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国家、政党和个人都不得不对这个新的事实作出反应。英国和极不情愿的法国都开始了民兵动员。遍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修改反纳粹的政策，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德国鼓吹和平。旅游观光者一哄而散，48小时之内安提贝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是军队，海滩上空空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咖啡馆留心听着广播。毕加索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撤了。可毕加索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在等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在等着什么来维系这平衡。他家的门房此时也应召入伍了，事态严峻，已经迫近家门口了，毕加索必须得拿个主意。第二天，毕加索就带着朵拉、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起乘坐头班列车回到了巴黎，让马塞尔收拾他的画作随后开车而至。
回到巴黎也并不好受。包括艾吕雅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参军入伍了，剩下的这些人一天到晚谈论着迫在眉睫的战争。毕加索像是被刺痛了，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于是发起脾气来。他一回到巴黎就这么跟萨巴特说：”他们要靠发动战争来惹恼我，那他们也未免太过分了一点，你觉得呢？可是老实说，你不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先是沃拉死于非命，接着是——我才刚刚开始着手干呢。我现在不敢画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认真做事。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事…… ……一无是处。当然我自己知道。但这段时期对我来说不过是暖身而已。我刚看是把这些看明白，现在战争又来了。不过你不要觉得这是第一次。同样的事情年年都会上演…… ……就像去年一样。总是一回事。要是就此打住才真是运气！“通过沃拉的不测，通过迫在眉睫的战争，通过每年都要发生的一些纷扰，毕加索真的相信冥冥中有一股邪恶力量影响着自己的绘画风格。
布拉萨伊回忆起那个时期的毕加索：”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看起来茫然无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毕加索是在心里盘算着想要采取行动，至少要挑衅一下跟他作对的宿命。后来法国同样也沦陷时，毕加索让马尔霍不要试图去支援法国抵抗运动来挑战命运。毕加索买了好几十个木箱，开始把波耶蒂大街和奥古斯丁大街的油画作品装箱。布拉萨伊回忆起那次装箱”简直像是拆卸卢浮宫一样复杂。“这些行李实在是太庞大、太沉重了，9月1日，毕加索抛下这些东西迅速撤离巴黎。他和朵拉、卡兹贝克、萨巴特夫妇一起去了洛扬（Royan），这次他倒是没有让特蕾丝跟着随行，因为他前往的地方正是特蕾丝带着4岁的玛雅正在消夏的地方。毕加索和朵拉在老虎饭店（H?tel du Tigre）订了个房间，他告诉朵拉他的画都放在热比耶别墅（Villa Gerbier de Joncs）的一个房间里。其实呢，根本没必要弄一个热比耶别墅的房间来放画，特蕾丝和玛雅早就已经入驻了。
9月3日，毕加索抵达洛言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他除了害怕战争之外，还害怕一件事情：他没有外国人居留特别许可证，这样他相当于是非法逗留。因此毕加索拉着萨巴特跟他一起回巴黎呆了一天。没过几天他又回巴黎去买油画布。他一连呆了两周，大部分时间都去找熟悉的老地方，打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法国发动战争总动员时，毕加索仍然忙于个人成就的种种琐事：多个作品全球巡回展、尤其是11月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开幕的40年作品回顾展。为了宣传造势，毕加索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奥古斯丁大街、在丽普啤酒馆、在弗罗尔咖啡馆摆造型，让布拉萨伊给他拍摄照片，照片将刊登在《生活》杂志（Life）上。全世界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炒作造势时，毕加索已经把这一套把戏玩得很熟了。事实上，毕加索想尽各种办法来造势。他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在想方设法把作品的身价和自己编造的传奇经历捆绑在一起。金钱，对毕加索而言不仅仅是交易媒介，而且还是他名气的惟一衡量标准。
