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3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不是仗我们自己就可办到的。我们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张着渴望的臂抱倾向着他。上帝躲避我们，哪里抓住他呢？
一天，神的恩宠获得了。
“早春时的一天，我独自在林中，我听着林中的声音。我想着我最近三年来的惶惑，神的追求。从快乐跳到绝望的无穷尽的突变……突然，我看到我只在信仰神的时候我才生活着。只要思念到神，生命的欢乐的波浪便在我内心涌现了。在我周围，一切都生动了，一切获得一种意义。但等到我不信神时，生命突然中断了。我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那么，我还寻找什么呢？便是‘他’，这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从此，这光明不复离开我了。”《忏悔录》。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面前显现。实在说来，这已非第一次。《高加索纪事》中的青年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亲王与皮埃尔，都有过同样的幻觉。但托尔斯泰是那么热情，每次他发现神，他必以为是第一次而以前只是黑夜与虚无。在他的过去，他只看见阴影与羞耻。我们由于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认识他的心灵的变化史。我们知道他的心即在迷失惶惑时亦是含有深刻的宗教性的。而且，他亦承认，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序文中，他写道：“神！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记你！我永远感到你，即在我迷失的时候”——一八七八——七九年间的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的惟一的特征，即神的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的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作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的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五十岁的年纪，热情去诱惑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他的亚洲人的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的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规律。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的教义。关于这一段纪事的《忏悔录》，署有下列的小标题：《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主义检讨导言》。且为更加迫近这教义起见，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暗晦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是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中间的互相仇恨，“我，是把真理放在发情的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为他在隔昨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四——十七日）参看《教会与国家》。（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捶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的基础是摩西在山上的宣道，托尔斯泰把这些教训归纳成五诫：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为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包括在一条告诫中：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说过，谁对于这些诫命有何轻微的违背，将在天国中占据最小的地位。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不论这显得多么可异，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发现这些规律如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以赛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写道：“耶稣的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的一流。耶稣的两大原则：对于神的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的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近代贤哲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人，——这些印度、中国、希伯莱的半神与先知者的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攻击他所称为“伪善者”与“法学教官Ｓｃｒｉｂｅｓ”的一流，攻击已成的教会，攻击傲慢的科学的代表者。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这并非说他欲借心灵的显示以推翻理智。自从他脱离了《忏悔录》上所说的烦闷时期之后，他尤其是理智的信奉者，可说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Ｖｅｒｂｅ（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和圣约翰一样的说法，“Ｖｅｒｂｅ，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论》一书（一八八七），在题词中曾引用帕斯卡尔的名句：“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思想：这即是道德的要义。”托尔斯泰在精神狂乱的时候，常常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致费特书中曾经提及。
全书只是对于理智的颂诗。
“理智”固然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体，把肉的生活当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统制着人的生命的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据了它生活的律令”。
“这是和统制着动物的生长与繁殖，草木的萌芽与滋荣，星辰与大地的运行的律令类似的律令。只在奉行这条律令，为了善而把我们的兽性服从理智的规条的行为中，才存有我们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确定，而我们也不必加以确定，因为不独我们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只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时候生命方才开始。惟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某男爵书中，托尔斯泰亦言：“人所直接受之于神的，只有认识自己和接触世界的一种工具。这工具，便是理智，理智是从神来的。它不独是人类崇高的品性，且是认识真理的惟一的工具。”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因为它不是由我们自主的。”
“我们肉体的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我们这时代一切赋有理智的人，个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为确切不移的真理。”见《托尔斯泰传》。
还有许多前提，毋容我在此讨论，但表现托尔斯泰对于理智怀有多少的热情。实在，这是一种热情，和主宰着他前半生的热情同样的盲目与嫉忌。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说永远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变换了养料而已。
而使“个人的”热情和这“主智的”热情更形肖似的，是因为这些热情都不能以爱为满足，它们要活动，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过。
理智的活动现象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惟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么也不掩蔽理智的光芒，因为惟有理智的光芒方能助长爱。……爱是真实的善，至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盾，不独使死的恐怖会消灭，且能鼓舞人为别人牺牲：因为除了把生命给予所爱者之外，无所谓别的爱了；只有它是自己牺牲时，爱才配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人懂得要获得个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时，真正的爱方能实现。那时候，他的生命的精髓才能为真正的爱的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起见，才向这粗野的本干，即肉的本体，去吸取元气……”见《托尔斯泰传》。
