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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6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罢。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的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罢,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认识引领到我家里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这便可说是我所取的路是坏路吗?不是请你指点我另一条路,就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不要高兴地喊:‘瞧啊!他说他要走到家里,而他堕入泥洼中去了!’不,不要幸灾乐祸,但请助我,支持我!野。∥椅宋颐谴蠹叶坚葆迨Т攵乃椋欢蔽医呔∪ο氤训赜保蔽颐看味槿肫缤臼保忝侨床挥栉彝椋粗缸盼宜担骸窗眨嗪臀颐且黄鸬肽嗤萘恕 痹谕卸固┑淖詈蠹改辏绕湓谧詈蠹父鲈轮校坪跏茏鸥ダ久锥窭赘昀锲妗で卸乜品虻挠跋臁U馐且桓鲋页系呐笥眩镁佑⒐鲎士胁⒘魍ㄍ卸固┑闹鳌K煌卸固┮桓龆樱辛蟹虻墓セ鳌5词撬乃枷氲墓讨床晃蘅梢橹Γ擅挥腥四芄换骋伤木缘闹页稀S腥怂低卸固┰谝胖鲋兴亢撩挥邪阉闹魅ㄔ钠拮拥模庵治耷榈木俣鞘茏耪馕慌笥训母杏Γ坏烤刮颐俏薮又な担苋肥抵赖模撬杂谕卸固┑娜倜茸磐惺媳救烁匦摹W砸痪乓弧鹉炅露掌鸬酵惺鲜攀兰涞牧鲈轮械那榭觯卸固┑淖詈笠桓雒厥橥吡げ级涌品蛑赖米钋宄娜占潜闶钦馐逼谕惺仙畹淖钪沂档募锹肌·

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

“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这样的,他为良心的责备所苦,为他的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的无声的埋怨所抨击,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蹰不决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爱与上帝之爱间徘徊,——直到一天,一时间的绝望,或是他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迫他离开了家,在路上,一面彷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院的门,随后又重新启程,终于在途中病倒了,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时许,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由马科维茨基医生陪随着;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切尔特科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动身的秘密。当日晚六时,他到达奥普塔修院,俄国最著名的修院之一,他以前曾经到过好几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写了一篇论死刑的长文。在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玛亚丽出家的沙莫尔金诺修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诉她他欲在奥普塔修院中度他的余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惟一的条件是人家不强迫他到教堂里去”。他留宿在沙莫尔金诺,翌日清晨,他在邻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里租一个住处,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五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不凑巧地赶来了。无疑的,她是来通知他说他走后,人家已开始在寻访他了:他们在夜里立刻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马科维茨基向着克谢尔斯克车站出发,也许是要从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尔干,布尔加列,塞尔别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里卧床休养。他便在那里去世了。——关于他最后几天的情景,在《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去世》(柏林,一九二五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记载,作者勒内·普埃勒普-米勒与弗里德里希·埃克施泰因搜集托尔斯泰的夫人,女儿,医生,及在场的友人的记载,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记载。这最后一部分,一九一七年时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暴露了当时不少的阴谋,政府与教会包围着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对于教会的攻击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个人,极力威逼神圣宗教会议要他办到这件事。但结果是完全失败。这批文件亦证明了政府的烦虑。列下省总督,奥博连斯基亲王,莫斯科宪兵总监洛夫将军间的警务通讯,对于在阿斯塔波沃发生的事故每小时都有报告,下了最严重的命令守护车站。使护丧的人完全与外间隔绝。这是因为最高的当局深恐托氏之死会引起俄罗斯政治大示威运动之故——托尔斯泰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窥伺着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于垂死者所表示的爱情、痛苦与忏悔。在他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而在嚎啕的哭声中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这是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余,——“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

一八

战斗告终了,以八十二年的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告终了。悲剧的光荣的争战,一切生的力量,一切缺陷一切德性都参预着。——一切缺陷,除了一项,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

最初是醉人的自由,在远远里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互相摸索冲撞的情欲,——爱情与幻梦的狂乱,永恒的幻象。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这骚乱烦闷的青春时代……接着,婚后最初几年中的恬静。爱情,艺术,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最高期,笼罩了整个人类的境界,还有在心魂上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些争斗的景象。他统制着这一切,他是主宰;而这,于他已不足够了。如安德烈亲王一样,他的目光转向奥斯特利茨无垠的青天。是这青天在吸引他:“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见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那一页是最美丽的一页,我们把它转录于下:“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的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着。·

