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杰尔梅斯和其他车臣山区，车臣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格罗兹尼前市长比斯朗·甘捷米洛夫召集了成百上千的车臣人。他们主张，作为一个联邦主体留在俄罗斯大家庭当中的车臣共和国，准备对瓦哈比教派分子和外国雇佣军、实际控制车臣政权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宣战。早在1999年秋天，普京总理就在白宫会见了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移居外地的车臣族活动家，宣布将采取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车臣问题。在车臣共和国已经解放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当地人领导刚刚组建的地方政权。1995～1996年间担任过扎夫加耶夫政府副总理的铁道兵将军尼古拉·科什曼被普京任命为全车臣临时行政当局的领导人。
简单推翻1999年前俄罗斯在车臣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以及否定那些参与实施这些政策的人都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与此相反，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上次战争特别是结束阶段的所有经验，成为了新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那些1994～1996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官在1999年首批被任命为各个部队和分队的长官。
俄罗斯在1998年8月对车臣叛军做出的“事实投降”决定，是武装力量最为痛苦的时刻，当时甚至有军官选择了自杀。的确，在车臣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也正像许多将军和军官认为的那样，那时他们正接近取得胜利的边缘。然而，车臣战争的失利也刺激了俄罗斯上层着手推动实施军事改革，还推动了指挥官的更新。
在各个军区、兵种中建立起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这是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既然国家财力暂时无法保证满足全军所必需的资源，那么就应当至少优先充分保障部分军队的必要资源。恰恰是这些常备作战分队和训练精良的合同兵们，而不是那些刚入伍的、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们构成了车臣攻势的主力部队。这成为了车臣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例如，俄罗斯吸取了北约针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的经验；从根本上提高军人津贴措施的施行让每一位参加军事行动的人员都从中受益，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士气。而俄罗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理解、也感受到或是猜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巨大功勋恰恰在于，他特别注意认真阐释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动武的原因和必要性，而不只是夸夸其谈地称坚决“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
当然，因为车臣战争，普京又增加了不少反对者。
战争爆发的原因
曾经有不少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车臣战争是争夺里海石油的战争。还有许多对俄罗斯、对新总理和老总统怀有恶意的人则称车臣战争是“普京总理的战争”。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能够帮助失去威信的现政权体制从政治死胡同中走出来；只有在北高加索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够帮助叶利钦安然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实质性地提高普京登上总统宝座的几率……
车臣问题(5)
另外一些人认为，新的车臣战争是按照自身的复仇逻辑展开的，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由俄罗斯将领们的利益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在镇压叛乱，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瓦哈比匪帮的侵略，后者试图在俄罗斯南部从里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新穆斯林国家。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原因和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还有更为深层的冲突原因和动机，其根源见于全俄罗斯、整个高加索、北高加索和车臣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
最接近真相的观点，可以认为俄军（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完整。因为作为国家，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不仅生活着俄罗斯人民，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上不仅是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的和东正教的构成体，而且还是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和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和社会。苏联的解体和作为新的主权国家而建立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改变俄罗斯的这一主要特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这一主要特征不仅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出了许多难题。
当人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保持东正教价值观的欧洲国家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回应：这可以被用来表示和界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俄罗斯，但只是其特点、本质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大多分布在俄罗斯的西部、北部和中央区，但是对于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则就不太适用了。在俄罗斯联邦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区，生生不息地生活着其他一些民族，尽管他们也积极地应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但却信仰其他宗教，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客观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汇聚了许多地区以及没有俄罗斯国家的保护就很难保障自身富足安康、生活繁衍的众多民族。达吉斯坦居民在1999年秋天曾说过：“过去，有人靠武力让我们归顺俄罗斯；但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将我们从这里分离出去。”
主张将俄罗斯建成一个单纯的东正教国家，拒绝接纳不是东正教信徒、而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首先是车臣(而这也正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的 “自我限定”的观点)。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将破坏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形象和实质。在90年代，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政论家和政治家都在探寻民族国家的主要思想，但问题的提出未必真正有效。因为“俄罗斯民族思想”和“俄罗斯国家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方案，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解决方法。
俄罗斯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再是一个帝国，但它也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犹如法国是法兰西民族的国家、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日本是日本人的国家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现今的俄罗斯联邦要维护各民族的正常生活；帮助各族人民在联邦内进行文化财富交流和经济合作，享受、掌握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的成果。俄罗斯文化的成就并不能够给予作为民族存在的俄罗斯人以任何优越地位。无论是多民族的达吉斯坦还是奥塞梯，无论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还是巴什基尔和鞑靼，无论是卡尔梅克还是布里亚特，今天都没有想过要独立于俄罗斯之外，去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经济生活。
