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众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联盟宫的圆柱厅聚集一堂，为庆祝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10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在大会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尤里·卢日科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奥列格·鲁缅采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文明的民主形式。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间成功地适应生存，证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征。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与基督教运动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顽强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对西欧青年运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青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运动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让俄罗斯回归欧洲，那么没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好的政治通行证了。”
意识形态的抉择(9)
我从总体上同意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欧的情况如何，但是在俄罗斯，对某个政党来说属于决定性因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或社会成分，还有人格类型。从这个角度看，鲍里斯·费多罗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和阿曼·图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会民主派。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胜利，首先与工人阶级和小职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层次小生产的保留以及激进派的政治失势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还无从谈起，但是，俄罗斯社会诸多阶层的极端贫困并没有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因为人民已经疲于战争和革命，不愿开始新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整体的疲惫为温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胜利准备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睐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强调，温和并且擅长寻求社会和政治妥协绝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道主义和力量的表现。
政治派别中心的政党建设
在俄罗斯的政治派别中心建立强大的政党是鲍里斯·叶利钦及其班子的夙愿。早在1995年，叶利钦就提出必须在俄罗斯成立两个中派政党：其中一个偏左，另一个偏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兼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这两个政党可以轮流坐庄，从而构成政权的牢固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委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伊万·雷布金开始这项工作。雷布金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称“伊万·雷布金联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民投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12月获得了10%左右的选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这个党在后来三到四年时间内的表现也并不成功。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从总理职位上卸任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欢迎的领袖接替他，这个党实际上已经告别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对一个能够得到不少于30%、甚至40%支持率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中派政党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当时的新俄罗斯最受欢迎、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尤里·卢日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97年，尤里·卢日科夫曾试图支持组建有影响的大规模“新社会主义运动”，并打算将当时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党都汇入这一运动，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新社会主义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受爱戴的领袖。1998年秋，几个规模不大的政治中派党的联合计划进行得较为成功，尤里·卢日科夫不仅支持而且领导了这项计划，先后组建了“祖国”运动和社会政治组织。“祖国”运动于1998年1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引起俄罗斯境内外的广泛关注。新组织的起步势头非常强劲，为其提供行政、政治、信息和财政资源支持的不仅是莫斯科市政府，还有俄罗斯的几个实力派州长。按照尤里·卢日科夫的设想，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口号的组织，它既不“左”，也不 “右”，而是处于温和的中心。在“祖国”运动的成立大会上，尤里·卢日科夫作了一个内容充实的长篇报告。他讲道：“经过20世纪所有革命、战争和试验的波折，俄罗斯用痛苦换来了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伴之以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有力的社会政治，并结合了世界文明的成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负责的国家的保障和保护。”