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的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上,教人飞翔。以后,当他们不再成为必要时,他们称为‘基督’。”

这是他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所写的句子,《忏悔录》便是这时期的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屡次堕在地下折断了翅翼。而他永远坚持着。他重新启程。他居然“遨翔于无垠与深沉的天空中了”,两张巨大的翅翼,一是理智一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他所探求的静谧。天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托尔斯泰在天上仍旧激起他热情的风波,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舍弃人世的使徒有别:他在他的舍弃中灌注着与他在人生中同样的热情。他所抓握着的永远是“生”,而且他抓握得如爱人般的强烈。他“为了生而疯狂”。他“为了生而陶醉”。没有这醉意,他不能生存。“一个人只有在醉于生命的时候方能生活。”(《忏悔录》一八七九年)“我为了人生而癫狂……这是夏天,美妙的夏天。今年,我奋斗了长久;但自然的美把我征服了。我感着生的乐趣。”(一八八○年七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正在他为了宗教而狂乱的时候写的。为了幸福,同时亦为了苦难而陶醉,醉心于死,亦醉心于永生。一八六五年十月《日记》:“死的念头……”“我愿,我爱永生。”他对于个人生活的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的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唤引的灵魂的平和,并非是死的平和。这是那些在无穷的空间中热烈地向前趱奔的人们的平和。在于他,愤怒是沉静的,“我对于愤怒感到陶醉,我爱它,当我感到时我且刺激它,因为它于我是一种镇静的方法,使我,至少在若干时内,具有非常的弹性、精力与火焰,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能有所作为。”(见《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一八五七年)而沉静却是沸热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限于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而向一切巨大的偶像施行攻击了: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他为了一八九一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所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是对于一般相信仲裁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一个尖锐的讥刺:“这无异于把一粒谷放在鸟的尾巴上而捕获它的故事。要捕获它是那么容易的事。和人们谈着什么仲裁与国家容许的裁军实在是开玩笑。这一切真是些无谓的空谈!当然,各国政府会承认:那些好使徒!他们明明知道这决不能阻止他们在欢喜的时候驱使千百万的生灵去相杀。”(见《天国在我们内心》第六章)他痛骂它们,把他们攻击得毫无余地。

世界上曾时常看见那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在他对于自然的爱慕,自然一向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朋友”,好似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一个朋友,这很好;但他将死,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能跟随他。至于自然,我们和它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不啻是买来的,承继得来的,这当然更好。我的自然是冷酷的,累赘的;但这是一个终身的朋友;当一个人死后,他便进到自然中去。”(致费特书,一八六一年五月十九日)他参预自然的生命,他在春天再生,(“三月四日是我工作最好的月份,”——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他到了暮秋开始沉闷(“这于我是死的一季,我不思想,不写,我舒服地感到自己蠢然。”——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致费特书)在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的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托尔斯泰自己即承认,说:“他的文字中直有许多地方打动我的心坎,我想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见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实在,人们时常会分不清楚,例如卢梭的朱莉( A朱莉是卢梭著《新爱洛伊丝》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在临终时的说话:“凡我所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永远说我所相信的。属于我的,惟此而已。”和托尔斯泰《答圣西诺德书》中的:“我的信仰使人厌恶或阻碍别人,这是可能的。但要更改它却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好似我不能更变我的肉体一样。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不能相信别的,尤其在这个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神那边去的时候。”或卢梭的《答特博蒙书》似乎完全出之于托尔斯泰的手笔:“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主告我凡是爱他的同胞的人已经完成了律令。”或如:“星期日的全部祷文又以归纳在下列这几个字中:“愿你的意志实现!”(卢梭《山中杂书》第三)与下面一段相比:“我把主祷文代替了一切祷文。我所能向上帝祈求的在下列一句中表现得最完满了:‘愿你的意志实现!’”(一八五二——五三年间在高加索时代的《日记》)两人思想的肖似不独在宗教方面为然,即在艺术方面亦是如此。卢梭有言:“现代艺术的第一条规则,是说得明明白白,准确地表出他的思想。”托尔斯泰说:“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罢,只要你的每一个字都能为大家懂得。在完全通畅明白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不好的东西。”此外我亦说过,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对于巴黎歌剧院的讽刺的描写,和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批评极有关连。

