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提到了自己在8月13日早晨向总统做的第一次报告。普京首先向元帅询问了核反应堆的命运，然后询问的是武器和潜艇水兵。海军所有现行规则和条令，都要求核动力舰艇全体成员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首先应当想到反应堆——要将它关闭（在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以后，根本不需要再次明确这一点），然后应当关心的是武器和具有极强破坏力的弹药。毫无疑问，在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中，行动次序都是这样的。单纯讲“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此，许多报纸针对普京关于人是“第三位”的话题进行投机完全不恰当。《共青团真理报》甚至还替普京设计了希望他在8月14日下达的命令草稿：“我，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行动指挥部，现在发布第一号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人！哪怕付出的是损失潜艇的代价。绝不允许浪费一分钟。” 似乎普京要求挽救巴伦支海免遭放射性核污染不是救人。过了一天以后，还是这家在“库尔斯克号”悲剧日子里表现相当与众不同的报纸发表了一份挑衅性的报道，说普京总统在索契签署了有关8月20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纪念基督教2000周年的隆重庆典和宴会。该报评论说：“能够开开眼界，看一看那些将在8月20日吃喝的基督徒，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当然，普京对所有诸如此类的谣言，均未予回应和评论。
完结
早在8月17日，两艘挪威救援船就已从特隆赫姆向“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地点进发了，其中一艘船舷上载有英国产微型潜艇LR5，而另一艘载有一家挪威商业公司的深水潜水员。8月19日晚，第一艘船抵达潜艇沉没地点，8月20日深夜1时，第二艘抵达。8月20日一整天，营救人员仔细研究了出事核潜艇的救生舱口和闸门的构造。挪威救援方面与俄罗斯方面磋商过所有紧迫的问题，各种特殊、专门用具也已准备停当。
8月21日早8时许，挪威潜水员顺利地打开了第九舱顶部救生舱口。关闭着闸阀的舱室已被海水浸满，看来英国微型潜艇可能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同俄罗斯的设备一样，它也是被用来从没有进水的舱室中营救遇难人员的。而营救船反复查看后证明，所有舱室都进了海水，潜艇上已经不可能有生还者。在这种情况下，LR5已经使用不上，而且也不需要了。营救指挥部决定打开第二个舱口，8月21日13时，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13时30分，一部摄像机被放置到了满是海水的潜艇舱内，但水很浑浊。
约17时，“北海舰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察克海军上将正式证实，“库尔斯克号”K-141型潜艇全体官兵已经牺牲。进入相邻的第八舱和第七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其他设备并做其他准备工作。
俄罗斯大部分媒体提出的问题是——能否营救出潜艇艇员。就此，在报纸和杂志上充斥了大量外行人情绪化的、不客观的、有时甚至是粗暴得令人无法容忍的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国防部的人没立即用浮筒将潜艇升到海面上来。”(叶夫根尼·泽列诺夫，国家杜马议员)“这是一些不像话的闹剧。”(亚历山大·马里宁娜，女作家)“这是习惯性的俄罗斯式糟乱。” (维洛妮卡·马尔琴科，来自“母亲权益”基金会)“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隐瞒悲剧真相上了。”(鲍里斯·托卡列夫，导演)“让英国人和挪威人帮忙的时间太迟了。”(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和鲍里斯·涅姆佐夫，政治家)“这不是一场救援行动，而是在犯罪。”（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前政治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在破坏。”(尼古拉·科季岑，顿河哥萨克军队领导人)“军人蒙蔽了普京。但他有责任迅速搞清情况，让撒谎者自量，亲自把握事态。他行动迟缓，人们是无法忽略这一点的。要是我，会有另外一种做法。”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6)
但是，专家们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潜艇毁坏程度令他们惊讶，要知道，该潜艇在海军中被认为是此类型军舰中性能最可靠的，过去的5年印证了它并非浪得虚名。是什么原因给“库尔斯克号”造成如此巨大的损伤？很明显，是多方面的原因凑在了一起：可能的外来撞击，储备鱼雷、蓄电池、压缩空气罐以及一切易爆物品的爆炸。幸运的是，位于艇身的坚固部分与轻薄部分之间发射井中的巡航导弹显然没有发生爆炸。两座核反应堆的防护装置及其自动关闭系统也是稳定的。无论第九舱内还是潜艇周围，都没有探测到放射性增强的迹象。
在全世界，潜艇灾难时有发生。19世纪30年代，在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名录中，英国人名列前茅。40年代，德国损失的潜艇最多。50年代，法国人最频繁地损失潜艇。60年代，美国有两艘核潜艇葬身深海海底，艇舷甚至还悬带核武器。对于专家们来说，这两起可怕意外的原因迄今还是一个谜。到了70～80年代，苏联在这场恐怖竞赛中跑到了第一。先后沉没的潜艇有“K-8” (1970)、 “K-219”(1986)、“K-278”(1989)。只有“K-278”潜艇（或称“共青团员号”）覆没的消息，在海军历史上第一次立即被最广泛地扩散开来。
1986年“K-219”潜艇惨剧以及还有42名官兵牺牲的详情，我们只是三年过后才了解到。海军上将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在自己的《核潜艇》（莫斯科，1997）一书中，首次披露了“K-8”潜艇牺牲艇员的名单，艇上当时共有52人。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一致认为，“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沉没是俄罗斯海军史上一次最可怕的大难。