到1999年年初，尤里·卢日科夫领到的政党已经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了。它连同其他一系列运动和集团组成了强大的竞选联盟。这个竞选联盟包括“全俄罗斯”运动，其领导人是俄罗斯几个共和国的总统（沙伊米耶夫、拉希莫夫·阿乌舍夫）和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是作为反对派出现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竞选联盟在1999年12月的杜马选举取得胜利是大势所趋。为了防止议会选举失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紧急组建新的“政权党”。然而在当时的俄罗斯已经无法为该党找到政治资源，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的政治计划是毫无希望的。
与人们的预料正相反，建立新的中派党的计划成功了。这个胜利不是因为克林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专业水平高，不是因为大众熟悉的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等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公众没有看出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才能和潜力），更不是因为以前根本不为人知、如今领导庞大议会党团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柳博芙·斯利斯卡。这个中派党的官方名称叫“统一党”，非官方名称是“熊党”。“统一党”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的胜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的政治成功有关。普京支持“统一党”，所有政治学家和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一向认为他就是“统一党”的非正式领袖。
在1999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党”获得了24%的选票，大大超过了“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然而，在既没有知名度很高的领袖，又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政治胜利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到了2000年，“统一党”的领导人们才为自己的政党编纂出一套意识形态纲领来。他们不想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形象和口号，因为这意味着重复“祖国党”的老路。“统一党”的领袖们开始宣称他们的党的意识形态是“现代保守主义”。他们甚至提到了“自由化的保守主义”、“温和的保守主义”、“健康的保守主义”。然而，“保守主义”、“进步”、“改革”等概念一旦缺乏具体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英国的保守派保护几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价值，但是新的俄罗斯尚没有需要“保守”的传统和价值。按照“统一党”的说法，必须保护新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前的俄罗斯的价值。但具体是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统一党”又对我们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尚是一个病体，但是不应使用“休克疗法”治疗，而应该使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但是 “保守治疗”和“保守主义政治”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意识形态的抉择(10)
“统一党”在2000年的组织建设更加顺利，迅速地建起了地区组织网。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召开了两次新政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建立党员注册、收取党费和颁发党证等规章制度。“统一党”无条件地完全支持普京总统的政策和建议。然而这个党并没有成为“政权党”，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面目，它就不能作为政治结构获得发展。
社会政治组织“祖国”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这个党具备明确而完备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有以尤里·卢日科夫为首的强有力的、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但却没能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甚至在杜马中也没有自己的党团。“祖国党”也没有参加总统选举，因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2000年1月决定退出总统选举，而“祖国党”意欲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的正是他。对于普京总统来说，“祖国党”不再是反对党，但也没有成为“政权党”。“祖国党”的部分成员开始投向“统一党”。
“祖国党”和“统一党”对待2000年政治事件的立场相近，其不久前的竞争失去了意义。左翼政党、左翼中派党和右翼政党迄今为止继续在同一个政治空间上分裂和竞争，与它们不同的是，新的中派党却决定联合。“祖国党”和“统一党”联合的决定，是在2001年春公布的。稍后，政治运动“全俄罗斯”和几个较小的政治团体也加入了联合的进程。
这个统一的过程从容不迫地持续了2002年全年。新统一的政党取名为“统一俄罗斯党”。2002年秋，“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在全国建起了统一的地区组织。国家杜马通过了允许各级政府官员加入任何政党的法令，大部分官员都涌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这种结果是应该可以预料得到的。2003年3月29日，在莫斯科的宇宙宾馆召开了“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而迈出了新党建设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在这次大会上，组成了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宣言，组成了杜马选举筹备指挥部。杜马选举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前的安排将于秋天举行的“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统一俄罗斯党”对争取2003年12月的胜利充满自信。
