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场从社会底层发动起来的革命，所以其中并未伴随着阶级革命中所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但在俄罗斯，正是人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抗议构成了变革的基础。1999年底，俄罗斯社会怨声载道，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俄罗斯在1997～1999年的局面是，社会底层不想再像以往那样生活，而上层也无法再按照先前的模式管理国家。这时，这里所缺乏的只是一些主观因素，包括新思想、政党、明确目的和领袖人物。
而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一位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新领导人走上总统职位后，整个国家的局面开始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在解决危机方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所领导的竞选联盟在1999年秋天继续朝着化解危机这个方向前进。普京与普里马科夫相伴并行，不过前者手中拥有权力的所有主要杠杆，并且非常善于最有效地利用它们。改变衰落的局面并不是靠混乱，而是靠克里姆林宫改朝换代以及自由选举。当然，正如我们在2000～2002年所看到的那样，上述一切不过是一场巨大变革的开始。在俄罗斯实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政治领导团体，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无法实现自己已经开创的事业。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该如何判断2003年的政治事件。
从很大程度来说，寡头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必然规律。对国家而言，再也无法忍受下面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几百万在国家机关工作、拥有良好职业技能并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视，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些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冒险家、犯罪集团的头目和阴谋家们不仅在恣意享受，而且还继续毁掉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并走上总统宝座绝非偶然，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普京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成功”这样的非凡成就，首先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时代要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逻辑相吻合。
在谈到必须“走过一段弯路”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时，鲍里斯·叶利钦尝试走一条违背合理的社会发展逻辑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宁也曾想向落后的俄国立即输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结果却爆发了内战和红色恐怖。当时，只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才得以被拯救出来，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
在历史上，这种类似事例并不鲜见。
普京正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费城问讯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俄罗斯代表团提出一个著名问题：“普京先生是位怎样的人物？”回应她提问的是俄罗斯代表们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大厅里的哄堂大笑。又过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样是这位女记者，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普京先生要将俄罗斯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阿列克谢·库德林对此解释说：普京是位法律专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会损害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答案很难让人感到满意，因为这只是保证遵守法律，而非帮助确定国家性质。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亚历山大·伊万琴科和阿列克谢·萨尔明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后退回未来？”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多有指责和警告，作者们认为，普京过度迷恋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权机器，但却放过进行必要改革的时机”。 但几位作者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正面的阐述。在高等经济学院的一次有关2000年年终总结讨论会上，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丧失很多次机会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却称之为“伟大转折的一年”。但是，后者没有说明这种转折从哪里开始、奔向何方。
《独立报》为瓦列里·费奥多罗夫、维亚切斯拉夫·伊格鲁诺夫、列昂尼德·约宁、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西蒙·科尔东斯基、康斯坦丁·特鲁耶夫采夫等人的发言加上了下面这些没有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的标题：“普京将俄罗斯冻结了”、“普京——国家机关的人质”、“普京执政——这是革命的末日”、“精英们不理解普京的纲领”、“真相大白那一刻尚未到来”、“专家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世界缺乏全面了解”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的政策和工作深表不满，但他并没能列举出任何事实和证据，只是一味地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灌输普京是想同时保存“犯罪寡头体制”和建立“警察国家”的思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6)
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来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的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通常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自1933年起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活动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国家调控仍在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西欧各国当中，其经济的国有经济成分非常强大。而在更为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保证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帮助民族资本家能在与更为强大、更加富有的对手进行竞争中得以生存，甚至继续发展。韩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制定的。在近20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智而小心翼翼地将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与经济发展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的论述非常精辟：“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第一位开始使用它的人是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多次写过：“开始让资本主义生产实现国有化，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与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里，对于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使用的是其他概念。在西欧国家中，通常将那些国有企业归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认为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产物和二战结束以后的初期左派政府的遗产。
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曾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那些主要靠古拉格（集中营）囚犯们的劳动建造起来的生产核武器的各种大型工厂，应该属于哪种形式的所有制呢？在这里，使用18世纪的“官营”企业这个称谓更为贴近实际。那么，如今的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是哪一种形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中就会看清楚了。
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大型私有资本将会保存下来，但它将被置于国家一定程度的监控之下。得以保存下来的还有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国防生产领域以及某些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但是，不应当为各领域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制造障碍，而应支持其各种形式的自我管理。对此，作为著名的医生和政治家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表现得最为积极。所有主要的社会保障形式都将保留下来。