总统力图控制局面
8月18日夜，在与其他领导人协商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缩短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回到了莫斯科。普京听取了参加救援行动人员的工作汇报，但继续坚持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只是在8月22日，普京才开始亲自处理所有与潜艇沉没和艇员牺牲有关的事项。
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肯定地认为：“总统简直就被压垮了，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利用‘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命运而在全国范围内导演的妖魔化他的运动。” 该报还诘问道：“叶利钦的接班人能否撑得起这样一付沉重的大国十字架呢?” 但是，普京并没有被击垮。他性格严肃、沉默寡言而表情忧郁，但同时也充满力量。一些观察家认为，普京是个很会听课的学生，显然，这种看法是正确的。8月23日星期三被宣布为全国哀悼日，而在星期二下午，普京就飞到了北莫尔斯克。从机场出来，他没有去“北海舰队”司令部，而是去了维佳耶沃“库尔斯克号”官兵驻扎的营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60多名遇难官兵的亲属聚集在那里。《独立报》8月23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总统当然不应当为军队的崩溃和“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承担责任，“他的过错在其他方面，他没有对人们的痛苦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此次造访北方实在是太迟了”。 英国电视台播放这样一个画面片段：一位据说是牺牲艇员妻子的妇女，冲着摄像机用英语叫喊着：“如果我看见普京，我就杀了他!”相似的场景也可以在俄罗斯的报纸上看到。在“独立电视台”，人们看到了那位冲着摄像机喊叫的妇女：“我不想见普京。我恨他！”
但事实上，事态却按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普京首先探望了牺牲艇长的妻子利亚钦娜，就在他们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与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军官之家”，有650个固定座位的大厅里进来了1000多人。总统的陪同和警卫人员少到了极限。普京与大厅里的人们交谈，并回答所有问题，哪怕是最没有道理和已经反复提了几遍的问题。他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而是聚精会神地倾听。这次会面持续了3个小时，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受邀媒体记者们想看到的事件和粗鲁言行却没有发生，也没有电视台和电台转播：因为普京不希望把自己与遇难潜艇官兵亲属的会面变成一场做秀。只有普京抵达维佳耶沃的个别片段被总统和“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像师拍摄下来。普京是一位态度诚恳的人，很显然，他所言都是其所想。总统说：“我没意识到，舰队处于如此可怕的状况。”但他也批评了俄罗斯媒体在报道“库尔斯克号”悲剧事件时的极端偏见和歇斯底里，他认为这样做是侮辱了潜艇官兵。普京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偷光了国家、陆军和海军，今天又妄想操控社会意识。”
第二天，几乎所有俄罗斯报纸都刊登出“遇难官兵家属们的情绪缓和多了” 的标题。参加这次会面的不少心理学家后来回忆说，总统的讲话通情达理，他用真诚赢得了人心。《消息报》指出：“总统成了一位优秀的心理疗法师。” 当然，给在场的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有政府和总统决定给牺牲人员亲属的、按俄罗斯的国情来说数目不菲的补偿。大多数牺牲的潜艇官兵都是各自家庭的顶梁柱，而许多家属简直就不知道，他们如今在这个北方城市还能做什么。
正如有家报纸写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普京是否“收买”了这些人。一位遇难潜艇水兵的母亲对“公共电视台”记者说：“他像亲人一样和我们说话。”甚至就连反对普京的报刊也感到异常惊讶：“弗拉基米尔·普京部分完成了稳定遇难者亲属们情绪的任务。”(《今日报》)“在亲属们号啕大哭的氛围中，普京看上去不是国家元首，而是一位能够感同身受的俄罗斯普通公民。这显然使场面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化。所有从前有关索契沙滩和对潜艇悲剧的庸俗乏味的传言，现在都一笔勾销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普京是作为这些人的总统离开此次会面现场的，可就在刚才他还差一点被这些人给撕碎了。”(《生意人报》)《消息报》写道：“普京的白天是维佳耶沃悲剧的最高潮。这曾是一场危机。到了晚上，人们的情绪变得缓和了。心理医师证实，8月22日夜里，所有人都睡着了。”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7)
8月23日晚，普京长时间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在这里，他回答了过去10天来令全社会躁动不安的所有问题。普京说：“尽管我在总统职位上才100多天，但我还是应该对这次悲剧负有全部责任，我有过失。我将与军队、舰队同在，也将与人民同在。我们大家不仅要一起来重振军队、舰队，还要振兴国家。对此，我深信不疑。俄罗斯永远拥有未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普京却清楚地让人明白，他认为谁应当为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的艰难处境承担罪责。
《独立报》在评论普京的讲话时说：“这是总统一次成功的宣传包装。”但事实上，普京根本没有想要进行宣传包装，尽管他的访谈几乎到处都引来了好评，当然在有的地方还有恐惧。《共同报》忐忑不安地写道：“普京向对他来说不守规矩的政治家和媒体发起攻击。”“利用‘库尔斯克号’悲剧事件，总统将向批评自己的人发起进攻。” 但普京没有向任何人发起所谓的进攻。大概由于他过于克制，左派媒体甚至还为此非难过他。
