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21点10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劫持了位于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剧院，当时剧院里刚刚开始音乐剧《东北风》的第二幕演出。这部以作家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原著《两个船长》改编的反映爱国题材的剧目在此已上演一年多，颇受莫斯科及外来游人的欢迎。剧场共有1100个座位，这天售出700多张票。参加演出的演员、乐队演奏员及工作服务人员也有100多人。观众及演员中还有不少孩子。
不同于莫斯科其他剧院的是，位于第一杜布罗夫卡街与梅利尼科夫街交汇处的这家剧院几乎没有什么安全防卫。剧目演出期间，剧院正门只有两个没有配备任何武器的保安值班。剧院建在“莫斯科轴承厂”的文化宫能容纳大量观众的大厅内，文化宫内还有许多其他建筑设施，许多技术与服务专用出入口根本无人看守。文化宫内的一些设施还出租给一些社会组织（甚至是同性恋俱乐部）。位于侧翼的建筑正在维修当中。
事后调查证明，一些武装分子被安置在这里工作，他们提前将部分武器与弹药隐藏起来。他们还事先对剧院大厅及周围的设施进行了侦查。实际上，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曾对莫斯科的其他一些剧院及表演中心进行过侦查，位于杜布罗夫卡的文化宫最受他们的“青睐”。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4)
实施恐怖活动的那一天，武装分子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专业。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乘坐两辆汽车赶到现场，其余的人早已提前潜入文化宫。他们在剧院四处安置好拉线炸弹后，从内部封锁了剧院的出入口。
匪徒们冲入大厅，宣布所有的观众、演员都成为他们的人质，并开始在池座和楼座布置炸弹。大厅的各个角落分散着身穿黑衣、脸遮黑纱的妇女，每人腰间都捆绑着重约0.5～2公斤的爆炸物及装有尖钉与螺钉的包裹，这是为了增强爆炸物的杀伤力。大厅中央安置了重达50公斤的弹药。匪徒们拥有各种手榴弹、自动枪、手枪及火箭筒。大部分男性恐怖分子都身着迷彩服，他们的攻势极强。
各家通讯社与报纸通过被劫持的人质得知剧院被劫持——他们是通过移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知新闻机构的。人质中有一些记者、一个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还有许多外国人。莫斯科警察局与联邦安全局是在人质被劫持后10～15分钟后得到这一消息的。21点30分～22点，来自“阿尔法”和“信号旗”两个特种部队的成员陆续到达剧院并占领了大楼的周边地区。他们先包围并封锁剧院，之后封锁了剧院的外围地区。大约在22点20分，普京总统获知所发生的事件。他抛开所有事务，亲自担任解救行动的总指挥。而解救行动的具体工作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巴特鲁舍夫领导。参与解救行动的还有鲍里斯·格雷兹洛夫领导的特种部队与内务部军队。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迅速赶到剧院。
此时，人们立刻产生了俄罗斯联邦特工机构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的质疑。
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自杀性恐怖分子如何能不被人察觉而潜入首都？他们如何能将数量如此巨大的武器、爆炸物运到莫斯科，运到杜布罗夫卡的剧院？他们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哪里接受训练？与谁保持着联系？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并进行长时间、精心的策划与训练，特工机构与内务部怎么能没有察觉呢？他们在高加索及莫斯科的相应地区是否布置了情报网点？他们对怀疑对象是否进行过跟踪，是否监听过他们的对话？
毫无疑问，莫斯科市特工机构的失误更大。莫斯科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对市属特工机构的有限自治权。莫斯科及其近郊有地下武器及弹药市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巴萨耶夫的武装分子完全可以在莫斯科市内获得大部分武器弹药，而不用从俄罗斯南部运到莫斯科。打着建筑材料及建筑工具的幌子，武装分子提前将机枪、火箭筒、弹药、100多手榴弹、自动步枪及迷彩服藏在杜布罗夫卡的剧院里。在这种长期、复杂的准备过程中，一定有人非常谨慎地帮助这帮自杀性恐怖分子。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一些10月25日和26日出版的莫斯科报纸刊登了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宁将军、联邦安全局所属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下属机构负责人维克多·扎哈罗夫将军的大幅照片，并要求他们辞职。要求俄罗斯内务部部长、联邦安全局局长辞职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在一些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特工部门与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特工部门在反恐部队调集到被劫持的现场之际，马上就开始对恐怖分子控制区域发动进攻。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及特工机构首选的还是进行谈判，有时谈判可能持续几天、几个星期。尽管在俄罗斯，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劫持人质事件，但俄罗斯还没有制定出类似情况下该采取何种措施的法律条文或严格的规定。这使人联想到1995年6月在布琼诺夫斯克、1996年1月在基兹利亚尔发生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被劫持的规模而言，莫斯科剧院的劫持行动可与布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的医院劫持事件相比。但恐怖分子现在采取的不是那种具有突发性质的鲁莽进攻，而是在俄罗斯的首都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政府已更迭，特工部门的力量更加强大、训练更加有素。
