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索布恰克都在列皮诺自己已经盖好5年的小别墅中度过。他也在这里从事了公用事业，栽了一些灌木丛和小树，看那些人怎么拆除原来铺设的特殊联络线路，从他与全家住的楼房通道内挖出并运走了特种联络枢纽。他还能收到西方政治家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寄来的电报和信件，他们鼓励前市长不要失去希望，应将这次选举看作是暂时的挫折。但索布恰克已与圣彼得堡大学谈妥了工作，还将在另一所大学——人文大学讲授宪法课。尽管他已经59岁了，但因为他不仅在全俄罗斯，而且在国际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故此不想也不打算永远离开政坛。索布恰克说，对于他来说一个诚实的人和政治家的声望比仕途更为重要，他将循法律途径调查那些诋毁和中伤他的人。
这段时间内，在各级法院中共有五起涉及索布恰克的案件在审理当中，其中一起就是雅科夫列夫起诉他的。1996年秋天，索布恰克打赢了两起诉讼官司并且获得了金钱赔偿，然后他将这些钱公开转给了慈善机构。索布恰克还将获赔的很大一部分钱给了莫斯科记者帕维尔·沃夏诺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是一位有能力的法律专家，即使是对侮辱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不怀好意者，他也期望通过法庭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他显然对他们的能力和力量估计不足。
普京和索布恰克(14)
1996年8月，索布恰克被传唤到市检察院，被迫作为证人来提供证词。这年秋天，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争夺权力的斗争异常尖锐，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亚历山大·列别德、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总统办公厅主任阿纳托利·丘拜斯以及许多寡头（这一称呼是在稍后开始叫起来的）和大企业领导人分别加入了不同的阵营。在这个时候，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主张妨碍了他们所有人，其中也包括刚刚做过复杂、危险的冠状动脉手术的叶利钦。叶利钦明确表示，不打算介入圣彼得堡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彼得堡都有不少对索布恰克不满的人，他们参加了旨在从政治上消灭索布恰克的斗争。
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的人是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尤里·伊里奇·斯库拉托夫。他直接找到叶利钦，请求（对索布恰克）采取行动。斯库拉托夫宣布：“必须采取调查行动，索布恰克被怀疑涉嫌大量侵吞国家财产。” 一个由调查局副局长列昂尼德·普罗什金将军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
反索布恰克新行动在莫斯科报刊上开始展开。索布恰克故意不理睬 “亚博卢” 集团圣彼得堡分部积极分子鲍里斯·维什涅夫斯基的那几篇文章。但是1997年1月，《消息报》上刊登了莫斯科著名记者伊戈尔·科罗利科夫攻击索布恰克的几篇文章。索布恰克给报纸写信辟谣，他写道，科罗利科夫文章中提到的某些情况可能是圣彼得堡市政府领导的失误，而当时恰恰由现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主抓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应当由雅科夫列夫承担责任。索布恰克同时还写道，《消息报》是他最喜欢的一份报纸，他不希望带着这份报纸走上法庭，并请报社安排自己这封信见报。
《消息报》刊发了索布恰克这封信，但同时还发表了科罗利科夫的一篇更长的新文章，占了一个整版，标题为“索布恰克是否受贿，法庭将查明真相”。但科罗利科夫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认，案件还没有进入诉讼阶段，调查离做出最终结论也还早，他所说的“只是一些随时可以被推翻的证据”。但是读者首先注意的却是带有“受贿”、“法庭”等字眼的标题。
这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帕维尔·沃夏诺夫的一篇长文，硕大的标题是“作为俄罗斯腐败镜子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其中，几乎收集了选举期间有关索布恰克的所有言辞。索布恰克再次向法院起诉沃夏诺夫和《共青团真理报》，但这没有能够吓唬住其他报刊发表此类文章。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人先后发表了几份声明，宣布将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开展反腐败斗争。令人惊讶的是，在由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检察院等组成的调查部门内部对“索布恰克案”本身也存在分歧。结果，任何有关索布恰克“大规模侵吞”和受贿的证据都没有，最终，“索布恰克案”只涉及几套小公寓。
的确，当上市长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一个离城很远的小区搬到了另外一座离市中心很近的居民楼中，新公寓由市政府出钱做了改造和装修。但是，这对于俄罗斯特大城市市长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步。在1991年，住房还没有实现商业化。后来，通过给隔壁公寓住户分配另外一套住房的办法，索布恰克扩大了自己的住房面积。但这并没有违反法律，一切都是公开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公有住房分配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与其他政治家，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伊万·雷布金、伊戈尔·盖达尔、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以及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等拥有的富丽堂皇的豪宅相比，索布恰克的公寓住房和郊外别墅无论怎么说都不算太大。