这样，托尔斯泰并不如一条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里那般地达到信仰。他是把强有力的生命的力量集中起来灌注在信仰中间。——这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它在托尔斯泰致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复书中找到了完满的表白：这宗教思想必然是由好几个问题演化出来的，尤其是由于那涉及未来生活的概念。
“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从没有比在基督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冒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类为了他而活动一般；这便是，据福音书所说，一切的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协和、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骗与强暴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我们只有一种方法：祈祷。不是在庙堂中的公共祈祷，为基督所坚决摈绝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则般的祈祷，孤独的祈祷，使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具有更坚实的意识……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为而获得酬报，现世与来世，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对于这一切相信得如是坚决，以至在我这行将就木的年纪，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体的死灭——换言之，即祝望新生命的诞生。”见一九○一年五月一日巴黎《时报》所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
一一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见前书。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惟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全集卷二十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时代的照相，见全集版《我们应当做什么？》中插图。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
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辞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劣谖遥灰叶昧宋宜妓鞯氖虑椋以俨荒懿灰懒宋宜私獾那樾味觥！奔段颐怯Φ弊鍪裁矗俊贰·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造成悲惨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惟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一八九五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着：《为何人们会麻醉》。《残忍的享乐》，印行于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晴。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一二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矗”一八七八年夏。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币话税艘荒晔挛迦铡·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葱鸥溃骸澳闼担骸野悖闳床恍枰野恪！唬馐俏椅┮坏男枰愕陌楸仁澜缟弦磺卸几刮倚腋！！币话税硕耆隆·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莱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一八八二年。
她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的狂热中写道：“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子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与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惟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诱惑。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制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致友人书。·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的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着惊讶。他仿佛是再生了。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致卜龙斯基书。（见比鲁科夫引述）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吉瓦尔地方所发的信。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杰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颐堑墓ぞ呤潜剩晃颐堑脑暗厥侨死嗟男幕辏且嘤Ω檬苋苏辗饔敫в摹Ｆ┤缒箍频牡谝桓鲇∷⒐と耍北黄茸湃ダ缣锏氖焙颍亟暗溃骸矣肷⒉ヂ笾值氖率俏薷傻模业闹拔裰皇窃谑澜缟仙⒉チ橹堑闹肿印！闭夥路鹗侨衔卸固┰敕牌⒉ゾ袷沉傅氖姑……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终了，俄文原版第十二章。他写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惟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的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一八八六年）——可是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三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诱惑。”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折毁了。 A普洛斯帕罗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特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一三
奇怪的是人们讲起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思想时，往常竟不注意他表露这些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在此，托尔斯泰第一次攻击科学与艺术；以后的战斗中更无一次是与这初次冲突时的猛烈相比拟的。我们奇怪最近在法国对科学与知识阶级的虚荣心加以攻击之时，竟没有人想起重新浏览这些文字。它们包含着对于下列种种人物的最剧烈的抨击：“科学的宦官”，“艺术的僭越者”，那些思想阶级，自从打倒了或效忠了古昔的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居然占据了他们的地位，不愿或不能为人类尽些微的力，借口说人家崇拜他们，并盲目地为他们效劳，如主义一般宣扬着一种无耻的信仰，说什么为科学的科学，为艺术的艺术，——这是一种谎骗的面具，借以遮掩他们个人的自私主义与他们的空虚。
“不要以为，”托尔斯泰又说，“我否定艺术与科学。我非特不否定它们，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我要驱逐那些出卖殿堂的人。”
“科学与艺术和面包与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福利的认识。真的艺术是认识天职的表白，是认识全人类的真福利的表白。”
他颂赞的人，是：“自有人类以来，在竖琴或古琴上，在言语或形象上，表现他们对着欺罔的奋斗，表现他们在奋斗中所受的痛苦，表现他们的希望善获得胜利，表现他们为了恶的胜利而绝望和为了企待未来的热情。”
