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 比较而言，斯大林则要谦虚得多，他曾号召苏联劳动者用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在10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场让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机中，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了恐慌。不过，一部分更为激进的货币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塔季扬娜·瓦洛瓦娅、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莲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康斯坦丁·博罗沃伊等人则主张继续进行“宏观经济试验”，缩减社会保障，强硬性确保稳定，甚至恢复国家短期债券市场。“市场为我们安排了这场试验。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建成资本主义，谁也无法保证，这次学习将是免费进行的。” 归纳起来看，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强劲发展的承诺在1991～1992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内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承诺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连曾经连续几年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亚历山大·利夫希茨也请求这些激进主义者保持冷静，因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商店正关门盘点货品”。一位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曾公开承认，“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硬挺着的货币主义好不了多少”。
自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激进主义者的左右两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开始不时地向总统发出呼吁，要求尽早通过动员经济纲领，对财产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并通过扩大对大笔财产征税、没收充公等办法偿还俄罗斯所欠付西方国家的债务。与此相反，格尔曼·格列夫也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中包括建议通过减少国家预算支出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写道：“制订这个危害性极大的纲领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实质。在有计划地减少收入低于生活贫困线的居民比重这一最重要的优先任务上，格列夫的纲领存在不足。” 经济学家纳塔莉娅·利马舍夫斯卡娅认为，格列夫所推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这“会加快大部分俄罗斯居民贫困化的速度并摧毁国家的人力资源”。《独立报》在一篇题为《这个纲领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还过分》的文章中，对格列夫的纲领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批评。 《独立报》作者、教授弗拉基米尔·拉祖瓦耶夫坚信，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听从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盖达尔改革的翻版即将来临。这一回——它们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实施起来会更有成效。而那个几乎让所有俄罗斯人都讨厌的叶戈尔(即盖达尔—译者注）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这一次错了，他是在用愿望来取代现实。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过是在详细研究并将这些改革措施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完全自由主义的税收改革已经开始并在逐渐拓展范围；土地法典、民法典、劳动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已经认真制订完成，并经议会通过、总统签署；住宅公共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在分阶段地准备或已经进行；旨在提高而不是减少对退休者、残疾人、低收入者、儿童和老战士的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退休改革”也正在进行。
“自由主义”的概念是从“自由”一词衍生出来的。经济学需要自由。它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是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必须坚持、并且是必须理智坚持的伟大价值观。众所周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王国，而资本主义则是压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叶戈尔·盖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普京总统有80%的可能性会完成他们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与俄罗斯那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头脑更容易诞生自由的口号，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首创的自由口号。在很大程度上，盖达尔、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败坏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声誉，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这些概念简直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带有强烈犯罪特征的无政府主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3)
在今天，经济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积蓄所有力量，旨在对其必须存在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施加影响。这应当是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的自由主义，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认真研究。
巩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联邦委员会上所做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