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所有人都清楚，以部长或是议员们的工资收入购买这样的公寓和别墅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从1997年春天开始，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被圣彼得堡检察院传唤，当时是为审理他的远亲、从塔什干来到圣彼得堡的玛莉娜·库京娜的住房问题案。传票通过邮局邮寄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彼得堡办事处（索布恰克继续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市的工作）。但索布恰克拒绝签收这些传票。不过，传票仍然会定期寄来，一个月有2～3次。根据检察院的资料，他们一共给索布恰克发去了12张传票。这些行动都是按照检察院内部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先让索布恰克以证人身份出庭应诉，然后向他宣布预先准备好的指控书，宣布逮捕并将他关押到圣彼得堡闻名的“科列斯特”监狱。
1997年10月3日上午11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中心大楼出来，走向停在柴可夫斯基大街上自己的汽车。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打算去看医生—— ． ．纳卡吉斯教授。头一天晚上，纳卡吉斯在自己家里为索布恰克检查过，情况很不乐观，是血管梗塞前的症状。纳卡吉斯强烈建议他去医院。
在街上，内务部的一个行动小组逮捕了索布恰克，强行将他带到了俄罗斯总检察院驻圣彼得堡代表处。他被允许打电话给妻子，她能够到索布恰克接受审讯的地点。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大街的那幢大楼，然后进入审讯人员和丈夫所在的办公室；她有国家杜马议员的身份，这可以帮她很多忙。
普京和索布恰克(15)
负责案件调查的官员没能审讯索布恰克。索布恰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差一点儿就失去知觉。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同调查人员大吵大闹一阵以后，他们不得不打电话叫急救车。在给索布恰克打了一针、并做了心电图后，年轻的医生坚持要求将他送往急救中心。索布恰克被人用担架抬出了检察院大楼，一个小时后，他住在了№122医疗康复部。第二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报纸指责前市长装病。很遗憾，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检查时，医生非常惊奇，索布恰克怎么会病得这样严重。
索布恰克给许多朋友和下属的印象是非常健康、强壮和坚忍不拔。青年时代，他痴迷于登山运动，喜欢骑自行车远足，并且定期地去游泳。在1995年举行的国际友好运动会上，索布恰克还曾经参加了一场比赛。应当说，所有民主派在90年代的时候都掩藏了自己的病史。鲍里斯·叶利钦在第三次心肌梗塞之后，仍然继续参加网球比赛；而尤里·卢日科夫率领莫斯科市政府足球队对阵俄罗斯联邦政府队。疾病和政治是相伴而生的，索布恰克也掩盖了自己身体有病、但却又并不十分严重的事实。有证据表明，索布恰克第一次梗塞还是在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之前。他克服了疾病，并且几乎很快就忘了自己曾经得过病。第二次梗塞发生在1991年秋天，8月19～21日政变后不久。
索布恰克最近的一次医疗检查是1993年在美国。医生建议他将主动脉分路，索布恰克拒绝了：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而那时外界盛传他最可能成为鲍里斯·叶利钦的接班人。
第三次梗塞发生在1997年10月3日，在检察院大楼内。№122医疗康复部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几天后，索布恰克转院到了由尤里·舍甫琴科上将领导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康复部。舍甫琴科当时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心脏外科首席专家，还领导着 ．库普里亚诺夫心血管研究所，有极佳的声誉。在圣彼得堡市，还没有人能在心脏病治疗领域超过他。
这个军事医学院就索布恰克的病情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诊，参加者都是一些最有经验的医生。结论并不十分令人宽慰。由于有一个动脉瘤，这一局部突出造成心肌侧壁变薄，导致患者的梗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根据这种诊断，任何一位心脏外科医生都不会建议匆忙做手术。为保证将来的手术顺利进行，索布恰克需要充分休息，并进行一些特殊治疗。他需要保持平静的情绪，医生甚至都不能将诊断结果通知患者本人，否则很可能导致病人过分激动和不安。尽管索布恰克极力掩饰，但看得出来他非常痛苦。索布恰克入院以后，一些报纸扩大了诽谤、中伤的范围，不仅继续针对索布恰克，而且还捎带上了治疗医生，特别是舍甫琴科教授。这其中表现得最起劲的是《独立报》和《新报》。这些报刊大肆喧嚣，称医生们不诚实，说索布恰克曾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医疗康复部提供过一大笔信贷，至今还没有归还市政府。他们还在文章中写道，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与舍甫琴科交从过密，医生可以根据她的要求做出任何诊断结果……事实是，索布恰克没有做手术，结果这成了舍甫琴科教授滥用医疗权力的证据。记者鲍·维什涅夫斯基宣称，需要做一个“独立的、社会性的鉴定”。这完全是不道德和有伤大雅的政治伎俩，在这场阴谋中索布恰克及他的妻子，还有治疗医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有人提出对索布恰克进行电视采访，并现场直播。可怕的是，索布恰克和医生们竟然同意接受采访。电视摄像师和记者进入了医院，于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索布恰克在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迫害”索布恰克的人还在不停地催促。播出这段医院“电视访谈”后，帕·沃夏诺夫写道：“索布恰克在竭力夸大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以换取同胞们同情的眼泪，这是一出政治骗局。这个人不止一次以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让人们感到吃惊。他在病床上，穿着白衬裤接受采访，而调查者却每天穿着制服寻找他肮脏行为的证据。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而他们都是秘密警察。这场矛盾的内幕很简单：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可惜他是索布恰克。当然在法律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对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就是‘窃铢者贼，窃国者王侯’。”
