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偏偏是普京呢？对此，2000年时曾经有许多种说法。例如，关于普京的成功，人民爱国者的主要报纸《明日报》及其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就认为那不是“幸运之星”或是某种“魅力”，而是魔鬼的阴谋，因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将“外地的一个省级官员变成独裁者”。 在解释普京成功的原因时，甚至连普京的一些拥护者和崇拜者也认为是神秘力量的影响。
正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写的那样：“在普京许多重要的人生阶段里，包含有各种生活方案，而实现其中某种生活方案的概率可以说远远小于实现不了的概率。借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术语，这是在沿着预先确定好的轨迹前进，在某个先知的引领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历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层与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几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尽管有关鲍里斯·叶利钦似乎是被迫将总统宝座让给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说”可信度很小，但那些来自国外的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报》报道了美国纽约影响巨大的共济会分会的阴谋串通。许多西方分析家和新闻记者试图证明，“普京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切都是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将军们合谋指挥的结果”。 甚至就连朱利叶拓·基耶萨这样的资深记者也以西方阴谋家的语气写道：“当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如果不是军队给普京开辟通往权力之路的话，普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当不上总统。确切地说，如果说有人想通过谋划这场战争来让军人恢复元气，同时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话，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过，另外一些西方报纸则认为，并非军队的将军和安全部门的人、而是俄罗斯富有的金融家们或者“寡头”们将普京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俄罗斯，这些人不仅实质性地控制着大部分财富，而且还控制着社会舆论。2000年2月，一家德国报纸甚至认定，普京只是张“白纸”，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护人别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涂写描画。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间已达成协议的这两个人策划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尔是《总结》杂志的总编辑，他也从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争斗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认为这两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恰恰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敌意已经越来越厉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尔的观点，普京可选择的砝码并不多，因为“目前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面前的是原则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他屈服于叶利钦身边人，即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压力，偿付对叶利钦的欠账，变成那些自认为创作了‘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或者，他与以前的监护人决裂，按自己的意愿与丘拜斯做交易。” 这一结论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强大的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罗斯官僚和寡头们的主要“幕后”领导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够读得到。
争论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它们的内容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内或者寡头之间争斗的秘密阴谋进行取证并进行客观分析。在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在过去几十或几百年中所发生的“阴谋”事件，只不过其中成功的不过几例，而失败的却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尔·派普斯 所说，那些患有“偏执狂类型”的人和历史学家都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都是阴谋的结果。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阴谋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其余的力量都没有意义；所有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幕后策划而成的，能够了解全部情况的只有那些亲信们。根据这种看法，掌握世界和各个国家真正权力的都在幕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3)
对于狂热于幕后“阴谋论”的人以及对阴谋说持有“偏执狂类型”的历史学家来说，叶利钦提前辞职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都是阴谋的结果。但他们无法理解，也解释不清楚，究竟是哪个人策划了这起阴谋。
这种粗陋、刻板的阴谋理论模式，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现实政治都是说不通的。
