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论家季莫费耶夫所做的上述热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罗斯“现实者联盟”运动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气和谴责。她声称：“国情咨文后，那个令所有俄罗斯人和整个世界焦躁不安的问题，即‘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现在已经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与那些在自己当政时期将伟大国家搞垮的俄罗斯‘亲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总统向人民保证并暗示他将修正叶利钦的体制，恢复遭践踏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现在那张面具被撕下来了。总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一切：‘当国家掌握了一切时，我们就有机会了’，‘私有者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是钉在一贫如洗的俄罗斯人棺木上的钉子。”
不过，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也对总统的国情咨文非常不满。他们证实，普京并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罗斯总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为。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国家元首权力的削弱，而俄罗斯的当权者却总是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力。与如此不客观的政治观察家们去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盖达尔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普京既没有借用格列夫，也没有借用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讲道：“……需要努力整顿存在国家过多干预的领域内的秩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多的干预是现实存在的。”
1996～1999年间，在俄罗斯占有优势地位的寡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一种寄生的结构。寡头们在国家财富、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和预算资金中攫取利润，这些利润不仅从生产领域，而且还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给国家和私有现实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是的，普京现在继续表态支持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清晰明了的法律。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还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动器。所以，与根·久加诺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赞成回到那种苏联时代的动员式经济，而是支持采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动力量来发展俄罗斯经济，包括如私营利益和市场竞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不盲目崇拜私营，也不将国家所有推为偶像，而是将自由与国家和法律结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论家亚历山大·鲁布佐夫就写道：“普京让俄罗斯处于独一无二的状况：在这里，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自由和国家法律最终结合在一起，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种主要的资源，它可以产生智慧、创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并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缺少自由的话，机会就不会存在。没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种‘国家’，但那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且不会有现实的财富和尊严。这种自由是出现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为了争取自由，前面几代人付出了几百万的生命，法律被摧残并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贵的自由，幸运地避开了一系列危险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巩固国家的步伐。问题是：这种结构是为我们更加自由而服务，还是成为个人和团体进行正常政治竞争的工具？”
初步总结(11)
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过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为俄罗斯选择的是第一种发展情形，尽管第二种方案对许多人来说更好接受、更加轻松。俄罗斯的“经济奇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但要想实现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前提。而这将很困难，也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丑闻
2001年春天，常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以及许多家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主要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总统国情咨文，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间会见、会谈以及在此间进行的戏剧奥林匹克赛事上，而是放在了受欢迎的“独立电视台”和整个“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的事件上。这是一起人为的、被过分夸大了的事件，俄罗斯公民对此并未特别关注。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政治喧嚣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一新的丑闻来反对普京，把他描绘成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程度被无限夸大，而其规模也被大幅提高。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不久前还是独立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被占领了——这是一年前克里姆林宫开始发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中的最新动作。事件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将这家惟一的国内独立电视频道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二是使之从媒体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手中摆脱出来。那些知情者未必真正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这场错误的秘密行动。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要么是噤若寒蝉，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而如果普京继续向自由发起攻势的话，电视台很可能就会易主。” 意大利《邮报》确信：“‘独立电视台’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与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1990年1月‘维尔纽斯悲剧’相提并论。但是，这还不是普京当政的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全部，普京本人亲自插手了这一事件。今天，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
