，有时差不多就是沿着地面飞行；德国人自然要在相当高的地方寻找它，他们想不到这架看不见的飞机几乎就在他们的头上一掠而过，离地面只不过几十米……
唯有苏联的飞行员能作这样的飞行！
不能不佩服这个人大胆无畏的精神。而且，这样的人也远不是少见的呢！……
斗争一刻不停，甚至在后方，在德寇的大后方也在同希特勒匪徒进行着斗争，千千万万勇敢的人都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参加了这个斗争。而如今，我也在这个斗争中站到我自己的岗位上了。
“不过我们两个人最好离这里远一些。”热列兹诺夫慎重地说，“我们快些走吧!”
他喊住了我们的向导。
“再往前我们两个人要自己走了。”他说，“请向柴普利斯同志问候！”
我们的向导很顺从地留在后面了。
我们不久就上了大道，我们顺着路边走。大约走了一公里以后，我看见了一辆汽车。我又感到很奇怪，这是我的汽车——布莱克的汽车。虽然天还黑，但我立刻就认出它来了。
热列兹诺夫在司机的位置上坐下了。
“快些，快！”他紧催我。
我坐到了他的身旁，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几棵黑黝黝的大榆树下停住了，等天亮以后，就又出发。在快进城的时候，一队党卫军巡逻兵碰到了我们。我把我的证件拿给他们看了，并且说热列兹诺夫是我的汽车司机。我们并没有引起这些家伙的怀疑，他们立即放行，于是我们就在早上十点钟左右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里加。
八、去找“浮士德”
我同热列兹诺夫在回里加的路上一起度过的几个钟头，使我们异常亲近起来，甚至要胜过平时相处一整年。
我们彼此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都讲了讲自己的成就和烦恼，这时才知道，由于我过分的审慎，却给他造成了一次最大的烦恼。
在快到城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热列兹诺夫在第一次找我去的时候，曾经提议要我雇他作汽车司机。
于是我就问他是否可以装作我的汽车司机住在里加，并且说，如果两个人能在一起，那可就太好了。
热列兹诺夫回答说不能在车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说，能够决定这个问题的只有领导我同时也领导他的那个人。
我到家以后，马尔塔并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了，大概，这不只是因为布莱克过去常出去，她已经习惯了，也是因为她生性沉着，拉脱维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她只是问了我是否要安排早饭，我没有拒绝她的服侍，看样子她很满意。
过了两个钟头左右，扬柯夫斯卡亚来了。
我听到她进门时，在前厅就问马尔塔，打听我是否回来了，于是比往常更快地走进了书房。我仿佛觉得，她见到我以后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到底回来了!”她调皮地说，“您可知道，我仿佛已经开始和您处熟了。”
我默默地对她点了点头。
“唔，怎么样？”她坐在沙发椅上，问我：“您对付得怎么样？”
我没有懂她的意思。
“对付什么?”
扬柯夫斯卡亚大笑起来。
“对付德国人！”
我用探询的眼光瞧了瞧她。
“不，真的，您到哪儿去了?……”她又大笑起来，“我真不知道叫您什么好，安德烈、阿弗古斯特或者是戴维斯……大概最好是阿弗古斯持……阿弗古斯特，您到哪儿去了?”
她没能掩饰住她的好奇心；很明显，她在等着我详细地讲一讲这次旅行。
“我去过的地方现在我又不在了。”我回答说，仿佛是在逗弄她，但实际上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她，“我同爱丁格尔先生到海滨去了，他想叫我帮助他解决一个问题……”
“啊哈，别扯谎了!”扬柯夫斯卡亚愤愤地喊道，“我给爱丁格尔挂过电话，他根本没有离开过里加！”
原来她对我的每一个行动都要检查，并且认为没有必要瞒着我！
她问了爱了格尔一些什么?他又回答了她一些什么?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错，他没有能陪我去。”我说，“他留在里加了。”
“可是您到哪儿击了呢?”扬柯夫斯卡亚急忙问道。
“我到苏联游击队去了。”我冷笑着回答说，“其实我的一切您都十分清楚啊！”
“我没有工夫开玩笑，阿弗古斯特，”扬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话，如果爱了格尔不晓得您在什么地方，他就会马上找您的。”
“您向他打听我了吗？”我反问了一句。
“当然罗，”扬柯夫斯卡亚挑衅般地回答说，“如果您要真的突然打算跑到游击队去呢?”