许多人期待着各种形式的辞职和惩处。麦洛尔·斯杜鲁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的政论家，现今生活在美国。他在《库尔斯克号》一文中写道：“普京是一位实干家、一个由改革前的纯钢打造出来的人，他开始拯救自己最主要的东西——权力、他的声望，展示他与冷酷仅一尺之距的强硬态度。从他的睫毛上从未跌落过哪怕是一滴眼泪。不过，人们可以不必再怀疑，很快就会有替罪羊脑袋搬家、肩章被长官扯掉。库罗耶多夫们将会被人做掉。”
这完全是厚颜无耻的文字游戏——用了“甜言蜜语”。的确，许多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弗·库罗耶多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但普京没有接受。他宣称：“不会有任何无根无据的惩处。我们应当首先弄清潜艇失事的原因和救援行动进程的客观情况，应当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有无负责任的人。”
8月25日，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从2000年12月1日起将所有在强力部门内工作的人员薪酬提高20%，并指示紧急情况部，在所有舰队中建立专门的救援中心并恢复深水救援部门的建制。8月26日，普京签署了很早就已准备就绪的命令，在俄罗斯恢复最高军事奖励——圣乔治勋章和乔治十字勋章。据预计，这些象征军人英勇精神的勋章的首批获得者将是已阵亡的普斯科夫空降兵们，他们牺牲在车臣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一些报纸和杂志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仍在继续报道和评论“在那些令人发疯的日子里当局的无人性”以及“总统的反常行为”（《新时代》杂志），“由军队和地方高级活动家捏造出来的歌舞升平”（《总结》杂志）。到了11月，在巴伦支海，当救援人员冒着危险，从“库尔斯克号”潜艇的第九仓打捞艇员尸体时，《新报》还写道：“我们的消息源证实，‘库尔斯克号’悲剧是一起重大的政治阴谋。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普京与克林顿的会晤中，美方说服了俄罗斯人，为了不降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获胜的机会，至少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前，不要启动‘库尔斯克号’案件的调查。” 但是，冲绳会晤在7月底举行，而“库尔斯克号”的沉没却发生在同一年的8月中旬。11月11日，《共青团真理报》在整个头版以“撞沉了‘库尔斯克号’的英国潜艇，它也沉没了吗?”这个醒目标题继续报道。但是，这种报纸的这一叫嚣几乎并没有对社会情绪造成任何影响。
某些结论
对于所有细心的观察家来说，非常明显，普京的对手主要是那些拥有庞大传媒集团和控股企业的寡头们，他们利用“库尔斯克号”悲剧来攻击执政当局和普京总统本人。其中表现得最歇斯底里的是《新报》的作者们：“普京欺骗着我们”， “他因为要承担责任而表现得惊慌失措”，“以他现在的声望，不仅难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连领导一个小办事处恐怕都会成问题。” 来自《时代》节目的电视记者德米特里·贝科夫则声称：“对于普京来说，‘库尔斯克号’悲剧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决定性的错误。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再有下一个错误，如果有，那对他来说必定是最后一个，而对我们来说——那要看运气了。” “亚博卢”集团国家杜马党团中格·亚夫林斯基的副手谢尔盖·伊万年科要求“真正地按小时和分钟”调查普京总统的行为。许多政党的专家声称，国内对普京的信任率将下跌30%或50%，而且还会继续跌下去。但是，在8月19～21日进行的第一批民意调查却显示，俄罗斯公民对总统的信任率继续保持在罕见的高水平上，这令反对他的那些人感到惊慌失措。“人们还信任普京。”——《公报》不无遗憾地确认道。 《莫斯科新闻报——时代》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在受怀疑者之列。”
早在8月23日，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就宣布：“人民觉醒了”，“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是“一次与1905年俄罗斯舰队在对马海峡附近溃败相类似的事件，将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忍耐已经到了尽头，成千上万的人对克里姆林宫当局感到的不再是不满，而是憎恶” 。 甚至有人还提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在十月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是三天后，《今日报》的列昂尼德·拉济霍夫斯基绝望地惊呼到：“还和所有最近1000年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人民仍旧默不做声，任何电视和报纸万炮齐轰的声音都无法震醒他们。” 然而，人民事实上没有沉默。他们继续支持陆军和舰队，支持总统，而不是那些政治趁火打劫者。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8)
在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当中，只有前国防部长和国家杜马议员伊戈尔·罗季奥诺夫大将对海军和全军领导提出了尖锐的、但却毫无根据的指责。他突然发现了“整个俄罗斯国家航船在漏水”，社会长期忍耐在接近终点。 《共同报》的列昂尼德·库利科夫做出了更具全面性的结论。“对俄罗斯文化而言，”他写道，“核潜艇是非我们所能拥有的。国家遭受了最具侮辱性的、文化上的损失。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在与文明世界对抗中的失败，要么我们应当占据符合自身实际的位置，要么让整个世界都不再认真对待我们。”
但是，这种妄自菲薄只会加深人们很客观地对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印象。一些社会心理学专家提出疑问，将几百名“库尔斯克号”遇难官兵亲属从整个独联体地区请来，集中到维佳耶沃是否真有必要?莫斯科社会心理学院副院长柳德米拉·沙连多指出：“当灾难发生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恰当的态度。但是，也该是在紧急情况下学会正确定位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保持理性呢?首先需要特别努力，避免那些受到同样震撼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对于这一点，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了解。然而，做出各种决定的人们，有时会进一步强化那些心理噩梦。”