这些东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前新闻秘书写的，他应该很了解内幕：俄罗斯数以亿计的美元是如何流出的？流到了哪里？
丘拜斯、涅姆佐夫、尤马舍夫以及其他一些民主派的头面人物找到叶利钦，请求他保护索布恰克。叶利钦把这些说情转给了斯库拉托夫。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去找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向莫斯科的任何人透露，他决定单独采取行动。
出走
1997年3月，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他与鲍里斯·叶利钦见过几次面。总统向普京详细地询问了索布恰克的情况，并且几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前圣彼得堡市市长的不满，但普京却没有附和。
1997年11月3日或者是4日，普京秘密来到圣彼得堡。有关他此次到访的消息只有几个他最信任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联邦安全局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局的官员才知道。在行政长官选举结束之后，圣彼得堡市强力部门的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变动，普京在这里有不少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们准备像帮助普京一样来帮助索布恰克。
普京和索布恰克(16)
普京首先会见了舍甫琴科教授，向他说明了对前市长构成威胁的所有细节。普京还和索布恰克本人以及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谈过话。决定只有一个，应当立即将病人从圣彼得堡转移到国外去。但具体该如何操作呢？舍甫琴科教授没有任何好主意，普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启用他的联络渠道。在后来描述自己从圣彼得堡顺利逃脱的经历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特别强调自己妻子出乎意料之外的掩护才能和上帝的帮助。但是他应该知道除了妻子和上帝之外，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还仰仗了自己的一位知己——弗拉基米尔·普京。
11月6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通知舍甫琴科教授，说他打算离开这家医院到巴黎的美国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于10月7日早上5点就来到了医院。6点时，她叫醒了丈夫。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早晨8时，舍甫琴科教授来到病房，把索布恰克的病历和所有诊断治疗资料一并交给了纳鲁索娃，纳鲁索娃在交通和治疗责任书上签了字。9点，索布恰克被抬上单架，上了停在院子里的急救车。在医生的陪伴下，索布恰克和纳鲁索娃乘车直奔普尔科沃机场。在那里，一架芬兰的医用飞机已等候多时。这架飞机是一位匿名捐助者花了3万美元，从一家芬兰私人医药公司租来的，飞机上有转移危重病人的特种设备。索布恰克被直接抬进了飞机，而他的妻子纳鲁索娃则负责向海关和边防警察出示所有文件、随身物品和携带的现金（8000美元）。所有旅行必需的手续都已经妥善办理完毕。在机场，无论是海关还是边防检查人员都知道索布恰克要离开，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怎样的一次“秘密特殊行动”。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随后的认真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索布恰克和纳鲁索娃所乘的飞机顺利抵达了巴黎，索布恰克处于芬兰医生监护下。11月7日下午换由巴黎美国医院的医生负责对其进行治疗。
11月6日、7日恰逢俄罗斯的节日。索布恰克原来入住的医院对该行动一无所知，电话录音中还留有纳鲁索娃的声音。而此时，不允许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市的命令还有效。但由于是公众假日，“迫害”前市长的那些人放松了警惕。后来，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透露：“我去了圣彼得堡，见了索布恰克，在医院看望了他。11月7日，我的芬兰朋友派来了医疗飞机。您知道，11月7日这天全国都在过节。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这件事直到11月10日才被大家发觉。”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一天，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在巴黎饭店大厅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很多俄罗斯和西方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蜂拥而至。一些人将索布恰克逃离叶利钦的俄罗斯比做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鲁耶娃逃离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