政治与政治权谋
“政治权谋家”干的事情和各种“政治权谋”的应用，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简单，而事实上又能非常容易地获得政治成功的现代理论。
早在2000年3月26日选举前，许多报纸刊登的文章就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被人为地夸大了”，文章称一些内行的演讲顾问和形象设计专家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位强硬领导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年轻并充满活力，谦逊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
“对于我们来说，普京被形象设计师塑造成为最人性化的人。”亚历山大·戈尔茨激动地说。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认为：“政治权谋家们发明了普京。” 甚至连普京到圣彼得堡出席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葬礼，对自己老上司的遗孀表达同情和关心以及车臣恐怖分子在报纸、电视上叫嚣着要杀死代总统普京并针对此采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时代》杂志称为“精明的宣传活动” 。而按照《明日报》的结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由公关和形象设计专家塑造出来的一个政治神话”。
一一驳斥这些臆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实和证据作为支撑。普京在担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某种新的政治权谋的产物，他赢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他所实施的政策和国务活动被认可的结果，也是他独立决策、敢于担负全部责任的回报。
那些政治决策并不是形象设计师们做出来的，普京显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是无法靠政治权谋艺术地加工出来的。普京的竞选总部曾经不无遗憾地宣布，在竞选活动的进程中，80%的决策是由代总统独立做出的，只有剩余的20%由其竞选总部提出，即使这样普京也并没有对之全盘接受。
人们经常将鲍里斯·叶利钦与那位以在火炉上酣睡、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而著称的勇士伊里亚·穆罗梅茨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普京都不是一个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没有成为叶利钦时代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军人和官员，无论是担任政府总理，还是后来成为联邦代理总统，他都会把克里姆林宫所定的决策视作命令一样服从。但自1999年秋季、尤其是1999年12月31日之后，为形势所迫，普京必须本人决定拟定并颁布命令。他没有逃避这一责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最高层领导者，随后又成了一位公众政治家。普京不仅与文件打交道，而且还踏实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位努力履行职责的实干家。
应当说，普京的活动并非根据某种明确的目标而事先计划好的。1999年9月和10月份，他不得不应对突然出现的困难局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所有的政治家都很在意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因此，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在民主机制下，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远不是主要工作内容。归根结底，普京并不是叶利钦班子里第一个仕途出人意料地窜升的幸运者，但是，为什么叶利钦的其他候选接班人没有从“政治权谋”中获益并取得成功呢？
众所周知，人们经常将戏剧与政治相提并论，谈论舞台、假面具、角色和提示台词者、导演、木偶等，这并非毫无根据。在许多方面，这种政治戏剧的构思与更为现代的政治权谋概念十分相似。
出于对普京所获得的成绩的惊奇和愤恨，《新报》编辑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曾试图将普京代总统描绘成一位简单肤浅而又糟糕的演员。对于普京本人来说，他只是一位突然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之上的演员，既不了解自己的角色，也对自己要表演的剧本一无所知，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众多的提示人面前究竟该选择哪一位的去听。 与此相反，导演安德烈·日京金则赞赏普京竞选总部的工作，他们这些人似乎严格规定了普京的举止、服饰、所有独白、手势、微笑等各个细节。安·日京金认为，普京恰恰是准确地遵循了“导演的最高任务”，才得以在“政治戏剧”里取得成功 。谈到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的成绩，电影导演格奥尔吉·达涅利亚认为这应当是导演和剧作家的功劳，而绝非普京自己。他认为，普京只是一个尽力使自己“不超出形象范围”的人。 另一位电影导演叶夫根尼·马特维耶夫则认为，不应当只将成绩归功于导演，其中也有主角的功劳。他说：“虽然他只是个舞台新人，但演得非常棒。他表演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不是像叶利钦那样在舞台上卖弄自己。那个人实在有太多的停顿，在舞台上像个命运悲惨的外省演员那样故作姿态。”
而心理学家列昂尼德·克罗尔却认为，普京几乎不需要导演，他本人就是导演，甚至还是这部剧本的作者和具备全新的、不寻常风格的天才演员。克罗尔对此充满了溢美之词：“普京在舞台上走动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他能同时兼备芭蕾舞舞者的急速和作战艺术大师的步伐。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身找出稍稍异样的面目以及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那种神话英雄所具有的‘随心所愿，心想事成’的魔力。明确同意去干某种或许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沉默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多等待一下——任务完成后，他又出现了。这时，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很骄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接着去做新的事情。普京是一个少有的、同时具备不显山露水和不可替代两种品格的人。他的幽默感令人感到惊奇，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准确和出乎意料地进行比照的大师。普京是一名本色英雄，是位摒弃浮华、拒绝装腔作势、没有刻板模式的英雄。”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4)