西方出版物对“库尔斯克号”悲剧的反应，属于需要单独讨论的个别问题。许多报纸和杂志将各自尖锐的批评矛头朝向俄罗斯新总统。德国报纸《每日时报》写道：“……别再羡慕普京总统。对他来说，巴伦支海悲剧事件的后果可能已经再也无法挽回。问题不仅在于，普京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灰暗，人们对新总统产生了失望情绪，更主要的是，关于其施政能力的疑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但是，大多数西方分析专家更在意对俄罗斯武装力量，首先是其战略核力量的状况提出质疑。早在悲剧的最初几天里，西方通讯社散发了前美国海军情报著名活动家之一皮特·哈奇塔乌森的声明：“我很奇怪，这件事情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生。整个这支舰队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事故源。由于资金不足，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沉沦，无法保证为自己的水面舰只和潜艇提供应有的养护。” 西班牙《世界报》更尖锐地认为：“‘库尔斯克号’是俄罗斯军事和经济衰落的表现。无论巴伦支海悲剧的原因和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俄罗斯海军核潜艇资源将不复存在。”
在这些有关俄罗斯陆海军艰难处境的分析报道中，无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都过于肤浅、流于表面化，结论做得为时过早并且很不客观。有如其他战略武装力量一样，俄罗斯不会放弃强大的海军。有一些观点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是它无力管理的武器，“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解散那些军工综合体，而不是像普京当选前所许诺的那样，要加强它”。没有必要对这些观点做出特别的评论，因为它们的动机非常清楚。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忍不住提出“法律上的建议”：“应该将那些‘库尔斯克号’灾难责任人送上法庭，而陪审团成员应该由遇难水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组成。”
而如果今后对灾难详细调查证明，导致俄罗斯潜艇沉没的罪魁祸首是监视巴伦支海军事演习的某一艘美国潜艇的话，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德国的《艾斯林根报》要客观一些。这家报纸写道：“不要总是认为我们西方能修正所有技术问题。仅仅在三周前，曾被认为是西方技术奇迹的‘协和’飞机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我们应当宽容，因为只要是由人来控制操纵技术的地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出现错误。尽管那些错误的后果并非总像在‘库尔斯克号’身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凄惨，但人本身就永远是灾难的原因。”
巴伦支海悲剧发生过后不久，一架空中客车“A-320”客机在波斯湾坠毁，来自20个国家的143名乘客遇难。要知道，这一欧洲联合生产的飞机曾被认为是性能最为可靠的飞机之一。2000年夏，英国“泰尔列斯号”潜艇在地中海海域遭遇事故，潜艇的一个核反应堆毁坏，停靠进直布罗陀海峡寻求帮助。更早的是在2000年初，在纽约近郊，一架大型“波音”飞机坠毁。调查结果表明，这并不是一起由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行动——像最初报纸报道的那样。事实上，这是由于一个发动机部件出现常见的短路所造成的。
不过，2000年最严重的技术灾难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列索道列车上。当索道列车攀升到海拔3200米、距离奥地利小镇卡普隆不远的一座山顶时，该列车最后一节车厢进入隧道前的几秒钟突然发生火灾，就造成了155人死亡，其中有一些儿童，他们要么是被活活烧死，要么是窒息而死。而事实上，这种索道列车被认为非常可靠，但上面连基本的灭火器都没有配备。短路还曾导致莫斯科市奥斯坦丁诺电视发射塔的大火，也是发生在2000年8月。
不过，尽管这一次也有人曾经不乏相似企图，但最终没有因为这起灾难而指责说俄罗斯联邦总统有罪责。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
“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俄罗斯派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当有人问起了标题这个问题时，代表团成员只能无奈选择沉默。对于俄罗斯未来新总统在经济方面的优先考虑方向，甚至就连一些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问题非官方讨论的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也知之甚少，说不出个所以然。至于普京的外交定位和风格，那就更不清楚了。
在1998～1999年间，由于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和叶利钦总统频频生病，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极不稳定。2000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普京虽然身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但当时他的职权和威望都不足以确定外交政策的某些新方向或重点、解决前些年积攒下来的诸多问题。
早在1999年秋季和2000年初的几个月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进行过许多次会晤。不过，这通常不是最高级别的会见，外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俄罗斯局势，希望结识俄罗斯新的领导人，而非磋商和签署新协定。这很好理解：俄罗斯国内不仅有政治制度的更替，而且还有政治人物的交接。1998～1999年，没有一个西方分析中心预见到俄罗斯会由像普京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来领导。他们罗列了一个多达10～12个名字的名单，但那上面没有普京。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对普京也是一无所知。