这是惟一明智的立场——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欧洲，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成为主要的发展因素，而国家从来不会只扮演一个“夜间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领域最有名的权威，曾被普京视为榜样，他指出：“具有现代意识、并清醒认识自己职责的国家和政府不会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夜间瞭望哨’这一角色。” 21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通常打一些其他的比方，他们把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比作方向盘和船帆。
在本章前面，我曾经写到过国家在现代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在俄罗斯，当前的局势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调节的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国内健康的市场机制，其中还包括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私有制。这里有一种观点：国家一旦远离了经济，千百万民众经营活动的主动性就像打开了湍急的河流闸门一样，一发不可收。然而，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一旦这种情况变为现实，它就会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闸门是打开了，但是小河里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却混进了脏水，还会有毒液。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奇迹并没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时，在被国内战争摧毁的俄罗斯尚有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另外还有几千万中农和富农。按照列宁的话说，这是一股“每天和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但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这一小商品生产成了俄罗斯经济向前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可惜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被毁掉了，再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在俄罗斯，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另外一些劳动动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居民社会构成；只是在服务行业和商贸领域还保留了一些个人的主动精神，不过，它们也只是以“影子经济”的面目出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它的科学保障、干部培养、交通运输、供应、城市系统、电力和国防，所有这一切都不向私人生产开放，而只是为大型国有和合作生产所独有。
在苏联只有非常少的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愿望进行个体生产。在过去的70年时间里，俄罗斯一直都在与“私有者”展开连续不断的、严酷的斗争。这些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早期”的镇压活动，这不能不对人民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国家机器还在经常地、严厉地打击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块土壤中，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无法结出硕果。当然，也有非常个别的幼芽几乎是从不毛之地上顽强地窜了出来。在我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新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几家私人的食品商店、两家咖啡屋、一间不大的格鲁吉亚风味餐馆。在这个小村子里，还有一家不大的木材加工车间，玻璃和花岗石作坊也经营得不错。在自己父母的自留地上，年轻的企业主尤里·克尼亚泽夫建了一个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效益却很不错的金属构件加工厂。在这里，工人们将从意大利进口的铝制半成品生产加工成20多种成品。上述所有企业为100多个来自莫斯科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要知道，在那个村子里，大约有500户居民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当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园子，但是饲养生猪和奶牛的尝试却很不成功，因为猪肉和牛奶的价钱都很低。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这个村子与莫斯科这个大都市很近，村里的许多居民靠出租住房或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地上打工来维持生计。
最近10年里，我仔细地观察了曾是历史老师的马拉特·库尔马耶夫创建并领导的“霍比特公司”的发展。它从一家不大的生产和经营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大型公司，其特色是将新技术应用到建筑工业中。这家大型工业联合体的总部和主要车间都设在莫斯科近郊的柳别尔齐市，为几乎2000名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和后勤服务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现在，“霍比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金属顶棚生产商；此外，它还与一家很好的德国公司合作，利用德国的设备大规模生产塑钢、木制和铝合金门窗型材以及其他许多建材。
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俄罗斯纺织康采恩“潘因特尔”，它走过了一条从一个很小的合作作坊到大型轻工企业的路。现在这家企业有2000多名工人、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师和销售人员。这家不仅在莫斯科闻名的企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亚历山大·潘尼金于2000年底去世，享年只有52岁。正如他本人所说，现代“俄罗斯工商主”的处境非常艰难，其中充满了冲突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4)