于是，他描画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他的辞句中充满着痛苦的与神秘的热情：“科学与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僭越任何权利而只认识义务的时候才有善果。因为牺牲是这种活动的原素，故才能够为人类称颂。那些以精神的劳作为他人服务的人，永远为了要完成这事业而受苦：因为惟有在痛苦与烦闷中方能产生精神的境界。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运命：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的福利。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去闲逛与作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一般人素所相信的那样，留在奥林匹克山的高处，他永远处于惶惑与激动中。他应当决定并说出何者能给予人类的福利，何者能拯万民于水火；他不决定，他不说出，明天也许太晚了，他自己也将死亡了……并非是在一所造成艺术家与博学者的机关中教养出来的人（且实在说来，在那里，人们只能造成科学与艺术的破坏者），亦非获得一纸文凭或享有俸给的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这是一个自愿不思索不表白他的灵魂的蕴藉，但究竟不能不表白的人，因为他是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着：这是他的内在的需要与他对于人类的爱情。决没有心广体胖、自得自满的艺术家。”见《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三七八——三七九页。
这美妙的一页，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不啻展开了悲剧的面目，它是在莫斯科惨状所给予他的痛苦的直接印象之下，和在认科学与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伪善的共同犯这信念中写成的。——这种信念他从此永远保持着。但他和世界的悲惨初次接触后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痕也渐次平复了；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独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的创痛才是理性生活的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一些也找不到像这部书中的痛苦的呻吟与报复式的忿怒。无论何处也找不到这个以自己的鲜血来创造的艺术家的宣道，这种牺牲，与痛苦的激动，说这是“思想家的宿命”，这种对于歌德式的艺术至上主义的痛恶。在以后批评艺术的著作中，他是以文学的观点，而没有那么浓厚的神秘色彩来讨论了，在此，艺术问题是和这人类的悲惨的背景分离了，这惨状一向是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狂乱，如他看了夜间栖留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泣叫喊一般。
这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的。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逝世为止，他永远是写给费特信中的人物：“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肚子也为之气破。”据一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讯。——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的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他的主张。否定的部分——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至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至他们把他认做不独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永远紧接着建设的。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防卫它不使一般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一八八七年，在他那著名的《艺术论》问世以前十年，他写信给我道：“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般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的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着来迁就它本身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出了教会的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趱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诱惑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诱惑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的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决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尔一样的尊重理智……”这封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曾于一九○二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这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的迷信，这“大骗局”，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揭发了。《艺术论》（ A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一八九七——九八年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十五年之久。用严厉的辞句，他揭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他排斥已成的一切。他对于这种破坏工作，感到如儿童毁灭玩具一般的喜悦。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使用种种武器随意乱击，并不稍加注意他所抨击的对象的真面目。往往，有如在一切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卫护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动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对于他的理由的弱点，完全盲目，且也——我们应当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在他关于文学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他看到些什么绘画，他能听到些什么欧罗巴音乐，这位乡绅，四分之三的生活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的乡村中，自一八六○年后没有来过欧洲；——且除了惟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学校之外，他还看到些什么？——关于绘画，他完全摭拾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的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他为了他们所表现的善良的情操而佩服的，有布雷东，莱尔米特，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且在描写心灵的画家中，亦从未提及伦勃朗。——关于音乐，他比较更能感觉，关于这点，我将在论及《克勒策奏鸣曲》时再行提及。但亦并不认识：他只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中，只知道在一八四○年时代已经成了古典派的作家，此后的作家他一些不知道了（除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使他哭泣）；他把勃拉姆斯与理查·施特劳斯同样加以排斥，他竟教训贝多芬，他的偏执自一八八六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的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而在批判瓦格纳时，只听到一次《西格弗里德》便自以为认识了他全部，且他去听《西格弗里德》，还是在上演开始后进场而在第二幕中间已经退出的。那时他还想在第一幕未定前就走掉。“为我，问题是解决了，我更无疑惑。对于一个能想像出这些情景的作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我们可以预言他所写的东西永远是坏的。”——关于文学的知识，当然较为丰富。但不知由于何种奇特的错误，他竟避免去批判他认识最真切的俄国作家，而居然去向外国诗人宣道，他们的思想和他的原来相差极远，他们的作品也只被他藐视地随手翻过一遍！大家知道，他为要在法国现代诗人作品中作一选择起见，曾发明这可惊的原则：“在每一部书中，抄录在第二十八页上的诗。”
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莎士比亚论》（一九○三）——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或：“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Ｅ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性的一点上，他是完全无能的。"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