在巴黎的美国医院，医生为索布恰克做了体检，并详细检查了冠状动脉和其他诊断情况，证明了圣彼得堡军事医学院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患者病情严重，根本不可能进行心脏和血管手术，只有最疯狂的外科医生才会拿索布恰克的生命和自己的声望去冒险，做出立即手术的决定，美国医院里还没有这样的医生。索布恰克现在需要的只是充分休息和好好的保守治疗。
早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医生们就对他说必须彻底远离政治生活。公开从政不可能没有精神压力，而索布恰克的心脏已经非常虚弱了，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很遗憾，索布恰克不想接受医生的忠告。当然，在巴黎他感到很平静，身体状况也恢复得不错。但他不仅想返回俄罗斯，而且还希望重新站在政治舞台上。他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打尖刀射向后背》的书，主要讲的是1996～1998年的一系列事件。索布恰克还曾几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不过，俄罗斯媒体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索布恰克在巴黎市中心购买了一栋房子”，“索布恰克在巴黎购置了一套豪华寓所”等等。而事实上，索布恰克在巴黎的生活非常简朴，开始是住在一家价格不贵的饭店，后来搬进了从一位圣彼得堡商人手里租来的一套公寓中。
当然，索布恰克不是穷人，但也绝不是亿万富翁。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市长工资，也不是经商所得，而是国内外出版著作的稿费以及讲课费。他的书在法国的行情不错，他在这里有不少政治家和商人朋友。几乎所有俄罗斯移民都认为生活在法国要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感觉好。从“新俄罗斯”来的移民还很少，索布恰克是最大的人物。
1998年9月，俄联邦总检察院宣布撤消有关针对索布恰克收受贿赂和滥用公职的诉讼。谈及这一问题，尤·斯库拉托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在调查索布恰克案件中所掌握的材料让每一位正常的人都感到震惊和紧张，但他却“基于调查目的”无法公布这些材料……在那时，俄罗斯整个国家由于其他事件——严重的金融恐慌、金融和政治危机而处于震荡和紧张当中。又过了几个月，俄罗斯人经历的已经不仅仅是惊恐不安，还有为针对总检察长本人的“裸体女人照片”事件而感到的羞愧。在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幕上，“斯库拉托夫案”替代了“索布恰克案”。
索布恰克的归来和去世
索布恰克出院以后，每天的生活只是在巴黎街道上散步、上课并展开“课堂讨论”、到移民档案中查找资料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空之旅》。在这本书中索布恰克将按照自己的顺序来叙述俄罗斯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联邦安全局局长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斯捷帕申成为副总理，然后出任俄罗斯总理；内务部长库利科夫下台了；尤里·斯库拉托夫只是在名义上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甚至被禁止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室：有关斯库拉托夫案件的调查已经由军事总检察院负责。而调查机关已经停止了对“索布恰克案”的调查。现在，索布恰克重归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普京和索布恰克(17)
1999年7月12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回到圣彼得堡，欢迎仪式在普尔科沃机场举行。索布恰克朗诵了 ．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我眼含热泪，回到了我的城市……”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永远回来了。”那一天晚上，索布恰克安排了一场大范围的新闻发布会，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声明。他宣布自己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将代表“正义力量”竞选联盟，参加圣彼得堡一个单选区的角逐。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依我的了解，索布恰克那时并没有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当年8月，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但是，索布恰克再也无法重现1989年的辉煌了，应当说他这次行动非常迅速、强硬。结果，在索布恰克那个选区，他输了，这对于他这样一位勇敢的，但却又闲不住的、虚荣心极强、贪图名利的政治家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正当索布恰克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俄罗斯总理，并且还拥有令人称奇的高支持率。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时，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
总统提前选举定在了2000年的3月26日，作为普京的代表和自愿鼓动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自告奋勇地在俄罗斯西北地区为普京竞选拉票。
那几个月里，许多报纸都毫不留情地攻击索布恰克。在莫斯科，亚·科尔扎科夫办的《纵梁报》继续散布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有关圣彼得堡市政府和索布恰克市长本人的消息。这家报纸认定，索布恰克不仅向西方出售了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完全修复好的潜艇，而且还将圣彼得堡孤儿院的孤儿卖掉。该报《宫廷秘密》月刊在第一个月的刊物上写道：“索布恰克家族生意由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分裂和世界犹太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冲突而垮塌了。”