但事实上，2001年春天的克里姆林宫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老广场的大楼里，人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斗争的任何迹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对那些喜欢看大规模冲突的观众表示失望。作为对那些要求他尽快干预这一事件呼声的回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以叶夫根尼·基谢廖夫、斯维特兰娜·索罗金娜为首的“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这次会见持续了4个小时，但总统并没有回应电视台员工主张的意思。普京明确宣称，他不认为“独立电视台”必须进行任何形式的国有化，但是，应该允许将这一问题“沿着司法轨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应当针对全社会，还应该针对整个电视台。
但恰恰是如果真从司法、金融的角度来解决“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问题的话，“独立电视台”、特别是古辛斯基和基谢廖夫最容易被突破。通常认为，古辛斯基在2001年4月时拥有“独立电视台”不到40%的股份，电视台的其他股东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近些年来，该公司向“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古辛斯基将这部分债务转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拥有的股份。反对古辛斯基的还有莫斯科的时尚杂志《海报》和受欢迎的音乐电台“欧洲PLUS”所属的“资本投资集团”。这一集团在几年前就拥有了“独立电视台”4.5%的股份。尽管它所拥有的股份数额并不多，但是如果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拥有的“独立电视台”股份相加的话，则会超过50%。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基谢廖夫和古辛斯基是少数派，“资本投资集团”的代表鲍里斯·约尔丹被推选为电视台总经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代表阿尔弗莱德·科赫成为“独立电视台”经理委员会主席。
4月初的几天里，“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奥斯坦丁诺电视塔和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几百名支持者打着 “独立电视台记者抗议占领电视台”的标语。在奥斯坦丁诺8层、也就是“独立电视台”主要办公区的入口上挂着“科赫和约尔丹不是我们自己人，禁止入内！”的标语。几十名“独立电视台”的记者甚至通宵地坐在办公地不愿离开……
不过，没有哪个政党决定公开支持“独立电视台”不久前的控股人和经理的主张。鲍·涅姆佐夫声称：“我支持言论自由，但还债也是天经地义的。”根据社会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人物不满意的是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立场和讲话。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一方是流亡的寡头古辛斯基，这是一个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正为逃避俄罗斯司法调查而躲在西班牙；另一方是鲍·约尔丹，他是一个美国公民，日耳曼族，他承诺保留所有“独立电视台”员工的工作，将编辑的独立性作为电视台“最有价值的财富”。约尔丹声称：“如果有哪一个人试图影响‘独立电视台’的独立性和新闻记者的自由的话，我就马上辞职。” 但约尔丹同时也保证“独立电视台”的财政支付能力，在这一点上，先前的控股人管理得非常糟糕，几乎导致财政崩溃。
初步总结(12)
另一个冲突是在基谢廖夫和阿尔弗莱德·科赫之间。科赫是阿·丘拜斯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本著名的《抛售苏联帝国》一书的作者。俄罗斯某些媒体证实，出售这本书的版权使他得到了50万美元。由于涉嫌非法牟利，鲍里斯·叶利钦解除了阿·科赫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位。因此，将科赫说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秘密计划的一个部分缺乏充足的依据。深受欢迎的商业杂志《侧影》在冲突最为紧张的时期报道说，围绕“独立电视台”的整个事件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秘密阴谋，而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不仅希望巩固自己在‘统一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而且还想控制整个国家政权”。
结果，各级司法审判解决了这一冲突。案件是在不同法院审理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对古辛斯基不利。按照5月4日莫斯科切列姆什金法院的裁定，“俄罗斯天然气-梅地亚”对“梅地亚-桥”的诉讼获得成功。占“独立电视台”19%的有争议股份以及其他控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有。这样，维亚希列夫和科赫得以控股早先属于弗·古辛斯基的整个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古辛斯基的正式代表宣布，他的上司和委托人未必会在“俄罗斯糟糕的司法状况下”向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冲突和丑闻，没有以古辛斯基的胜利而结束，所有想把普京总统卷入冲突当中的尝试都宣告失败。整个社会也失去了对人为制造出来的冲突的兴趣，而“独立电视台”也继续制作和播放作为当局对立面的节目（尽管倾向性已经不是过于明显）。很少有人发现古辛斯基所喜欢的《今日报》那时也停刊了。一般的说法是，这家报纸欠了300万美元的债务，而没有人想替它偿还。曾经属于《总结》杂志的“七日”出版社也转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这本杂志没有停刊，但是编辑部全部换成了新人。普京证实，只是在《今日报》停刊半年后，他才注意到这家报纸销声匿迹了。看来，无论是《今日报》，还是《总结》杂志，都不是俄罗斯总统的日常必读报刊。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这时也在西班牙获释，但他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不同，他决定离俄罗斯和俄罗斯问题远一点，仅满足于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教教课。讲课的内容涉及俄罗斯民主的命运。古辛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的忧虑。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这不过是美国行政当局的行为。后者对逮捕古辛斯基的两张传票置若罔闻，尽管这位前寡头刚出现在美国时，传票就已经送达美国司法当局。
“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合并
2001年春天，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当年秋天实现合并，这两个政党是俄罗斯政坛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政党。在特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党领导人尤里·卢日科夫和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了这一决定。“统一党”和“祖国党”在议会的党团支持这一合并。此外，“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跨议员团协调委员会成立了。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未直接参与合并进程，但显而易见，他对此完全赞成。同样明显的是，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新党将会成为俄罗斯政权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可能很多年内都将如此。
正如卢日科夫和绍伊古所宣布的那样，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立场接近和相互之间协调行动方面”进行紧张磋商。结果，双方同意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在目标和任务方面也将使用一个统一的原则”，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共同行动。 在俄罗斯媒体中，有关这次合并的评论很多。许多报纸认为这一合并是“尤里·卢日科夫政治生涯的终结”和他的“让步”。对于卢日科夫和绍伊古的此次新闻发布会，《侧影》杂志做出如下评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的争斗以莫斯科市长的最终投降而宣告结束，他同意将自己的‘祖国党’合并到从前的对手‘统一党’中去。”