战争一爆发，美国大使馆就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前往美国。两人都拒绝了。对毕加索来说，要突然脱离他的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家园、他的咖啡馆和他的习惯，这是他难以想象的。要说战争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战争使他害怕与生活中的每个人断了联系，使他的生活完全失去平衡。毕加索甚至都开始定期去探望奥尔嘉了。当然是接着讨论保罗的问题的名义去的，保罗现在还在瑞士。不过毕加索显然是冲着奥尔嘉来的，他亲自给奥尔嘉零零碎碎送一些钱过去，而不是通过双方律师来转交，这样表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藕断丝连。
回到洛扬，毕加索仍然周旋于朵拉和特蕾丝之间，而萨巴特自始至终在旁冷眼相看。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样，任由毕加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萨巴特总是和毕加索一起去海港，那里有一家他们常常光临的小杂货铺，萨巴特叫它是”家居纪念的墓地“。毕加索在那里流连忘返，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要看上老半天：一盏破煤油灯、厨房用的壁炉、一张兔皮或是一个扭坏了的鹦鹉笼子。毕加索对萨巴特说：”你真难以想象我多么喜欢这里。要是我可以自己主张，我就要把所有的家当都拿来，自己住在这里。“
一般午饭后毕加索都要把自己关起来绘画，直到晚上。有一天，他刚画完一张小姑娘的画像，出门时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像极了画中的小姑娘。毕加索害怕极了。这再次证明了冥冥之中的邪恶力量。毕加索被这无所不能的邪恶力量搞得害怕极了，以至于他想租房子都不敢去敲房东的门。他觉得敲敲门就意味着试探命运。所幸街角有一家房产中介，毕加索不必敲门就可以进去。1940年1月中旬，他去房产中介不久就拿到了瓦利耶别墅（Le Voiliers）三层的钥匙。毕加索在海滩散步时就曾经对这套阳光别墅青睐不已。这里是中立地带，既不靠近老虎饭店的朵拉，也不靠近热比耶别墅的特蕾丝。
房东安德烈·罗兰（Andrée Rolland）和她母亲住在瓦利耶别墅的二层。罗兰小姐自己也画一些画，所以她对住进来的新房客印象很深。于是她密切观察着三楼的人客往来。不过往来的人客很少。罗兰小姐说：”一个人也没见，除了那位形影不离的萨巴特先生，绝对没有人进过毕加索的画室。“这里对朵拉和特蕾丝都是禁区。有一天特蕾丝正好路过此处，发现大门敞开着，于是就进了这幢别墅。罗兰小姐听见有动静就出来看看是谁。她发现一脸痛苦的特蕾丝看着放在门厅的调色板。特蕾丝问道：”你知道是谁把调色板放在这儿的吗？“房东太太说不知道。特蕾丝更是不依不饶了：”你没见人上楼？“罗兰小姐不敢肯定地说：”没人。“特蕾丝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朵拉回来取逛街时买的调色板。她也得乖乖地听毕加索的吩咐，不敢跨过门厅一步。特蕾丝也是如此。她一看见朵拉的调色板，就担心毕加索没有公平对待她俩，就担心毕加索会偏心向着朵拉而把她忽略掉。
毕加索让这两个女人分居不同的地方，可他却不肯撤走那根让两个女人彼此对抗的丝弦。毕加索非得让特蕾丝与安德烈·布雷顿的妻子雅克琳（Jacqueline Breton）交往。雅克琳此刻住在洛扬，而她丈夫此时正在布瓦提耶（Poitiers）效命。雅克琳在这个小镇上的闺中密友就是朵拉。毕加索明知道雅克琳和特蕾丝交往这件事肯定会让朵拉不高兴。这让毕加索看起来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常常有人把她俩搞混。玛雅和雅克琳的女儿奥布（Aube）成了好朋友。朵拉觉得雅克琳辜负了自己，毕加索再次享受到妻妾们争风吃醋的乐趣。
只要毕加索想要逃离自己惹出来的麻烦，他随时都可以躲回瓦利耶的三楼。事实上，他租这个房子的主要用途似乎就是为了女人的平衡。他很少画画，因为还很难适应明媚的阳光以及美丽的风景。毕加索对萨巴特说：”当个画家真好啊。一场美丽的画面让人沦陷其中……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眼前的灯塔，以及穿梭往来的渡船。要这样下去，怎么也会走不远。“这静谧的风景只能让他的不安烦躁越来越糟。2月初他又开始奔走于洛扬和巴黎两地。2月份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然后3月份回到洛扬住了两个礼拜，接着又回到巴黎，接着又在5月中旬回到洛扬。这回朵拉受到特别眷顾，能够陪着毕加索前行，而特蕾丝被抛弃在了洛扬。