现在，政治家和商业界人士，政论家和新闻记者都在认真研究俄罗斯新领导人。早在1999年10～12月，西方报刊就曾发表过上百篇关于普京的文章，其中包括许多抨击有关普京曾在“特工机关”工作过的内容。不过，在他们感到愤怒和痛苦的同时，也对俄罗斯新领导人表现出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在争夺叶利钦总统位置的战斗中，普京出人意料地杀出重围，走到了前台，他将赌注压到了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之上。他是一位职业间谍，是长期供职于作为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的克格勃情报官员。普京在公开场合给人以矜持、严肃、冷酷的印象。凭着‘冷酷小伙子’的外形，他利用了俄罗斯人心中拥有的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愤懑情绪。他赢得了自认遭到羞辱的武装力量的效忠。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普京的政治前途远大。”
法国巴黎的《费加罗报》则认为：“在刚刚过去的100天时间里，弗拉基米尔·普京牢牢地掌握了权柄。就在前不久，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活动家，没有任何人会将赌注押到他的身上。而现在，几乎在所有的民意测验当中，他都领先于自己的对手。这位前克格勃的特工成了车臣战争的掌旗人，将车臣军事行动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他赢得了全社会和将军们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开辟了一个广泛的空间，赢得了前所未见的知名度。所有自由派政党的代表争先恐后地聚集在他的麾下，听从调遣。就连被认为是他最明确的反对派，如根纳季·久加诺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无一例外地不反对与他合作。事件发展变化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普京可以在所有方面都展现自己的魅力，这可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独立于‘家族’集团之外。”
德国《每日新闻》指出：“普京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魅力。他讲起话来声音不大，但却清晰、明了，不喜欢打手势。有时他也开开玩笑，幽默一下，但很快就会变回严肃的样子。普京不会让老百姓感到尴尬，而这在叶利钦那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尽管他性格内敛，但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果断和尊严，而民众们喜欢这一点。他的受欢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而对于叶利钦来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车臣战争将普京造就成了民族英雄。” 相似的、但却更矜持一些的评价来自于1999年10～12月与俄罗斯总理会晤和交谈过的政治家们。无论怎样，所有人都认为普京熟悉情况并很内行，而且他很会控制争论。
在鲍里斯·叶利钦主动辞职和决定提前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以后，西方报刊对于普京的关注自然多了起来，但疑虑也不断加深。他们称普京是“充满了未知数的人物”、“神秘莫测的人”、“一张白纸”，甚至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某些报纸将普京描绘成“谜一般的政治家”，他“以令人头晕眼花的速度迅速窜升”，“目标不明确”。一家德国报纸更加令人惊讶，它说“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能在水面上行走如飞的、有特异功能的人”。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最有意思的评价来自2000年的前几个月与俄联邦总理有过会晤的西方著名政治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这位俄罗斯新领导人，他是年初与普京会晤过的第一批西方政治家之一。托尼·布莱尔特别谈到：“普京智慧超群，他非常清楚自己要为俄罗斯争取什么。”曾经在2000年2月初与普京有过长时间、尖锐谈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尤比尔·韦德里纳说得更形象：“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坚强。他是一个爱国者，头脑中装的都是俄罗斯是如何伟大的想法。他希望俄罗斯可以占据应有的位置，并赢得世界的尊重。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精力集中的交谈对象，他从不做谈话记录。在谈话中，他表现得生动、活跃，常会打断别人的话以表明自己清晰、准确、思维敏捷地了解整个情形。他是一个同时具备头脑冷静和兴致勃勃两种性格的人。”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2)
普京给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这位美国的“铁娘子”说：“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她表述的总体意思就是：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比美国人所希望的要坏，但比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却要好得多。 与韦德里纳一样，给奥尔布赖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在三个小时的会谈当中（比原计划的长得多），普京与她讨论了内容完全不同的、复杂的话题，其中包括车臣问题，军控、核不扩散以及反弹道导弹问题等。这期间，普京甚至没有拿出任何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谈话提纲。