马拉特·库尔马耶夫、亚历山大·潘尼金、尤里·克尼亚泽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功完全是例外。到2001年，俄罗斯近10年来出现的新型私营工业企业还占不到工业生产企业的4%。在农村，私营公司更少，2000年和2001年，它们不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在这里，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生产规模。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部门发展最快和最有效的是在贸易和服务领域。苏联时期，这些经济部门很不发达，而正因如此，个人积极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私营经济部门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就可以快速获得回报。俄罗斯公民没有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投入必需的资金，而谁也无法做到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建成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家尝试通过顺利地、而且几乎是无偿地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来改变这一情势，但是却没有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水平得到提高。多数情况下，私营工业部门的成效并不明显，而是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控制体系的假市场金融工业集团。
俄罗斯前经济部长雅可夫·乌林松承认，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三届政府的运行都是在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所有者这一公理的基础上开展的。乌林松确信，在对1997～1998年俄罗斯企业的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查表明，有散户持股的、没有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情况要比纯国有企业好。 不过，这种来自为数不多的企业、且周期过短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误导人们。总统经济顾问安·伊拉里奥诺夫在一次接受记者提问时宣称：“根据定义，在任何市场、任何时候，国家的经济活动从来就不会是最合理的。在帕累内托的经济学中，只有私营部门的经营活动效果才是最佳的。”
我认为，这些伪科学的论断既与西方、俄罗斯的实际不相吻合，也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去遵循那些连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都搞不清楚的复杂的优选法数学理论呢？——要知道，它还是早在19、20世纪之交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内托创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曾经遭到过包括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引起一番争论。事实上，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财产拥有者的观点并非公理，而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教条。这就像蒲鲁东的那个“财产就是盗窃”、私有制恰恰是人类最大恶习根源的观点一样。
不应当全盘否定私有制，但也不应当过高评价其作为经济学中原则和刺激因素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集体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些企业由外国所有者经营时就变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国资本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烟草工业以及大部分啤酒厂和糖果厂）。
俄罗斯媒体中曾经公开不少资料，其中显示一些大的企业被私人所有者收购后，效益得到了提高。
众所周知，所有俄罗斯快速发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属于私营部门。圣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厂”和“北方钢铁厂”在私人控股以后，企业规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与此相似的还有“蜂窝移动通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营生产的辩护士在这里经常混淆因果关系，因为私营资本恰恰会经常投向那些它认为会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门。近些年来，俄罗斯的石油部门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因为它们进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营部门进入石油领域恰恰是由于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罗斯，有谁能够把工厂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门和烟草行业那样大呢？
在另一些俄罗斯报刊中，也曾经公布了不少材料，其中显示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大型企业在转为私人所有后，其经济指标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极后果也反应在一些从国家转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业中。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谈“吉尔”的命运。这家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产生了巨额亏损，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决心购买这家工厂，作为其市有资产的一部分。只有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进行长期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严肃的结论。不过，总结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转到市场方向上来但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调控因素的企业以及那些国家调控成分占主导、同时也存在市场关系成分的企业效益最佳。在这些企业中，刺激因素和个人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公司的经理阶层，而且还有工程设计人员和车间领导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人去干无利可图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经营较好的圣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厂”，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苏联时期，它的生产规模拓展了十几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实质性的重组后，这家工厂的生产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长，建立了整个子公司体系，并与明斯克汽车厂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企业展开合作。和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一样，“基洛夫工厂”曾在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盈利，甚至还有亏损，而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这里的工资水平、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工人相比，有了实质性提高。