德国人的”闪电战“攻占了比利时、入侵了法国、穿越了”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现在德国军团已经威胁到了巴黎，显然在留在这座城市里实在是太危险了。5月16日，毕加索想要乘坐列车回洛扬，他在街上遇见了马蒂斯。毕加索问道：”你这是要去哪里？“马蒂斯回答说：”我去裁缝那儿。“”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防线已被完全攻破，军队已经乱成一团，完全乱了阵脚，德国人已经逼近斯瓦松（Soissons），可能明天就到巴黎了吗？“马蒂斯冷静地答道：”即使那样，还有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将军现在怎样？在做什么呢？“毕加索一句话总结，表达了两位画家对学院派艺术传统的蔑视：”我们的将军呀，他们就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回到洛扬，毕加索从德兰布雷的花匠口里听说，德兰布雷的宅子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毕加索焦急地等待着更多的消息，他十分担心家里那些油画和雕塑的下落。花匠打电话过来说德国兵都出去参加军事演习时，毕加索马上带着特蕾丝赶到了德兰布雷。他们发现大件的家具全被搬到了院子里，整个院子成了德国士兵的食堂。床单、丝绸的衣裙、衬衫和婴儿衣物也都成了他们的抹布。不过，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毕加索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抢救出油画和雕塑。从那以后，每次德国兵出去军事演习，毕加索他们就会火速赶来从这些德国佬手里”偷“回一些东西。玛雅记得父母曾经在一起谈到当年德国兵那些愚蠢的破坏行为。她的父亲毕加索尤其痛心疾首的是一尊中世纪的基督蜡像，居然被德国人当成普普通通的蜡烛给烧掉了。
战争就在毕加索的画中——并不是这场战争，也不是具体某一场战争，而是通常引发战争的那些阴暗、愤怒和仇恨。6月，德国军队进驻洛扬，毕加索画出了他生平所绘的最野蛮、最有报复心理的女性形象：《长发裹身的裸女》（Nude Dressing Her Hair），画中人的形象是朵拉。毕加索生活中的暴力色彩并不输给画中描绘的残暴。他常常殴打朵拉，好几次把朵拉打得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就这样，高贵的公主被毕加索变成了一只癞蛤蟆，爱的激情变成了一场恐怖。在毕加索的一幅画中，朵拉被画成一个长着狗脸的女人，毕加索完全把女人转变成了一只卑贱的畜生。朵拉就像玛丽·葛多（Mary Gedo）所说的那样，跟卡兹贝克没什么两样，”只要毕加索吹声口哨就跑过来了。“1939年至1940年期间，毕加索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画有扭曲畸形的女人，脸部和身体都愤怒得变了形。毕加索对某一个女人的憎恨，已经发展到了普遍仇视天下所有女人的地步。[图054]
战争继续改变着毕加索的生活。6月12日，卡恩威勒逃离了巴黎，也沦为了一名背井离乡的犹太人。6月22日法国沦陷。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把法国一分为二：连同首都巴黎在内的一半疆域由德国占领，另一半是卖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组建的维希（Vichy）傀儡政府，据说贝当曾宣称”只有食、色这两样东西最要紧。“
8月23日的洛扬，罗兰小姐亲眼看着马塞尔把毕加索的油画捆成一捆，装上了小汽车里，毕加索、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也跟着坐了进去。罗兰小姐回忆道：”毕加索向瓦利耶别墅悲伤地看了最后一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座别墅了。在1945年1月5日的那场轰炸中，瓦利耶别墅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朵拉乘坐火车回到巴黎，特蕾丝和玛雅还留在那儿。罗兰小姐去市场排队买东西时常常会碰巧撞见特蕾丝，战时物资匮乏，所以买东西的队伍都排得很长。特蕾丝总是想要解释一下：”还不是为了家里的小孩子我才上这儿来。“，接着又要询问一下毕加索是否记得按时交付了房租：”他总是记不得这些事！要是他忘记了，你就告诉我。“特蕾丝想要显得自己很重要，并且正如罗兰小姐所说的，显然”她向让大家都明白，她和孩子的父亲仍然过从甚密，这可不仅仅是友情而已。“
回到了德军占领的巴黎，毕加索仍然两边住宅都住着，直到黑市煤球的供应变得难以为继了，他才决定整个儿搬到奥古斯丁大街这边的宅子中来。毕加索安装了一个庞大的佛兰德煤炉（Flemish stove），因为他喜欢这个烤炉的造型和线条。可是这个炉子实在是太费煤了，而且并不怎么暖和，还制造噪音。毕加索最终不得不弃之不用，换上了一个厨房煤炉。毕加索多数时候都在卡塔卢尼亚餐馆（Le Catalan）下馆子，这是奥古斯丁大街上的一家黑市餐馆，胖老板虽是马赛人，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卡塔卢尼亚语。朵拉则在拐角处的萨伏瓦大街的住宅里恭候毕加索的传唤。她随时做好去毕加索画室或是上卡塔卢尼亚餐馆陪毕加索进餐的准备。只要毕加索拿起话筒给朵拉打电话，卡兹贝克就会跳起来跑向门口。毕加索有次惊讶地说道：”它知道我是在给朵拉打电话。天晓得它怎么知道的。不过很容易想见它此时肚子饿了，这会儿正是午餐时间。不过我常常在这个时候给别人打电话，它可没有这么上窜下跳。谁知道它怎么能通过电话线嗅出朵拉的气味的？“晚上的惯例是，毕加索、朵拉和卡兹贝克一起上弗罗尔咖啡馆去见艾吕雅。艾吕雅已经从军队里被遣散回来，现在回到了巴黎。