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的获胜成了许多国家报刊评论的焦点，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与俄罗斯有联系。不过，许多有影响的西方国家报刊的评论非常肤浅，而且很不符合客观实际。英国的《观察家报》写道：“俄罗斯的大财主们帮助普京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该报援引伊戈尔·马拉先科的话认为：“随着普京的获胜，俄罗斯的未来也充满了变数。完全可以确信，大资本将在这个国家中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普京和别列佐夫斯基关系很好，很可能已经被这个寡头给控制住了。” 西班牙的《世界报》告诉自己的读者说：“普京的胜利是俄罗斯寡头们的胜利，一场大的胜利。” 意大利《晚邮报》指出：“没有人表示怀疑，普京之所以能势不可挡地上升，是由于有那些掌握了电视台和报纸的寡头朋友的无条件支持。”
也有一些与上述猜测完全不同的判断，认为普京会很快打击腐败，并控制寡头们的权力，这并“不令人费解，就像杯茶水一样”，他就是“第二个安德罗波夫”。最为理智的判断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该报写道：“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竞选中，普京成功地向每一个选民团体展示了一面魔镜，让他们从这面镜子当中照到一位隐藏着的、符合自己需要的人选。从哲学角度来看，普京具有超出其他人的三种品质：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之前的所有领导人都从来没有如此开诚布公地与自己国家的公民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为西方的决策者们提供了与之合作的可能性，克林顿总统也不能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尽管他领导的政府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俄罗斯对外政策新构想
在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表现得更加活跃。2000年5月，普京几乎与所有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见或会谈。克里姆林宫还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莫斯科做了认真的准备，同时还积极筹备俄罗斯总统对西欧各国的重要访问，此外，还在加紧制订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新构想。
这时，俄罗斯不再为自己制定超级大国应当承担的全球性任务，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新构想反映了当今世界多样性及其利益多元性这一现状，是一个有关对国际关系多极化体系的构想。不过，新构想不仅仅将俄罗斯定位于一个欧洲大国，而且还赋予她维护全球及地区各方面安全的重任。文件认为：“俄罗斯联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所有活动领域都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和资源，同世界重要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俄罗斯对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可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普京亲自领导制定了外交政策新构想，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它对于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工作的必要性。无论是西欧国家、亚洲各国、日本、还是独联体国家，对于俄罗斯新领导层的这一方针几乎都没有表达任何的反对意见。有影响的西班牙《世界报》在5月底写道：“俄罗斯这个日不落的广袤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其自身困难重重，但她拥有居于世界第二的核潜力和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她的国民素质非常高。只有那些愚蠢和短视的政治家才不去看这显而易见的真实情况。”
非常遗憾，在美国就有很多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与其说他们无知，不如说是在演戏。当普京以俄罗斯领导人的形象出现时，很多美国人公开表示了恼怒。还是在2000年4月，在一次地缘政治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时，兹毕戈列夫·布热津斯基就将普京与安德罗波夫做了一番比较：“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体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与安德罗波夫一样，普京显然也坚信自己的伟大国家，并奉行大国外交政策。而这是不应当的。俄罗斯不应将戴高乐的法国当做自己的榜样。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无所有，没有民主，没有改革，甚至也没有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还失去了军队和外交。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它们应当效仿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接受西方的领导。” 2000年5月底，不久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约·奥多姆用同一个腔调在美国国会作证说：“应当消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这一冷战思维的惯性。俄罗斯目前处于艰难的时期，她已经跌入了‘弱国’状态当中，并且具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典型特征。她不可能在近十年或几十年中得到复苏。对此，我们想帮也帮不上。美国应当退到一边并且谦虚地承认，俄罗斯问题纷繁复杂，只有俄罗斯人自己才能解决它们。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该对俄罗斯人说，他们应该停止对车臣的大规模干预。同时，他们也不应当干涉前苏联共和国的内部事务。”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3)