在经过了几年下滑之后，著名的“俄罗斯农业机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大型农业机械制造的公司开始复苏。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生产情况好转。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纺织、鞋类制造工业的危机还没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来自亚洲和西欧进口商品的强烈冲击。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5)
不能不说到一点，将自由和私有财产以及个人主动性奉为神灵的基金改革派并没有真正去关心俄罗斯国家新型企业所需要的帮助，也没有去关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主事实上处于一种缺乏保护的状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的自发行为面前。在许多情况下，取代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并非“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那只可以触摸得到的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渗透到小商小贩那里，而且还扩展到整个工业和贸易、银行和交通体系，甚至是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各地区。为免于犯罪集团的渗透，许多运营良好的私营和股份企业不得不建立起一个由前苏联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退役将军和军官领导的强大保安机构。如果企业不能建立这种安全体系，那么它就不得不向官员和黑社会团伙支付经常性的、繁重的、并且有损尊严的保护费。这同样让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商业报纸写道：“观察俄罗斯沉重的经济状况时，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罗斯社会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败现象。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掠夺苏联资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进程则完全被腐败弄得扭曲了。这种状况继续被许多西方战略学家所忽视。对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来说，犯罪和腐败是最主要的障碍。没有对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和合同实施的有效保障，不解决关税、纳税和办理许可证等问题，外国投资根本不可能进入俄罗斯。西方国家必须明白，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她正在走的是一条通往经济崩溃、犯罪集团掌控国家行政权力的道路。人们很难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执政者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对国家、民族以及国内企业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
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走进了白宫和老广场的办公室，其中有一些人还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专家》杂志认为，恰恰是这批经济学家特别推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公式——即“政府所占比例越少、越廉价（预算用语），那么国家就越富有，经济越自由”。 不过，诸如此类的公式完全是庸俗的教条，尊其行事会很危险。
在米·卡西亚诺夫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政府计划将那些没有效益的、国家并非一定要参与的财政预算资金分配控制到最低程度。在最近5年里，政府开支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降到了32%～35%。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预计还可下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这段引语的第一句话并不会让人们感到怀疑，不过，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将政府预算开支的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作为需要完成的目标。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气候寒冷的国家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36%的政府预算开支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除了国家和政府，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像铺设贝阿铁路这一规模宏大的工程并开发铁路沿线的整个地区？众所周知，投入到此类项目上的资金只能在许多年之后才能返还给投资者，但是，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这种投资的私人资本家。在外贸领域，俄罗斯不能推行安·伊拉里奥诺夫所建议的自由主义政策。他的反对者认为，推行这种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拒绝保护国内市场。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俄罗斯应当学习美国的做法，而不是日本那种非常严格地控制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做法。安·伊拉里奥诺夫有很多反对者，其中不仅包括左翼政党，而且还有右翼政党的经济学家。这些反对者的论据比伊拉里奥诺夫的论据更让人感到有说服力。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基础不应当是论据，而是实际经验。
只有在认真研究事物的实际状况，而不是研究市场的抽象推理之后，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才刚刚起步。我确信，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美国和西欧国家那样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遵循的只能是具有健康理念的意见，而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教条。在俄罗斯，尚没有很多市场经济的重要机构和经验，而这不是靠政府或是总统的决定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几十年工作经验的积累。目前俄罗斯还不存在真正的资本市场，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大部分能经营的土地还没有进入市场关系范畴。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因此，只有在深化、拓展和巩固国家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中健康的市场关系才可能得到深化、拓展和巩固。