2000年2月10日，《独立报》集中刊登了鲍·维什涅夫斯基和 ．拉博特诺娃的系列文章，总题为“索布恰克的绞索”。文章内容完全是凭空想像，而且都是一些荒诞的谣言。两位作者写道：“像索布恰克这样的政治家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认为：索布恰克1997年那次出国没有接受海关检查，因此是非法的。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普尔科沃机场的边防军人惊讶于索布恰克精力充沛的步伐，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担架和救护车。上述一切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诊断的正确性，而尤·舍甫琴科不仅是首席心脏外科专家，还是前市长一家的好朋友。”
2000年2月15日，索布恰克作为普京的代表去了加里宁格勒州，他非常活跃，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
2000年2月17日，普京在回答《生意人报》记者提问时说：“您知道，我完全信任他，索布恰克百分之百是一个正派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也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他是一个拥有无可指责声望的、品行端正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天才的和坦率直爽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他完全是两类人，我对他充满好感。我真诚地欣赏像他这样的人。他很真实。很少有人知道，我和索布恰克之间保持着如此亲近、同志式的关系，他非常值得信赖。我想，我能够称他为‘老同志’。”
2000年2月19日深夜，因心脏病再一次发作，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猝然去世。这一幕发生在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一家宾馆里。索布恰克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被人们发现时他已经离去了几个小时。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节中，索布恰克这样写道：“我该离开了……”他到底走了，到了死亡的彼岸。
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讯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往加里宁格勒市派出一架专机。从克里姆林宫拍给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儿的吊唁电报中普京写道：“因他的离去我们无法平静。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是我的亲人和老师。他不仅启蒙了我，而且将永远是我做一个品行端正和信念坚定者的榜样！”
2000年2月24日，公民追悼和与索布恰克遗体告别仪式在圣彼得堡塔夫利切宫举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首批参加吊唁者之一。来到这里的还有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涅姆佐夫等政治人物以及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基里尔·拉夫罗夫、柳德米拉·韦尔比茨卡娅等知识界代表和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列昂尼德·戈尔边科。索布恰克的遗孀纳鲁索娃不允许圣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天气严寒，但来与索布恰克做最后告别的队伍仍然排得非常长：从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娜街一直排到塔夫利切宫。在队伍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的还有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对索布恰克最不友好的《独立报》的老板。
曾经非常猛烈地批评过索布恰克的《消息报》此时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索布恰克有过辉煌的过去。当像他这样的人走向政坛的时候，我们曾开始期待出现奇迹。奇迹没有等来，于是我们还在他们走向政坛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失望了。在选举中，他们的声望扫地，惹得对手借助于总检察长和检察官们的力量‘纵狗捕狼’。也好，他们教会我们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过去和不崇拜偶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思路来评价一些事情，比如发生在索布恰克身上的。”
普京和索布恰克(18)
索布恰克的遗体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尼古拉墓地。“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ntur in illis——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索布恰克经常将这句罗马谚语挂在嘴边，但他自己却没有尊奉它。他还有另外一句罗马谚语：Pereat mundus et fiat justitia——即便整个世界毁灭，真理仍旧会存在。不，受到俄罗斯政治不公正对待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死后，世界也没有毁灭。
对于索布恰克自己来说，他的“走向政坛”是充满矛盾、冲突和非常不顺利的。由他帮助和提携的许多人今天管理着俄罗斯国家事务。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普京而言，索布恰克的确是一位老师，一位才能卓越的老师，但他自身也充满矛盾。
他不仅为身居高位的人提供了正面的，也提供了反面行为的范例。
两位总统(1)