“统一俄罗斯党”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它的最高委员会。大约20个人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其成员名单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根据在党内的影响力排序。排在前五位的是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尤里·卢日科夫、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谢尔盖·绍伊古、格奥尔吉·博斯。许多记者因此称鲍里斯·戈雷兹洛夫为“临时代理人”。党的领导层内部不仅希望得到普京的支持，而且还希望他在总统选举之后成为党的领袖。位居“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相当于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处——前五位的是亚历山大·别斯帕罗夫、扎伊努拉·巴吉舍夫、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和奥列格·莫洛佐夫。“统一俄罗斯党”的宣言保留了保守主义的概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统一俄罗斯党”宣称自己为“民族成就党”，向贫困发出宣战。它想吸引大部分国民，而不仅是某一个社会阶层。
关于“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尤里·卢日科夫和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写道：“……我们的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不是同富人作斗争，而是和整体的贫穷作战。我们赞成西方社会民主派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方法，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打算机械地照抄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担忧问题的国家的做法。这里所说的不是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复制或者模仿，而是共同的方向，对人类幸福和公正、自由、繁荣社会的共同追求。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记下不可剥夺的人的另一项权利——自尊的人类生存权利。我们党的性质是谨慎与勇敢、传统与精力充沛的新政策的实用性结合。党的首要目标是争取人们的信任，时时刻刻以行动证明对所宣扬口号和原则的忠诚。‘祖国党’与‘统一党’共同致力于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和民族共同利益的人民政党、以人民的传统和创造潜力以及大多数公民的拥护为支柱的政党、在自己的队伍中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联合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甚至当前的政治立场也不甚相同的政治家。然而这些差异不涉及基本的要求和目标。“统一俄罗斯党”及其领导层既有左倾的一翼，又有右倾的一翼。对于民主党派来说这是正常的。它享有很大一部分中型和大型企业家、知识分子和职员的拥护，谋求工人、农民和退休人员的支持。然而“统一俄罗斯党”在今天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这一情况是新俄罗斯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对其做一些解释。
俄罗斯官员的新角色
目前，官员是俄罗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在没有政治纲领和政党的情况下管理国家。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苏维埃社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它不是、也没有被定义为无阶级的社会。在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和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全体国民被分为三大部分：工人、集体农庄成员和职员。职员中包括教师和医生、军官和厂长,还有在各行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在较为自由的分析中，社会学家突出了苏联社会的主导精英阶层。例如军人阶层——也就是职业军人——在苏联社会的后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创造型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苏联社会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苏联研究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服务于大量部委的高级国家职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然而即使不是作为统治阶层、也是作为“领导和派遣”的阶层凌驾于所有这些阶层之上的是共产党的精英，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贵族，他们在各级权力机构的特殊领导作用通过专门的特命名单得到巩固。
意识形态的抉择(11)
在1991年和1992年崩溃的正是这一结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失了，共产党的精英也不再存在和管理国家。社会结构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尚未完成，还不具备明确的形式。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企业家阶层，大、中、小型私有者阶级。然而这个阶级还不够强大和有影响，不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不足以发挥统治阶级的作用。俄罗斯军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在90年代的影响力减弱了，很大一部分管理人员转变为企业家。在俄罗斯，决定性的影响力不是掌握在弱小而又相互敌对的政党手中，而是落到了官员手中。原来党的精英中最能干的部分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者纷纷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新的官员阶层的聚集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统一俄罗斯党”的形成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将这个过程看作是负面现象。官员阶层是新的俄罗斯社会中最牢固和最爱国的阶级。俄罗斯的官员只能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从社会结构和官员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看，目前俄罗斯在世界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毋庸置疑，美国的统治阶级是大资本家、大私有者、大型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和所有者。