但是，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祖国党”和“统一党”之间的这一争斗到1999年秋天已经成为了历史。随着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先前的对立也就失去了意义。是的，“祖国运动”、后来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争夺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且还是为了竞选国家最高职位——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斗争是针对鲍里斯·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寡头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叶利钦的接班人，但却不是他的政策的继承人（“祖国党”甚至在2000年春天就不再以普京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所以，就是这种简单的、合理的想法促使两党领导人考虑政治和组织合并问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统一党”当然是最接近总统的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却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党内推选出一些深孚重望的领导人。它在国家杜马中的所有领导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官僚。“祖国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它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很有名的，可以帮助一个新的大党拓展影响力。这种状况不应当看成是卢日科夫的失败，而是他取得的一定成绩。由此可以看出，由卢日科夫来领导两党合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非偶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
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
叶利钦时代末期，俄罗斯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呢？2001年1月底，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就此问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但就是在这个由俄罗斯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参加、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主持的研讨会上，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学者们的“失利”并非偶然，因为在俄罗斯这个混合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勃列日涅夫的“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革新的社会中，应用相对严格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来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使用较为形象但却并不十分科学的形式。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提到，他要在俄罗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阿纳托利·丘拜斯则更加具体，称要在俄罗斯“以冲击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叶戈尔·盖达尔谈到了“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 这个较为含混的说法；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而根纳季·久加诺夫称其为“买办资本主义”；亚历山大·列别德认为，俄罗斯当前正在走“野蛮资本主义”道路；西方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说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俄罗斯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归纳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个相对贴切的定义。早在1998年， ．切尔尼科关和 ．切尔尼科娃就在他们合写的《谁在主宰俄罗斯？寡头——集体肖像》著作中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体系。著作的封面上，印制了鲍·别列佐夫斯基、斯摩棱斯基、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波塔宁和列·维亚希列夫的头像。
所有学者都认为，1996年初是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当时，12位俄罗斯大商人（主要是银行家）参加了在瑞士疗养胜地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他们决定整合所有人力、资金、信息潜力以及其他资源，来保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尽管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于是，国家政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这帮“赞助者”所掌控。寡头们不仅将自己人安插到国家重要位置，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几个高级职位。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公开身份并无必要，甚至还会很危险，所以更倾向于赞同成立某种常设性的咨询机构，例如，独特的、与“影子政府”相类似的“经济互助联盟”。不过，由于寡头本身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一想法胎死腹中。
1997年不仅是俄罗斯寡头政治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而且也是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最激烈的时候。为竞相争夺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国有资产，“银行战争”在俄罗斯经济、政权体系和大众传媒中爆发了。反对派所掌握的报刊怒气冲冲地将那个时期描绘成是散布纷争和破坏国家肌体的“七大银行家时期”。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那个觊觎寡头政治“主要思想家”角色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
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金融危机，寡头政治遭受重创。俄罗斯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纷纷破产。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它们的总裁和股东们也都宣告破产。不过，也有不少人涉险渡过了难关，因为他们早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就控股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联合体，组建了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或者是工业金融集团，成为一个“帝国”。经济学家雅科夫·帕佩将其称为“一体化实业集团”或者简称为“伊贝加”。 在经历了复杂的重组、合并以后，俄罗斯在1999年底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其所有制、领导成员组成以及形式不尽相同。专家评估认为，俄罗斯60%～80%的经济实力已经由这些商业集团所掌握。
在俄罗斯这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名单中，人们往往总能看到下面这些人的名字：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阿纳托利·丘拜斯、列姆·维亚希列夫、亚历山大·马穆特、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彼得·阿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科赫·贝努基泽、叶夫根尼·什维德列尔、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利辛、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等。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罗列出所有人的名字及其公司和商业集团名称。更加能说明问题的是，上述列举的所有大资本家的名字不仅几乎都在《独立报》定期公布的俄罗斯50位最大企业家名录上出现过，而且也基本上都排在俄罗斯10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录上。
