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场场寻欢作乐中，女人浓妆艳抹，逢场作戏。毕加索也只是受好奇心和性欲的驱使。这里根本毫无爱情可言。事实上，”亲密挚爱“对毕加索而言，更适合他的那些个玩伴游侣。1896年巴塞罗那的嘉年华会上，毕加索和帕拉尔都曾装扮成女人的样子，然而无论他和同性朋友的肉体吸引到了何种程度，他都只是把这种感情升华到自己的作品里，升华到渴望出人头地的梦想里。
毕加索却始终不能出人头地。1896年4月，他的作品《初次圣餐》（The First Communion）参加了巴塞罗那美术展，与之同时参展的有鲁斯诺尔，卡萨斯，以及一些久负盛名的卡塔卢尼亚画家。毕加索极想凭此画赢得一项奖项，或者至少卖掉这幅标价为1500比塞塔银币的画作。一切都未能如他所愿。它只是被允许参加展览而已，《巴塞罗那日报》（Diario de Bacelona）上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写了几句：”《初次圣餐》出自新人帕布罗·鲁兹·毕加索，我们看出画作中主要人物值得肯定，局部轮廓线条分明。“[图006]
毕加索的画作《科学与善心》（Science and Charity）参加1897年马德里大众美术展，第一次使毕加索扬名于世。该画在马拉加省际展览会上又获得一枚金奖。荷西在该画中充当医生的角色，给一个病妇把脉，这代表着”科学“。同时画面上还有一个颇像少年的修女代表”善心“。病妇人的原型是街头一个携儿乞讨的乞丐。毕加索是在自己的独立画室创作的这幅画，这间画室位于从巴塞罗那美术学院回家的路上，这个画室是1986年秋天荷西特意给儿子开辟的。当毕加索在马德里得奖的消息传到了荷西的画家朋友们耳朵里，其中一个朋友约昆·马提尼兹（Don Joaquim Martínez de la Vega）提议说，要泼这小子一头香槟以庆祝他成为画家。[图010]
父辈们视毕加索为同侪，同学游伴们视之为”所有天赋集于一身“，而毕加索却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抉择不定。[图904]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画反叛传统的画作，还是应该画那些能博得展览会大奖的巨幅经典画作。毕加索有时候也沉浸在名利梦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平步青云。更多的时候他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作品里，相比之下，别的都不那么重要了。毕加索接连画了两幅自画像：一幅短短的头发，正凝神思索，未脱稚气而有些迷茫；另一幅像是18世纪的贵族形象，庄重而矜持，戴着浅色假发而略显孤傲。
毕加索正处于青春期走向成年的阶段，而当他和帕拉尔站在画室屋顶上向下面光着头的路人扔石头时，他又显得很稚气了。有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戴着高礼帽的绅士。他们一下子扔石头打中了，却没来得及躲起来。那个绅士看见他俩，就跑去叫来了警察。毕加索和帕拉尔蜷缩在油画《科学与善心》背后，听着警察一遍一遍敲着画室的门。直到敲门声消失了，门房扯着嗓子告诉他们没事了，他们才敢出来。
毕加索从前心里的一些挣扎，现在都集中在了他父亲身上。他从小就对父亲有很真挚的感情，而现在他要从脑袋里和作品里消灭这种感情。从科南娜时期的素描册子里两幅荷西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毕加索的复杂心理。帕罗·法布里认为：”这两幅素描，看起来是一气呵成的，当然也不排除两幅同时创作的可能。其中一幅肖像上，荷西看着自己刚刚完成的画作，脸上显出快活的神气。而第二幅肖像里，他的脸就被故意画成很沮丧的样子。两幅画中荷西的表情突然变得大相径庭。荷西坐像的’轮廓‘（椅子、身体姿势、手和腿）在两幅画中基本保持一致，而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却大不一样。“
