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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
作者: [美]彼得·海斯勒【完结】
简介
作者简介（译者注）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作者简介（豆瓣）
彼得·海斯勒长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撰稿，自 1991 年即定居于北京，担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他生长于密苏西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最新旅游文学力作《甲骨文》（oracle bones）并入围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
作者前言
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叙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速写则专注于当地的景观、历史和居民。所有的速写都是我在那里居住时写下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感受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小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有时我只是观察者，另一些时候我深入到本地的生活中，这种距离感和亲切感合而为一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在四川的两年。
我对书中几个角色的姓名和身份特征做了修改，以免主题敏感对他们造成影响。对大部分汉语姓名和词汇，我都使用了标准汉语拼音，除了个别几个像长江（yangtze）和香港（hong kong）这样广为人知的名字。
这不是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它讲述的是某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某个小地方的故事，我所希望的是捕捉到此时此地的丰富多彩。地方是我所熟悉的——阴郁的长江、经过开垦的绿色群山，但时刻却比较难定义。涪陵在地理上和历史空间中都处于中游，有时，很难看出事物从何而来，又去向哪里。但是，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永远充满生气、精力和希望，这些最后都成了我写作的对象。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某人或某地的调查，不如说它是对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激流中心生活两年的记录。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自序
我在四个月内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我原来可以慢慢来，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动笔，晚晚收笔。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此外，未来也驱策着我：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
在过去二十年，这种转变感──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你很难相信，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中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现在，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页，我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如果你想去哪儿，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
但是，当本书在二○○一年出版时，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涪陵欣欣向荣，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经常去拜访涪陵，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三峡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模糊的应许、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直至一切都荒废了：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
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开的。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天气好极了，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里就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
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而且不急着赶路。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我漫步于瓦砾中，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砖和铁丝、草和木头、钉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然后，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曾住在这间旅馆。
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忆，大溪已走入历史。有时，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在寂静中，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在清市，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一个旧的篮球框，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在裴市，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
当我到达涪陵时，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老干部们已退休了，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几年前，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他说。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且沾满茶渍；翘起的角落已经难以压平，翻书的手指留下了脏兮兮的灰色痕迹。在我手中，这本书显得十分沉重，像是一个手工制品。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本看起来如此陈旧的书？
就某方面而言，改变的步调似乎让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描绘的世界已经显得十分遥远。我的中文家教老师孔明在暑假时把这本书读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读，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他告诉我，读到许多勾起美好回忆的那部分时，他笑了。在我拜访涪陵期间，当学校的官员在当地一家餐馆设宴款待我时，他们把我对于昔日宴会的描述取笑一番。“我们不想让你喝太多酒！”一个干部说：“你在你的书里提到我们强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说。
“我们当然不想再那样做！”另一位干部说。但是另一个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点白酒？”
在那几天，我在城里逛，拜访老朋友。在银行那儿，我停下来看钱曼丽，那位我住在涪陵时，唯一与我“约会”过的漂亮年轻女人。那是一个短短的插曲，因为约会一小时后，我就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说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时一定会说的话。