但是，许多车臣分离主义思想家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发展了车臣人是特殊人的神话，认为车臣人不了解国家制度，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现代文明的成果，甚至想像捣毁腐化堕落的巢穴一样摧垮自己的城市，消灭种族混杂和同化现象，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刻板的宗教习俗去生活。霍什-阿赫迈特·努哈耶夫认为：“……只有那些不承认国家和国际法权威，拒绝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伊斯兰教徒，才是一个纯粹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思想，它遵循一种基本的、天然的、所有一神教阐释者们传输的遵循生命的基础、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沿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为了成为哈尼夫主义者，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是这个词初始神圣意义上的野蛮之人。”
驳斥这些奇谈怪论毫无意义，某些狂热者曾尝试过并正在尝试将这些奇谈怪论强加于所有车臣人民。高加索山区各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与其相关联的许多问题和事件都无法用片面的含义去解决或评价。尽管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认，那种认为一个独立、和平、繁荣、内涵丰富的车臣只能遵照古兰经的规定和自然法则去生活的观点，完全是神话。车臣人民和他的邻居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那段充满战争与悲剧的关系史也证明，车臣民族和车臣社会脱离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脱离俄罗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事实证明，就连那些生活在格鲁吉亚的车臣难民，也开始成立学校，使用俄罗斯教材和俄语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背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
如果取消车臣的俄罗斯联邦成员资格，或是允许车臣从俄联邦脱离，车臣将不具备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况且他们信仰的是无国家论)所必须的实力、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历史经验和传统，特别是车臣位于高加索这片不寻常的土地上。在这里，几种古老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车臣不仅仅是处于孤立状态，甚至还处于被半敌视的包围圈之中。关于这一点，1996～1999年的经验已经得到了清晰的证明，车臣不仅开始变成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教国家（甚至是虚假的国家），而且也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组织手中的“木偶”、让所有邻居都深感恐惧的富有侵略性的组织。在那里，他们主要靠扣押人质、敲诈勒索、走私货物、买卖毒品等勾当让自己存活下去。在90年代，不仅仅是达吉斯坦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
车臣问题(6)
车臣所走的这一发展道路不仅与其相邻的各州和共和国的利益大相径庭，而且也与车臣人民本身的利益相去甚远。那时，车臣人民已经被那些鼓吹消灭统一中心、拒绝统一领导、不要统一政策的各个武装集团所控制，宗教狂们和许多雇佣军组建了车臣大部分武装组织，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科索沃以及西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同样，车臣首领所选择的道路也不符合旅居俄罗斯的车臣人的利益。要知道，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族人数已经接近留在车臣境内的居民人数。现有的各种不同派别、各个集团以及那些有声望的活动家，如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萨让娅·乌马拉多娃等旅居俄罗斯内地的车臣族人历来都反对由瓦哈比教派狂热分子和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共同控制的车臣政权。
对于旅居海外的车臣人来说，经济利益是优先考虑因素，这一点促使他们服从俄罗斯的领导。当然，那些从事毒品买卖、军火交易和人质绑架的犯罪团伙，对于车臣当局的态度例外。
上面所陈列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俄罗斯同车臣这个叛乱省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前发生过的所有冲突和难题，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种族清洗、莫斯科与车臣间关系所出现的问题等，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使用非战争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政治家们和车臣首领们的错误而丧失了机会。于是，在车臣的新的军事行动变得不可避免，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军队迷恋于莫斯科的无能为力并自信会轻易获胜，结果他们的进攻最终只是导致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提速。
俄罗斯政治力量新的分化组合
1999年8月，已经开始站在竞选运动和政治斗争起跑线上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没有哪个人能够预料到8月底和9月国内社会情绪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很显然这种社会情绪受到了发生在达吉斯坦的战争、特别是莫斯科市和伏尔加顿斯克市居民楼爆炸的影响。
对于这些恐怖事件的爆发，大部分俄罗斯民众不仅表现得无比愤怒，而且也感到非常恐慌。社会学家非常清楚，民众的恐慌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巨大意义。“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年代在俄罗斯民众感到恐慌的要素中，名列前茅的是亲人生病、犯罪活动、自己生病、贫困和滥用职权等。但是到了9月，上述所有因素都暂时让位于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车臣恐怖主义。这种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够激发斗志。
普京总理的决断和强硬性格以及他那句“国家将把各个角落里的恐怖分子都‘浸在水里’，如果需要的话，就把他们弄到‘茅坑里浸死’”的名言，令俄罗斯居民和强力部门人员斗志昂扬。令反对派们感到异常惊讶的是，正是由于1999年10～11月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普京的支持率才得以急速上升。这样，俄罗斯社会舆论不无根据地将这些胜利、俄罗斯参战部队的崭新风貌与做出突出功绩的将军们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舆论认为胜利的取得和军队的新形象与普京总理的刚毅果敢、明确清晰以及效率极高的工作关系更大。人们可以从许多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以不同方式表述的这类句子，如“俄罗斯开始喜欢上一位他们从前完全不了解的人”等。
我并不认为普京有可能曾经认真思考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全部教训、研究过19和20世纪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所有复杂矛盾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参阅过大量的分析资料和对策建议，所以，战争失败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但事实也证明普京做对了。其实，这不只是单纯的普京总理决策正确的问题，应该可以称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决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回答伟大发现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时，曾说过：“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这时来了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专家和政治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不休，是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忠于他的将军们一时心血来潮，下达了联邦部队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或者是政权高层真的已经准确预见到，新的战争能让他们获得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有利的因素?