美国的大型资本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的国家主人，尽管它只有在照顾到美国社会其他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俄罗斯，这样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在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历史、民族习惯和经济特点使最强大的权力杠杆掌握在军人阶层的上层；在伊朗，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由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掌握；在沙特阿拉伯，族长和世袭贵族掌管国家；在中国，权力像以前一样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个党的精英研究出了比较灵活的权利继承形式和比较灵活的意识形态结构，使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相结合。在西欧各国，大资本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政权按各种比例将巨型资本分给高级官员和工会。这更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权力模式，与俄罗斯刚刚开始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模式最为接近。
普京的选择
在俄罗斯，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还没有完成。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至今没有确立。新的政党体系正在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正在研究和推广。在这样的条件下，弗拉基米尔·普京尚未做出最后的意识形态选择。作为公民和总统，他暂时居于党派之外。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长久，很有可能在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之后就发生变化。
一位俄罗斯政治学家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尽快完成意识形态的探索，并且自信地断定：“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很难同意这一论断，因为俄罗斯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独立水平，吸取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很难强迫它盲目相信什么。因此，在普京已经赢得信任的情况下，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在克里姆林宫的四年，普京与杜马政党的领袖、俄罗斯主要政党的领袖多次会见并交谈，与其中许多人的见面还不止一次。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建议通过的关于国家象征物的决定表明，总统明白自己面对全社会的责任，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2001～2002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有可能、或者应当就很多重要意识形态问题发表看法，但他做了很多保留，只是总的来说，比1999～2000年要明确些。例如，关于“俄罗斯思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道路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毫不动摇地讲：“我的答案十分简单，这就是俄罗斯联邦统辖的广阔领土的经济发展。与欧洲和文明人类共同开发这些领土，在此基础上同时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与文明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上的自然一体化。” 俄罗斯应当走市场、国家调控和可控制的民主之路，而不是寡头政治。
针对波兰《选择报》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认为自己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的提问，他部分援引利哈乔夫的观点回答道：“任何国家的本质和人民的实质首先由文化决定。从地理上看，俄罗斯当然是欧亚国家。但是尽管东部地区和首都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但我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生活的人属于同一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毫无疑问是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文化是欧洲文化，不可能有任何疑问。这是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问题，如果说得更确切，我想这样界定它。当然，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具有自己的历史、丰富的历史和自己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个欧洲文化的国家，也就是说，是欧洲国家。”
一家美国著名报纸在谈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您如何设想俄罗斯的未来：它会成为像德国、法国，或者是波兰这样的大国，还是像美国这样的全球性强国？” 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道：“按照所在位置和面积来衡量，俄罗斯就已经是全球性强国了。它既在欧洲，又在亚洲，同时在两地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回答对待宗教态度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道：“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某种道德的和心灵的根。与此同时，信仰哪个宗教并不重要，所有宗教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上帝存在，他应在每个人的心里。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宗教哲学非常重要，因为共产主义曾是俄罗斯的统治意识形态，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取代了宗教，在这之后，宗教不再存在。但是任何事物也不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取代人们心中的人类普遍价值。宗教使人精神富有。”
意识形态的抉择(12)