但这两颗心魂毕竟有极大的差别,托尔斯泰的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且举两个例子以见这位日内瓦人的《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奔痪拧鹑暌辉铝铡度占恰贰·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的利益。”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幻想录》中《第四次散步》。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终于放弃了;笔在他手中堕下,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致比鲁科夫书。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悫直之风的谦虚,卢梭都从未认识。隐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的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的圣皮埃尔,罗马的加尔文。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的。

对于世界的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的生命,这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的肉搏:真理与爱。

真理,——“这直透入心魂的目光,”——透入你内心动的灰色的眼珠中的深刻的光明……它是他的最早的信仰,是他的艺术之后。

“成为我作品中的女英雄的,为我以整个心魂的力量所爱的,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美的,这便是真理。”《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

真理,是在他兄弟死后一切都毁灭了的时候所仅存的东西。“真理……在我道德观念中惟一存留的东西,我将崇拜的惟一的对象。”(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真理,是他生命的中枢,是大海中的岩石。......但不久之后,“残酷的真理”同前于他已不够了。爱占夺了它的地位。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活泼的泉源,“他的心魂的自然的境界”。“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的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卡赞当学生时代的《日记》)一八八○年发生精神错乱时,他绝未舍弃真理,他把它导向爱的境界。“真理会导向爱情……”(《忏悔录》一八七九至八一年)“我把真理放在爱的一个单位上……”(同前)爱是“力的基幢。“你永远在提及力量?但力的基础是爱。”(见《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安娜的话)爱是“生存的意义”,惟一的意义,当然,美亦是的。“美与爱,生存的两大意义。”(《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爱是由生活磨炼成熟后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答神圣宗教会议书》的作者的生命的精髓。“我信上帝,上帝于我即是“爱”(一九○一年《答圣西诺德书》)“是的,爱!皇亲运降陌俏疑降谝淮胃械降陌蔽铱吹剑谖疑砼缘拇顾赖牡腥耍野馐橇榛甑脑亍0牧谌耍牡腥耍蠹遥扛觯馐窃诟鞣矫嫒グ系郏……爱一个我们亲爱的人,这是人的爱,但爱他的敌人简直是神明的爱!保ㄕ馐恰墩秸牒推健分邪驳铝伊僦帐彼档幕埃┌钊胗谡胬碚庖坏悖晌谥心晁吹慕茏鞯亩烙械募壑担男词抵饕逅院透Bグ菔降男词抵饕逵斜鹫咭辔恕8Bグ萁吡σ话橹械娜宋铩9饰蘼壅庵痔仁侨绾挝按螅苋鄙俟饷鞯拇嬖冢√舻墓饷魅徊还唬匦胍行牡墓饷鳌M卸固┑男词抵饕逑稚碓诿扛錾榈哪诓浚矣盟堑哪抗馊ス鄄焖鞘保谧钕录娜酥校嗷嵴业桨睦碛桑刮颐歉械秸舛袢擞胛颐侵屑湟嘤行值馨愕牡那橐炅底拧!耙帐跫叶杂谒淖髌返陌且帐醯男牧椤C挥邪挥幸帐跗贰保ㄒ话税司拍昃旁率椋┯闪税瓮干母础·

但这种博爱的联系是难于维持的。有时候,人生的现象与痛苦是那么悲惨,对于我们的爱显得是一种打击,那时,为了拯救这爱,拯救这信念,我们不得不把它超临人世之上,以至它有和人世脱离一切关系的危险。而那秉有看到真理,且绝对不能不看到真理的这美妙而又可畏的天赋的人,将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最后数年中,锐利的慧眼看到现实的残酷,热烈的心永远期待着锻炼着爱,他为了心与目的不断的矛盾所感到的痛苦,谁又能说出来呢?