10月24日，许多专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劫持事件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分析与推测。这些预测不容乐观。恐怖分子的数量太多，他们为在这栋建筑内进行恐怖活动而进行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充足。观众大厅内的爆炸物安置非常精细，整体爆炸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完全可能是全部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如果“安拉的意志”有需要，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的决心不容怀疑。
在这些前提因素下，大部分专家认为进攻是不可思议的。大概只有前苏联英雄、预备役少将维克多·卡尔普辛坚持发动进攻。他曾参加在喀布尔对阿明宫的进攻，之后曾指挥过“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
卡尔普辛说：“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已没有出路，这帮恶人会坚持到底。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我相信能找到最适宜的行动计划。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被劫持的大楼内发生的一切，监听到他们的对话。无论怎么说，车臣人的装备都不如‘阿尔法’成员。如果准备充分，行动迅速、果敢，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能歼灭他们。”
谈判与进攻准备
到当晚23时，“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成员已占据了离剧院最近的位置。首先是大楼的两翼与后侧。根据恐怖分子的要求，聚光灯昼夜照射着剧院正门。这里停放有几十辆观众、演员及剧院工作人员的汽车。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5)
特种部队成员控制了一些还未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文化宫辅助设施。在莫斯科市地下管道管理人员的帮助下，解救人员侦查了文化宫地下通道。借助于专门的设备，人质与恐怖分子所处的剧院各个角落都受到监听，恐怖分子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也在监听之列。他们的电话交谈对象有的在车臣，有的在俄罗斯境外，有的在莫斯科市内，也有的在文化宫围观的人群里或者是在封锁圈内。
离文化宫剧院不远，梅利尼科夫街对面坐落着老兵战地医院。解救行动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指挥部由几个分组组成，独立决定并完成各种任务。其中一个小组负责与报刊、电视台及政治活动家的联系；第二小组负责警察与内务部部队的指挥，他们对剧院进行了先是两层、之后是三层的包围；人质的亲属们可以与第三小组的工作人员接触；紧急情况部的救助人员及救护车、医生也等候在被恐怖分子所占领的建筑附近。
指挥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准备对大楼进行攻击的特别小组和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队及内务部的指挥员们。众所周知的日里诺夫斯基先生建议立刻组织进攻，但这个决定并不理智。许多因素，如恐怖分子的性格特点及其行动规模、拥有的充裕武器与爆炸装置、解救人员不熟悉大楼的建筑结构等都不允许采取瞬间的强制性行动。行动要快速，但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准确地侦察及最大限度了解整个形势的情况下进行。
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帕尼切夫中将担任指挥部的总指挥。代表俄罗斯内务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内务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中将。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成立了独立的支援队，在三天的人质危机中他一直守在剧院附近。为封锁区的军队提供饮食与服务、组织莫斯科的一些医院准备接受伤者、疏散老兵战地医院的病人及位于梅利尼科夫街一栋住宅楼内的居民、成立新闻发布中心、为人质准备饮食……所有这些刻不容缓的事务都由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与尤里·卢日科夫在一起的还有扎哈洛夫将军、普罗宁将军及很多市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任务需要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卫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亲自担负起这些任务的指挥协调工作。
进攻的准备工作成为指挥部的首要任务，一切进行得非常紧张有序。作为大型企业的文化宫一般都缺乏个性化的特征，是根据大众化的设计建造完成的。经了解，莫斯科有几家设计与轴承厂类似的文化宫。在莫斯科的另一个方向，卡卢加地铁站不远的子午线文化宫就是位于杜布罗夫卡大街的轴承厂文化宫的翻版。自10月24日早晨开始，“阿尔法”与“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昼夜的高强度训练，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非常大的成绩，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剧院外围也有恐怖分子的侦察员与帮手，但上述准备活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没有外泄任何消息。只在剧院附近建筑物顶层布置狙击手的信息没有被很好地保密，一个电视摄影师拍下了狙击手占据楼顶的画面，并做了现场直播，密切关注所有电视频道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这个镜头。