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处，但我认为克罗尔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在戏剧演出中，人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剧院演出大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可是这时一位主要演员却突然生病，无法登台演出。为了不使演出中断，导演及其助手们不得不紧急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预备演员化装，让他来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令导演和观众们感到惊奇的是，预备演员所扮演的难度很大的角色甚至比那位病倒的主演还好，于是，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演员。对于好莱坞音乐剧来说，这幅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但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这似乎还是第一次碰到。
上面这些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与戏剧进行的比较很有趣，但它们的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无法解释俄罗斯最近两年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政治中，永远存在戏剧性，而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一因素作为政治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增长。当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晤，白宫内召开的会议或者去工厂、医院、幼儿园进行参观的情景被几千万人同时在自家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时候，总统以及那些在他身边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自己该怎样做每一个动作、让每一场对白都充满意义。
一般人都认为，正是由于在电视镜头前有出色的发挥，约翰·肯尼迪才赢得了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在60年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公认的富有吸引力的标致美男子，但是，日益严重的疾病和衰老改变了他潇洒英俊的外表，他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实际上就越对自己的名声构成损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尤里·安德罗波夫尽力避开电视镜头的追踪。根据分析人士的看法，罗纳德·里根的表现正相反，他善于利用电视，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虽然他执政时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懂得如何成为活力四射的人物，其身影不仅占据了本国的电视屏幕，而且也赢得了几乎全世界电视观众的赞赏。要知道，罗纳德·里根曾经是位天才的职业电影演员，在自己30年演员生涯中曾参加拍摄过54部故事片。但是，如果仅仅认为里根是位演员，而不是政治家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戏剧性只是公开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政治活动主要是在舞台以外进行的，并且现场没有文字记者和摄影师，这项工作要求政治家除了职业演员必备的要求外，还应当具备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经常面对公众进行表演，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他从前不是公众政治家，现在一下子登上了俄罗斯最高政治舞台，他更希望自己不去扮演某种特别角色，而是保存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因此，我基本上赞同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的观点，他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一个谜团，他很简单也让人很好理解，他的主要品格就是坦率而自然，这让他避免必须去扮演和模仿其他的什么人。而只有那些倾向于与人民进行“权力游戏”的观察家才不相信这一点。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早在1999年秋天，一些报刊就开始用“孤独”来描绘弗拉基米尔·普京。《独立报》刊登玛莉娜·沃尔科娃的一篇题为“百日孤独”的文章，评述了普京总理一百天的成果。在文章中，她称普京是“历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中最神秘的人，是最大的政治之谜”。 一些与新总统关系亲密的人也强调，普京“自己成就了自己”，因此他不需要感激任何人，当然如果不算叶利钦和早前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话。不过，对于选举来说，这些成就还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将军们、“从特工机构出来”的人以及几乎所有官员都拥戴普京。在2000年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寡头也都支持普京——除了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以外。1999年秋天，古辛斯基曾看好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而从2000年1月开始又公开而热烈地支持亚夫林斯基，并向其竞选班子投入了大量金钱。