到底是父亲的精神状态一日之间发生了巨变，还是儿子对父亲的看法发生了巨变呢？在巴塞罗那，毕加索继续把父亲画成毫无生气的、绝望的样子。这些肖像画中的凄惨气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这只是毕加索内心里希望摆脱父亲、渴望独立的艺术夸张写照，以此来摆脱父亲那种苛求细节、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风格。荷西是一个模仿、写实的画家，同时他也能通过拓展深度和空间感，来表现深邃的思想。荷西是个正直君子，谦逊无私，温文尔雅，也就是大家公认的那种君子形象：英俊挺拔，谈吐优雅。而少年毕加索突然把自己一向热爱的父亲，看成了自己的对头。毕加索矮墩墩的，跟他父亲的优雅风度相去甚远。毕加索曾说过：”每次我画男子都会想到我父亲。对我而言，我心目中真正的男人永远是父亲荷西。“
然而荷西为人师表，就得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而毕加索已经开始厌烦他的说教和批评了。大概是因为荷西太了解儿子的优点和缺点了，毕加索索性转而投向无原则溺爱自己的母亲。虽然从小都是父亲抚养和栽培他走向绘画的道路，可是他回忆起从前，却只记得那被自己美化了的母亲。他最终采用的名字”毕加索“也是母亲的姓氏。
毕加索回忆起他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矮的女人，坐在凳子上脚都够不着地。“玛丽亚有点霸道，又有点小聪明，善于驭夫，俨然一家之主。毕加索1896年画的一幅水彩画中，她不苟言笑地坐着，不怒而威。不过她很少对毕加索发威，她对儿子倒是无条件地宠溺。她对儿子自信满满：”要是你当兵的话，肯定会当将军。要是你出家修行，你肯定会做到教皇！“若是儿子在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她便觉得这点东西儿子早就懂了，要不然就是不重要，根本犯不着去学。对于刚愎的毕加索来说，偏爱溺爱自己的母亲也不足为奇了。
玛丽亚对儿子一无所知，却对他盲目地崇拜。荷西却时刻鼓励着儿子，给他提供画室，给他当模特摆各种各样的姿势，给他评判作品的良莠。在毕加索的一些速写上面，题着荷西写的”优“（6分）、”劣“（4分）。而毕加索很反感父亲对自己的作品指手画脚。在《出埃及记》 （Flight into Egypt）一画中，圣父约瑟夫被画成荷西的模样，长着红胡子，跪在年幼的基督跟前。由此看来，毕加索很可能把父亲看成自己的”天命辅佐“，或许他觉得这是自己命中注定的。或许正是这种过分依赖感，导致了毕加索后来想要打破这种关系。他强迫自己毁灭掉心目中的父亲形象，这样才能成长为不受别人左右的画家、才能突破传统、突破历史、突破前辈。毕加索把荷西画成一个潦倒失意的男子，而毕加索本人却叛逆而又迫不及待，想要从父亲的影子里走出来。这就是毕加索给父亲画的肖像，不论是画里画外，荷西都被画成一个潦倒的窝囊废，这也就是荷西后来的真实写照。
1897年秋天，16岁的毕加索来到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San Fernando）继续深造。这所学校是西班牙艺术类的最高学府。毕加索后来在官方履历中填写的启蒙老师不是他父亲荷西，而是这所学院的风景画教师安东尼奥·穆诺兹·德格兰。这又是一个毕加索藐视父亲的例子，安东尼奥取代了荷西在这少年心中的偶像地位。不过没过多久，安东尼奥也被毕加索弃若敝屣了。因为毕加索觉得这位新偶像同样也过于学究气，太拘泥于老套。毕加索回顾起当年在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生涯时，说道：”我讨厌在巴塞罗那那段学习生涯。“这回。他期望马德里会有所不同，能给他提供机会扩展和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
不管是父族还是母族，几乎每个家庭成员和亲戚都出钱出力供应毕加索昂贵的学费。他们把整个家族的期望都寄托在马德里，期望毕加索能光耀门楣。从萨尔瓦多叔父到埃拉迪亚和荷里欧朵拉姨妈，每人每月都省出一个比塞塔银币来供养他。然而施舍便成了负担，变成了毕加索最想要摆脱的东西。于是他瞧不起这些支援：”哼！杯水车薪！“这一大笔资助款项只博得一声：”就这么几个钱！刚好饿不死而已，不济！“
他给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朋友约昆·巴斯写信，把马德里皇家学院的这些不幸教他绘画的老师们大肆评点了一番：