我们大家都体验过这悲剧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或不忍睹或痛恨的轮回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认识文字的美妙而又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项某项真理的时候,感得为惨痛的情绪所拗苦:此种情形何可胜数!拔倚戳苏庑┦椋晕抑浪撬懿淖锕俊保ㄒ话司牌吣晔辉露蝗眨卸固┲露呕舨┒说牧煨湮だ锝鹗椋T谙执幕蜒灾校谖拿鞯幕蜒灾校饨∪现氐恼胬恚腥缥颐抢狄院粑目掌话阈枰颐欠⑾终饪掌嗌俜嗡荒苋淌埽嗌傥拿魉コ桑蛑晃切牡氐拇缺涑汕尤醯娜怂豢叭淌埽≌馐谷撕Ф醋叩恼胬恚颐强珊敛还寺钦庑┤跽叨谒茄矍氨┞睹矗坑忻挥性诟叽θ缤卸固┧档囊话悖恢帧暗枷虬摹闭胬恚俊墒鞘裁矗课颐悄懿荒苋萑桃粤钊税参康幕蜒匀テ燮耍缙ざそ鹛匕阉耐袄绰樽硭拇顾赖哪盖祝俊缁嵊涝洞υ谡饬教趼返闹屑洌赫胬恚换虬Kǔ5慕饩觯前颜胬碛氚秸咭黄胛恕·

托尔斯泰从未欺妄过他两种信心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这是一种从高处射下的光明,一道神恩普照的光彩烛照在人生上,可是不复与人生融和了。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信仰统制着现实,但仍站在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人物。每当他隔别观察他们的面目时,显得是弱的,无用的,但一等到他以抽象的方式加以思索时,这些人物立刻具有神明般的圣洁了。参看《一个绅士的早晨》,——或在《忏悔录》中理想的描写,那些人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满足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博得人生的意义,——或在《复活》第二编末,当涅赫留多夫遇见放工回来的工人时,眼前显出“这人类,这新世界”。——在他日常生活中,和他的艺术同样有这种矛盾的表现,而且更为残酷的。他虽然知道爱所支使他的任务,他的行动却总不一致;他不依了神而生活,他依了世俗而生活。即是爱,到哪里去抓握它呢?在它不同的面目与矛盾的系统中如何加以辨别?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

如何解决?——他不知道。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批判他罢。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真理,他们具有确信。在这些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感伤的人,不足为训的。无疑的,他不是一个他们所能追随的榜样:他们没有相当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富有虚荣心的优秀阶级,他亦不属于任何教派,——他既非伪善者,亦非如他所称谓的犹太僧侣。他是自由基督徒中最高的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都在倾向于一个愈趋愈远的理想。“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决不会比别人高或低;但他能在完满的道上,活动得更快,这便使他成为更纯粹的基督徒。因此,那些伪善者的停滞不进的德行较之和基督同时钉死的强盗更少基督教意味,因为这些强盗的心魂,永远向着理想而活动,且他们在十字架上也已后悔了。”(见《残忍的乐趣》)托尔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说话,他只说给普遍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为我们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视的。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

托尔斯泰遗著论

一九一一年一月

托尔斯泰死后,遗下不少未曾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在他死后已经陆续印行,在比安斯托克氏的法译本(纳尔逊书店丛书版)中合成三卷。另一部更完全的版本,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乔治·特奥斯托亚与居斯塔夫·马松的合译本。巴黎博萨尔书店。这些作品分属于他一生的各个时代。有的还是一八八三年的作品(如《一个疯人的日记》)。有的是他在最后几年中写的。它们的种类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独白。许多是未完之作。我敢把它们分成两类:一是托尔斯泰依了道德意志而写的,一是依了艺术本能而写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这两种趋向融和得非常美满的。

所可惜的,是他对于文学的光荣的淡漠——或者是为了他的禁欲思想——使他不能把应该是作品中最美的一部分杰作继续下去。例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这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有名的传说,说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在西伯利亚终老。我们感到托尔斯泰对此题材非常热情,他和他的英雄在思想上结合为一。但这部《日记》只存留了最初几章;即在这残缺的部分中,已可令人看得叙述的紧凑与清新,足和《复活》中最好的部分媲美。在此有多少令人不能遗忘的肖像(如老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尤其是这位神秘的暴烈的俄皇的描绘,他的倨傲的性格,在平静的老人心中还不时地激醒兴奋。