与西方大实业家不同，俄罗斯大商人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并且也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只有到了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沃尔斯基的政治生涯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机器制造问题助理一职开始。俄罗斯的大商人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为古辛斯基辩护而致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公开信”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归根结底，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既不是一个阶级，也还算不上一个阶层，不应当期待俄罗斯的大寡头们会表现出另外的行为，按照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批评行事。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
如果按照西方的财富规模和标准，即使是俄罗斯最大的资本家也无法算得上是特别富有的人。2000年，没有一位俄罗斯大资本家能够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年度富人榜。但在2002年，已经有一群俄罗斯富豪进入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200人和500人的名单当中。针对这一现象，《生意人报》和《货币》杂志写道，“我们的寡头们变得更加富有了”，“在《福布斯》名单中，俄罗斯人更多了”。在俄罗斯的富人们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其身价在10～70亿美元之间。不过，许多评论者其实是明显地将商人们的个人资产与他们全部流动资金混淆在了一起，而实际上，是不应当混淆整个公司的资产和该公司所控制的个人资本的。在俄罗斯，尚没有建立起有价证券市场，也缺乏一个资本的私有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就是现在，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也要比日本、英国、美国或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量少几百倍。所以，俄罗斯主要富人们的个人财富状况只是一些人凭道听途说或是根据间接资料来确定的，其实有些人是强烈抗议将自己描绘成亿万富翁的。
在2000年，向俄罗斯税务总局申报个人收入的500万人当中，只有5万人在申报单上注明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当然，俄罗斯有几百名非“卢布”而是“美元”的百万富翁，但却很少有人去向税务总局公布自己的收入。
恰恰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寡头存在着主要缺陷：它没有也不曾有过合法积攒起来的财富，并且他们这些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俄罗斯寡头们所拥有或控制的巨大财富并不是辛勤劳动、天才创造、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结果，而是在苏联经济体系崩溃的情况下蚕食鲸吞国有财产得来的。在俄罗斯的寡头中，没有自己的爱迪生、福特、卡耐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洛希尔，几乎所有的俄罗斯金融和工业大亨都只是10～15年前才开始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他们中有的人“根据委托”在“受委托”的银行里、在国家石油出口部门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依靠小公司、甚至是靠共青团做生意起家。上述一切，让俄罗斯的商业活动产生一系列缺陷。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几乎从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任何关系，而后者则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形成。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寡头”和“寡头资本主义”呢？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没有直接影响甚至是贿赂政权的话，俄罗斯大型商业活动不可能在1992～1995年这有限的几年里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富有侵略性的商业集团开始巩固自己与政权的联盟，加强自己对当局的影响，但他们既不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也不顾法律的问题。正如亚·索尔仁尼琴所言，当“政权以对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命运，甚至对人民是否能活下去都一味地持冷漠态度的面目出现在人们大家面前”的时候 ，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紧张局面。在俄罗斯，有超过50%以上的公民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贫穷”和“赤贫”状况。
但是，不仅仅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很大威胁。在苏联，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资本，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均由国家计划来确定，但是到1992年，国家投资体系与国家计划一起走入了历史。其实，那时私人资本规模还不大，也无法满足所有俄罗斯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众所周知，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天然的和主要的刺激因素。1992～1997年，俄罗斯的金融投机赢取了巨大的利润，寡头们也恰恰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本投到了这一领域。
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寡头将资本投向了石油、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能够获得最大和最快利润的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不过，这导致了许多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失去了资金和发展前景。在俄罗斯，谁会去关注国防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铺设铁路和公路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部门的利润回报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沃罗涅日、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等市的大型飞机制造企业没有收到生产新一代大型民用飞行器的订单，而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正计划购买欧洲和美国的产品，以取代已到退役期的俄罗斯民航客机。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否需要保留那几十个庞大的自然垄断部门——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和铁道部？在最近10年里，是否还有人将资金投向那些今天已经不能用的俄罗斯城市的大型住房公用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和维修上面呢？2000/2001年冬季，滨海地区的许多城市状况极度恶化，不过，这仅仅是俄罗斯北部地区生活保障的整个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前兆而已。
是的，俄罗斯的生活保障体系无疑非常笨重、不经济，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对其进行改革，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必须在考虑俄罗斯居民的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不可能将几十个俄罗斯核工业城市和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中心都搬迁到更为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它们完全是根据安全和保密、而非商业效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的70年间所形成的巨大而笨重的生产力与俄罗斯从1991年才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毁坏。这一进程不可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无法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3)
今天，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需要进行严肃的和循序渐进的改变。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诚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隐含着许多危险和弊端，其中包括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形成阶级、集团和阶层的条件下，主要的执政阶层——高级官员几乎成了不受控制的、国家的主人。