亲爱的巴斯，这里都是些狗屁画家！一点常识也没有！跟我原先想的一样，就会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老一套：说起绘画来就是委拉斯凯兹，谈起建筑必然是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不外乎就这么几个人…… ……有天晚上，教写生课的莫里诺·卡伯尼诺（Moreno Carbonero）说我画人像比例和素描都还行，不过画的时候得辅以直线，这样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装进箱子“里（但愿你没理解成拳击）。他的意思是得画上边框，在框框里画画。你肯定也不会听他们的鬼扯，是吧？不过不管他怎么想的、想得对不对，我得说他还是肚里有货的，至少他画得还不坏。我得告诉你，为什么他在这里算是画得好的，因为他去过巴黎，在那里的好几所学校进修过。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们西班牙人生来就蠢，实在是因为我们没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前跟你说的，如果我有个儿子想学画，我一刻都不会让他呆在西班牙。当然，我也不会送他去巴黎（虽然现在我自己很想去），而是把他送去慕尼黑，那是个可以认真学画的好地方，大家犯不着去理会那些什么点彩派之类的条条框框。我倒未必认为那样学画就不好，只是很讨厌一旦有人采用什么画法成功了，大家就一窝蜂去学他。我不可不想单单遵循哪一种画派，这样只会导致教条和偏执。
美术馆的藏画非常精彩：里面藏有委拉斯凯兹的最好的作品，还有埃尔·格雷科 （El Greco）画的美丽头像，穆利洛 （B·E·Murillo）的画作我倒不见得都喜欢…… ……还有，马德里到处都是漂亮姑娘，想必土耳其美女都要相形逊色。
我要把一幅画寄到你那里，你拿去给《巴塞罗那画报》（Bacelona cómica）投稿。不过被要是他们采用了的话，估计你都会要笑死。这是”新艺术“ （Art Nouveau）一类的东西，正投这些刊物的口味。什么诺尼尔 （Isidro Nonell）、年幼无知的神秘主义派、皮乔特 （Ramon Pichot）之流，统统都要对我的画作甘拜下风，连我的一半都比不上。你等着瞧吧。
那么，再见！原谅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没跟你道别。用（此处画着一枚金币，上面有侧面女像，括号内写着”一盎司“）吻（此处画着拿着一朵花的纤手）迪尔。
你永远的，P·鲁兹·毕加索
巴斯是随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唐人街眠花宿柳的主要玩伴。信中所提到的吻是给毕加索曾经的相好——罗斯塔·迪尔·欧罗（Rosita del Oro），毕加索巧妙地用一朵花和一枚金币来指代这个名字。
马德里很多人眼里，毕加索还只是个毛头小伙。然而毕加索已经下定决心不去理睬那些学院派的意见了。事实上，过了几天失意的日子后，毕加索就很少再涉足这皇家学院了。他追逐着那些”让土耳其美女都相形逊色“的马德里姑娘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到雷提罗公园（Retiro Park）速写周围的人物和事情。毕加索不停地搬家，也许是他自己不消停，也许是房东们受不了他那放荡的生活方式。他很少正儿八经画油画。不过多久，他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方式传到了马拉加，萨尔瓦多叔父以及其他的几个姨妈姑父等立即中止了对他的接济。亲戚们认为，只有德才兼备才配得起他们这样辛苦去供养。只有他父亲还继续”竭尽全力“地供养着他。
到了春天，毕加索病倒了，据说是猩红热，或是胸膜炎，也有人说是花柳病。不管是什么，反正毕加索非常不体面地告终了在马德里的生涯。他觉得病稍微好了点，就回到了巴塞罗那。这段时间他画的自画像《迷惘的毕加索》（Picasso Bewildered），显得憔悴不堪，颧骨深陷而眼神充满对未来的忧虑。[图909]很快他离开巴塞罗那，和帕拉尔一道去了位于山区的霍尔塔村（Horta），这是帕拉尔的老家。他在那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八个月时光。后来毕加索说道：”我在霍尔塔学到了一切。“在那里毕加索不仅了解到自然万物，还学会了劈柴、煮饭、在瀑布中洗澡。更进一步地，他还明白了友爱的分寸，同时也更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