实际上，俄罗斯今天所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与法国、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公司和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有很多需要非常认真地从科学、经济、社会、政治学、社会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加以研究。所有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俄罗斯获得很好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市政资本主义”，圣彼得堡市、萨马拉州、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地区都实行了调控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得较为顺利的是“莫斯科模式”，这是在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领导下于10年前开始的。在这些市政资本主义模式中，我们看到其中既有许多优势，也有不少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在21世纪初不仅拥有了一位新领导人，而且还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几十年。
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登上权力顶峰之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既没有组建好自己的班子，也缺乏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因此，他拒绝发表声势浩大的宣言，直到其经济纲领伴随着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形成。早在1999年秋季，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联邦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讨论和解决众多的具体问题和事务。很显然，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在同时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由他做最后决定的问题数量显著增加。
就连在总统竞选期间，普京也没有能够制订和公布详尽的经济纲领。对于许多问题，普京都不拒绝回答，他没有选择沉默。不过，他显然在刻意回避匆忙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将他循序渐进制订的经济纲领看作是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1999年12月，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比较宏观地公布了自己的某些经济纲领。《生意人报》和《独立报》对此做了转载。2000年2月、3月，普京用不同的形式公布了许多材料，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施政的目的和任务。这些材料还见于普京在对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以及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当中。大多数拥有健康思维的人并没有反对这些文件。在《首脑人物谈话录》一书中，普京详尽阐述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建设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其中大量篇幅和整个章节已经在俄罗斯的许多家报纸上刊登了。
当然，也有针对普京纲领性材料的批评。例如，长期以来就积极支持亚夫林斯基的《共同报》及某些其他报刊称普京的纲领是为“头脑简单者”而制订的。我不想参加到这种辩论中去。归根到底，俄罗斯的经济纲领是为全体人民制订的，而不单单是为在亚夫林斯基身边、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看成是“精英”人物的知识分子们制订的。
普京的文章和讲话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国家主义者”、“文明的爱国者”等定义完全相符。普京谈到了社会伙伴关系，对儿童、退休者、病人以及低收入者权利的保护。他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简单地谈论原则，而是真真正正地认为它更加高效。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非常刻板、一成不变。显然，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亚夫林斯基那样夸夸其谈的人，与盖达尔、丘拜斯这样的激进人物也相去甚远，与久加诺夫这种顽固落后分子更是格格不入。当然，普京也非狂热者和蒙昧主义者，这两种人今天在俄罗斯还为数不少。恰恰是这一点，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7)
在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各种政党、流派或一些专家团体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建议和提议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右翼阵营的经济学家们也制订了几个诸如此类的纲领。早在1999年12月初，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谢尔盖·基里延科就曾往位于白宫的普京办公室递送了一份宏大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纲领。从自己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份厚厚的纲领。而一些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则提议，“一切从头开始”。
认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进自由主义纲领的是“自由主义使命”基金会，其领导人包括叶戈尔·盖达尔和叶夫根尼·亚辛这两位“自由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高等经济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等机构参与了这一纲领的起草工作，而这份纲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颇为欣赏。2000年4月，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斯坦利·费希尔曾经来到莫斯科，亲自了解俄罗斯局势和这个国家的新总统。
激进自由主义者明白，俄罗斯老百姓再也无法承受类似“休克疗法”的任何新的尝试。因此，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建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要利用自己的声望，而且还应当采取极权手段来完成新一轮激进经济改革。阿尔法银行总裁彼得·阿文还曾向普京提出建议，希望他借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经验(“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与独裁的混合体)。这位银行家称，他曾几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谈起过这个话题。
有证据显示，普京曾认真研究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普京任命了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作为自己的经济顾问，后者以前曾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但是，普京也明确宣布，他拒绝接受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制、“休克疗法”和“新革命”的思想，他将致力于以建立“可控市场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改革。
起草特别宏大的右翼自由主义纲领的还有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的专家们。德米特里·利沃夫和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未来10～15年的经济发展纲要。非政府科研机构“俄罗斯管理学院集团”领导人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基也主持起草了“俄罗斯发展战略”文件。
有影响的独立机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其中发表了类似的纲领。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下，40多位专家用了1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俄罗斯战略：2000年总统日程表》这本著作。自然，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自己宏大的经济纲领，它由谢尔盖·格拉兹耶夫领导的一批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家共同制订，前苏联计委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也参与了该纲领的起草工作。
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与总统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格尔曼·格列夫受普京委托创建了“经济研究中心”。分属各流派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参加了“俄罗斯2010年前发展战略”这一纲领起草工作。2000年4月底之前，文件就已经完成了，其各个章节在俄罗斯报刊上开始进行激烈讨论。由格列夫主持制订的发展纲领遭到左翼出版物的强烈批评，尽管格列夫本人已进入政府担任了经济部长，但他主持制订的纲领却没能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础文件。