支持现实经济
经济分为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我归入现实经济的，不仅是那些为人民提供有益商品与服务的部门，在更广的意义上，现实经济是考虑当代世界中现实事物的经济。
在90年代，俄罗斯迅速建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尝试走入了死胡同，而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许多现实因素与基础。在理智上可以控制的现实经济中，国家与私人经济的活动不应该使国家的财富减少，而应当使其增加；应当是积累，而不是消耗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但在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时，找到并实施某些最佳的办法是非常困难的。在经济部门中，不仅有很多虚拟的，还有很多是寄生的，比如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但我们不能仅仅靠惩罚手段来解决毒品交易的问题。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一些广大地区，当地居民正是靠毒品生产谋生，虽然这些贫困国家的毒品生意毁掉了发达富裕国家的几千万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6)
烟草与酒精工业的危害要小一些，但同样复杂。直接禁止这些工业生产，不仅对经济不利，也会损害人民的健康，因为这会导致黑加工窝点扩大、走私猖獗、假货泛滥。现在的世界也不可能杜绝生产武器，尽管无休止地生产与扩散武器，不仅可以让生产大批现代武器的国家破产，也让购买这些武器的国家破产。60年代在贝加尔湖畔建成的纸浆制造厂生产使国家受益的产品，但这种生产总代价太大了。
对于英国来说，不列颠银行体系是已经使国家受益了两个多世纪的现实经济，但是在新的俄罗斯迅速产生出来的商业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虚拟、甚至寄生经济的例子。到1998年为止，俄罗斯“年轻”的基金市场对现实经济不是有利，而是有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甚至可以不提巨大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经济）角度上，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经济都称不上是什么典范。在苏联中央集权的经济中，对部门成绩的评价主要靠总产值指标。当然，这样的指标是总结生产活动的结果所必须的，但是将这些指标绝对化，则导致了人为地扩大总产值，创造虚拟的价值。工厂重视产量而不重视质量，生产出的都是生产率低下，本身已经老化、而且非常昂贵的设备；人们关心的是牲畜头数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不保证产量的增加、生产效率的增长；载重车司机的工作汇报不是计算利润，而是汇报运量是多少“吨/公里”，他们将“剩余”的汽油都倒在路旁的水沟里；莫斯科的洒水车甚至下雨时还在工作……
遗憾的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最大利润指标取代总收入指标并未能增加现实经济的效率，反而产生了新的虚拟经济。最大利润并非靠投资于生产领域来获得，而是靠金融金字塔与外汇交易，将预算资金用于投机伎俩，或者是靠滥捕滥伐的不文明进出口贸易。商业银行不向现实经济投资，而是从中榨取大量资金，将其送入金融大亨的口袋里。
在俄罗斯9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条件下，苏联经济的许多部门都垮台了，比如农业机械制造业和机床制造业。有人对我们说，用不着可惜和拯救这些收益低的行业。但这一结局中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健康竞争的自然结果。俄罗斯的机械制造业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将生产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机会。
俄罗斯的耕地面积广大，对农业机械的需求量大，种类多。合理地使用效率和质量都更高的进口机械是必须的，而价格更低、并且往往又是更符合俄罗斯现实情况的国产机械也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的周转资金被没收，农业也失去了贷款，这不仅导致了农业机械制造业的衰退，而且使国内农业整体崩溃。只有一部分国产汽车制造业避免了总的衰退，因为许多中等收入的俄罗斯人不仅想买，而且也有能力购买价格不太昂贵的汽车。
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在行业内或地区内资金由低效率向高效率企业流动的合理机制，但是却出现了许多隐瞒资本、将资本转到国外——成为某些灰色人物私有财产的其他机制。20世纪90年代，原来用于维持军队、军事技术、情报侦察、安全机构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了。但这些节约下来的经费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停止对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慷慨援助，并没有给新俄罗斯带来财政开支上的宽松，而相反，俄罗斯的外债反而迅速增加了呢？还有，原来用于共产党机关的开销和意识形态工作、共青团、报刊检查的经费都消失到何处去了？
巨额财富被盗走了，被毁掉了，被运到了国外，或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俄罗斯的“原始积累”阶段太令人惊诧了！
俄罗斯的经济没有彻底崩溃，这并非得益于自由派的改革与市场，而是依靠能源和其他原料的出口，出口的方向是20世纪60～70年代就确定好的。实际上，这是对以前苏联政策的延续。只是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石油换来的美元主要用于扩大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而叶利钦时代，同样是这些美元，喂肥了为数不多的大亨、有影响的官员和一些地区的领导，由此使这些新精英们的特权扩大了几倍。与此同时，新的地矿资源的勘探大大削减，开采领域也远非所有的技术设施都得到了改善。
原料产业、冶金工业、首先是燃料能源综合体，这些在近十年、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都毫无疑问仍然将是俄罗斯经济的基础。1998年和1999年，按产品销售额，排名前十位的大公司有 “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等六个石油公司，还有“诺里尔斯克制镍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些公司同时也出现在市场价最高的名单之中。