《谢尔盖老人》(一八九一——一九○四)亦是波澜壮阔的托尔斯泰式的作品之一;但故事的叙述被裁剪得太短了。一个老人在孤独与苦行中追求上帝,终于他在为了人群而生活时找到了神。有几处犷野的情调直可令人骇愕。书中的主人翁发现他所爱者的丑恶的那幕描写,(他的未婚妻,为他崇拜如圣女一般的女人,竟是他所敬爱的俄皇的情妇,)真是又质朴又悲壮。即是那个修士在精神狂乱之夜为要重觅和平而所落自己的手指那幕,亦是动人心魂的描写。与这些犷野可怖的穿插对立着的,有书末描述与可怜的童年的女友那段凄恻的谈话,和最后几页的淡漠、清明、急转直下的文字。

《母亲》亦是一部动人之作。一个慈爱的有理性的母亲,四十年中整个的为了她的家人服务,终于孤独着,不活动,亦没有活动的意义,虽然是自由思想者,她竟隐居于一个修院中去写她的日记。但本书只有首部还存留着。

另一组短篇故事,在艺术上是更完满的作品。

《傻瓜阿列克谢》可以归入美丽的通俗故事类,事情是讲一个质直朴讷的人,永远被牺牲,永远甜蜜地感到满足,以至于死。——《舞会之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是:一个老人讲他曾如何地爱一个青年女郎,如何地突然不爱她,因为他看见女子的父亲,一个当大佐的军官,鞭笞他的兵士之故。这是完满之作,先是少年时代的回忆,美丽动人,接着是十分激动的真切的描写。——《梦中所见》(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一个亲王为了他所钟爱的女儿,任人诱惑逃出家庭,而不能宽恕她。但他一看见她时,却是他立到去请求她的宽耍然而(在此可见托尔斯泰的温情与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克制自己见了女儿的私生子所生的厌恶之情。——《霍登卡》是极短的短篇,叙述一八九三年时,一个年轻的俄国公主,想加入莫斯科的一个平民节庆,突然被人众拥挤得大为狼狈,被人在脚下践踏,人家以为她是死了,一个工人,亦是被人挤得不堪的人,救醒了她。一霎间,友爱的情操把两人联合了。以后他们分别了,从此不复相见。

局面伟大,开始便似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的,有《哈吉·穆拉特》(一九○二年十二月),叙述一八五一年高加索战争时的杂事。托尔斯泰写道,“其中一部分是我亲历的”。在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正在最能把握他的艺术能力的阶段。视觉(眼睛的与心灵的)是非常完满。但可怪的是人家对于故事并不真正感到兴趣。因为读者觉得托尔斯泰亦并不对此故事真有什么兴趣。在故事中显现的每个人物,正好获得他恰当的同情;而作者对于每个人物,即是在我们眼前显露一下并不有何长久的动作的,亦给他一个完满的肖像描写。但为了要爱全体,他终于没有什么偏爱。他写这作品,似乎并无内心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肉体的需求。如别人需要舒展他的肌肉一般,他需要使用他的智的机能。他需要创作,他便创作了。·

别的具有个人气质的作品,往往达到了悲怆的境界。自传式的作品即属此类,如《一个疯人的日记》(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追写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精神困乱时最初几夜的恐怖。参看前文中论《安娜·卡列尼娜》章。又如《魔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这部最后的最长的短篇小说,好几部分含有一切最优的特点,不幸它的结局极无聊。一个乡下的地主,和他的农人的一个女儿有了关系,却另外结了婚,和乡女离开了。(因为他是诚实的,他又爱他的年轻的妻子。)但这乡女“留在他的血液里”,他见了她不能不生占有她的思念。她追寻他。她终于重新和他结合;他感到自己不复能离开她:他自杀了。书中各个人物的肖像——如男子是一个善良的,懦弱的,壮实的,短视的,聪明的,真诚的,勤奋的,烦闷的人,——他的年轻的妻子是传奇式的,多情的,——美丽的健全的乡女,热烈而不知贞操的,——都是杰作。可惜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的终局放入在实事中没有的道德思想:因为作者实在有过同类的艳史。