最近1～2年制订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紧急措施纲领成了政府工作的基础。起草这份工作纲领的正是普京，这在他自己2000年7月8日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做了说明。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项纲领都看成是一种补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卡尔·马克思批评欧洲一个主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指出，“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的任何一个实际步伐归根结底都比上千份纲领重要得多。我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复上述这些话。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俄罗斯经济非常复杂，并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个严密的“科学”的纲领基础上向前发展和重建。在目前条件下，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纲领去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各部门的发展纲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存在各种条件和所有制结构，这要求我们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俄罗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市场关系的条件不尽相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与电力能源的生产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看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遗憾的是，俄罗斯此前不久的领导人对于即将在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原则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了解得多。国家的状况并非没有希望，但却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简单方案和捷径。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不是同时，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几百种因素。不难看到，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样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组织渗透到国家机关当中，资本的非法输出，人才流失，尖端技术和科研院所被破坏，人民饮食和健康指数下降，教育水准下滑，社会保障缺乏，贫困，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破败，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冒起——这一切都好比是船只底部的大洞，需要人们经常去修补、堵塞。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8)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选择与上述过程相妥协，就像国家无法与由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剧变所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必需的稳定，而国内经济也摆脱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民经济不至崩溃、国民避免饥寒交迫，俄罗斯执政当局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解决局部问题，他们需要努力为未来做准备，为未来10～15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国家利益和机遇的政策基础。今天，国家领导层无权搞那种不依靠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
当然，也有很多只能由专家们进行专业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局部问题和专门问题。不过，还是应由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那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而不是单单吸引职业经济学家参加。怎样总结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国的“最高权威”
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长时间都在进行选择：是等待着别人为我们提供建议、帮助和贷款还是立足我们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支柱来发展国家。要是俄罗斯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确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那将是一个弱国的无奈选择，也将是一个软弱者的选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强大是惟一现实的选择。强大而自信国家的选择并不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强大的国家为敌，而是要和它们和平共处。” 这是普京立场的主要出发点。
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从高度集中的防御型向自由市场型经济过渡，从单一意识形态体系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体系过渡，从专制向民主过渡，从超级大国地位向更为谦虚的国际地位过渡，从惟一的苏联向松散的独联体过渡，从与西方进行冷战向双方展开合作过渡，从完全禁止、责难私有财产向支持私有财产过渡，从合作社制向私有化过渡——这些就是过去10年新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情势和条件，这些都没有任何可类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范例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一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选举为自己的第二届总统。
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忽视了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苏联经济学在20～3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占据，经济学家对50～70年代西方国家科技革命的概念中所反映的那些进程缺乏一个很好的了解。因此，俄罗斯今天必须关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1991年底，利用这些经验的合理举动遭受破坏。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1年11月，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就着手在莫斯科创建规模巨大的“自由主义改革总部”，而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以杰弗里·萨克斯、安德斯·奥斯隆德等为主的外国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外交家小组。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华沙帮助波兰制订了“休克疗法”纲领，现在，他们又急匆匆地赶到了莫斯科，期望这里能给他们带来新机遇。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9)
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十分重要：并非俄罗斯的政府部长主动从西方高校和经济研究中心找来这些人，而是这些西方专家自己找上门来，与俄罗斯的新部长会见并向他们提出帮助俄罗斯的建议；但是所有参与制订俄罗斯改革计划的外国专家都有很高的报酬，而非免费。
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委员会，还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小组（超过100人）。尽管从形式上来讲他们的身份不过是顾问和咨询专家，但实际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不署名的工作风格，一些外国专家小组成员参与制订规则、指示，甚至还帮助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草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主要顾问的办公室都设在了老广场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
安德斯·奥斯隆德，这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瑞典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并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复杂的人在自己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这让我这个老苏联问题专家印象深刻。” 他不仅感觉自己寻找到了自尊，而且还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国专家办公室才从这里搬到名气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这些专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杰弗里·萨克斯，他曾担任过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国专家才开始离开莫斯科。
对于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这些西方专家后来有多种多样的评价。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自己的名字和俄罗斯的改革命运紧密相连表示遗憾，他本人对改革成果评价很低。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败，甚至而言，在俄罗斯遭受的失败要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更显而易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相比，安德斯·奥斯隆德为自己曾经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确信，没有他的帮助，俄罗斯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改造的主要目标也不能成功实现。
从1995年夏开始，尽管还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每年来俄罗斯2～3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俄罗斯政府事实上已经开始习惯在没有常驻莫斯科的外国顾问们帮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许多滨海地区的煤矿因为亏损被关闭，其后果是，几千个矿工失业，他们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滨海边疆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能源危机。