但在今天，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期的极权体系以及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更能被接受和进步的体系。
俄罗斯寡头遭到惨败
1997年3月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宣布，他将要同寡头进行斗争；尝试要进行这种斗争的还有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更认真地想抓好这件事情的则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他命令着手调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帝国”各家公司以及与帕维尔·博罗金掌握的克里姆林宫庞大资产有关联的各种公司。但恰恰是普里马科夫的主动出击招致了鲍里斯·叶利钦的不满，从而促使普里马科夫总理下台。在2000年5月7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对其行动和声明保持克制，让人们看不出他将用多大力度同寡头们进行斗争。在5月、6月的时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总检察院首先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媒体大亨身上——那些大亨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利用了“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频道以及许多家报纸。传讯和搜查的根据，是这些大亨曾经给国家造成几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投机和欺诈行为。在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援引法律，并请人们不要将金融舞弊和腐败问题同新闻自由问题混淆起来。对此，普京的对手们除了喋喋不休地说明其他寡头也有金融舞弊行为以外，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反对意见。当然，那些寡头也受到了警告。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命运已经人所共知。他们两人都亡命海外，住在国外自己的别墅里。这两个人都被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总检察院不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将这两个前大亨引渡回莫斯科。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失败是所有1996～1999年此类型寡头毫无疑问的失败。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世界中，像列姆·维亚希列夫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一些最富有的人开始试图积极参加地方行政长官的竞选，帮助那些萧条的地区提升经济和社会水平；而实质上，他们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种寡头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在楚科奇州行政长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普京总统不曾也没有打算宣布对所有大商人开战，尽管也考虑他们还有不太清白的过去。在俄罗斯，所有以前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都已被彻底摧毁，而要恢复旧的国民经济秩序已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叶戈尔·盖达尔所希望的那条“不归路”，不过，还没有到达“乐土”的地步。
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新的对经济部门和地区机构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非常复杂，并且还不是太明晰，在不同部门和地区，这种体系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要重新分配财产或者改变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结果的想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产生致命后果。金融工业集团、各种形式联合体、控股公司或者是一体化商业集团都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而这些实体都由被我们称为寡头的人来领导。今天，国家需要大资本家的支持，但是人们不能继续容忍大资本家们各种形式的舞弊行为以及尝试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行为。关于这一点，2001年1月底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与21位大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座谈时也已经有所涉及。根据企业家自己的感受，这次会谈的主要口号是：“我们离政治远一点儿”以及“我们应当准备为俄罗斯服务”。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则请普京不要相信存在所谓资本家们反对总统的阴谋说法，总统普京回答说：“信我是不信，不过我会对此予以关注。”在俄罗斯大资本家们公开宣布不再干政的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令人生疑的寡头特权。许多报纸将克里姆林宫的“一月会谈”定义为“前寡头与总统”之间的座谈会。有资料显示，政府和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官员们曾得到过指示，要求严禁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寡头”一词。
现在，在俄罗斯权力体制中，寡头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一点，寡头们自己也承认。正如《政权》杂志所认为的那样，“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能通过总统来控制国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总统领导他们和资本”。 好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不经意间就宣告了寡头政治走向末日。寡头们所遭受的损失既没有在俄罗斯社会上、也没有在商业经营上造成任何影响。在评述大商人与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时，“莫斯科实业界银行”董事长亚历山大·马穆特说：“在普京时代，经营变得更加轻松了。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国家的整体环境更加趋于优化。”另外一些会晤的参加者说：“普京对生意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情况并没有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所号召的那样，西方的社会舆论和传媒纷纷支持俄罗斯的寡头们。无疑，西方媒体在1993～1996年间曾刊登了不少文章来赞扬米·霍多尔科夫斯基、亚·斯摩棱斯基、弗·波塔宁、瓦·阿列克佩罗夫和布伦察洛夫这样的商人。不过，那时也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开始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看作是“卑鄙、伪善的人物”，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溃后，西方商界已经不再将俄罗斯大银行家看成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银行和大型投资公司在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中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巨大的损失。在西方，谁也没有起来支持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领导的运动。恰恰相反，它们对那本在美国出版、有大量揭露别列佐夫斯基金融骗局内容的书籍大肆评论。这本书透露，正是利用金融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才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代理商一夜暴富，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4)
在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2000年的所作所为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曾写道：“许多观察家们都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曾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毫无疑问，俄罗斯寡头在2000年夏秋的失败是俄罗斯国家在1993年以后政权构成以及性质的最大转折点。但是，这是一次平静的转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上层革命。只有在非常强大的联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罗斯政坛完成这场巨大的转折。