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指挥部的将军们，原则上都不反对进行谈判。况且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触的人员名单，希望以他们为中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拒绝尤里·卢日科夫作中间人，也反对莫斯科的一些车臣著名活动家参与谈判。他们同意可以与下列政治家见面：鲍里斯·涅姆佐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伊琳娜·袴田、卢斯兰·阿乌舍夫，稍后也同意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会面。记者中他们选中的是《新报》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中，他们同意著名的演员、歌唱家约瑟夫·科波逊及儿童外科医生列昂尼德·罗沙尔作中间人。一天后，即10月25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独立电视台”的访问。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员都来到行动指挥部。为此，亚夫林斯基不得不结束西伯利亚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放弃了她的美国之行。俄罗斯总统驻俄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约一年前，他被授权与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莫斯科的某机场已准备好加满燃料的大型伊尔-62型飞机，飞机随时可以起飞，载着恐怖分子飞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还是在25日，没有一位谈判参与者能够向指挥部或者普京总统做出任何有益的报告。除了要求俄联邦军队立刻撤出车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同意释放12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妇女，甚至允许给人质提供一些饮用水及药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说：“我们什么都不吃，让他们也饿着肚子坐着。”
形势在逐渐明朗化，主要的决策者并不是莫夫萨尔·巴拉耶夫，而是位于剧院之外的另一个人。莫夫萨尔·巴拉耶夫与阿布·巴卡尔宣布：“我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已劫持到人质，现在就准备牺牲。我们想死的愿望比你们想生的愿望都强烈。”武装分子的行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说，他们尊重马斯哈多夫，但只听从沙米利·巴萨耶夫一个人的指挥。俄罗斯著名的学者谢尔盖·卡比察呼吁俄罗斯领导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与罪恶行径也得交涉。该接受他们的某些条件，与车臣方面进行负责任的谈判。因为，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正是在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会面后得以解决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6)
但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是政府对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协，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重复。况且没有可进行谈判的对象。夜间曾与武装分子会面的普里马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普京总统汇报说：“那里没有可交谈的人。”议员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认为：“时间在流逝，最坏的结果正在变成最可能的结果。”此时，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宣布10月26日早晨起开始屠杀人质。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在电话中对他的一个同伙说：“我们将从最有来头的开始。”许多人质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有一个人质从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厅，被恐怖分子击毙。
抉择的时刻已来临。能够而且应该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决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的那些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对于走向死亡的潜艇官兵，他无能为力。但现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在这几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都可能成为最坏的决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务之外，普京正忙于重要的出访准备。俄罗斯总统需要出席于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例行会晤。飞往西半球途中，普京还计划在柏林、里斯本停留，与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当普京总统得知剧院人质劫持事件后，他的所有国外行程都被取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代表团改由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率领。想强调一点：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愿意将所有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不曾在军队服役，甚至没有普通士兵的服役经历。而普京以“总统——拯救者”、“总统——庇护者”的形象走向权力，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在危急时刻勇于承担主要责任的决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0月23日傍晚至深夜，对普京总统来说未必存在选择的问题。在获知人质被劫持的详情后最初的时间里，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解救人质，消灭恐怖分子。其他解决方式都只可能是作为备用方案考虑。