关于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得非常谨慎：“当然，斯大林是独裁者，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人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保存个人权力，这能说明很多问题。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蔑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有人在互联网上提出对待俄罗斯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此问题谈到，在俄罗斯有几百万人支持共产党，它不能忽视这一事实。普京指出：“在我看来，需要斗争，但不是和共产党人，而是要争取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而且斗争不能用口头的方式，而是要有实际行动。应当让人们在实践中看到，我们共同维护的理想——也就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理想——会带来现实的结果，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如果俄罗斯共产党放弃其纲领和意识形态中危险和激进的成分，而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就会很好。”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在俄罗斯的政治空间，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顽强地探索着自己的位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意识形态学家，也不是理论家，他在自己50岁生日时所做的长篇访谈中，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表的看法相当肤浅，在很多地方还是错的，但是他博学强记，具备理智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可以保证他做出正确的选择。“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层目前已经承认并公开谈论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是该党的“精神领袖”。“统一俄罗斯党”会在2004年1月甚至更早推选弗拉基米尔·普京为自己的俄罗斯总统候选人，这一点不太会有疑问，之后普京很有可能从形式上也进入该党的领导层。然而，预测不是历史学家该做的事。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
车臣形势
2002年夏天，盘踞在车臣南部山区和格鲁吉亚北部的车臣武装分子和阿拉伯雇佣兵的状况日趋恶化。迫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格鲁吉亚政府被迫采取一些措施将车臣武装分子赶出其国土的北部地区。大批格鲁吉亚警察、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朝潘杰斯峡谷进发，封锁了车臣-克斯琴人在当地山区的所有村庄。格鲁吉亚的车臣-克斯琴人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定居。1999～2001年间，在这里的山村及周边地区发现有近万名车臣难民和车臣武装分子在此建立的基地。车臣武装分子从这里出发，经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阿富汗、土耳其及阿拉伯国家保持联系。
格鲁吉亚军队没有与车臣武装分子进行战斗，他们本身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车臣武装分子同样避免与格鲁吉亚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便利的基地和来年春天到来之前在温暖的房子里和山区地窖躲避追捕的可能。潘杰斯峡谷大约有700多受过良好培训、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其中的大部分听从鲁斯兰·格拉耶夫的指挥。他们分成几个分队，试图经过格鲁吉亚-车臣边境或者是印古什共和国进入车臣。2002年8月底至9月间，残酷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武装分子的大部分队伍被击溃、驱散，但这支武装没有被完全消灭。俄罗斯联邦部队在战斗中也遭受严重损失。
自格鲁吉亚闯入车臣的一小撮武装分子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到2002年9月，车臣的平原、山麓，甚至大部分山区的形势都已正常化。学校恢复上课，医院开始医治病人，许多住房得到修缮，而供水、供电、供气体系也恢复运作。车臣的农业区收成很好，完全能够保障境内居民对粮食、蔬菜、奶制品及肉制品的需求。车臣共和国内部的交通、市场及部分工业也恢复正常。
车臣的石油生产及加工业重新开始运行，到处可见正在施工的场地。绝大部分车臣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上年纪的人可以定期得到退休金，而教师与医生也可按时领到工资。车臣各区及村镇的领导人均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车臣治安警察和特种部队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车臣族本地人，正是这些人在车臣执行大部分清查和“清剿”行动，其中加济马戈马多夫中校领导的格罗兹尼特警的行动效率最高。
在车臣及俄罗斯全境进行的人口调查也说明了车臣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变化。据调查，2002年9月车臣境内的居民达110万人，比之前核算的数字多出20%。共和国境内的出生率很高，很多孩子还不满2岁。
2002年，为修复居民住宅、恢复经济及建设基础设施，车臣得到数量可观的资金。但与此同时，为继续车臣战争，武装分子的头目也收到上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武装分子的指挥部座落在达吉斯坦及印古什边境那些最难以到达的地区，以洞穴作为栖身之处。这里有阿斯兰·马斯哈多夫、沙米利·巴萨耶夫及阿拉伯雇佣兵的新头目阿布·瓦利特的驻地。阿布·瓦利特接替了约旦人哈塔卜的位置，哈塔卜是在俄罗斯联邦军队此前采取的一次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中被击毙的。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现在正是阿布·瓦利特和其周围的人做了车臣武装队员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地下军事政治中心、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恐怖资金的赞助者。
在这种形势下，车臣武装分子在其反对联邦政权及车臣人民的战争中主要采用的就是恐怖手段。
2002年5月9日，在达吉斯坦的卡斯皮斯克市中心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当时这里正在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无线电控制的炸弹被埋在花坛里。这次爆炸中有42人被炸死，其中有17名孩子，另外还有近100人受伤。普京总统在红场阅兵时得知此消息。100天后，即8月19日，在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汉卡里附近，武装分子用“针”导弹击落一架米格-26军用运输直升机，导致129名士兵、军官及机组成员丧生。当时机内乘坐的是军队的补充人员。几周后，又有几个俄罗斯军队的校官在军用直升机的碎片中丧命。车臣特种部队也受到攻击。在格罗兹尼发生的两次恐怖行动中，近50名车臣族警察死亡。