这些言论均出自那些长期敌视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家之口，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苏联和他那个著名的对外政策构想和野心，招至大多数西方政治领导人的恼怒、不满，甚至还有恐惧。而正是这些西方政治家将恐惧、不满和恼怒转嫁给了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尽管在最近10年里，俄罗斯遭受了许多失败和损失，但总体上还不是那种衰弱的、涣散的国家——像苏联不久前的对手所希望的那样。一个强大的、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俄罗斯的确令许多人感到害怕，不仅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或者东欧，而且还有其他国家。人们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政治目光短浅的例子来讲，但却是俄罗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过去，苏联在西方有不少朋友，不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而且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中，在争取和平、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一些运动当中。在今天，这个左翼的政治光谱事实上已经黯淡下来，而且还出现了不少针对俄罗斯的批评声音，俄罗斯也给这些左翼的批评提供了理由。
当然，没有俄罗斯，西方也不会过得很舒服：来自于东方和南方的压力在他们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惧。这种压力俄罗斯也感觉得到。所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明智的选择应当是政治妥协和经济合作。不过，要彻底认清所有这些新的现实要有时间和耐心。
不能不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外交政策的积极性在俄罗斯国内也饱受批评，而且还不止局限在极端激进派的圈子里。独立的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这样写道：“多极化的构想就是要贯彻在所有方面都积极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这一构想在相当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它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一构想不是很划算，它浪费了本就非常贫乏的外交以及其他资源，它要求俄罗斯奉行全球大国的政策，而事实上，她现在还是一个衰弱的地区性大国。是否有必要将我们现有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南斯拉夫危机中去呢？”
谢·卡拉加诺夫错了。俄罗斯不是地区性大国。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离开了俄罗斯，你无法想像今天会是一幅什么情形。俄罗斯在北半球居于主导地位；她与阿拉斯加与日本都仅相隔几十海里；与中国和朝鲜陆上接壤，与印度、中亚国家、中东和近东都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俄罗斯联邦不能放弃今天还在生效的国际义务。这些义务中有许多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在理智地奉行积极外交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不是在浪费，而是在增加自己的外交及其他资源。在当今这一困难时期，作为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地位和举动应该能够保障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的和经济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还想保留权力和影响力的话。2000年6月和7月，这种积极外交政策的优越性恰恰被普京所证明。
出访西欧
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两国峰会。其主要议题是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对于这个计划，虽然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却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此后不久，弗拉基米尔·普京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完成了两次对西欧国家的正式访问，第一次是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和德国。普京会见了上述国家的领导人，与社会活动家和实业界人士见面，参加了几场文化活动，并受到了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接见。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倡议，例如作为对备受质疑的美国方案的回应，提出建立欧洲共同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没有什么轰动性的事件发生，但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对这次访问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谈到与俄罗斯总统会晤的成果时，联邦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说：“我将长期友好地与普京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会谈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相当不错。