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
为了让寡头“远离”政治权力，首先需要巩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器：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总统办公厅；其次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教师、军人、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以及地方的庞大机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经变成一套教条主义的公式，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将摧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都没有遭到毁灭。在20世纪末，一旦没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国内老百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有人预言，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大型工业系统以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系统都将独立于现今由民主派规划、公布和发展的政治之外。尽管民主派领导人曾在1990～1991年号召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特权而斗争，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会那么快、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胜利，以至于他们还没有为接管政权和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做好准备。
民主派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众多零散的小党派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政党。从“民主俄罗斯”到“俄罗斯民主党”，从“俄罗斯选择党”到“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从“改革——新方针”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政党尽管都希望能够发挥政权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又都不具备执政党的品质；而作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政党，“亚博卢”集团又极其弱小。表现得弱小的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当中，该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正教、苏联的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同在一起。
尽管丘拜斯、盖达尔、布尔布利斯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这些活动家也想采取某些类似于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声明，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第二版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政策罢了。看来，将这些人称为“二月革命党人”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正确。要是没有叶利钦以及他长期在自己身边及政府中精心的培植，整个自由民主体制恐怕不能支持两年，就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叶利钦在1993年的主要反对者）三人联盟在俄罗斯不可能成气候一样。
众所周知，总统办公厅在90年代试图发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期间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老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恰恰是在这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临时性意识形态理论并诞生了总统国情咨文。不过，所有这些理论由于变化过多并缺乏说服力而无法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国家机关无所适从，工作情况越来越坏。显而易见，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不喜欢也不珍视作为苏联遗产的国家及其庞大机构。早在1990年，当鲍里斯·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就认定俄罗斯联邦事实上不存在自己的国家机构，其所有主要问题都是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直接解决的。
伊万·波洛兹科夫、根纳季·久加诺夫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并不强大，也缺乏威望，对管理体制鲜有改变。但仅仅过了一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斗争苏联就被摧毁了。由叶利钦及其羸弱班子管理的是一个庞大而杂乱无章的苏联国家机构和机关以及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整个苏维埃俄罗斯经济。而新俄罗斯的领导层无法有效地支配这些遗产。
俄罗斯国内形势非同寻常。在90年代，广大民众人心涣散、情绪悲观，而市场经济艰难、痛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主要以中小型生产的面目出现在商业和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在苏联时期不存在，也并不为社会所需要。从苏联时代开始，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航天部门和能源、冶金、采掘工业的基础部分就几乎停滞不前，还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开始衰落的还有那些尽管艰难但仍勉强支撑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生活、引领大众免受崩溃和混乱的庞大国家机器。在俄罗斯，大约200万人的武装力量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包括几十万名军官。尽管他们很贫困并表现出不满，但仍尽职守。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工作的还有几十万名特工人员以及那些拥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其他人。但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充分肯定。一旦这些人被边缘化，国家安全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经常消极对待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和腐败行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5)
主要公务员队伍以及从事管理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城镇、乡村、州、边疆区、特大城市、联邦政府，甚至总统办公厅、国家杜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处境更坏。这些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实质性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许多先前拥有的特权失去了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纪律涣散，在失去了明显前途和稳定领导的情况下，不再认真理会政治人物的指示；几乎整个监督国家机关的体系都已经全部瓦解。
状况悲惨的还有民警系统，检察院、法院和教养惩戒系统以及消防系统。几百万在军工综合体里工作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被极度贫困所折磨，备感屈辱，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持这种感觉的还有几百万教师、医生、大学讲师、文化活动者和中下级公务员。科学家、教师、军官、急救人员以及劳动教养所的工作人员们纷纷罢工、绝食甚至自杀以示抗议。恰恰是这些受过教育、尽职守却又对自己处境感到沮丧的广大民众，构成了新的、按照社会经济特性来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