车臣人民不希望发生战争，武装分子的头目就将报复之箭射向自己的人民。
印古什的局势变化
2002年，印古什共和国内的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对车臣及北高加索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过激烈的大选斗争后，穆拉特·贾济科夫接管了政权，成为北高加索当地民族中第一位当上安全部门将军的人，穆拉特·贾济科夫的叔父伊德里斯·贾济科夫是苏维埃印古什共和国的第一位领导人，在1924年印古什自治州成立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是印古什共和国的奠基人。伊德里斯·贾基科夫为本民族区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37年斯大林执政时期受到诽谤，并遭枪杀。穆拉特·贾基科夫本人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一个被驱逐的印古什族家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印古什是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中心地带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共和国。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它是个位于高加索北麓中心、面积3600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居民约48万人，主要是印古什族人。这是个与车臣族有着亲缘关系的山地民族，早在17世纪，就有部分印古什人在山麓及平原地区定居。就宗教信仰而言，他们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古老的传统、前辈相传的习俗及印古什长老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69年，印古什长老会议通过决议加入俄罗斯，1810年签署的条约对这个决议进行了进一步巩固。印古什族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占据着高加索的中心位置，而且也是宗教信仰分布的中心：印古什的东面及东南面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西面、西北面及南面居住的则是以信仰东正教为主的居民。印古什人基本没有参加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也没有遭到殖民统治。从地缘、历史及法律的角度讲，印古什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南部边境重要的战略前哨，也是欧洲与亚洲地缘政治利益交汇的实际中心。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2)
在1994～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印古什人实行对车臣友好的中立政策。他们不支持杜达耶夫的分裂主张，但同情还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遭受巨大痛苦的车臣人民。因此，印古什领导随机应变，寻找两全途径，避免使其共和国卷入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进程与性质不同于第一次，但印古什共和国领导几乎没有改变自己先前的方针。结果，来自车臣的难民主要不是流向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或者是奥塞梯，也不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而是印古什共和国。
至2000年年中，来自车臣的难民已超过25万人，这对经济上本来就不富裕的印古什共和国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很多难民本来完全可以在2000年秋天返回车臣，但直到2001年，车臣的整个政府都已恢复工作、境内几乎所有的生活保障体系也都重新运行之后，还是没有多少难民表示出准备重返家园的愿望。车臣妇女、老人与孩子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的“人道”中心对俄罗斯进行的反面宣传对难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许多武装分子得以在山区继续战斗，他们不用为家人的命运过多地担心。他们的家人主要依靠印古什的经济支援生活，只有一部分生活所需来自国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印古什实际上不仅成为俄罗斯联邦军队、也成为车臣武装分子的后方。武装分子在这里建立非法贮藏武器及休整的基地，他们还常利用短期休假到难民营看望亲属。
此外，在印古什共和国国内，鲁斯兰·奥乌舍夫总统未能从实质上解决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未能使4万印古什族人重返家园——他们是在两地冲突中离开奥塞梯郊区的家园的。此时，阿乌舍夫总统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联邦政府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撤销了印古什“自由经济区”的地位。因为“自由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犯罪区，并使共和国的债务迅速增长。
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印古什的经济已经成为需要高补贴支撑的经济，已不存在预算拨款的企业与相关部门，集体及国营农场早已瓦解，当地农业地区基本以自然经济为主，过去能带来高额收入的石油化工生产也已停滞，工人及职员有70%～80%失业，而继续工作的人又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当时甚至连砖厂与养鸡场也都关闭，印古什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此前，鲁斯兰·阿乌舍夫曾是非常有名的地区领袖，克里姆林宫、白宫与联邦委员会都还很听他的意见，但现在他的威信在莫斯科及其家乡印古什都迅速下降。
虽然印古什共和国新一任总统大选的日期定在2002年4月底，但早在2001年秋天，为此而展开的竞选斗争就已经开始。阿乌舍夫本人作为提前卸任的前总统没有参加大选，而是支持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为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的几乎整个班子和全部的“行政”资源都为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的竞选工作。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则扶植他在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44岁的联邦特工机构将军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共和国内部，穆拉特·贾济科夫还不为人知。就民族成份而言，他是印古什族人；就接受的教育而言，他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在苏联时期，穆拉特·贾济科夫曾在共青团及党政部门工作；在此之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安全部门联系在一起。