按照利润排名前十位的成功公司中包括“俄罗斯-萨哈金钢石公司”与“北方钢铁公司” 。但是，原料行业获得的不菲利润，几乎没有投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1991～1996年，俄罗斯钢铁制造业在工业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从31%下降到16%，轻工业所占比例从12%降低到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降低到原来的一半。投资总量中按照比例计算，机械制造从10%降至5%，农业从32%降低到10%，而原料行业比例从10%上升到46%。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并不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表现，而是健康发展的征兆。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在《输出原料并不可耻》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没有必要以‘盘剥原料行业’为代价，来扩大对农业和加工业的补贴或是对工业的拨款。”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恢复机械制造业与其他“死胎式的工业综合体”，而是发展更强大的原料行业。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7)
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公开的殖民思想，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俄罗斯的原料是宝贵的商品，加速生产用于出口是不理智的行为，毕竟也应当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些。我们的原料行业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提供工作机会与饭碗。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企业位于俄罗斯的偏远地区。1996年，原料出口占俄罗斯对外出口总量的70%，占物资生产总量的3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但在这些行业只有30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只占俄罗斯工人总数的5%。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是人所共知的。据专家1992年估算，国内已探明储量、经过计算、纳入平衡表的50种矿产就有30万亿美元。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再有如此丰富的木材、淡水和洁净的空气。俄罗斯经济的落后与人民的贫穷是对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的批评，也包括对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的批评。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是人民的财富，不能将其私有化。这些资源是丰富的，但并非不会枯竭，因此销售资源换得的财富，应当服务于俄罗斯整体的发展，包括工业、农业、科学与科学密集型产业、教育与文化体系。国家有义务保证这些。不过，在格列夫制定的经济发展纲要已经公布的那部分里，并没有国家监控国民经济基础行业、首先是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内容。这引起尖锐的批评，也是很公正的。
早在1998年8月17日之前，市场就开始将俄罗斯的经济转向加工行业。1997～1998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中，排名前二十位的有两家航空工业公司、红色索尔莫沃造船厂、“波罗的海”啤酒厂、“费莱茵”制药公司、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伏尔加钢管制造厂、巴什基尔制镍厂，两家轮胎厂和列宁格勒钢铁厂。这一健康趋势在1999～2000年也得以保持，新加入到此排名表前几位的有：“卡马兹汽车厂”、“莫斯科人”汽车厂、“别尔姆”发动机厂、“顿河烟草公司”等等。 但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近些年来，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的，正是原来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科学密集型企业、或者说是高科技企业，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防工业的一些军工厂。
这个问题最近两年引起俄罗斯报界的特别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普京总统的担忧。普京说：“世界市场越来越指向创新领域，指向科学和技术的新经济。在这个市场的竞争中，我们输掉了。” 这一失败很让人沮丧，因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许多科学密集型行业中还丝毫不逊色于欧美，有些行业中生产的产品不仅符合、而且有时还高于世界标准，而价格却便宜许多。但是，苏联那些行业中的大部分都与武装力量的利益有关，因此国家调控的水平和保密程度都很高。这些行业的维持与发展以及军转民项目等，没有国家的帮助都是不可能的。而国家又意外迅速地（也没有足够理由地）不再履行自己的责任了。
今天俄罗斯在科学、科学密集型行业与高技术领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尽管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如此。俄罗斯仍然有六十多个“科学城”，独一无二的科学、生产、教育中心，其中许多都是犯人们以艰苦的劳动在20世纪40～50年代建成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核武器、导弹技术、宇宙研究、生物与生物辐射研究，同时也用于一些基础科研项目。这类中心有些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但另外一些还需要国家的帮助。
俄罗斯在核能和整个宇宙行业领域的实力相当强。甚至美国一些公司的卫星也用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发射。美国航天飞机发生事故，七名宇航员牺牲之后，美国不得不停止在2003年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这一年只有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输送了新的人员。俄罗斯在飞机制造业也占领先地位，包括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年来，俄罗斯的民用飞机在国际航线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空难。但在俄罗斯，正是飞机制造业陷入了困境，只有靠国家的积极帮助，才能找到理智地走出困境的办法。
举个明显的例子。一架老的车床还能工作许多年，尽管生产率会降低一些；但已经陈旧的飞机必须停止客运飞行。为了研制现代化的新一代客机，从设计到批量生产，需要10～15年的时间。这样的资金周转周期不可能引起私人投资者的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但负责运输乘客的航空公司就完全不同，尤其是国际航线（甚至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很愿意投资，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外汇收入存入他在瑞士新开设的私人银行）。
但是，甚至是质量特别好的苏联飞机也不能无休止地服役，而90年代，国家很少向国有飞机制造商们提供帮助。结果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不断发展：小的航空公司要么是被吊销运营许可证，要么是干脆自己停业；大的航空公司则开始租用欧美生产的客机。