两人在帕拉尔家呆了几天，然后就带着一个吉卜赛少年进山了。他们起初驻扎在圣巴巴拉山（Santa Barbara）的一个山洞里，后来因为想要攀涉险境，他们爬到了马斯特拉的一个岩洞，那里有一口山泉，他们在那儿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每隔几天，帕拉尔的弟弟萨尔瓦多雷（Salvadoret）就会前来给送吃的。萨尔瓦多雷得骑着骡子行八里地，然后再步行很远的路程，才能到达这个岩洞。他们三人在岩洞里用茅草铺床，每晚都生起大堆篝火来取暖。
这吉卜赛少年也喜欢画画，他比毕加索小两岁。他们三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上。没过多久毕加索就能认出各种树木了，就好像爱斯基摩人能叫出各种雪的名称。吉卜赛少年教给毕加索辨别各种禽鸟的叫声和含义，教给他天上星星的运行规律，教给他如何认知自然万物。他们每天一起观看晨曦美景，一起在山间小道中长途跋涉。他俩很快成为极亲密的朋友，不论是在山洞里还是回到了村子里，他们都形影不离。帕拉尔一下子就被冷落了，因为受到排挤，他后来对毕加索在霍尔塔时期的生活的描述中，绝口不提那吉卜赛少年。帕拉尔跟别人说起时，只说他和毕加索两人一起在霍尔塔探险。而毕加索的说法却大相径庭，他和吉卜赛少年的友谊是他一生中惟一承认的真挚友情，他说：”帕拉尔不过是夹在他们中间的电灯泡。“
多年之后，毕加索说：”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只有恋人。“然而，他与这个吉卜赛少年的友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真挚的。毕加索爱恋着这个少年和他的世界。为了纪念这段爱情，毕加索在绘画中画风景、牧童、动物和劳作中的农人。帕罗·法布里给毕加索写的传记中写道：”毕加索笔下的世外桃源是可遇不可求的，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毕加索大半生甚至一辈子而言，霍尔塔村庄是他的’失乐园‘。“
毕加索和那吉卜赛少年仿佛置身极乐。对于毕加索这个城市少年而言，吉卜赛少年象征着无拘无束，象征着高深莫测的仙境。他俩以一种古老的仪式来加深彼此的友情：用吉卜赛少年随身携带的小刀割腕，使两人的鲜血融在一起。然而这样的世外桃源却面临着尘世的危险。吉卜赛少年比毕加索先意识到这个危险，他采取了一种惨痛决绝的方式：拔出刀来长叹道：”我实在太爱你了。我得离开你。否则我只能杀了你，因为我们彼此不同。“这种情感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普特洛克勒斯对阿喀琉斯那样悲凉无奈。
毕加索不是吉卜赛人，他们彼此并不相同。吉卜赛少年知道毕加索并不能长久地过着他这种生活。吉卜赛少年的爱依然那么深沉，却沉重到不可承受。一天晚上，他终于不辞而别，这让毕加索伤心不已，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霍尔塔的一切都是虚无。毕加索孤身一人又回到了巴塞罗那，回到了远离吉卜赛少年的红尘中，就好像是踏上了征途的阿喀琉斯。1932年一位西班牙诗人如是说：”在这吉卜赛的艺术世界里，毕加索是最地道的吉卜赛人。“毕加索心底对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欢喜。他和吉卜赛少年的相遇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中规中矩的平常人家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叛逆是对的，他骨子里就有吉卜赛的天性。
1899年2月底，毕加索回到了巴塞罗那。他的情绪沮丧、悲观，这倒与当时”霍尔塔之外的尘世“的气氛很搭调。去年12月间，《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宣告了古巴独立，马尼拉（Manila）陷落在美国人手中，宣告了西班牙帝国时代的终结。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残员在四处乞讨。同时作家和艺术家们也联合起来主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奄奄一息的社会和自取灭亡的政府领导“，自称是”98一代“。毕加索刚刚从霍尔塔那热烈欢快的生活中走出来，便看见四处皆是满目疮痍：毁灭中的死亡，奄奄一息的世纪末，士兵们骷髅般的脸孔上写着的死亡，黑压压的一片哀鸿遍野。