鲍里斯·叶利钦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些报纸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证实，叶利钦和普京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早开始于90年代初。鲍里斯·叶利钦的回忆录《总统马拉松》对这个问题做了彻底地澄清：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与自己继承人之间的相识只是在1997年3月才开始的。那时，普京担任克里姆林宫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不久以后普京成为了瓦连京·尤马舍夫领导的总统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主管地区事务）。
有时普京会留下来听候“老人”的调遣。叶利钦写道：“那时我们不得不经常见面。普京的报告清晰、明了，堪称典范。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搀杂个人因素。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谈！他敏锐的反应能力让我惊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去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白宫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发现了普京这个人非同寻常，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样也没有人说他是叶利钦圈子里的成员。这个圈子在我们的媒体中更多地被称为“家族集团”。当然，普京非常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他没有进入家族集团圈子，也并不想进入。1998年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鲍里斯·叶利钦决定更换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包括解除局长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将军的职务——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一名国家安全人员。叶利钦对科瓦廖夫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却不满意科瓦廖夫在联邦安全局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现出的判断问题时的独立性。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真想过，由谁来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刹那间就出来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机关工作过多年；第二，他进过宏观管理大学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这个人可以忠于民主、市场经济观念，并且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就这个问题征求了总理基里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后，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任命通过后，普京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与科瓦廖夫将军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机和基里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后，叶利钦邀请普京到克里姆林宫并与他做了一番长谈。叶利钦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的军衔。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为什么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离开了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我是一个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对联邦安全局机关总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调整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分关注。在这次调整中，许多军官被强令退休，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年纪大的人：在联邦安全局机关内，有许多人有优待任职期——工作一年算两年。普京任命了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三人为副局长，他们都是普京早在情报机构或是列宁格勒工作时就认识的。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总局一个直属部门的领导。普里马科夫对这些任命明显表现出不满，但叶利钦认可了联邦安全总局的这些人事变动。总统对普京的工作非常满意。
索布恰克从圣彼得堡出走这段历史并没有使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产生隔阂。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达巴黎之后向叶利钦做了粗略的汇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也写了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卫生部长舍甫琴科，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的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但是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