五幕剧《黑暗中的光明》,确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弱点。但当我们知道了托尔斯泰暮年时的悲剧时,这部在别的人名下隐藏着托尔斯泰及其家人的作品将何等动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林特泽夫和《我们应当做什么?》的作者到了具有同样信心的地步,他试着要把它实行。但这于他是绝端不可能。他的妻子的哭泣(真诚的呢还是假装的?)阻止他离开他的家族。他留在家中,如穷人般过活,作着木工。他的夫人与儿女继续着奢侈的享用与豪华的宴会。虽然他绝对没有参加,人家却指摘他是虚伪。然而,由于他的精神的影响,由于他的人格的光辉,他在周围造成了不少信徒——与不幸者。一个教堂司祭,信服了他的主义,放弃了他的职位。一个世家子弟为了人的主义而拒绝军役,以致被罚入纠正纪律的队伍中。而这可怜的托尔斯泰的化身,萨林特泽夫为怀疑所苦。他是不是犯了错误?他是否无谓地陷别人于痛苦或死地?末了,他对于他的悲苦的解决,惟有让那为他无意中置于绝路的青年的母亲杀死。

在另一短篇《无所谓罪人》(一九一○年九月)中,我们还可找到托尔斯泰最后几年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因了无可自拔的境遇而受苦的人的忏悔录。在闲豫的富人之前,有被压迫的穷人:可是他们双方都不觉察这种社会状态的可怕与不合理。

两部剧本具有真实的价值:一是农村小剧,攻击酒精的为害的:《一切品性之所从来》(很可能是一九一○年作)。人物的个性极强:他们的典型的体格,他们的言语的可笑,都是描绘逼真。那个在末了宽恕他的窃贼的乡人,在他无意识的伟大与天真的自尊心上,是又高尚又滑稽的。——第二部却另有一种重要,是十二景的剧本,名:《活尸》。它表露为社会荒谬的现象所压迫着的善良而懦弱之士。剧中的主人翁费佳为了自己的善性与道德情操而断送了一生,他的这些情操隐藏在放浪不羁的生活之下:他为了人类的卑下与对于自己的蔑视而痛苦到不堪忍受;但他无力反抗。他有一个妻子,爱他,秉性善良,安分守己,极有理性,但“缺少这使苹果汁发沫的一颗小小的葡萄”,缺少这令人遗忘一切的“在生活中的跳跃”。而他正需要遗忘。·

“我们都处于我们的环境中,”他说,“我们前面有三条途径,只有三条。做一个公务员,挣得钱来加增你生活的卑劣。这使我厌恶;也许是我不能这样做……第二条路,是和这卑下奋斗:这必得是一个英雄,我却不是。剩下第三条:忘记自己,喝酒,玩,唱歌;这是我所选择的路,你们看这条路已引我到什么地步……”《活尸》第五幕第一常在另一段中:“我怎样会陷于绝境的呢?第一是酒。并非我感到喝酒的乐趣。但我永远怀着这种情操:在我周围的一切都不应当的,我为此羞耻……至于要成为贵族的领袖,或银行的行长,这是那么可耻,那么可耻!裙司疲颐遣桓锤械叫叱芰恕遥衾郑皇歉杈缁虮炊喾遥嗌倬Α褂忻览龅暮谘劬Γ⑿Α庑┒饔趋热耍潞笥钊诵叱堋钡谌坏诙K肟怂钠拮樱蛭醯盟恍叶嗖皇顾炖帧K阉舾桓鲇讶耍喟淙幻挥忻餮裕艺庥讶擞胨嘤邢嗨浦ΑK约阂茉谙虏憬准吨校徽庋磺卸己茫核橇礁鍪切腋A耍兀∷艿厥棺约盒腋!5缁峋圆辉市砣思也徽髑笏耐舛惺拢凰科确鸭炎陨保绻辉杆牧轿慌笥驯慌兄鼗樽铩!獠科嫣氐淖髌罚心敲瓷羁痰亩砺匏股剩从吵鲆话阌判闳耸吭诟锩璧木薮蟮南Mб院螅绾蔚氖胂粒馐且徊科邮滴藁淖髌贰F渲械男愿裢耆钦娴模模词谴我慕巧嗍侨绱耍海昵岬拿米佣杂诹蛋牖橐鑫侍獾牡赖鹿勰睿挥赂业目心鹊拿婺浚睦夏福J嘏傻墓笞澹谘杂锷戏浅G坑玻谛形戏浅Gň偷娜耍唬┥踔聊切┚频曛械奈枧墒Γ际侨缡涤械娜宋镆话恪·