死亡也漫透了他的作品。这是毕加索的黑色时期，作品中充满了奄奄一息的人物、凄凉的自画像、阴沉的脸孔没入黑暗之中。《死神之吻》（The Kiss of Death），《死神的哭泣》（The Cry of Death），《两个苦恼人》（Two Agonies）、《露意莎墓前》（Before Luisa's Tomb）、《牧师看望濒死者》（Priest Visiting a Dying Man），《死神降临》（Presence of Death）——这些无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在若干幅《儿童床边祈祷的妇人们》（Women Praying at a Child's Bedside）里，画出了记忆里妹妹康契塔去世时，母亲在她床边祈祷的情景。
这段时期也是毕加索公开反叛父亲的时期。他不顾父亲的苦苦哀求，坚决不肯重返巴塞罗那美术学院。他在画家圣地亚哥·卡多纳（Santiago Cardona）的小画室里，开始自谋生路。画室隔壁就是一家女性内衣店。闲暇之余，毕加索也乐于上这家内衣店来闲逛。当时在马德里担任绘画评审的荷西给妻子写信道：”听说毕加索在工作，这真让我高兴…… ……我把他的画拿给旁人（安东尼奥）看，画得还不错。不过安东尼奥说毕加索去年一整年无所事事。不过这已经都过去了。“不论毕加索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不听话，一次又一次地让人失望，荷西仍然把儿子看成生活的惟一。
毕加索离开家好几个礼拜，搬到罗斯塔所在的那家妓院里。这是他一个里程碑式的叛逆行为。这一带的妓院藏污纳垢，不仅色情，而且还脏得要命。可以想当然，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空气中混合着一股垃圾、尿、精液和汗的气味。窗帘又破又旧，床单污秽不堪。镜子早已没有了光泽，墙上贴着淫秽的春宫画。毕加索暂时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栖身之处。毕加索在纸上写下他的感触：”这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不走寻常路！“他个性中的独立、欲望强烈、精力充沛这几要素在这个时期已经臻于成熟。
帕拉尔曾说：”他比我们大家看得都远…… ……他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毕加索的第一个狂热吹捧者是作家及诗人约姆·萨巴特 （Jaume Sabartés），他与毕加索相识于1899年，当时是在毕加索的新画室里。萨巴特留着一头长发，带着圆圆的眼镜，他有着地道的西班牙式的高傲，鼓吹世纪之交必然会出现一位豪杰。[图908]因此他视毕加索为艺术奇才。差不多过了四十年，萨巴特在回忆录中写到两人的初会，仍激动不已：”我对当年初识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那是在埃斯库迪耶·布朗大街毕加索的画室里。当时是中午，我想起身告辞，眼睛却离不开他的画纸和画册。毕加索站在画室外门廊的角落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看得我很紧张。我跟他道别时，差点都想跟他鞠躬，他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魔力，让人满是惊讶和期望。“
萨巴特日后在任何场合谈起毕加索，都怀着这样敬畏的神气。萨巴特说：”我们讲起他来就好像是谈到一个神话中的英雄。“萨巴特自己就在创造一个神话。萨巴特认识毕加索时，毕加索的正式名字叫”帕布罗·鲁兹·毕加索“。萨巴特叫他”毕加索“。”鲁兹“在西班牙是个极普通的人名，而”毕加索“这个名字则比较少见，正适合一炒而红。毕加索对萨巴特的吹捧非但心安理得，受之不愧，反而画了一幅漫画打趣萨巴特，萨巴特被画成是一个潦倒的诗人，带着玫瑰花冠、穿着长长的黑袍在墓地里游荡，手中还拿着一枝孤零零的玫瑰。