在该书的100页后，叶利钦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这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总结》杂志编辑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时刻》中认为，正是在这一天，总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他将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就从此改写了。”
两位总统(2)
但事实上，普京的命运在4个月中并没有什么变化。1999年5月12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叶利钦任命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为新总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鲍里斯·叶利钦承认普里马科夫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总理的能力和优点。但可以想像得出，叶利钦很不喜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独立性和日益升高的支持率。叶利钦这次选中了斯捷帕申，后者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政治家，都是软弱的。但正如叶利钦认为的那样，所有的这些任命和辞职都不过是他深思熟虑计谋的一部分，而这一计谋他不想向任何人公开，包括自己身边人。
普京——总理
根据叶利钦的叙述，向弗拉基米尔·普京移交政权的决定早在1999年4月底或5月初时就做出了。按照他的想法，公布普京为继承人应当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时机最好选在俄罗斯选举前斗争最激烈时，因为普京的果断性格和强硬作风在那时肯定非常有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分析，还因为普京领导联邦安全会议和联邦安全总局，我不能同他进行最后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他对我的计划一无所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不仅仅打算给他提供‘在官职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还想把皇冠给他戴上。我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给他：历经多次选举的胜利，通过他所不喜欢的公开化政治，国家保持了民主、自由和正常的经济，这些都是留给他的政治遗产。到2000年，这些担子将非常沉重。甚至就连他这样坚强的人也会感到如此。”
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先的确不知道叶利钦有这样的计划。尽管普里马科夫总理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之间的关系远远不能说很好，并且在1999年春天，他们还有过一些冲突，但普京还是明确不支持突然解除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而由谢尔盖·斯捷帕申接任总理。普里马科夫下台后三天，以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普京为团长的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总局的联合代表团看望了他。由于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功绩，普里马科夫拥有很好的名声。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对他来说没有预料到的、令他非常高兴的探望。
8月初的时候，叶利钦召来自己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他一起讨论任命普京担任总理的问题。问题只是在时间期限上：在8月还是在9月、10月？他们决定不宜推迟。叶利钦在《总统马拉松》一书中写道：“8月正好是休假季节，普京的任命将像一场晴天霹雳。所有人在一刹那间就会紧张起来，但过几个星期之后，人们会逐渐淡忘政治，情绪也会平静下来，那我们就达到了目的，普京也有时间抓紧工作！”
1999年8月5日，叶利钦会晤了普京，并向他说明了自己任命他为总理的这一决定。叶利钦向他解释说，这样做的动机最主要的是要取得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势头强劲，这种状况让叶利钦总统深感不安。普京对叶利钦说，他将遵从总统的意见，担任总理职务，但是他承认，他不喜欢竞选斗争，也不想参与进去。在他的记忆中，还不时闪现在圣彼得堡遭到伤害的情景。普京问：“在选举中，我们将依靠谁呢？”叶利钦回答：“我不知道，我们将建立一个新党。对于你来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上。”这次谈话使普京明白竞选活动的重担已经落在了其他人的肩上。叶利钦问：“如果让你在最高的职位上，那会怎么样呢？”普京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叶利钦在结束谈话时说：“那你想一想，我信任你。”
叶利钦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斯捷帕申，后者显得非常激动，并请求暂缓几天做决定。在叶利钦周围还有许多人对他的计划感到不满，一些人甚至试图劝阻总统。表现得特别积极的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劝说普京自己拒绝这项新的任命。丘拜斯说：“你简直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最好自己拒绝，这比今后在压力下做出决定要好得多。”但是，普京回答：“这是总统的决定，我必须执行它。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上也会是这样的。”那时，丘拜斯通过办公厅、叶利钦身边的人开始了活动。丘拜斯会见了沃洛申、尤马舍夫和塔季扬娜·季亚琴科，还威胁说，到时不仅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会抗议，而且就连劳动者也会大规模集会，“而愤怒的卢日科夫会怎样呢？他可能带领几万人走上红场——这一切都说明总统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丘拜斯甚至同意回到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上来帮助弱势的总理斯捷帕申。