这个女人讲过不止一次，说她希望我诸事顺遂，可是，果然不出所料，假如我要打算捣乱她这一套把戏，那她是不会原谅我的。
“您对长官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对您说什么了？”杨柯夫斯卡亚却以问代答地问我。
“我正想弄清楚您是否对我讲实话。”我挑战般地说，“我等您说。”
“您大概是真的逐渐熟练于布莱克这个角色了。”扬柯夫斯卡亚赞赏地说，“我并没有捏造什么，只是把您自己讲的那番话对他说了一遍。我说您不在，但我十分需要您，又说——这是您讲的——爱丁格尔知道您的去处。”
这是告密。还好，我求爱丁格尔答应我拿他做了借口，否则她就会把我彻底搞垮了。
她同意我作布莱克的替身，但却不让我再变成马卡罗夫……的确，这纯粹是告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同她转弯抹角
“这可是告密！”我喊道，“爱丁格尔是怎样回答您的?”
如今最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爱丁格尔怎样回答了她？
“他笑了，并且说，这与其说是他的秘密，倒不如说是您的秘密。”扬柯美斯卡姬回答沈“总之，他向我示意，说这不干女人的事。”
我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德国人是真想收买我I布莱克是个老练的家伙……德国人清楚地知道，布莱克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他不会看不见是否在表面上对他进行监视，于是，他们就取消了对他的监视。在我们外出的时候，不仅是我，就连热列兹诺夫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比我更有经验的。也可能是这样：爱丁格尔甚至以为扬柯夫斯卡亚挂电话是受了我的委托，因此他想在我的眼睛里充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这可是告密!”我又重复了一遍，“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表现得很不老实。请想，我如果对您说了假话，您这样做很可能断送我。爱丁格尔会立即下令追踪……”
“而且这一次就没有人再能搭救您，因为您已经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扬柯夫斯卡亚厚着脸皮表示同意了，“我认为您不应该轻视我，因为您太缺乏经验，而且要骗过德国人也是不容易的。我最担心的就正是这一点，所以我才问您对付得怎样……”她走到我身旁，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您应当放聪明些，争吵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她和解地说，“爱丁格尔要您干什么?”
天晓得她同谁有交往，并且会使怎样的手段。不应当同她争吵，并且我也不能担保她不能从爱丁格尔左右的人探听到我同爱丁格尔谈话的内容，因此我不准备完全隐讳真情。
“他要我交出布莱克同伦敦联系用的电台。”我坦白地说，装作仿佛是扬柯夫斯卡亚迫使我出于无奈才承认了的样子。
“电台？！”扬柯夫斯卡亚大声喊道，“您这可是虚张声势！”
“怎么会是虚张声势?”我问道，“难道布莱克没有电台吗?”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
“我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电台。当然，也许有，德国人也可能通过某种办法把它查出来了。但是您……同德国人耍
这种手段，这可是一条危险的路。您根本不晓得电台，同他们搞这种骗局是搞不长的，您这是拿脑袋冒险。”
我嘲笑般地瞧了瞧扬柯夫斯卡亚。
“唔，假如我发现了电台呢？”
“您？！”这一回她可真吃惊了，“怎么样发现的?”
“我在这个书房里发现了一份座标图，它帮助我……”
我把这话说得就象谈到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一样——英国间谍组织的头子们进行联络用的秘密发报机。
扬柯夫斯卡亚睁大了眼睛。
“您这话当真吗？”
“千真万确。”
“您在这间书房里找到了电台下落的线索?”
“正是。”
“究竟是怎样找到的?”
“这就是我的秘密了。”
“您也知道了呼号和密码？”
“大概差不多吧。”
“而且，您把这份礼物送给了爱丁格尔?”