但是，上面的论说并不意味着，普京大选后可能成为将军们或是金融家们的“仆从”，而不再是首先依靠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政治家。我们看到，在最初几个月中由普京带进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新人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人都还没有经验和威信。这也不是一个政治班子，尽管它与叶利钦1991年带到政权的班子似乎有些相似。人们可能同意的是，在克里姆林宫几乎“贫瘠”的土壤当中，在自1996年起普京就在那儿工作的“宫廷集体”里，普京曾经显得相对形单影只。在那里，他甚至没有努力使自己表现得特别出众：因为这样会更加轻松地生活和工作。
普京也没有将自己远大的抱负表露出来——包括在总统办公厅和以前在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身边工作时，尽管他不得不解决重大经济问题并领导圣彼得堡市这座大城市的对外联系工作。但到了1999年底，普京已经不再孤独，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他的人中不仅包括挂肩章的人，还有俄罗斯其他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知识阶层的人、青年大学生、工人和公司职员以及大部分企业主们。基于此，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快处于以前他所说的“社会健康力量”凝聚的中心。历经过太多的混乱局面之后，俄罗斯事实上出现了复兴的机遇。这种复兴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它并非那样迅速——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因为社会的疾患过于根深蒂固和纠缠不清。问题在于，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能够搭建一个由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组成的牢固而内行的班子是非常困难的。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5)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现在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早在普京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其言行举止就完全符合社会上希望出现有能力保证正常秩序的、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期待，在选民的众多托负中，占据第一位的是要求尽早积极改变国家的贫穷状况，将贪赃枉法者从自己身边清除出去，限制“寡头们”的影响力。此外选民们还要求结束车臣战争，但必须以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条件为前提。
叶利钦及其“家族”在过去的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使俄罗斯选民不再会表现得特别激动不安。在解释自己决策的原因和动机时，普京曾几次引用过俄罗斯民众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总理初期就曾讲过：“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公民。我体会到了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的感受。很显然，人们感受到了它并由此而支持我。” 后来，《消息报》曾回忆起普京的这些话语，认为它对于一位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来说是很奇怪的。通常，他们早就忘记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 在这里，我们顺便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就曾很有说服力地阐述过。其中的一个公理是这样的：当那位能力超群，比别人看得远、想得透，比别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没有出现，而这时社会需求和国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时候，通常这一英雄就该横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对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补充。首先，社会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现在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地点，因为这种“英雄”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无法胜任历史和当前形势赋予他的各项任务；第三，他可能滥用赋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权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非常可惜，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这样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赖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且希望他能够不辜负人们的这种信任。毕竟，我们的选择并不多——要么是恢复秩序，要么是持续的动荡和混乱。
来自《共青团真理报》的德米特里·别利斯基曾客观地认为：“普京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这可以说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势。其力量在于，他可以很简单地扒开多年积攒起来的‘垃圾’；弱势在于，在克里姆林宫之外的权力走廊中，那些与有权有势、有庞大金钱资源并有极强烈的愿望试图保留这一切的强大集团相勾结的政治家们，会共同反对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持以及不希望发展进程倒退的历史逻辑都站在普京这一边。”
人民的支持和历史的逻辑，这当然是保证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力量。不过，不应当忽略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普京的个人能力和优点、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以及1999年8月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时的整个复杂局势。在此，首先我要提的是那时北高加索地区的局面以及俄罗斯面临的解体威胁。这一威胁源自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侵略，它们与车臣最极端的分离主义集团相互勾结，蓄谋制造危机。