在生活及工作中都保持警觉是普京做情报工作时养成的重要素质。对于已经坐在总统职位上的他来说，这种素质也是很必要的。他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包括不可理解的一切都有准备。
10月23日至24日的整个深夜，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他听取了强力部门负责人、安全部门负责人、情报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及与此事件有关系的人员的汇报。24日早晨，所有电视频道都播放了普京总统召集强力部门首长开会的镜头。普京指出：毫无疑问，在莫斯科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与俄罗斯境外的某些中心有联系。这些中心先于所有人在世界上发布了俄罗斯首都发生的事件。普京强调说：“我们看到，恐怖活动是在境外策划的。没有人怀疑，这正是那些多年来在车臣进行恐怖活动的罪犯，而现在他们又呼吁停止军事行动。俄罗斯不会屈服于挑衅，俄罗斯将以应有的方式对恐怖分子的挑战进行还击。”
10月24日早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打电话，他不仅向俄罗斯总统表示完全的政治支持，还提出美国特工机构向俄方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具体建议。这一天，类似的谈话还在普京与布莱尔、施罗德、沙龙、贝卢斯科尼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进行。同一天，我们通过电视多次看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紧张工作的普京。10月24日至25日的深夜，普京仍留在克里姆林宫过夜。总统办公厅及俄罗斯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报纸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不眠之夜”，“强力部门首长与总统进行昼夜磋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灯光不曾熄灭”……
然而，一些政治家与媒体却决定利用这次人质危机向总统发动新的攻击，正如他们在2000年“库尔斯克”核潜艇悲剧发生时所做的那样。卡耐基基金会的莉奇娅·舍夫佐娃提出：“俄罗斯总统应该公开承担解救人质的责任。如果普京不这么做，他将失去在民众中的威信，可能遭致与被迫辞职的吉米·卡特一样的命运。是的，我们的确看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会议的电视画面，但没有看到他与民众的接触。难道对民众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整个国家都应该感觉到领袖的存在。但普京回避责任，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的威信在以小时为单位下降。这次事件更像是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的延续。” 《莫斯科真理报》的尤·卡里宁娜对普京的任何决定都先做指责，认为总统“错过了时机，必遭失败”。逃亡国外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忍不住要发表批评演说。他声称在与马斯哈多夫进行谈判中提供帮助，否则莫斯科“将得到700具灵柩”。俄罗斯共产党的报纸与《新报》更是以其惯常的方式批驳普京。
反对总统的一些政治周刊处于困难的境地，它们一般是在周一、周二出版，但不晚于周五晚上就得送交印刷。这些出版物的编辑打算向读者报道恐怖事件，并在前几页刊登了许多事发现场的图片。但事件结果如何，他们却不知道，于是都认定了最坏的结果。《侧影》杂志认为，普京陷入困境，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侧影》杂志根据自己的传统对政治家一周的表现做出评价，将鲍里斯·涅姆佐夫、伊琳娜·哈卡玛达、约瑟夫·科布宗放在政治“成功者”之列；弗拉基米尔·普京、尼古拉·帕特鲁舍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被列入该杂志政治“失败者”名单之中。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7)
在标题为《普京的辩护》一文中，《说法》周报的主编鲁斯塔姆·阿里夫德扎诺夫写道：“如果不指望普京这位被推向俄罗斯权力最高峰的圣彼得堡上校，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他是位军官，对他来说，荣誉高于一切。他可能经历过比解决这次事件更复杂的情况。普京明白这一点。他善于对每一招棋进行全面考虑。他习惯于先走棋。习惯于白子先走，而且获胜。但现在是黑子出的棋。黑棋已经将军！国家在焦急的等待中变得麻木。总统在犹豫什么？普京是在思考。普京在长时间、痛苦地思索。在雾气弥漫的远方，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在摩拳擦掌，在就近的某个地方，久加诺夫在谴责反对人民的政体。但国家似乎不管他们的事。此时，在国内像过去的三年一样，重复着同一个设问句：如果不指望普京，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好好想想吧，普京。离下次总统大选可只剩一年半了。”
在这些言词中，可以看到隐藏得并不高明的敌意，甚至是威胁。随后的一期《说法》几乎全部材料都是为普京与“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彻底失败做舆论准备。10月26日，当普京最终决定发动进攻，并核准使用催眠瓦斯时，他是否在冒险呢？当然是冒险。甚至稍后，当掌握了几乎所有事实并了解到事发当时的形势后，很多专家们仍认为成功的概率是50：50。而更多的专家预计的成功概率更小，为20：80，甚至是10：90。遗憾的是，冒险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与战斗中。