进入新世纪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毕加索“这个名字。毕加索在里拉圣胡安街区17号（17 carrer Riera de San Juan），与人共同创办了一个更大的画室。这次的新朋友是画家卡尔斯？卡萨吉马斯（Carles Casagemas）。卡萨吉马斯生于名门望族（其父是美国驻巴塞罗那领事），因此所谓”共同创办“其实就是卡萨吉马斯出钱，毕加索出力。毕加索在墙上画满了想要的东西”一张大床，盛满盛宴的桌子，保险柜，甚至男仆女仆（女仆有着一对夸张的乳房）听候两位新主人的吩咐“。让卡萨吉马斯来做毕加索的搭档，简直妙不可言。萨巴特说他”好得超过了任何一位朋友。他帮毕加索实现各种想法，聆听他的没完没了的白日梦呓。“他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援助。要说毕加索想跟父亲决裂的话，他能找到这么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可真是上上之策了。事实上，毕加索不光是在这画室里绘画，只要他不想回家，他晚上就睡在那儿。而他那”没完没了的梦呓“，主要是关于巴黎的。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巴黎世博会的。他的《弥留之际》（Last Moments）代表西班牙被选送到了巴黎参加世博会。
卡萨吉马斯比毕加索年长一岁。此人举止优雅，多愁善感，秀美俊逸，常被人当作暗恋的对象。眼下卡萨吉马斯正同姐姐的女儿纽斯（Neus）进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毕加索使尽解数想带他去唐人街妓院去寻欢作乐，而卡萨吉马斯往往只肯陪他走到门口。毕加索甚至把自己最心爱的妓女罗斯塔介绍给他，还以此为题画了一幅《毕加索引见卡萨吉马斯至罗斯塔》（Picasso Introducing Casagemas to Rosita），不过这次引见好像没有后文了，惟一的成果就是这幅画。卡萨吉马斯多愁善感，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借酒消愁，而是到墓地去徘徊消遣。一次卡萨吉马斯带毕加索去一个离家中庄园不远的墓地，他让毕加索坐着摆造型。毕加索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看自己的肖像画得如何，却发现卡萨吉马斯一笔也没画。”万事皆空“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懒散，虚无哲学和”人生苦短“的想法让他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
毕加索从霍尔塔回来后，成了”四只猫“酒馆（Els Quarte Gats）的常客。这里成天烟雾缭绕，大家都谈论着虚无、卡塔卢尼亚独立、无政府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酒馆的店主是帕尔·罗默（Pere Romeu），开创之初是米格尔·乌特里洛 （Miguel Utrillo）出的主意。乌特里洛1899年创办的《普罗玛》杂志（Pel I Ploma），后来成为巴塞罗那影响力最大的一家杂志。乌特里洛曾经在巴黎的”黑猫“酒馆打过工，因此这家酒馆因袭取名为”四只猫“，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卡塔卢尼亚谚语里常说”只剩我们四只猫“（就这几个家伙了），不过，酒馆的生意却比这名字要红火的多。”四只猫“一开张就宾客盈门。”这是一家为热爱北方的人们开的哥特式酒馆“，乌特里洛组织了木偶戏团，鲁斯诺尔、卡萨斯、诺尼尔等人常在此表演。每个人灵机一动的想法在这里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激进和悲观交锋，创新和毁灭对峙。”四只猫“的知名人物、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 （Bakunin）曾在这里宣称：”让我们相信那破坏和毁灭的永恒力量吧！只因为它是所有生灵的永恒的创造之源。我们要求毁灭一切，正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切。“