普京所出访的国家都不是核俱乐部成员，尽管他们加入了北约。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所有人都对美国的有限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深表疑虑，而对于普京的提议表现出明显兴趣。” 正如一位职业外交官所说的那样，普京通过吸引无核国家参与讨论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来从侧翼迂回攻击美国的计划。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普京西欧之行是如何快速、内容如何丰富的所有细节。欧洲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一位坚定、自信和内行的政治家，无论是行为风格还是谈判个性，都与鲍里斯·叶利钦大相径庭，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故作亲热的表示和“不打领带”的会见。普京既不想表现出沙皇的气势，也不想给人们留下超人的印象；他既不表现出傲慢，也没有要让交谈者喜欢自己的廉价企图。他还不会逾越常规的礼节，正如职业外交家、苏联前外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所言：“普京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位有些乏味的现代政治家。他做事专注，奉行实用主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对于当今的俄罗斯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在德国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普京——一个德国人”的文章。也的确，德国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俄罗斯总统可以和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流。
但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普京的伙伴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有关俄罗斯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固定模式，而普京跟这个模式格格不入。隶属俄联邦总统的国家公务学院的俄罗斯专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就此写道：“普京向国际社会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对于国外的政治上层人物来说都出乎意料、令人惊奇而又很不习惯。这与他们过去几十年对苏联和俄罗斯国务活动家所形成的印象有天壤之别。很显然，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新型政治家，而其身后则是庞大的核大国，这让他们害怕和紧张，促使他们不仅要寻找政治接触，而且还要表现出相互理解和诚心实意。西方没有与这类国务活动家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所有政治的‘教学大纲’都是根据政治局委员、党的经济活动家和州委书记等人的思维习惯而修订的，就连那位尝试推行公开性和开放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也算不上是这类新派政治家。”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4)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家和专家都在认真刻录弗拉基米尔·普京个性和风格的所有细节。不过，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曾经在2000年1月、3月或5月给予普京相当多关注的西方报刊和电视在6月的时候，有关他的内容突然少了下来，尽管他此时离他们更近了。在报纸的头版中，几乎没有普京会见和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和报道。某些观察家将西方大众传媒刻意冷淡普京与车臣战争和“古辛斯基案件”联系起来，但是车臣战争已经打了很久了，而“古辛斯基案件”在西方也没有太多人关注。从1999年南斯拉夫事件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确信，西方的媒体报刊被控制得很好。应当说，在2000年6月时，他们是在对某种清楚的信号做出反应。
许多有关普京的材料具有令人吃惊的倾向性。例如，曾经在苏联和俄罗斯工作了20年，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的一位前共产党员、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拓·基耶萨在谈到普京出访意大利时，写道：“马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穿的是旧式苏联风格的西服。从普京西服上衣那长长的袖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上衣袖子遮住了烈日暴晒下汗津津的双手。这一点还可以从他所打的领结上看出来，这种系法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不太流行了。在年轻的改革者，如丘拜斯、阿文、别列佐夫斯基和盖达尔开始直接从伦敦、巴黎和罗马定做服装之后，领结的样式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意大利人可以从最近处来看这些对整个国家来说最不可思议、最神奇而又最无耻地操纵国家的人。众所周知，这些操纵者的计划是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推上权力的顶峰。而甚至就连这个人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能登上政治的奥林匹亚山峰。这让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的印象，那就是通过计算机的帮助，筛选出一位没有过去的、平淡无奇的和没有超凡脱俗性的人，他既不是一个下流胚，但也绝不是英雄，这个人既有平常的高尚品德，也有一些恶习，还有谦逊的、局限的世界观。他们取得了成功，‘小人物’先生在3月26日成了沙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