10月26日，电视与广播向我们报道了已成功进行攻击的消息，恐怖分子被歼灭，人质得到解救。大约从早上10点钟起，电视台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文化宫剧院内的内部设施及观众大厅。这已不是联邦安全局采取行动的镜头，稍后我们才看到当时进攻时的部分画面。
在大厅内的红色观众席上，已看不到被劫持的人质，但在不同的座位上可以看到被击毙后以各种姿势躺着、坐着的女性自杀性恐怖分子。她们身着黑色衣服，腰间仍缠着爆炸物。大厅中央堆放着很多装在背囊里带有导线的炸弹。在另外一个地方，躺着被击毙的男性恐怖分子，旁边散乱地堆放着武器。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消灭——32名男性，19名女性。有几个特种部队队员受伤。人质被带出剧院，由救护车和小型公共汽车运往莫斯科的各家医院。至当天12点，我们获知有67名人质死亡，但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尽管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仍然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们了解到那个夜间所发生的事件细节。
我们知道了使用催眠瓦斯的情况。这是首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么大规模地使用气体。我们还了解到，人质死亡的数量上升到100人。10月26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看望被解救的人质，并祝他们尽快康复。当晚21点，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国民发表电视演讲。他说：“亲爱的同胞们！这几天我们一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都在为落入全副武装的败类手中的人们担心。我们都希望人质获释，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今天早晨进行了解救人质的行动，拯救了成百人的生命，几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证明了俄罗斯是不会屈服的。现在我想首先向死亡人质的亲友表示歉意。我们没有能解救所有的人质。
“请原谅我们。
“对死者的哀悼应该将我们团结起来。
“感谢所有俄罗斯公民表现出的忍耐与团结。特别感谢参加此次解救行动的所有人。首先是特种部队的成员，他们毫不犹豫，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救人质而战斗。我们也同样感谢广大国际社会在与共同的敌人战斗中给予我们的道义援助和实际援助。这个共同的敌人既强大又危险，没有人性，而且残忍，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它没有被战胜之前，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会感觉到安全。但它应该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能够被战胜。今天我在医院与一位受难者交谈。他说，‘当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坚信无论如何恐怖分子都不会有未来。’这是真理。他们不会有未来，而我们有。”
将近200名“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及其他一些特工机构成员参加了这次行动。10月25日晚上，特种部队成员秘密靠近方形的剧院大楼的后侧与两翼。他们不仅成功地占据了楼内的许多地点，而且还将装有催眠瓦斯的瓶罐拉进来，并准确地找到通风系统、通风立道和其他合适的通风口来释放瓦斯。几百名警察、上千名自动枪手掩护着“阿尔法”与“信号旗”队员的行动。
进攻的命令于18时20分下达，剧院大厅与其他辅助设施内立刻被释放了瓦斯。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在医学上被当作麻醉剂与催眠剂使用，当然，这对许多机体已经非常虚弱的人质来说是有害的。但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可以制服恐怖分子的更好的办法了。
进攻是从三个方向发起的，每一特别行动组都有自己的任务。恐怖分子显然没有预料到会遭到进攻，在文化宫不同的角落他们也曾做过无望的抵抗，试图使用手榴弹、机枪、自动枪。身穿装甲背心的特种部队官兵使用无声武器，攻击行动持续了15～20分钟。在释放瓦斯的最初时刻，特种部队成员就冲进了剧院大厅，准备制服腰间捆绑着爆炸物的女恐怖分子，但她们却都睡着了，因为她们太疲倦了，而且催眠瓦斯也起了作用。她们当中没有人来得及投掷榴弹或引爆炸弹。人质先被特种部队成员带出了大厅，此后，救护队员、几十名医生也陆续进入大厅。救护队员与医生的行动也不是无可挑剔，但他们的确是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困难的任务。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8)
几乎所有的专家，甚至其他国家特种部队的军官都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这次行动进行得非常出色。弗拉基米尔·普京对特种部队的行动也给予高度评价。第二天，即10月27日（星期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隆重的接待会，召见了星期六攻击行动的所有参加者。俄罗斯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在随后一周讨论了实施打击行动的细节。几乎所有观察家都高度评价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专业素质。但是，也不乏无礼、虚假的报道。《莫斯科真理报》称所发生的一切是“极端危险的炫耀”和“惊人的偶然性”。 而《政治艺术家》的拉德波夫试图证明，在文化宫剧院发生的是“精心导演的一幕戏剧，因为大厅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物”。
俄罗斯政治家与杜布罗夫卡的劫持事件