“你不认得我了，对吗？”她问：“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说：“妳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变胖了，作者该怎么办？“妳看起来很好，”我说，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三峡大坝的第一阶段工程完工，而闸门终于关闭时，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纽约客》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家庭对于河流上涨的反应。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涨之前采收了蔬菜。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在周家终于将电视、一张书桌、两张桌子和五张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里，我在江边立起了砖柱。在新的巫山地图上，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这些地图是在湖出现之前印制的，事实上，水呈混浊的棕色，而所谓的湖其实是长江的一个入口，在过去一星期，这个入口已涨到三峡大坝后面。周济恩下一回从他家的竹架棚屋出来时，背上扛着木造的碗橱。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最近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龙门村。新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接下来，周家的一个朋友抱着周家那座以电池供电的时钟走出来了。和我的腕表一样，那时时钟指着六点三十五分。砖柱周围的水已经上升了五公分。
看着江上涨就像追踪时钟短针的进度：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水流，没有奔腾的水声，但是每过一个小时，水就上升十五公分。这种变动似乎来自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逐渐缩小的江岸上的每一个活动而言，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虫、蚂蚁和蜈蚣从江边成群呈幅射状散开来。水包围住砖柱后，一群昆虫狂乱地爬上干燥的柱顶，在牠们的小岛被水淹没时，拚命地试图逃脱。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水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这些细节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机的焦距调准了，把镜头缩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着砖柱上的昆虫的动静。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登上船，离开巫山。河流已变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这不是我的计划，而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耽搁。也许这是因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我担心旧地重游会让我分心。或者，也许三峡大坝的不可改变性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看得出对于异国产生怀旧之情的危险，当这个地方曾被称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的家乡，这种怀旧之情尤其危险。如果当你看到一片地貌改变了，让你认不出来了，你会感到难过，那么，当你待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你会感到更难过。我以前的学生威廉·杰斐逊·佛斯特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东岸繁荣的城市，当一所私立学校的英文老师，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后，他写给我一封有关他的家乡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
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坐慢船，由重庆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一个温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长江上星光闪烁，星光微弱，无法从黑色的水面反射出来。一辆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从码头出发，沿着丛丛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在星光之下，它显得黯淡，陌生。
我们有两个人。我，27岁；亚当梅勒（adam meier），22岁，我们还很年轻，是被派到这里来做教师的。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过涪陵。我所知的，乃是这城市部分将因新近建设的三峡大坝而淹没，我还知道，涪陵许多年来，一直对外面的人封闭。除此，就没什么关于涪陵的信息了。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碰到城里一些长者，他们还记得在1940年代住在这里的美国居民，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之前，而这些记忆又总是相当的模糊。在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有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在一所当地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在那之后，我们便是这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这里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铁路。长期以来，它都是四川省的一个贫穷地区，公路状况很是糟糕。去哪儿你都得搭船，而多数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在未来的两年，它将是我的家。
一天，大约是在我们抵达后一个星期，学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门。一群学生和教师
花了一个夏天，步行从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返回学校了。
这是长征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长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时，国民党（kuomintang）已然快将摧毁毛泽东的势力。克服种种困难，共产党人们抵达了安全地带，在西部中国的群山和沙漠之间，从延安，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国家，把国民党逐去了台湾。
一整个学期，学校里都有种种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会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将有一次关于长征的歌唱比赛。为了长征歌唱大赛，所有的系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练习，然后，在礼堂演出。因为长征所包含的音乐蕴藏相当有限，许多的歌都是一样的，是以颇为难了评委们一回。叫人困惑的还有，由于演出服装供应不足，人们只能分享，就和他们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历史系的人们演出了，身着白衬衫红领结，然后下了台，迅速把他们的衬衫领结递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
我们和艾伯特谈了，我们和张书记谈了，我们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员谈了。我们说网球很贵，而且我又不会打，事实上亚当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厌倦了网球，只想给自己放个网球长假。这运动很没意思。篮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事实上，我们的话没讲到那个份儿上，但我们尝试了一切手段，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活动，坚决反对买网球的事儿。
在我们的公寓楼边，有一个木槌球场。无疑这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儿，也是我在中国所见的最宁静祥和的地方。在一个拥挤的国家像这样的地儿不多——一块除了享受愉悦外别无用处的土地。一排树木洒下阴凉，平整的土场光滑完美。它被维护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间隙。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那球随心而动，好像魔术师手中的牌，技艺纯属而显得和谐安静。这是每日一次的展览，退休的人们犹如艺术家——他们把槌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块地的面积，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佛。
这头几个星期里，为了它，我们一直心怀恐惧。我们的阳台正可俯视球场，每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探视，害怕见到工人，见到铲子，梭子，铲土机，炸药，一切可能和买网球相关的东西。我们真是深深地恐惧着。不确定性乃是最难受的部分。买网球，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涪陵显然是一个很可以把抽象变为现实的地方。看一眼三峡就足够说明了。