这曾是一些政客之间的奇怪争论，他们认为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要么是感情冲动的产物，要么是政权本身为一己私利谋划的结果。
无疑，在1999年8月、9月，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的确不小，而且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政权形象问题。在解放并完成对车臣上捷列克区的“清剿”行动后，普京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乘坐苏-24强击机，前往该地区视察兹纳缅斯基村，参观士兵食堂并慰问战地医院中的负伤战士。普京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一位政府首脑在战争中都应该做的，目的是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并拉抬自己的支持率。但我认为，普京1999年秋天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关心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包括车臣人民利益在内的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利益。
11月底，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进程，在那里组建的战争机器已经几乎能够不停顿地“运转”。尽管将来还会面临争夺格罗兹尼和山区控制权的战斗，但弗拉基米尔·普京此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在为普京担任总理的三个月工作进行“盘点”时，政治学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道：“之所以政府主席普京的支持率还在快速增长，已经不再是由于普京言语和行动的强硬了，而是他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民众希望惩治无所不在的犯罪、官僚不善经营和贪污诈骗的愿望相符合。人们认为，有别于他的前任们，普京总理知道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他有缜密的行动计划，他不害怕表现出独立性，也不唯总统及其亲信们的马首是瞻。所以，就在叶利钦总统每次召见普京总理，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降低俄罗斯公民对其的信任度。如果评价作为总理的普京表现得怎么样的话，那么以北高加索的军事行动为例，最让人注目的是，普京曾经许下诺言并兑现了；无论是在达吉斯坦还是在车臣，车臣战斗部队和内务部队间甚至连一起因行动不协调而导致人员无谓伤亡的严重事件都没有发生。”
车臣问题(7)
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很显然，这根本改变了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整个进程，因为所有竞选联盟和政党都必须重新定位他们对这场战争、俄罗斯军队以及车臣及其周边局势的态度。
对于俄罗斯选民来说，各个政党和候选人对车臣战争的态度要比其他承诺和纲领更加重要，这种状况业已改变各政治家、各政党的支持率和获胜的机遇。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和他领导的俄罗斯人民共和党索性拒绝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宣布：“我不打算参加蟑螂们的竞走比赛。”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这位将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行政长官还曾公开宣布：“我将成为俄罗斯的总统——不排除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早在1999年夏天，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有预感，很快他们就会召我去中央的。”但是现在，哈萨维尤尔特协定的所有条款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列别德将军：正是他所支持签署的这个协议导致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8～9月间完全撤出了车臣。
是的，停战协定在那时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让人联想更多的不是停战，而是投降。是的，列别德将军当然是被马斯哈多夫、乌杜戈夫及其他车臣首领们给蒙骗了，但是，也可以说这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时是心甘情愿上当受骗的。1996年秋季他的声明是极其混乱的，其内容里对俄罗斯政府和军事指挥的指责要比对车臣首领巴萨耶夫和马斯哈多夫的指责多得多。
由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状况非常复杂，其地位遭到了强烈动摇。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说，恰恰是切尔诺梅尔金应该对向沙米尔·巴萨耶夫匪帮的屈辱退让承担主要责任。1995年6月，该匪帮占领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医院和妇产医院。正是在巴萨耶夫下令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后，切尔诺梅尔金竟然容忍这个匪徒带领非法武装分子像民族英雄凯旋一样回到车臣。在那时，俄罗斯社会舆论基本上是站在切尔诺梅尔金一边的，但到了1999年，开始有舆论谴责他软弱、缺乏自信。让我们想到的还有，切尔诺梅尔金在1995年夏宣布俄军暂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这为车臣分离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得以在遭到失败和损失以后恢复过来。切尔诺梅尔金实现了自己对恐怖分子的承诺，但却未履行保障俄罗斯民众安全的直接责任。
车臣战争让斯捷帕申的政治资本贬值明显。要知道，在你来我往、无缘无故地频繁更换总理之后，谢尔盖·斯捷帕申在1999年夏的政治资本曾经大增。对于右翼政党来说，8月底的斯捷帕申是划得来的政治“新郎”。但在今天，提起斯捷帕申，人们想到更多的是1994年11月为阿夫图尔哈诺夫的“部队”招募俄罗斯坦克乘员的那件事。在那场对格罗兹尼市所发动的可笑的坦克进攻中，一些俄罗斯军官屈辱地阵亡。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谢尔盖·斯捷帕申竭力为自己辩护，推脱由于自己的失误给军队造成牺牲的责任。后来，斯捷帕申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两人一道成了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失败告终的罪人。