发生在莫斯科的悲剧并没有将俄罗斯的政治家团结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反而还使他们的分歧更加尖锐。只有在一点上，所有党派、团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最高总指挥的领导下，联邦安全局与内务部的特别行动部队执行任务非常专业。“这是一次组织出色的行动”，“没有指责它有差错的任何理由”，“特种部队的这次行动将被收入教科书”，“‘阿尔法’与‘信号旗’恢复了我们受人保护的感觉”，“讨论特别行动进行得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强力部门与政权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过类似的胜利了”，“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对峙中，社会获胜”，“打击行动进行得很成功”……各个党派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所发表的类似演讲还可以举出许多。但观点一致的方面也仅限于此，之后就又开始了分歧。
日里诺夫斯基继续坚持10月23日就应该立刻组织进攻。在发生危机的那些天，久加诺夫的演讲含糊其辞、支吾搪塞，不得不紧急召开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发表声明说：“笼罩着国家的无止境的流血事件，其根源是始于叶利钦、并由普京继续推行的破坏性改革。”但这种声明也只是被当作空洞的蛊惑之辞。
亚夫林斯基通过俄罗斯报纸发表“亚博卢”集团的特别声明，表示在此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这份声明中提到：“我们的党讨论了另一行动方案：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可以分阶段地解救人质，哪怕是人质中的一部分。我们理解，为解救人质行动负责的人不得不在可怕与极其可怕之间进行选择。只有政权可以做出选择，而政权选择了其可以做到的方式。对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有权评价的只有经历了这个灾难的人质、他们的亲属、莫斯科人、俄罗斯公民，而最终还是历史。”
这是极其模棱两可、没有诚意的声明。因为亚夫林斯基10月25日试图与恐怖分子进行协商，但从剧院回到行动指挥部后，他指出那里没有可进行严肃谈判的人。“亚博卢”集团的这位领导人说：“这些人没有权力进行谈判。他们是注定要送命的。”
引发观察家与记者很多指责与讽刺的是右翼联盟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的言行，他在摄像机前露面的频率实在太高了。涅姆佐夫是第一个被恐怖分子点名做中间人的，但他害怕去剧院，只通过电话与巴拉耶夫进行了交谈。右翼联盟中只有伊琳娜·哈卡玛达一人去剧院与恐怖分子交涉。有一份报纸这样写道：“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不在高加索生活,算是他的福气。在那里，社会对男性的公众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类似于植物学家通过显微镜研究被捕获的蝴蝶。在那里，他的政治前途会像卡尔玛顿斯克峡谷的冰川一样坍塌。‘丢了面子的人’——山区人们这样称呼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怯懦的人。” 而提前宣布鲍里斯·涅姆佐夫为10月21～27日这一周的政治“成功者”后，《侧影》杂志不得不向其读者致歉。维罗尼卡·兹拉特尼茨卡娅在这个杂志中写道：“从人性角度讲，鲍里斯·涅姆佐夫表现出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 在对两周的事件进行回顾总结后，该杂志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列为“成功者”的第一位，涅姆佐夫为“失败者”中的最后一位。
《明日报》的主编阿·普列汉诺夫得知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后，立刻飞往伦敦去征询其新合作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意见。同样在那里，他得知10月26日实施的特别行动已取得成功的消息，这使在伦敦的谈话双方都很气馁，他们本已商量好对“特工体制”发起新的攻击。回到莫斯科后，阿·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长篇大作《俄罗斯的胜利》中，将消灭恐怖分子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而普京总统与胜利“没有任何关系”。阿·普罗汉诺夫还声明指出：“可以猜测出，10月25～26日的深夜普京安然入睡。而他的仆从们也不敢打搅他，不敢告诉他暴动已被平息的消息。” 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也有自己的观点。阿·杜金写道：“特工机构拯救了普京，拯救了政治体制，也拯救了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强力部门的成员解出的几乎是一道不可能解出的方程式。只要耽搁几秒钟，遇难者的人数就可能成倍增长。‘契卡’人员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没有失去俄罗斯。他们救了总统，救了国家，救了你和我。普京要做的是巩固自己沉重的、戏剧性的胜利。他保住了‘应有的身份’。他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他给那些想任意摆布他、想使历史倒退的人设置了障碍。看来后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只有少数居民是把所谓民主价值作为民族国家生活基础的。
杜布罗夫卡剧院悲剧事件之后，在车臣实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明显增强。在进行了一些清理与排查后，约有100人因被怀疑属于武装分子或者帮助恐怖分子而被捕。从车臣撤出“多余”军队的行动暂时停止，对山区进行轰炸的频率增加。过去有一些山村因为地处深山，没有受到过清理，没有建立忠实于联邦政府的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山村及其附近地区这次都受到轰炸。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0)