这年秋天，德国占领军决定详细清点所有的银行保险柜。毕加索被请进了位于豪斯曼大街（boulevard Haussman）的国家工商银行，毕加索在那家银行有两个保险箱，里面装满了塞尚、雷诺阿、马蒂斯以及大量他自己的作品。毕加索的保险箱紧挨着马蒂斯的保险箱。为首的那个纳粹官员一手拿着毕加索的画，一边转身问毕加索：”这些画是你画的吧？你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毕加索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画画纯粹是自娱自乐。忽然这个纳粹军官恍然大悟似地说：”啊！这是幻想画！“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弄明白了，一口气填完了所有的单子，然后把那些”幻想画“塞回原来的地方，锁上了保险箱。
后来有德国军官到毕加索的住处来做调查，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放着《格尔尼卡》的照片。一个军官问道：”这是你弄出来的吗？“毕加索答道：”不，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天下午，毕加索坐在弗罗尔咖啡馆得意地跟一群人重述昨天的经历。这些不买账的听众中就有西蒙娜·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西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个‘牛皮哄哄的家伙’嘴里讲出来他头天的经历，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 ……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是，他自己跟我们讲的故事，跟我们后来读到的某本写‘沦陷时期’的书中那桩正儿八经的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毕加索是原封不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对话，还是编造了这么一番对话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越传越神，到了最后，给毕加索充当滑稽角色的不再是那个纳粹军官，而变成了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本人。
这一年年底，特蕾丝带着玛雅回到了巴黎。由于德军征用了德兰布雷的宅子，特蕾丝整天忙着另外再找一处住所。她找到了一处房子离奥古斯丁大街仅一箭之地，另一处房子在亨利四世大街（boulevard Henri-IV）上。毕加索直截了当地说：”住亨利四世大街的那所。“既然毕加索发话，特蕾丝只有俯首听从。毕加索又在试探特蕾丝服从的底线了，他甚至故意去做一些特蕾丝可能会突破底线的事情。特蕾丝回到巴黎时，毕加索给了她一个装满钱的手提箱，却不许她打开来看。特蕾丝原原本本地跟艺术研究者莉迪亚·贾斯曼讲述”发现她没有听从吩咐，毕加索是如何扮演起蓝胡子角色，指责她大逆不道的。“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端，只要发生在毕加索亲近的人身上，毕加索都会夸大其实地拿来大做文章。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他人痛苦不堪，并且换来盲目的遵从。
为了维持这个局面，毕加索专门为特蕾丝制定了一个类似于惯例的日程表。他常常在周四和周日这两天去看望特蕾丝母女。特蕾丝生活的全部就是毕加索过来看她，在她的心里，这就是全部生活了。在一周中剩下的五天里，特蕾丝锁上家里的一间空房间，并且告诉玛雅父亲在里面工作，教她不要去打扰他。特蕾丝多年以后说道：”那时我们很幸福，没什么比这更幸福了。我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至少在我们周围跟别人比起来，至少还有我们俩。我们俩在一起，并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甚至没有小孩，甚至没有玛雅。“特蕾丝凭空想象出一个生命寄托，那里只有她和爱人，连亲生女儿都没有份。她绝望地想要抹掉现实生活，可要不是有了玛雅，毕加索可能连这点恩宠都不会施舍给她。事实上，毕加索每周过来，多数时候都没有陪着特蕾丝，而是给玛雅画像，要不就是给玛雅画一些马戏团小丑来逗她开心。
偶尔毕加索允许的时候，特蕾丝也会上奥古斯丁大街去找他。有一次特蕾丝上他那儿去，毕加索给她看了储藏间的大堆的金条，其中还混着几块马赛香皂。毕加索说：”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这些都是你的。“特蕾丝自从法国沦陷后，就一直在用着人造肥皂，她只买得到这种肥皂。特蕾丝向毕加索请求道：”我现在只想要这些香皂。“毕加索锁上了储藏间的门，对这请求表现得无动于衷。特蕾丝必须对毕加索的吩咐表现得感激涕零，感恩戴谢。毕加索一再对特蕾丝说过：”你救了我的命。“毕加索要求特蕾丝每天都给他写信，”你不给我写信我就会生病的。“毕加索给她的回信中满是鲜花、白鸽和甜言蜜语，就是”你是最好的女人“、”我只爱你一个“之类的话。