可叶利钦需要的不是丘拜斯，而是普京。8月9日，他签署了任命新总理的命令，并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的确，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总理不仅让俄罗斯而且还令国外的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困惑。叶利钦说，他将普京视为自己总统职位的继承人，并且正是普京“可以让周围人团结在一起，在新的21世纪复兴伟大的俄罗斯”。叶利钦的话让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心情无法平静。尤里·卢日科夫针对这件事说：“这简直就是政坛怪事！”鲍里斯·涅姆佐夫支持首都市长的观点，认为这是“失去理智的行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应是：“该去医院。”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选择普京担任总统的建议是老年的叶利钦做出的最怪诞的政治决断之一。不过，丘拜斯曾经预言的“劳动者的大规模集会”或者是狂怒的莫斯科人冲向广场的一幕没有出现。
两位总统(3)
出人意料的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就快速通过了对新总理的提名。《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有关这次杜马会议情况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不令人开心的，甚至还有点枯燥。议员们早已对批准新总理的任命程序了然于胸、对过程厌烦已极，这丝毫引不起他们的任何兴趣，尽管普京的发言给议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普京回答问题很坦诚，他诚实地回答说自己不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在杜马会议场外说：“这是一个技术型政府里的技术型总理。”在评论对普京的新职任命时，《消息报》写道：“鲍里斯·叶利钦的总统政权从未如此虚弱，尽管总统想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更加强硬。由于普京的个性和最高统帅的命令，强力部门的影响让国家保持稳定。我们有了一个执行简单技术决定和命令的政府。或者说，有‘装甲技术’支持的技术型政府。” 但是最为恶毒的评论来自《总结》杂志。加莉娜·科瓦利斯卡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鲍里斯·叶利钦从自己相当多的干部‘烂牌’中抽出了一张最不起眼的、难看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宣布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如此黯淡的、不显山露水的人能做什么事情呢？不仅完全失去了超凡性，而且没有一点个人魅力。可以说，将普京作为赌注是叶利钦班子完全绝望的表现。”
但自1999年9月起，尤其到了10月，由于在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快速而有效的决定和行动，普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并赢得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对政府和军队的支持。这种状况出人预料，而且实质性地改变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格局，使一贯强大的联盟，如由最重量级的政治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里·卢日科夫和明提米尔·沙伊米耶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退居到第二或第三位。而恰恰是这个竞选联盟让叶利钦及其身边人感到最大的威胁和不快。谈到1999夏天和秋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情，叶利钦回忆到：“这个二轮马车（指的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可能会取得振聋发聩的优势（普里马科夫和共产党人达成妥协），那么未来的总统选举将失去所有意义。他们能够取得修改宪法的多数，完全合法地以2/3的表决通过任何一个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改变国家的总统制政体！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可能采取这样的策略，这样一来，今后与他们的斗争将变得毫无意义。”
众所周知，新的中间力量的联合“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而这个党甚至没有清晰的政治纲领，并且仅仅在选举前3个月才组建完成。在这个竞选联盟中，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人。“统一党”惟一严肃的政治资本就是来自于普京的支持。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他将投票支持谢尔盖·绍伊古领导的政党。几个星期后，他出席了这个新的竞选联盟大会。叶利钦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统一党”领导人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也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列入到“统一党”竞选名单上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因此，对所有政治观察家和分析家还有叶利钦本人来说，“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胜利都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对于这一点，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