第二部分
车臣问题(1)
车臣因素
在促使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快速提升的诸多因素中，车臣因素——或者按正式的说法“在车臣采取的反恐行动”——最为重要，这是许多政治观察家的共同看法。只是不同的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会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述方式，这取决于他们对待普京、对待当代俄罗斯以及对待车臣的态度。
例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就写道：“任命普京为总理只是在达吉斯坦发生侵略事件的情况下，如果普京不早一点儿制止这种侵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达吉斯坦战斗的开始阶段应该被认作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星光闪耀’之时。经过很多年的等待之后，普京成为了‘英雄’事业的领袖，而后，在全国老百姓中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瞬间，新总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他使全俄罗斯所有爱国者团结在他的周围。” 亚历山大·戈尔茨则另有一番看法：“作为一位政治家，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完全是靠鲜血和肮脏的车臣战争起家的。正因为利用了高加索战争作为最广泛的选举技巧，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竞选中才避免了使用以前议会选举中经常采取的肮脏手段。年轻人应当努力摆脱代言人的尴尬处境，这让人们立即想起了蝙蝠侠和詹姆斯·邦德。”
但问题不只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发生，并为新总理和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并非简单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于对使用武力宣布承担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在1994～1996年，无论是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强力部门的部长们在车臣行动中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普京开始解决新战争中的所有主要问题。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果也就成了他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而言，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开始扭转。
普京的批评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俄罗斯军队和爱国者在车臣遭受失败，而且是决定性的失败。例如由古辛斯基苦心经营的《今日报》就预言：“在冬天的行动中，普京的支持率可能会在鲜血中急剧下降，也就是说，除了战争之外，普京什么也不会干。克里姆林宫不是委任他主要抓经济吗？他能胜任吗？除他之外有人能干！” 《总结》杂志主编谢尔盖·帕尔霍缅科更为尖锐和公开地写道：“普京的奇迹和凯旋出现了：在轰炸和扫射中大量无辜者死去，而匪徒们却在山上的营地里安安静静地安装设备；在印古什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的难民遭受嘲笑，而恐怖分子却以连、营为单位出现在通往巴库、第比利斯和伊斯坦布尔道路上的餐馆和饭店里。普京取得成就的基础还包括冷血政策，他利用了社会意识的阴暗面，如民族主义、盲从性、残酷性和极端复仇心理。这种仇恨式的狂欢只有在飞机里满是军人的棺木、联邦军队遭受重大挫折时才会停止。”
让人纳闷的是，在帕尔霍缅科这篇充满憎恨的文章中，居然将车臣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和匪徒。相似的看法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1999年9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的文章。作者将20世纪末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那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称后者为“欧洲病夫”。M．瑞恩多尔茨认为，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否则将导致自我毁灭。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这种希望没能成为现实，尽管事件曾经朝糟糕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很大。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1999年夏、秋在北高加索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过程。与车臣相邻地区局势曾经非常紧张，从1999年春天开始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在对待车臣和达吉斯坦瓦哈比武装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斯捷帕申政府继续奉行和平政策。
早在8月1日，第一批车臣武装分子就潜入位于达吉斯坦山区的楚马金区，但这不过是一次预演。在8月8日这个星期天的夜晚，武装分子的主力渗透到相邻的波特利赫区。从本质上说，这次侵略蓄谋已久。当然，瓦哈比分子对达吉斯坦的进攻非常冒险，他们得到了达吉斯坦山区村庄居民的款待和帮助。尽管这样，应当说这还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冒险，因为反击行动紧接着就开始了。受叶利钦委任解决所有与侵略俄罗斯领土有关问题的新总理普京很快领导了反击行动。普京不是单纯解决军事问题，而是更有效地解决了这里出现的政治、经济、干部和财政问题。根据普京的指示，参加战斗的军官和士兵的津贴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到8月底时，哈塔卜和巴萨耶夫领导的武装遭受重大损失退回车臣，但人数已达1万多人的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到车臣领土上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普京通过了一项最重要的决定，即摧毁达吉斯坦瓦哈比分子在卡达尔地区建立的基地，因为它会成为伊斯兰狂热宗教信徒向里海地区输出信仰的军事基地。