与此同时是政治方面的努力增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组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并增加由车臣族人组成的部队编制。普京与车臣境内外著名的车臣社会活动家举行了几次会议与会晤，通过了加速进行全民公决、通过车臣宪法及根据这个宪法确定选举车臣总统等决议。普京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经历了发生在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悲剧事件后，我特别宣布：谁选择了马斯多托夫，谁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都将被我们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我们不反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但我同时想说明：对我们来说，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是一回事，而政治过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劫持人质事件的愤慨和对事件中死亡人质的同情。但西方社会与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在关于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的最初报道里，西方报纸上写的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及普京总统的“惊慌失措”，记者们报道的似乎都是笼罩在行动指挥部及俄罗斯政府各个部门的混乱状况。许多西方报纸都写到了俄罗斯的软弱和与武装分子首领进行谈判，甚至让步的必要性。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中，许多报纸几乎没有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术语，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动者”、“武装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把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一些英国的报纸把在杜布罗夫卡发生的事件与“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侵占及大部分俄罗斯人有意回避车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报纸则是尽其所能强调莫斯科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国的媒体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态度要真诚得多。“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在纽约发生的‘九一一’悲剧是恐怖主义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极端主义分子寄希望于恐怖活动，并想利用这些活动为继续在高加索的战争寻找有利的借口”，“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向车臣人的解放战争表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恐怖分子已将他们的这种情感彻底消除了”，“现在，国际社会将车臣武装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摘自2002年10月25～27日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在西方媒体，还就使用催眠瓦斯与恐怖分子对抗的作法出现不少争议，只有以色列对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行动表示完全的、无条件的赞同。
当然，莫斯科10月23～26日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是没有先例的，并因此成为重要的先例。政治家、军事观察家、特工机构的专家们都将认真研究这次事件，救护人员、医生、大规模活动的组织者、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人们都将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此外，还需要做大量的侦查工作，尤其是在恐怖分子与莫斯科、莫斯科城外及俄罗斯境外的联系方面。
我们已确信，城市化与高科技文明的现代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一小撮犯罪团伙就可能控制住整个国家或者大型现代都市，甚至单干者也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在2002年10月，使整个华盛顿胆战心惊的“华盛顿狙击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为了保障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的确需要陆军、海军、空军、空降部队、坦克及导弹部队。为此，在高官与专家之间曾发生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俄罗斯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机动陆军，还是导弹核武器综合系统。现在，在这个争论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俄罗斯需要所有现代化的武器、各兵种，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所有种类的特工部队及各种特别的设备、手段及安全体系，因为与恐怖分子的战争没有战线。
国家防卫与使用武装力量的总战略也应该改变。2002年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做出了他的总统生涯中最强硬的声明。他说：“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残忍。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时传出要使用特别物质的威胁，这些物质造成的影响可与大规模杀伤物质相比。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国家使用类似的手段，即使是一种企图，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对俄罗斯联邦的威胁。恐怖分子本人及其精神支持者、经济支持者建立的组织所在地都要受到打击。我要强调，不管他们身处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