这种甜言蜜语不是出自肺腑，不是出自热恋的情人之口，而是出自一个世故的老人，而且越老越世故。再过几个月，到1941年1月14日毕加索就满60岁了。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一个秃顶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似乎在写着什么。那天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前言，那个剧本显然是要归于”荒诞剧“ （Theater of the Absurd）一类的，或是归为所谓的残酷剧（Theater of Cruelty）。
毕加索把这个剧本命名为《抓住欲望的尾巴》（Desire Caught by the Tail），整个剧本在三天之内一挥而就。剧中人物要数”大脚丫“（Big-Foot）最像毕加索本人，因为很多剧中很多人物都爱上了”大脚丫“。”刻薄“（Tart）爱上了”大脚丫“，”忧心瘦子“（Thin-Anxiety）爱上了”大脚丫“，就连”忧心胖子“（Fat-Anxiety）也爱上了大脚丫。所有的人物，包括那些没有爱上”大脚丫“的人物，都借”刻薄“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辛辣和愤世嫉俗：”你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人。他两腿打颤，挨家挨户乞讨。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现在想要找一份郊区公交车司机的工作。真是悲惨，可是你去帮他一把…… ……他会转过身来叮你一口。“这部戏每一幕都以惨剧结尾，最后一幕更是达到顶点，一人高的金球撞到了窗户上，让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瞎子。”大脚丫“最后说：”点亮所有的灯笼。我们尽力把鸽子抛出去飞翔来避开流弹，然后把炸弹炸毁的房子安全地锁起来。“
整部剧中没有怜悯，也没有希望。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画作也是如此。毕加索的生活遭受到谴责，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他周围的大环境，也远远要深刻于战争以及德国占领期间第一个寒冬。德国人给毕加索额外供煤时，毕加索本该说：”西班牙人绝不怕冷。“可事实上，毕加索的表现从头凉到脚。毕加索曾经说”腹中有着万道光芒的太阳“就是一切，如今太阳陨灭了，万道光芒成了冰棱柱。而毕加索创造天赋中最寒冷的恶毒莫过于那些没完没了地扭曲变形的朵拉形象、灰黯的静物中，尤其是在《死神头像》（Head of Death）一作中。这尊雕塑不是”死亡警告“，也不是反对战争破坏性的愤怒的呼声，也不是反对世间名利的虚荣。这个神奇的图腾是用来战胜死亡的，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否定死亡，藐视死神的言行意志。而毕加索一贯的作风是自己的性命最要紧。有一次厨房里的锅炸了，毕加索以为是炸弹来了，赶紧”躲在桌子底下，全然忘了惊惶失措的特蕾丝，全然忘了同处一室的特蕾丝和玛雅还需要毕加索的庇护。“
整个1942年，法国抵抗力量得到了增加。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俄国，很快给了法国共产党可乘之机，法共很快在抵抗力量中迅速壮大起来。艾吕雅把他早年因艺术创作和个人自由而与共产党产生的龃龉抛掷一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共产党武装和抵抗运动的艰苦辛劳中去。就好像毕加索圈子中的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艾吕雅也毫不犹豫地以国家解放的名义，站在了斯大林冷血统治的这一边。
毕加索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在家里，而不是咖啡馆里。纳粹巡逻、宵禁令、大卫的黄色星旗、飘扬在公众建筑物上的纳粹卐字旗、失踪的朋友——这些占领期的灰黯事件让毕加索渐渐地不再去圣日耳曼大街大街泡咖啡馆，渐渐地退出了往昔的欢乐生活。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让他留在家里。多亏伊内丝回来，使得毕加索前所未有地在家里呆着。伊内丝在战争早期一直留在穆更，在那里嫁了人，年轻的丈夫名叫高斯塔夫·萨希尔（Gustave Sassier）。此刻他们两口子一起来投奔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上安了家。从这时起，伊内丝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毕加索。伊内丝年轻貌美，聪明伶俐，而且对毕加索的关爱无微不至。她能忍受他的暴躁、他的女人们、他的谎言、他的邋遢、他奇怪的作息时间。并且伊内丝还喜欢忍不住对他的作品和言论评头品足，不过好在她说的都是些奉承话，倒还没有引起毕加索的不快。伊内丝还做做饭、扫扫屋子，不过绝对不会去碰毕加索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知道毕加索喜欢灰尘。