早在8月底时，普京就在白宫召集车臣问题会议，同时邀请了所有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参加。这时，达吉斯坦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但这几位前总理认为将军事行动的战场转移到车臣境内是不现实的。他们坚持采取的军事行动应当有所限制，要保证居民的安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减少俄罗斯士兵的伤亡。国家军事领导层的意见与此相反，尽管这些将军中也存在意见分歧。最终的决定由弗拉基米尔·普京做出——我们今天已经清楚，这个决定是什么。在达吉斯坦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的3栋居民楼先后发生爆炸，几百名和平的居民在睡梦中惨死。在第一起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没几天就已经查清，这几起凶残行动的线索均指向位于车臣境内的瓦哈比分子营地。调查还需要很长时间，愤怒而恐惧的居民要求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已经无法强迫自己再等待下去。不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城市的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民防以及由居民自愿组成的纠察队对所有的交通工具、空置的场所、地下室以及顶层阁楼进行了详细的、拉网式排查。这些措施避免了在某些居民楼里已经准备好的爆炸行为，并找出了很多与可怕的恐怖袭击组织者有关的新线索。
车臣问题(2)
后来，一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指控说，政府没有对9月的几起爆炸进行认真的调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调查非常彻底，也有效果。
但是，调查活动仅仅是一方面，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以，毫不奇怪，在调查结束前，普京就下达命令中断与车臣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紧接着，经政府同意，联邦军队切断了车臣境内的能源运输和通信联络，并关闭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车臣的主要机场、临近格罗兹尼市不远的北方机场遭到空袭。又过了两天，俄罗斯空军大规模的轰炸和导弹打击了车臣军事基地、营地、交通枢纽、燃料库、桥梁和道路。在车臣边境大规模的联合集群部队开始组建，后方基地和所有必须的地面设施也建立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用武力彻底消灭俄罗斯领土上的伊斯兰恐怖政权的决心在增加。
众所周知，在1994年由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领导的俄罗斯军队领导层曾经以压倒性的优势认为，借助于军队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将是非常轻松的任务。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说，在几天时间内，用几个空降团就可以完成任务。根据格拉乔夫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提交的计划，车臣的整个军事行动可以在1个月内完成，其中3～4天就可以歼灭位于格罗兹尼的杜达耶夫分子。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1995～1996年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在俄罗斯政治圈和部分军事领导人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车臣进行的任何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必定失败，而车臣恐怖分子和战斗人员也强化了俄罗斯某些政治家的这种观点。被匪徒们绑架的俄罗斯公民接近2000人，并且这一数目正在增加，这些“奴隶贩子”感到逍遥法外和拥有无限权力是正常的事。谢尔盖·斯捷帕申后来承认，无论是他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制定在车臣领土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何计划，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赞同新总理普京的指示和命令。最坚决地反对在车臣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的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斯捷帕申组成了政治联盟。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呼吁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建议有限度地使用特种行动并围绕车臣周围建立“隔离区”。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伊戈尔·斯特罗耶夫公开宣布，俄罗斯不应当急于开展地面行动。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罗曼·波波科维奇9月中旬也称：“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前却不合时宜。”面对有关车臣进行地面军事行动可能性的问题时，萨拉托夫州州长康斯坦丁·季托夫回答：“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会是一场灾难。”
当时，有关保卫俄罗斯领土、使其免受车臣武装分子侵犯的最激进提议也仅仅是俄军推进到捷列克河左岸——这可以实质性地缩小“隔离区”的宽度。在9月初，甚至连那位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和在达吉斯坦地区作战行动中表现突出、而且思想也比较激进的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将军，在被任命为驻扎在靠近车臣行政边界地区的第58集团军司令时也宣布：“军队将不会进入车臣共和国境内。”沙马诺夫坚信自己的实力，但却怀疑俄罗斯政治家们是否靠得住。