但到得后来，网球并没被买来。饭局宴请在四个星期后也结束了。在一个月之内，校方不再给我们买东西。不久后，我们就如宠坏的小孩般开始抱怨，说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但我们只对自己轻声咕噜几句，在我们高据于校园的干部公寓中。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全是声音。这是一个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杂声音也和我从前所有的体验截然不同——工地上稳定的凿击声，木柄大锤敲打石头声；这些声音都在显示这地方许多话儿都仍旧靠徒手完成。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边，听得轮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声。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于山丘上的建筑的顶层，俯视乌江。一条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从南部贵州的群山中奔涌而来。跨过乌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区，从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筑群，好似一团乱麻。无论我向那儿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处，在那儿，白山坪厚重的体型在两江交汇处隐约可见。
这便是我的城堡的视野，高居于六楼，高据于河流与小城之上。没什么阻碍我的视野，也是我的听觉如此丰富的原因。早在槌球声响起之前，我听到楼后公鸡的叫声，我听到早晨六点校园里的玲声。我听到学生们没精打采的跑步声，那是他们的晨练。晨练音乐在六点后不久便响起，通过扩音器广播——快乐的清晨，不断重复的音乐，一日复一日。在晨练后有声明，有宣传，学生们吃早饭的声音；然后是早间上课的钟声，和槌球场上升起的第一个回声。
我住在教学主楼的附近，也能听到那儿的声音。我听到学生们在重复朗读课文，因为在涪陵许多学习都是通过死记硬背。然而这里也有一种抚慰的声音，听到他们声音集体的起落，想到他们全都学到了点什么，叫人心感满足。我也喜欢听到上课后老师的声音，十分钟休息时蹦跳的噪声，电子玲声和午饭时间学生们急急冲往食堂的声音。
这些嘈杂的声音并不妨碍到我。清晨的声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为这是学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听到这个让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调。当然，我并没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但在起初那几个星期里，若不是这围绕着我的每日例行活动，我会感到更加脱节。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这里有早晨的例行活动——早操，铃声，上课——在下午时，常有扫帚的挥舞，学生们在做强制的校园清洁工作。在周一和周四他们要清洁他们的教室。周日的晚上，会有政治会议，学生要聚集起来发表演讲和唱歌。有时候他们会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唱的是情歌，他们的嗓音在校园中回荡。
在每年的开初，新人要接受军训。每一个班级组成一个军团，男孩和女孩们一起，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会来教他们如何敬礼，走鹅步，转弯，立正。在军训期间他们也要学习歌曲，看上去是要给共产主义增添一点趣味。我们的学生们总要为一个或另一个组织唱爱国歌曲。
在军训中，新生们穿着校服，包括粉蓝色的阿迪达斯汗衫。他们和他们身着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着迷彩服，态度僵硬的指导员很不协调。他们都在二十出头，但大多数看上去还要年青，刚从农田出来，在领导的指示下蜷缩，战抖。在炎热的日子里，他们中有些人会晕倒，被安置在树荫之下，而其他人继续联系鹅步。在两周的训练尾声，待他们练习好了步伐，他们会行进去磨盘山谷某个角落，在那里，作为他们入会的句点，他们用来福枪对着靶子狂射一通。我听到了那声音，枪火的爆炸声把乌江上的声音统统淹没了。
校园在夜里很早便安静了。宿舍的灯光在十一点整突然集体熄灭，一整排的建筑变得漆黑，电源被切断了。有时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又一次的，有一种抚慰感觉从这种整体的秩序中生发。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我并不真的理解这些每日行径。我不晓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为何学校要实施那么严格的纪律。他们槌球的玩法也不同于我们美国，但我对涪陵的规则并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欢他们每日如此进行——秩序规则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没花心思去多想军训的事儿，直到我读到了一篇学生的日志，她描述了学校里典型的一个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级的学生在做军训。他们不停走了又走。虽然汗水从他们的头顶不停滑下，没有领导的允许他们不能停下。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会了解到军队生活有多么艰苦。他们的精神不能受到打击。
每个人都必须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大学生们。我们的国家耗费了许多资金来教育他们。他们必须对祖国保持忠诚。军队力量乃是一国力量的象征，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在1989年，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思考还未成熟，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而环境会很轻易就影响到他们。他们也分不清对错。当哪儿有兴奋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参加了。在这次事件后，我们国家决定要在大学里进行军训，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得来不易的。
这就是我真实听到的——操练和远处的枪声乃是天安门事件的回音。我意识到，学校的每日例行活动背后的含义，多过我起初的理解，从此之后，我便更小心地倾听传到我高踞于乌江上的城堡的种种声音。
起初的日子里，我所学的大都来自我的学生们。我的中文还不足以和城里的人们直接聊天，这使得这城市对我来说仿似潮汐般汹涌——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是以我认真倾听我学生的声音，阅读他们为课堂所写的日志，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渐聚焦清晰起来。
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我们每个习惯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学生们写到我总带一壶水来上课；他们写到我如何在上课时踱步；他们写到我的笑，觉得很是滑稽。他们写到我那外国式样的鼻子，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长，那么直，许多人还写到我的蓝眼睛。这大概是最奇怪的细节了，因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们的学生读到过说外国人长着蓝眼睛，是以他们见其所欲见。
他们最想见的，乃是微缩了整个的外面的世界的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在涪陵他们是这么叫的——“从国家外面来的人”。一个下午，亚当和我在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这项闲散的运动变得奥林匹克起来：
当我正在写我的作文时，有个人对着全班大叫：皮特和亚当在玩飞盘！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冲出了教室。真的，他们真的在玩飞盘。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错过一个细节。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镜，又冲出教室。我现在看得非常真切了！这两个运动员离得远远的，开始比赛。看上去多么美妙啊！这飞盘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
另一个描述则没那么强的英雄气息。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个学生，理查德（richard），在标题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的文章中：
我是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皮特和亚当，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为什么我这么想？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
比如说，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他会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穿得很随意，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但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