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与穆拉特·贾济科夫相识。到2002年，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联邦特工机构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与阿乌舍夫发生冲突，结果被迫调到邻近的阿斯特拉罕州的联邦特工机构。稍后，穆拉特·贾济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
尽管印古什总统竞选公告上有30多名候选人，但主要的竞争是在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与穆拉特·贾基科夫之间展开的。第一轮选举结果，穆拉特·贾济科夫居第二位，只获得18%的选票，但在2002年4月28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穆拉特·贾济科夫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
在穆拉特·贾济科夫宣誓就任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的仪式上，10多年来第一次响起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位于马加斯的政府与议会大楼及印古什各级行政部门的大楼上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象征性标志。
阿乌舍夫没有出席总统宣誓仪式，甚至没有发来贺电，但印古什的社会及人民内部并没有发生分裂。穆拉特·贾济科夫邀请共和国前总统属下的大部分人与其共事，并委以他们重任。几个月后，不仅克里姆林宫、印古什国内，甚至邻近的北奥塞梯、车臣、格鲁吉亚都感觉到印古什政权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从2002年5月底及6月开始。印古什共和国内部不符合宪法的机构被取缔，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以全俄立法为基础制定，成立了审计署和人权机构。
穆拉特·贾济科夫当选总统后，车臣难民返回家乡的进程迅速加快了。2002年的夏秋季节，每天有近500车臣人返回故乡。
印古什难民也开始返回他们在奥塞梯的居所。2002年5月30日，穆拉特·贾济科夫与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萨霍夫举行工作会晤。两共和国很快签订了合作与睦邻友好协议，结束了印古什与奥塞梯人民之间长达十年的冲突。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3)
一些俄罗斯家庭也陆续举家迁往印古什。他们在这里分到了土地，在修建住宅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计划修建的三个东正教教堂也已开始施工。
印古什没有躲过2002年席卷北高加索全境的严重自然灾害。在共和国境内，虽然没有人员损失，但苏尼冉斯克与芝依拉赫斯克地区12座居民点的数百座房屋倒塌，近千座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5座桥梁被冲毁，几十公里的电线与天然气管道被损坏。穆拉特·贾济科夫领导了灾后修缮工作。到当年秋天，他已将新房的钥匙交到灾区数百位居民手中。在俄联邦中央的支持下，印古什共和国共修建了约300栋房屋。
在印古什共和国与格鲁吉亚接壤的村落奥利格梯，被肆虐的山洪冲刷后得以抢救的只有一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人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村落的长者宣布，莫斯科及马加斯政府不管他们的事，他们应该寻找新的地址建村。穆拉特·贾基科夫立刻来到山区，经过多方努力才劝服居民留下。
几个月后，政府在离河不远处修建了数十座新的砖房。奥利格梯的村民现在才相信，莫斯科及印古什政府的确需要他们，他们不能抛弃祖先生存过的土地。
村民将修缮后的第一条街命名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街。莫斯科的媒体曾以戏谑的口气报道这个事件。穆拉特·贾济科夫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居民不要将修复后的第二条街命名为“穆拉特·贾基科夫”街。
2002年9月印古什共和国又经受了新的考验。车臣武装分子及其雇佣兵从邻近的格鲁吉亚潘杰斯峡谷窜入共和国境内。武装分子想在这里寻求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友好的中立态度。但调遣至此的俄军第58军所属部队在印古什当地警察及安全机关的帮助下驱散了武装分子。
在印古什格拉什金村外进行的战斗并没有发生枪战。经过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村落长老与军队的共同协商，在解放村子的过程中，军队没有对村子进行“清算”，村民没有为此流血，从而巩固了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当地的居民没有卷入战争，武装分子的期望破灭了。
与一两年前比较，车臣武装分子感觉已经置身于另外一个印古什共和国。正如2002年10月19日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报纸《塞尔达罗报》所说：“近几个月，在我们的共和国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变。”因为，最大的变化是印古什人民意识的转变。
莫斯科的剧院劫持事件
许多观察家将2002年10月23～26日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相提并论，尽管二者的过程、规模及遇难者的人数不尽相同。
对于搞分裂的武装分子及雇佣兵而言，10月是非常难熬的月份。因为森林开始光秃，大雪与严寒封闭了大部分山间隘路、大道。设在森林里的军营也不得不缩减，武器不得不隐藏在伪装的掩体里，直至春天。在最难以抵达的山区，战斗的主动权也转到联邦的特种部队方面。此时人们预想的是武装分子的地雷战、针对车臣警察和地方政府首领的行动会加剧，10月23日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很显然，在莫斯科市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是经过了事前的精心策划的。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应该不仅是在车臣的高山峡谷或者俄罗斯境外的某一恐怖中心，而且也在莫斯科市内秘密进行的。这次行动在计划与经济支援上也一定有富有实施此类活动经验的人参与。2002年5月，大部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已被组织起来并接受训练，最后，加入“自杀性侦查破坏营”的有30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男性武装分子与20名女性，她们主要是已经阵亡的武装分子与战地指挥的妻子、姐妹。“车臣最高军事埃米尔”沙米利·巴萨耶夫负责全面指挥这个小组。其直接指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是最后到达莫斯科的武装分子之一，他完全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小组负责人，实际上听命于自己的主要助手阿布·巴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