所有车臣首领，其中包括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显然都很害怕俄罗斯的军队开进车臣共和国。正因如此，莫斯科那些所有亲车臣和西方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9月份开始加足马力、大肆宣传。但是，在车臣和俄军驻扎地区，记者们的工作程序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内的只有个别西方记者，并且还是靠非法的手段。已遭解散的“士兵母亲”组织的代表们不被允许进入车臣共和国内。能够证明战争正在日益迫近的迹象还有，当时不仅许多西方报纸和杂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大众传媒上都充斥着大量谎言和虚假信息。
摩夫拉特·乌杜格达互联网站上开始散布有关俄罗斯特工部门曾与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部队相勾结进攻达吉斯坦、并与莫斯科居民楼爆炸有关等恶意诽谤性的消息，一些报刊则纷纷转载、传播。俄罗斯《新报》、《说法》以及英国《独立报》等报道了一些离奇的侦探故事，说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早在1999年夏天就乘坐私人飞机和土耳其快艇秘密抵达法国的蓝色海岸。在阿拉伯亿万富翁阿吉纳·卡绍吉所有的一栋高级别墅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他们两人同在土耳其特工护卫下赶到那里的沙米尔·巴萨耶夫举行了多次会谈。后来，在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中，沃洛申的名字又换成了那时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普京的名字，但秘密会见沙米尔·巴萨耶夫的地点不是法国，而是西班牙；普京与巴萨耶夫一起共同制定了获得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的计划，以帮助自己登上俄罗斯权力顶峰。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重复传播这些谣言已不再合时宜时，一些西方报纸的记者开始向普京发难，责问他为何不通过法律程序对谣言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们提起法律诉讼，而仅限于并不十分清晰的辟谣。但是，与报纸和记者们走诉讼渠道可能要耗上几年的工夫，而那时迫切需要做的并不是雇律师打官司，而是尽早采取行动。普京非常明确地做出了决策，确定了在车臣领土内采取密集军事行动的规模和任务。他还说服叶利钦总统，让他相信通过采取军事行动来消灭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瓦哈比教派分子策源地的必要性。1999年9月和10月份，叶利钦总统完全支持总理。最后，普京没有做任何隐瞒，将所拟定的措施全盘报告给了叶利钦。这个计划由强力部门制定，其发起人和实施者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是的，对盘踞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军方决定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采取这样强硬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事先并不能完全预料得到，但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由普京的对头们针对此所提出的一切质疑，只会使车臣问题、高加索问题以及俄罗斯问题的“死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车臣问题(3)
由普京做出决定的、全部彻底地歼灭车臣匪帮和消除恐怖主义分子的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联邦军队在车臣的第二次失败可能会彻底断送俄罗斯军队和国家的威望与尊严。因此，普京和将军们的行动既坚决果断、毫不妥协，同时也很谨慎，这一点直接决定了10月和11月的军事行动的战术。无论是整个行动，还是其各个阶段，都没有限定具体的结束日期，战役的细节由总参谋部制定，但战略和战术的主要问题则是在有普京、强力部门领导人以及特邀人员共同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决定的。军人接到的命令是“可以不吝惜弹药”，但一定要尽量减少伤亡。
与那些叶利钦已经不满普京威望上升的谣言正相反，叶利钦总统不但没有限制，反而颁布了一系列命令来扩大普京的权限。恰恰是普京采纳了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和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的报告。普京先是飞抵达吉斯坦，然后又来到所有军兵种的联合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莫兹多克。正是由于总理以及直属机构紧张、有条不紊的工作，才保证了开始于10月份的俄军在车臣实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俄军的秋季攻势
1999年8月和9月初在达吉斯坦实施的作战行动证明，俄罗斯军队和内务部队比我们看到的他们在1994～1996年车臣战争中的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协调和操之过急的事例：有时空军轰炸自己的部队；强攻高地和村落时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个别内务部队的将军惊慌失措；莫斯科作战总部下达的命令也并非总是与战场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在10月和11月的车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令西方军事观察家和俄罗斯政治家、媒体感到惊奇的是，在车臣作战的俄罗斯军队表现出了与几年前完全不同的崭新风貌。对于这一点，甚至部分俄罗斯将军们也都非常吃惊。一些报纸发出疑问：“这些自信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们是从哪儿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就连那些8月份还对俄军的作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们，现在也承认他们是已经调试好的‘军事机器’，那以前这十万大军都躲在哪里睡大觉呢？从哪儿弄出来三位将军——维克多·卡赞采夫、根纳季·特罗舍夫和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尽管他们看起来有些粗鲁，但却非常内行并具备专业精神，他们分别从北、西和东三个方向层层推进，在有生力量和武器遭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在秋末时控制了车臣60%的领土。”