毕加索的穿着打扮变得越来越波希米亚风格了——灯笼裤，破口袋还用别针别起来，一直怀表用鞋带系在上衣翻领上，一顶巴斯克式的帽子罩住整个秃头。这差不多是他的行头了，就好像之前出席上流社会时戴着的高礼帽和红腰带一样，不过现在他不再是一幅玩世不恭的形象，而是表现出人民大众的一员。
毕加索几乎从不在中午之前起床。他一起床就开始接见他的”朝臣们“。”臣子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可这套规矩一直没变。大家都等在前厅，可能会要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萨巴特过来宣布毕加索接不接见他们。萨巴特控制毕加索的惟一手段，就是控制毕加索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时间萨巴特都只是充当毕加索的听差这样一个角色。萨巴特就像是宫廷中的权臣一样忠于职守，他向毕加索汇报哪些人对主上不忠——有时是捏造。他尤其会注意到那些没有奉承到毕加索作品的评论。
毕加索自己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毕加索画作“都是杰作。他很瞧不起那些一看见毕加索作品就吹捧上天的人。画商皮埃尔·贝莱（Pierre Berès）回忆道：”他唾弃人们对他盲目地崇拜。哪怕他在地板上大便，人们也会赞赏不已。有时他看着一些不好的画作会哈哈大笑：‘哈哈！我把这些画拿给他们看了，他们就会啧啧赞赏，他们真是快活啊！’“
毕加索可能会鄙视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崇拜者，可是他也需要这帮人。要时长长一溜的宾客中没有这些马屁虫，恐怕是毕加索最不开心的事。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些马屁虫非但不来吹捧他，反而跑去吹捧布拉克。萨巴特总是跟毕加索说自己发现了这个那个。他很喜欢为毕加索这个偏执狂火上浇油。萨巴特喜欢无事生非，还喜欢让毕加索内心深处始终绷紧一根提心吊胆的弦。萨巴特这些坏毛病毕加索都知道，可他明明知道还相信这一套。毕加索责备萨巴特说：”你这人见风就是雨。“
1942年3月27日，无事生非终于见效了。引导毕加索迈向雕塑关键一步的朱利欧·贡扎雷去世了。毕加索充满了负疚感和征兆感，一如当年卡萨吉马斯自杀身亡后的情形。贡扎雷的葬礼之后，没过几天毕加索对卡塔卢尼亚雕塑家费诺萨（Fenosa）说：”是我害了他。“毕加索是如何加害贡扎雷的呢？是因为毕加索好友的性命都是受毕加索庇护的，而毕加索没有把贡扎雷列入自己的好友名单中？还是他心里暗藏着想要贡扎雷死的念头？或是毕加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12年前，费诺萨曾无意中听见毕加索喃喃自语：”我是上帝，我是上帝…… ……“）或者可能只不过是毕加索曾经利用过贡扎雷，而让贡扎雷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且不说让他心怀内疚的原因是什么，毕加索祛除负疚感的方法是画了七幅关于贡扎雷之死的组图。毕加索自认为是自己的某种原始巫术导致了贡扎雷之死，现在又希冀通过在绘画艺术中施展着种原始巫术来救赎自己的罪恶。
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不去描绘战争，因为我不是那种只会找些摄影题材的画家。可是毫无疑问，在我的绘画作品里有战争。“可是，这是他内心的战争，这是他内心里天人交战的一场恶战，即使战争结束之后，这场恶战也还没结束。1942年5月，毕加索把这场恶战画到了一幅大型油画上，这幅油画高6.5英尺，宽9英尺。一个无助的裸体女人躺在刑台上，双臂枕在脖子后面，一副非常恭顺的样子。她的面容扭曲变形，双腿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另一个女人坐在她对面，抱着一把曼陀林却没有弹奏。这幅作品就是举世闻名的《晨歌》（L'Aubade），又名《裸女和乐师》（The Nude with a Musician），这幅画有时被人称为”安格雷《宫女和奴隶》（Odalisque with a Slave）的眩晕演绎版“，或是毕加索发现”暴力表达新符号“的力证。玛丽·葛多写道：”看画的人，就像是在黑桃皇后的宫廷里的爱丽丝，不经意成了残酷、迷茫世界的参与者。“[图064]
为了更好地理解毕加索的世界，抑或是为了更好地学会如何在毕加索世界中生存，5月21日艾吕雅邀请了笔迹鉴定专家雷蒙·特里拉（Raymond Trillat）让自己家里来。特里拉在耐克尔医院从事智障儿童教育工作。艾吕雅拿了一封毕加索的信给特里拉看，当然，他没有说写这信的人是谁。特里拉说：”他画的树……没有树杈。他被人一眼看穿，所以用跟人冲突的方式来防卫自己。 他不想自己毁于他人之手……他爱得很深，他总是要毁灭掉自己心爱的……他很悲哀。通过创造纯粹来摆脱这种悲哀……他的脾气血腥暴躁。大发雷霆之后就是冷漠无情。“艾吕雅本来面无表情地记录着这位笔迹鉴定专家的话语，写着写着却吓了一跳：”对认识毕加索的人来说，这分析真是说到人心里去了。“