我所搁置不论的,是那些道德的与宗教的作用占了首位的作品,在此,作品的自由的生命被阻抑了,虽然这于托尔斯泰心理上的清明状态并无损害:《伪票》:长篇的叙述,差不多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要表现世界上一切行为——不论是善是恶——的连锁。两个中学生犯了一桩伪票罪,由此发现出许多的罪恶,愈来愈可怕,——直到由一个被害的可怜的女人的圣洁的退让,对于凶手发生了影响,更由这凶手一步一步追溯到造成罪恶的最初的人犯。题材是壮丽无比,简直近于史诗一般的题材,作品可以达到古代悲剧中那种定命的伟大。但本书的叙述太冗长了,太琐碎了,没有宏伟的气概;而且虽然每个人物都有特点,他们全体是类似的。

《儿童的智慧》是儿童之间的一组语录,(共有二十一条对白,)题材的范围极广,涉及宗教、艺术、科学、教育、国家等等。辞藻固然极为丰富;但那种方法令人厌倦,同样的意见已经重复说过多少次!

《年轻的俄皇》幻想着他不由自主地所给予人的痛苦,是集子中最弱的一篇作品。

末了,我只列举若干断片的东西:《两个巡礼者》;《祭司瓦西里》;《谁为凶手?》;等等。·

在这些作品的大体上言,我们很感到托尔斯泰直到逝世为止,一直保有他的智的精力。这种精神上的健康,有他的朋友切尔特科夫与他最后病倒时的医生的叙述为证。差不多直到最后,他每天继续写或读出他的日记令人笔录。当他陈述他的社会思想的时候,他显得是徒托空言;但每当他在一件行为,一个生人之前,他的人道主义的幻想消失之时,便只有一副如鹰目般的目光,一下子便参透你的衷心。他从没有丧失这清明境界。我认为他在艺术上惟一的贫弱,是在于热情方面。除了极短暂的时间以外,我们有一种印象,似乎艺术之于托尔斯泰不复是他生命的要素;它是一种必须的消遣,或者是行动的工具。但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却是行动而非艺术。当他任令这热情的幻想把他激动时,他似乎感到羞惭;他斩钉截铁地结束了,或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般,他完全放弃作品,因为它颇有把他重行和艺术结合的危险……正在创造力丰富的时候,他竟为了这创造力而痛苦,终于把它为了上帝而牺牲,这不能不算是一个艺术家的独一无二的例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一九一三年四月

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他的言语见诸行动。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的救主——圣雄甘地。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原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的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卡赞医院,邻近的病床上,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九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因为托尔斯泰对于欧洲的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亚洲的行动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东西两方的巡礼者,都在这“大道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的信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托尔斯泰与东方:有关托尔斯泰与东方宗教代表人物关系的通信及其他文件》,一九二五年。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轻的时候,在卡赞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语言组。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过年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现不少阿拉伯与印度的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的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比鲁科夫在他的书末,把托尔斯泰浏览与参考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作了一张表。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的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的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里希纳的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的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间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似乎一部分中国人也承认这类似性。往中国旅行的一个俄国人,于一九二二年时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托氏的思想,而他们的共同的先驱者却是老子。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TsienHuangtung-’, A此人不知何指。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最近斯托克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民族的精神》的法译本。(一九二七年)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国民族所感到的爱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温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们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的情操。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的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遣挥Φ弊龅氖虑榈南壤9倘恢泄荒艹ご吮3炙南肿矗芨髦直┬械那址福挥幸惶趼酚Φ弊撸罕闶嵌杂谒恼胍磺姓木缘奈薜挚埂K灰薅谥缘丶绦奶铮环由竦穆闪睿⊙侵藿谡馑耐蛲蛉说挠⑿鄣那迕鞯奈薜挚骨懊娼捣T谔镆爸衅胶偷毓ぷ鳎懒酥泄娜绦惺拢喝寮遥倘伺磐驯┝Γ坏澜蹋倘恕耙阉挥鹗┯谌恕保环鸾蹋蚴俏氚喝松闹腔塾胄腋5拿孛芫∮诖艘印·

在扎尔斯泰的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的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一八九○年左右)。托尔斯泰对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的执着,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轻的JokaiDidaitschoolu,-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这篇论文载于一九○○年六月《泰晤士报》;田村于十二月中在东京读到它。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惟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爱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的无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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