一家西方报纸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仓促上阵。”的确，俄罗斯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很缓慢，小心翼翼，避免进行强攻和突破。在执行更为复杂的、新的作战任务之前，俄军甚至还进行教学射击演示和军事演习，以加强对敌人的打击力度。
俄罗斯军队聪明地使用自己火力猛烈的优势，采取“火力开道”的战术，令车臣武装分子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战术下，俄罗斯联合集群部队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俄军既不与车臣武装分子正面交锋，也不准备摧毁车臣境内修建在各处的筑垒阵地，而是绕开它们，拉开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架势，迫使害怕被包围的敌人慌忙撤退。俄军既没有强攻村庄，又绕开了城市，只用向前推进的战术迫使车臣人要么宣布投降，要么选择逃离。曾经很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幅场景：在车臣一些小城市和镇子里，不只俄罗斯人，还有车臣人开始支持和帮助俄罗斯军队恢复秩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拯救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几万难民离开了家园，他们大部分逃往印古什共和国，在那里，他们不仅受印古什当局的保护，也得到俄罗斯军队的保护。
尽管战争明显没有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而且一些新的分队以及部分军官和将军是从俄罗斯各地赶赴战场的，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整体军事机制的运转。在各兵种之间、军队和内务部队之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10月和11月，俄军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过去那场（车臣）战争的损失与之相比简直就无法相提并论。有一段时期，军队甚至实现了“无伤亡”向前推进。
俄罗斯部队并没有选择留在捷列克河一线，而是等后勤部队赶上来以后，快速强渡了这条河流屏障，开始解放位于车臣山地与捷列克河之间的人口稠密地区。从在达吉斯坦打响防御战，到解放古杰尔梅斯、阿尔贡和合围格罗兹尼，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次战争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之前，都要总结所实施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巩固和肃清解放区的残余之敌，此外，还要认真评估俄罗斯军方自己的军事实力、敌方的兵力、车臣居民的行动和俄罗斯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俄罗斯军队取胜的纯军事因素，在车臣，俄罗斯部署了一个庞大的集群：到1999年12月1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内务部队军人以及警察的总人数已接近15万人，而车臣武装分子只有2万，更不用说俄军在装甲车、火炮和飞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优势，例如，俄罗斯军人得到了许多生活在达吉斯坦的穆斯林民众出乎意料的支持。在上次车臣战争中，位于边界地区的达吉斯坦民众对俄罗斯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相反，他们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当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空降部队被空投到这里时，将军们的期望值是，当地居民能够保持中立就算不错了，但事实是，俄罗斯军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和帮助，其中快速组建起来的民兵也为俄军提供了战斗支援。
车臣问题(4)
对于军队来说，能够得到几乎整个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人们对瓦哈比教派分子肆无忌惮地侵略达吉斯坦以及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楼制造系列爆炸事件感到极度震惊。“民主派”媒体习惯发起的、矛头直指“无能将军们”的运动也得到了压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1999年秋，那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开始慌了起来，他们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在那些受某些势力资助出版的报纸版面上，互相矛盾的报道比比皆是。一会儿，这家报纸说俄军损失惨重，但（军方和当局）竭力掩藏事实真相；一会儿，另一家报纸又讲，内务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塞满了从车臣平民家中掠夺来的贵重的波斯地毯，在车臣的公路上横冲直撞，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和军官朝车臣人胡乱扫射。
在这场编造新闻的大战中，《生意人报》、《新报》、《共同报》、《总结》杂志和《政权》杂志表现得最为起劲。在这些媒体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诸如“在车臣，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主要的战斗和损失还在后头”；“军队不得不强攻格罗兹尼”并进行山地战；武装分子并非简单的实力不济，而是在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制造“按压弹簧”的效果；车臣武装分子尚没有显示自己从后方打击俄军的力量，“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下降”，车臣武装分子的反击能力在一步步上升，等等。
但情报显示的是，车臣南部和格罗兹尼市的领导人和战地指挥官们已成惊弓之鸟，他们相互争吵，弹药和粮食也已接近告罄。一些报纸甚至表达希望西方干预的意向，让西方领导人向叶利钦施加压力，将普京从总理的宝座上弄下来，让俄军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们在10月写道，不付出惨重代价，俄罗斯军队休想强渡捷列克河，古杰尔梅斯也将成为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是，实际上俄军几乎没有遭遇重大抵抗，兵不血刃地成功强渡捷列克河，而那些控制古杰尔梅斯市及周边地区的车臣领导人和大部分战斗人员也倒向俄罗斯方面，为古杰尔梅斯这座车臣第二大城市成为车臣共和国临时首府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