3年后毕加索本人对马尔霍说：”不管怎么样，你只能跟某些事情对着干，哪怕是跟自己对着干。这很重要…… ……只要我和卡兹贝克在一起，我就会画一些咬人的画。暴力、喧嚣…… ……爆炸。…… ……任何一幅好的油画都得像刀锋一般犀利。“这次聊天中，毕加索还谈到一个画家”必须依据生活经历来创作。“
毕加索在生活中的刀锋一如艺术作品中般犀利。毕加索每周上特蕾丝那儿去的时候，常常会让朵拉往那儿打电话找他——他明知道特蕾丝把两人厮守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特蕾丝毫无例外每次都会不高兴。她每次都会要明知故问一下：”这是谁？“然后痛苦地等着毕加索说出她早已猜到的那个名字。毕加索会十分快活地回答：”阿根廷大使。“毕加索还喜欢把朵拉订制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去。那次毕加索把朵拉订好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特蕾丝终于忍无可忍发火了。她先是给毕加索的宅子里打了个电话，伊内丝告诉她说主人不在，然后特蕾丝就径直冲到萨伏瓦大街的朵拉家中大闹一场。朵拉自然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毕加索就躲在隔壁的房间里，把这场闹剧从头看到尾。正如毕加索回忆所说的是”作茧自缚“。
特蕾丝接着又闯进了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的宅子。这次她不请自来，气焰一下子就低了下去。当毕加索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时，特蕾丝的回答显然想要更可靠、更长久地跟毕加索拴在一起。特蕾丝说：”很久以前你就答应要娶我。你得认真想想怎么离婚吧。“这真是个意料之外的回答，给那一天增添了一点儿喜剧色彩。这个老于世故的男人本可以当面把她大大地嘲笑一番，可是他偏要故作一本正经地跟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这把年纪谈离婚有点滑稽。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都不好说。“
过了一会儿，就像是策划好的情节一样，朵拉推门进来了。特蕾丝故意对情敌视而不见，他转身向毕加索，像个受了伤而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不管怎么说，你爱我，你就是爱我！“
毕加索一颗恶作剧的心苏醒了。他一眼就洞悉了朵拉的软肋，于是走到特蕾丝的身边温柔地揽住她的脖子，对朵拉认真地说道：”朵拉·玛尔，你很清楚我心中只爱玛丽·特蕾丝·瓦尔特一个人。她就在这儿。这就是她。“毕加索三言两语就把朵拉这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知识先驱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破门垫。[图061]
特蕾丝没想到毕加索会说出这番话来给自己撑腰，一下子就挺起了腰板命令朵拉赶紧离开。朵拉不愿意尊严扫地、脸面无存，于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毕加索看着特蕾丝，特雷斯再次命令朵拉滚出去，朵拉再次拒绝。特蕾丝上前抓住朵拉的肩膀推揉她，朵拉扇了她一个耳光。这下子可把特蕾丝彻底惹火了，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朵拉推出门外。
这次胜利的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朵拉一出门，毕加索就把特蕾丝所有的幻想打了个粉碎，他冷冷地说：”你很清楚我爱情的限度。“特蕾丝满怀悲怆地回忆道：”后来，他给了我5公斤煤打发我回家去了。这事就这么完了。“特蕾丝就扛着这些煤，像个乞丐一样乘地铁回家。她每天都像个乞丐一样到奥古斯丁大街来乞求施舍。毕加索后来给朵拉打了个电话。然后毕加索的恶作剧算是消停下来了。直到下一次。
在合乎自己的情绪和心意的情况下，毕加索还是颇具”坏坏的“魅力的。1942年，毕加索给洛扬的罗兰小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兰小姐：
我想请您好心给我帮个忙。我的那些褥子、垫子、架子和枕头（要是毯子还在的话，还有毯子）都不要了，但是烦请您找个人把我其他的东西送到我画室来，地址是巴黎6区奥古斯丁大街7号。那些垫子褥子什么的是扔了还是留着，您随意处置好了。您别为这些小事儿烦心，您帮我看管这些东西已经够麻烦您了。要是什么地方要花钱的话，请您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先寄去一些钱了，我对您真是千恩万谢。
我想念洛扬的画室，很久没见我也想念你。要是有一天你到巴黎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午饭，最好那天是星期天。
借此写信之机，随信附上鲜花一束，以纪念我对您的美好回忆。
毕加索
他画了一幅五彩的花束附在信封里。