解决这一尖锐矛盾的时间还没有被完全错过，但只有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能找到出路。国家也不应该甘心听任原来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破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究市场规律。因为大型飞机、轮船、潜艇的制造，不可能只是依靠字面理解的市场经济原则。
俄罗斯研制与生产的某些种类的激光，超过了西方同类产品。按照专家的意见，俄罗斯符合世界水平的行业有：新材料、催化化学、生物技术、应用数学与程序设计、原料开采与加工厂技术、超导体与激光技术、非传统能源、电子、微电子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8)
上述领域的一些方案，俄罗斯今天可以独立研制，但也可以本着互利的原则，与西方公司合作。近两年俄罗斯报界刊登了许多文章，介绍莫斯科、杜布纳、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许多城市的俄罗斯学者独特而有商业前途的研究项目。尽管20世纪90年代曾有近一百万俄罗斯学者与工程人员移民去了其他国家，专家认为，目前俄罗斯学者与科研工作者占世界总数的12%（美国占世界总数的25%）。新西伯利亚的学者兼研究人员伊戈尔·库兹涅佐夫说：“现实经济部门中，与其他那些把资金投入原料加工业的、没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相比，能最先得到高技术的企业家们可以领先几十年的时间。”
早在苏联时期，在各个科学实验室里就研制出各种不寻常的材料与生物制剂，但数量甚微，只够从事科学研究所需。没人想过，可以将这些发明用于商业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此类项目大多属于机密，而且苏联的科研所也没有商业兴趣。现在，这一商业兴趣出现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科研所需要自己创收，以维持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消息，如萨罗夫市阿尔扎马斯16号原子能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研制出加工金钢石的独特工艺，并计划每年增加生产3000～4000万美元的金刚石首饰。
当然，在发展与鼓励新技术工业的所有做法上，不仅要依靠有经营头脑的学者，同时也要依靠国家，因为国家是大多数科学含量高的生产与科研中心的所有者。国防与高技术生产领域的一些最权威的专家提醒，俄罗斯要有效地支持与推动这些行业，现在所剩的时间仅有5～6年了。其中很多事情还是靠老一辈专家们和传统在支撑着，有些科研设备从70年代末起就从未更新过。
众所周知，印度将经济发展计划立足于发展信息技术，而且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俄罗斯来说，产生这一信息技术飞跃的起点条件，比起几年前的印度应该要优越一些。假若国家与公司能够关注许多离开俄罗斯的年轻学者们，能够提供给他们可以接受的工资条件，他们还是愿意回国工作的。甚至在国家非常困难的1946年，也因斯大林大幅度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和科学家的工资，而保证了苏联许多科研领域在战后的高速发展。
俄罗斯的科研水平现在只逊色于美国，对俄罗斯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21世纪世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对俄罗斯民族科学工业政策详细理顺与分析之后，该领域的两名首席专家多尔戈拉普捷夫与鲁班诺夫写道：“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是全面展开的，这决定了现代社会在战略方向上的发展速度。问题不在于缺少取得应有发展的资源，而是科学工业政策主体缺乏活力，国家政治意志薄弱，社会道德败坏，再加上近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历史失败者’心态。”
改变这些客观与主观状况的时间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
在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偿还债务
2001年春天，拖延向巴黎投资者俱乐部还债事件的发生，使外债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关注的中心。困难相对来说很快地解决了，但报界就此的辩论持续了很久。
据专家估算，到2000年3月，俄罗斯的外债总额为1580亿美元；而到2001年3月，外债总额为1490亿美元；到2002年1月，外债总额变为1450亿美元。此时俄罗斯的内债大概相当于250亿美元。
对于了解俄罗斯国民经济总产量、外贸额、自然资源总量的专家来说，外债的数额并不十分巨大。亚洲、拉丁美洲、东欧许多国家，人均外债负担都比俄罗斯要沉重得多，而美国内债则有几万亿美元之多，但这并没有让美国的有价证券持有者感到担忧，他们还认为美国的有价证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俄罗斯的债务问题中，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数量，而是明显的不合理性。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和俄罗斯开始是借出，后来是借入债务，做得都太轻松，并没有关心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总计数百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债务的清晰有效体系，而财政部长几乎每年更换、政府也常常更迭。对于许多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们来说，偿还巨额债务的义务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向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俄罗斯人可能已经不寄希望于这些国家能偿还这些债务，而是要将其作为冷战的结果而忘却。
8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下跌使美国与西欧国家倍感轻松，但却使苏联的经济环境恶化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主要来源就是石油换得的美元。改革与“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对国家不利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苏联对内和对外军事、政治义务在不断缩减，但是比财政收入减少的速度要慢。这就增加了国家领导对外部财政来源的兴趣。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大胆向西方国家借债”的口号持谨慎态度。“我们如何偿还这些债务呢？”他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尼古拉·施米廖夫回答戈尔巴乔夫说：“历来没有人去偿还债务，大家偿还的是债务每年的利息。”很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的短暂三年内，俄罗斯向西方国家借了500多亿美元的外债，其中200多亿美元是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借来用于国防工业的军转民项目，10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子工业，还有50亿美元预计用于向冶金、化学工业与机械制造等行业投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猜测，从国外得到的大部分美元并没有投资于有前景的项目，而是作为财政的日常花销了。而且外来的几百亿美元甚至没能缓解俄罗斯急剧的通货膨胀，也未能避免国内极度的商品紧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