“可以说是的。”
“唔，您可知道……”她的两只眼睛里甚至闪现了赞赏的神情：“您很有前途！”
她有一会儿工夫甚至丧失了平常那种沉着的神情，变成了一个赞赏有本事的男人的普通女人。
“我没有看错您，我感到很高兴。”她坐到沙发椅上点起了烟，“您好象能够使我倾心！”
但是，我是谨防同这个女人亲近的。谁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使她打死了布莱克呢？
“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我忧郁地说，一面往窗前走去，“您除了您自己以外未必能爱上任何人。”
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回答我，只是神经质地捏灭了烟，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久，然后站起身来，也没有同我告别，就悄悄地走了。
到了星期五。
已经对我说过：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五，从五点到七点，在广场上多姆教堂对过的书铺……
这座远在十三世纪建造的教堂是里加最漂亮的建筑遗迹之一。它经历了历次的轰炸和战争的折磨，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还
点缀着古老的多姆广场。
这里的一切我都喜欢：那古老的教堂，以及同它砒连的小巷和胡同，我也喜欢那哥持式的房屋和用鹅卵石铺修的马路……
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色古香，一切都使人感到光阴似箭……
我沿着石灰街走去，这条街的两旁有无数的大小商店，街上有很多熙熙攮攮的行人……
到多姆广场了，教堂的对面就是一个旧书店。这个旧书店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里面摆着好多书。门很矮，上半部镶着玻璃……
我拉开了门，系在门上的铃铛响起来了。想必是主人不常在铺里，而是常到铺子里面那个房间去。
但是，这一次主人却坐在柜台旁。他没有刮脸，是一个显得很忧郁的拉脱维亚人。白色的汗毛覆盖着他那发青的、硬化了的面颊，上面现出了紫红色的血管。
屋子里并不只是店主人一个人。隔着门玻璃我就看到有一个顾客伏身在柜台上。
我走进去以后不由得又往回退了一步。我被一次很不愉快的奇遇惊住了……
我看见了加什凯！是的，就是我和他一同住过院，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厅里还看到过一眼的那个加什凯。
他漫不经心地斜眼瞧我一下，装作没有认出我来的样子，不过他也许真的把我忘了，然后他把身子又伏在柜台上了。我运
用意志的力量迫使我走近了柜台。加什凯的眼前摆着很多明信片，上面画着一些很漂亮的裸体女人，做着各种不害羞的姿势。
“您有什么吩咐?”店主人用德语对我说。
我迟疑了一刹那，但是，他说的正是我所得到的暗语，丝毫不错，于是我就决定不顾加什凯了。
“我买‘浮士德’的第一版。在1808年出的第一版。”
“您找的东西太难得了。”店主人回答说。
“我不怕多花钱。”我固执地说。
“在我这样的小铺做里怎么能有那样的古本呢?不过我可以提供给您最晚的一种版本，上面有很精美的插图。”
“不，我需要1808年的版本。”我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
“我不会跟您要太多的钱。”店主人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彦
“不成。”我毅然决然地说，“我带要的是第一版，如果您弄不到这个本子，那我只得走了。”
为了让人家在这间又窄又暗的小书店里把你看成是自己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不太相信他的回答。有加什凯在场使我很不安。
但是，店主人却毫不犹豫，马上推开了通往和店铺毗连着的那个房间的房门。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单薄的铁床，一张上面什么也没有铺的桌子，还有一个方凳，上面放着一桶清水。仿佛店主人就住在这个很象一间牢房的房间里。
“请吧，”店主人说，“请进吧。。
他自己站在原地没动，让我进去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下，加什凯却也走进了这个小房间。
房门关上了。
加什凯手里拿着一些明信片。他一下子把这些明信片拢在了一起，象一副纸牌似的，随后就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在桌边儿上了。
“请坐吧，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同志。”他用俄语说，“我已经等您好久了。”他指了指床，自己就坐在床上了。
我没有能够马上意识到原来加什凯正是我应当任其指挥的那个人。
“我受命听您吩咐。”我没有把握地说，“所以我就来了。”
“干嘛打官腔呢?”加什凯说，“我们不需要这套形式……”这个人仿佛使我解脱了在这段冒名生活当中缠到我身上的某种罗网。“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他很真诚地说，“我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普罗宁少校。去年我曾经有机会做了一些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关的工作，所以上级就把我派到这里……”
他这些话说得十分直截了当，真诚而又自然，这是那些豪爽的人所具有的特点。
“我在一切方面都应当同他们——我应当取得他们信任的那些人——一样。”普罗宁接下去说，“加什凯少尉——我现在已经不是下士，而是少尉——他不仅不愿落在军官们的后面，甚至还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呢。盖世太保都知道，任何人也没有加什凯少尉的淫画好。这一点使我很受欢迎。拿这个作借口我就便于到旧书商那里去。加什凯少尉在充实自己的收藏品呀！”普罗宁侧耳听了听墙外的一阵响动，他不作声了。——看来，这是一场虚惊，于是，他又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