根据丘拜斯的提议，俄罗斯在1996年初邀请了美国选举事务专家小组前来莫斯科，寻求他们对叶利钦竞选连任第二届总统的帮助。1997年，阿纳托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后，又再次邀请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来到莫斯科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人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机令那些眼睛曾经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数自由派改革家惊慌失措。政府智囊团的专家们以及媒体已经不再将波兰和美国作为仿效的范例，而是开始向遥远的拉丁美洲学习，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几家俄罗斯报纸的观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经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华别墅里平静地过着日子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取经。不过，他们对阿根廷的浓厚兴趣则保持得更加长久。1998年秋天，在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上都可以看到标题为“阿根廷在帮助我们”的文章。应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个人的书面邀请，阿根廷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来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尔诺梅尔金将卡瓦略称为“现代经济思想之父”。卡瓦略为切尔诺梅尔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长们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咨询，并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对俄罗斯的国情知之甚少，并明确表示他不准备提供任何具体建议。
在那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够为俄罗斯创造奇迹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迹”成了海市蜃楼。在2001年底，这个气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处是激动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个月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总统宝座；国家实施了紧急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让俄罗斯报刊杂志感到震惊，它们不情愿地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是俄罗斯采纳自由主义主张，借鉴阿根廷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经验，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鲍里斯·叶利钦准备支持任何一种新的“休克疗法”模式。
幸运的是，随着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俄罗斯政府对外国模式和“最高权威”的浓厚兴趣迅速消失，尽管，这时仍旧有一些政论家继续鼓吹俄罗斯要搞“拉丁美洲模式”，并建议俄罗斯在广阔的地区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国的经验。
应该看到，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水平暂时还很落后，这是一个毋需证明的简单事实。在俄罗斯，甚至还没有100～150名专业不同但素养都很高的经济学家，因此也就无法做到由懂专业的内行来领导国家经济改革并培养新的干部。尽管人才流失严重，但俄罗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仍然具备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家才能营造出来的科研氛围。不过在经济学领域，俄罗斯却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科研氛围。这里，只产生过几个有声望的学者，但是他们只懂得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0)
苏联经济学曾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别项目的发展还背离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才出现了几十个规模不大的经济中心、科研所、基金会和团体，诞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学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产生世界级水平的大经济学家，还要做好15～20年时间的准备。现在，在俄罗斯最有声望的大经济学家仍旧是那些行政机关里的高官们。在90年代初期有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绍欣，1996～1997年有亚历山大·利夫希茨和叶夫根尼·亚辛，2000年有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不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对于他们的所谓威信嗤之以鼻。
随着这些人从高官位置上淡出，其声望也丧失殆尽。在今天的俄罗斯公民心中，还有哪一个人会去相信阿纳托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经济学家呢？不过，为使丘拜斯所计划的、对俄罗斯“统一动力公司”进行大规模能源领域的改革获得成功，仅仅具备行政管理才能还远远不够。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鉴外国经验——而且还是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进行的电力改革经验。
上述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完全拒绝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应当更加稳妥地进行、速度要放慢一点，并且，必须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积累到必要的经验并较快地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经济领域的干部。现在，还很难看得清“老一辈”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实质，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得到必须的信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对政权机关、对那些制订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经济学的基础。
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杂志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亚历山德罗夫带着令人惊奇的语调写道：“可以从认识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导致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最终选择了哪种模式，而是国内民众的情绪——他们对所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准备。”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改革家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罗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就写过一本《信任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实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的信任、对改革政策和所有权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问题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体制在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稳固的。当普通民众认为执政者都是“骗子”的时候，在经济学家承认俄罗斯确实存在着“谁也不相信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期望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像以前一样，居民将自己挣来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继续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将账户开设到国外银行。恰恰是由于失去了苏联公民的信任这一主要原因，才导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却又在1992年上半年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整个改革纲领并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叶利钦所取得的为期十二个月的特命全权体制得以施行下去。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争论，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方式实施了那个将俄罗斯推上“不归路”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奥斯隆德曾经领导了盖达尔的顾问团，就连他也这样解释俄罗斯所确定的改革战略：“在东欧各国中，结构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规模都不小，但是，俄罗斯结构改革的规模更大。我曾预计，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间，这意味着比波兰还要高。人们可以用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何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当社会充满迷惘情绪以及各个利益集团还无法完全评价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时，通过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击是必要的。” 甚至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马科夫政府成功地将俄罗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从而使政府得到了民众长达8个月的支持。在这里，阿·丘拜斯在“统一动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这场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通过将外国投资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当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动力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有谁还打算将钱投向这家公司呢？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拥有和管理着哪些资产，而且也很难了解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拥有哪些资产……
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