这就是世纪之交时毕加索汲收的精神营养。毕加索文化水平不高，却擅长学习，他通过身边读书识字的朋友学到了各种思想和哲理。彭博·若内 （Pompeu Gener）是第一个把尼采学说 （Nietzschean Theory）引进巴塞罗那的人。他和另一个传播尼采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约姆·布洛萨 （Jaume Brossa）都成了毕加索的好朋友。他们之间讨论不休，最终让毕加索懂得了尼采哲学的核心：上帝之死和超人诞生，也就是说，遗世独立的超人能比上帝还要长久。”本我“、”自我“成了”四只猫“酒馆的年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用来概括尼采对超人崇拜的一个字眼。尼采宣称：”我自己就是命运之神，我自己就能判定永恒的存在。“毕加索很快响应了这个”绝对自由“的号召。尼采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同样也激荡着他的心灵。权力取代了爱情和超验价值，成为尼采设定的绝对价值。在现代社会里，超验价值已经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对毕加索而言，超验价值更是意味着西班牙压抑人性的教会。毕加索也曾追求过爱情，却遭遇到情场失意。这时他发现尼采的”权力“哲学很迎合他的需要，也很适合他的权力梦。
毕加索第一次挑战权力，是”四只猫“中以他为核心的一伙，挑战以鲁斯诺尔、卡萨斯、诺尼尔为首的另一伙。这次挑战乍看起来力量悬殊。就连只比毕加索年长8岁的诺尼尔也都在巴黎参加过画展，他在巴塞罗那以擅长画流落失所的士兵、傻子、乞丐和政治犯等底层人物而着称。鲁斯诺尔在自己的地盘”西格“艺术节上号称是”新艺术之王“，同时也差不多算是”四只猫“公认的思想领袖。卡萨斯呢，他曾经在巴黎学习，吸收了斯泰伦 （Théophile-Alexandre Steinlen）和劳特累克 （Henri Toulouse-Lautrec）的技法，他的艺术影响力在”四只猫“举足轻重，在咖啡馆的门口，画着他和酒馆老板帕尔·罗默骑着双人自行车的巨幅宣传画，题的标语是”直起腰来就没法骑车了“。还有一群年轻人，包括帕拉尔、卡萨吉马斯、萨巴特、索托兄弟，雷文托和荣耶·维达尔 （Sebastián Junyer-Vidal）等人，他们另坐一桌，与”四只猫“的成名前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推崇当时尚未满19岁的毕加索为艺术的方向。
1900年2月1日，毕加索首次在”四只猫“举办个人画展。这次画展由他的艺术圈子共同策划。诚如萨巴特所言：”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并不是只有一个萨斯能画好人物画，也并不是他就是巴塞罗那的惟一天才…… ……总而言之，我们推举毕加索来颠覆巴塞罗那的偶像，我们要刺激一下公众。“毕加索故意选了卡萨斯最擅长的作品风格，大部分是人物肖像画——卡萨斯就是因肖像画而久负盛名的。然而巴塞罗那对这次画展反映寥寥。《先驱报》（La Vanguardia）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说毕加索的作品”素描和上色非常老练“却”不均匀“，毕加索本人”缺乏经验，漫不经心“。这篇评论是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一名助理讲师曼纽尔·科多拉（Manuel Rodríguez Codolà）写的。显而易见，这个讲师难以接受一个从巴塞罗那美院中途辍学的人能够在艺术道路上别开蹊径。
毕加索此刻更加向往巴黎了。他连月来孜孜不倦地阅读”四只猫“里的法国艺术期刊，琢磨着斯泰伦和劳特累克的作品和绘画技法。毕加索给”四只猫“画的招贴广告中，他展开想像力杜撰了一个闲情逸致的世界，在那里有高高的礼帽，纽扣孔里佩戴着鲜花，这个世界正是毕加索向往的乐土。”四只猫“的老板帕尔·罗默非常喜欢这招贴画里的无尽悠闲，于是拿它来作菜单。
父亲荷西答应不惜代价给毕加索赞助去巴黎的往返火车票，毕加索离巴黎梦更近了一步。对旅途的憧憬已经驱走了毕加索对死亡和疾病的困扰，他在那年春天里画了很多色彩明快的斗牛场景，明丽的阳光好似毕加索自己复苏的感觉。7月份的时候，这些作品在”四只猫“展出，却只得到一家无名小报的寥寥几语评论。
毕加索已经不在乎了。他脑子里满是巴黎梦。他想要卡萨吉马斯和帕拉尔一起陪他前往巴黎帕拉尔正好在霍尔塔教堂的彩绘还没完工，而毕加索又迫不及待。于是他只能和卡萨吉马斯一起去征服法兰西的首都了。他们各自定做了黑色灯心绒的礼服，穿着十分显眼。出发那天，荷西和玛丽亚赶到车站送行。而对毕加索来说，他最重要的告别仪式时画一幅自画像，下面题着”我即是王“，代表自己天命所归。毕加索视这自画像为护身符，在生平第一次离开西班牙之后一直保佑他无灾无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