这个夏天，他一直沉醉于《男人与绵羊》这件雕塑作品中。为了这幅宗教题材的青铜雕塑，他画了一百来幅牧羊人和羊羔的素描草稿。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可怕的女人形象。10月初，他把朵拉画成个身陷囹圄的女囚，只有一点儿面包和一罐水。这是朵拉的母亲去世了，于是毕加索给朵拉本来就哀戚的面容更是赋予了丧母之痛。毕加索笔下的朵拉穿着红绿条条的上衣，配着个白领子。毕加索提到那件上衣：”这完全是我杜撰的。朵拉压根儿没穿过这样一件衣服。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想我的‘移花接木’，我确实为这件上衣花费了一番心血…… ……我为这件上衣可没少费过力气…… ……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拿它画了又画…… ……“最后毕加索创作完这幅作品时，铁栏杆、面包和水都不见了。可是朵拉仍然是个囚犯。
毕加索后来对马尔霍说：”朵拉在我心里，就是个哭泣的女人。永远。有一天我终于能把她画成一个哭泣的女人了…… ……就这样了。这很重要，因为女人就是个忍气吞声的机器。我抓住了主体…… ……你不能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搞得太明白了。当我画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的时候，扶手椅就意味着衰老和死亡，对吧？因此，对她来说扶手椅简直是太糟糕了。要不然扶手椅就是用来保护她的了…… ……就像是黑人雕塑那样。“[图051]
1942年10月的一幅肖像中，朵拉没有再被画成哭泣的样子。她就连哭泣这个最终释放的权利也享受不到了。朵拉注视着前方，看起来非尽全力想要压抑住自己不要哭泣。朵拉这副坚忍、自我压抑的面容，要比哭泣的表情更加悲怆、更加可怕。朵拉仿佛压抑住自己痛苦的同时也压抑了自己的生命。[图063]
毕加索曾经说道：”肖像画不是要求抓住形似、神似，它应该抓住心理的相似。“朵拉在小巷中心理相似之处就在于”生不如死“。毕加索曾对马尔霍说：”我绝对要找到那张面具。“现在他找到了。这不是一张”面容如神只般祥和……神圣庄严“的罗马式面具，也不是”令黑人雕匠又惧又爱、并且不了解他们刻画的魂灵“的黑人面具。毕加索的面具是行尸走肉。马尔霍回忆起当年与毕加索的聊天：”罗马雕匠想要表达出一线泄漏的天机，而毕加索表达的却是天机不可泄漏。他用全部感情来表达自己所知的一切，他感觉到的是没有祈祷、没有交流、不可理喻的‘行尸走肉’…… ……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艺术，毕加索嘲笑地表达了现代文明的心灵空虚，就好像罗马艺术表达了心灵充实。“
时而嘲讽，时而暴力，毕加索表达起来得心应手，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经亲身经历过了。格特鲁德曾经说过：”毕加索曾一度说我其实和他一样不幸福。“很少有人敢于像他这样生活在荒芜生疏的境界里，面对着心灵的空虚。在这片心灵空虚中，只剩下无情、邪恶的创作作品。偶尔他也会”陷入情网“，也会身为人父、也会建立友情，这些都会暂时让他在生活中缓和一下，可是他的心灵空虚最终只有在作品和日常小事的邪恶中才能释放出来。因此，愤怒、迷离、毁灭的怒火才能让他保持充分的创作力，才能成就他无所不在的暴劣脾气。格特鲁德说得对，她才不会像他一样惨呢。
当然毕加索的精神并没有沦丧，因为他生活和创作中只是装成精神已经沦丧的样子。毕加索的心灵常常引导着他去关注那些以精神为生活支柱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之路往往走得坎坷、痛苦而前途未卜。麦克斯·雅各布就是其中的一个。1943年初，毕加索决定上圣贝诺伊去看麦克斯。就在几个月前，麦克斯还跟朋友米歇尔·贝阿鲁（Michel Béalu）说到很少收到安德鲁·萨勒蒙的来信，而毕加索则更是音讯全无，他感觉自己已经被人遗忘了。麦克斯现在已经67岁了，现在清贫地住在教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每天去望两次弥撒，写作、绘画，心中明白盖世太保随时可能会前来把他抓走，就好像之前他弟弟、妹妹和妹夫的噩运一样。麦克斯带毕加索去参观了教堂，给毕加索看了他画的水彩画，他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谈论着他们的青春和年轻时的日子。毕加索走了之后，麦克斯到了教堂拿出签名簿，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去世的那个年份：麦克斯·雅各布，1944年。[图102]
黑暗笼罩着毕加索，可是黑暗没有浇灭毕加索对生活的热情，也没有浇灭对爱的希望。1943年5月，毕加索和朵拉、玛丽·诺德（Marie-Laure de Noailles）一起在卡塔卢尼亚餐馆就餐时，演员阿兰·库尼（Alain Cuny）也带着两个年轻女人在那儿用餐。毕加索一看见那两个女人，生活的热情以及爱的希望又被重新点燃了。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黑发、黑眸，长着希腊人的面容，穿着一条长长的百褶裙。另一个女人，身材苗条，腰肢纤细，大眼睛绿眸子，绿色的头巾下是一张清新机敏的面容。前者名叫热内维耶芙·阿里格（Geneviève Aliquot），后者名叫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oise Gi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