由此来看，斯捷帕申与亚夫林斯基结盟不但不会提高、反而降低了“亚博卢”党在政治上取胜的几率也就毫不奇怪了。亚夫林斯基在1999年秋对车臣问题所持的立场使他不仅在军警人员中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也遭到大多数政治热情高的普通选民的讨厌。
1999年秋，俄罗斯民众也出人意料地、根本性地改变了对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态度。早在8月，该联盟还曾被认为是所有竞选党派中最炙手可热的，但是，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却坚决反对俄军10月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只是到了大选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才从谨慎批评普京的车臣政策，转变为小心翼翼并附带许多条件地支持这项政策。与此相反，正是在1999年10～11月，选民对刚刚组建的、由紧急情况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著名运动员亚历山大·卡列林领导的“统一”或者称之为“熊”竞选联盟的支持率却迅速窜升。
取得这一政治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统一”毫无保留地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相应地，普京也公开支持“统一”联盟。
攻克格罗兹尼
无论对俄联邦军队，还是对车臣分离分子来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从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随着艰苦卓绝和大规模流血的格罗兹尼战役的展开，这场战争才算真正开始。而结束也是在这里，因为车臣非法武装1996年突然攻克格罗兹尼，令俄罗斯高层极为震动，决策者被迫签订了有损国家尊严的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因此很少有人期望攻克格罗兹尼会向占领古杰尔梅斯那样轻松。
1999年10～11月，当俄军沿车臣平原地区向前推进，顺着捷列克山脉和孙扎山脉向格罗兹尼的远方要冲逼近时，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将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主要的堡垒来坚守。他们加固了上次车臣战争留下的防御工事。在俄军的猛烈火力打击下，他们的许多支队开始撤退，但不是进入山区，而是退守在格罗兹尼市各处的阵地。
车臣问题(8)
众所周知，巷战是任何一场战争中最艰苦、流血最严重的部分。一些军事专家因此建议包围格罗兹尼，完全封锁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装分子投降。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像对格罗兹尼这样规模的城市实施包围需要大量兵力，并且可能无法预测这种围城措施要多长时间才能奏效。
某些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提议只封锁车臣首府的近郊，为平民进出留下1～2条通道，然后对非法武装在城内把守的阵地实施不间断的密集性大炮、导弹和炸弹攻击；在炮火和轰炸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后，内务部队的摩托化部队和分队向格罗兹尼推进；在城市上空，通过飞机散放传单，让城里的武装分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威胁。不过，由于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由于担心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快速、短兵相接的计划也被否决。最后，决定使用缓慢推进的战术：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沿相交线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每一支特种部队都有严格的责任区，只有在仔细侦察后并在有当地居民当向导的前提下才能向前推进。在战争中，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但在格罗兹尼战役中这种伤亡被降到了最低。在这里，由彼斯兰·甘塔米罗夫指挥的车臣警察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对城市街道和地下工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支队伍中有许多人丝毫不比守城者们逊色。尽管俄罗斯西方媒体对格罗兹尼的强攻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但传统概念上的，即以密集快速作战为特征的强攻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分成许多战斗小组的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一栋楼房接一栋楼房地慢慢清理，他们竭力不与敌人发生直接接触。短兵相接的格斗极其少见。尽管这一战术可能拖延了赢得胜利的时间，但却更加令人信服，因为这样做将让车臣战地指挥官的计划和如意算盘彻底破灭。
那么，车臣战地指挥官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上次车臣战争的经验而制定的。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没有能力击垮俄罗斯军队，但是，他们希望给俄军以巨大的杀伤，从而招致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愤慨，最终迫使莫斯科的政治家们下令停止进攻，寻求谈判和让步。他们甚至还坚信会得到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的支持。
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都对他们的如意算盘和期望表示赞同，这些媒体的老板和主编们希望看到俄军再次失败。诸如“当‘货物-200’（即战死的俄罗斯士兵棺木）源源不断地从战场运回俄罗斯，车臣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之类的论题在大部分报刊上屡见不鲜。米哈伊尔·克鲁戈夫在《新报》上高调宣布：“格罗兹尼应当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它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车臣事件。所以，在西方给予俄罗斯经济以致命打击之前，格罗兹尼一定会挺得住。”
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格罗兹尼被宣告攻陷。总攻结束后，战场横七竖八躺满了车臣武装分子的尸体，他们中许多人因试图突围而被击毙。2000年1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当战地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的武装企图逃离格罗兹尼时，他手下的3000名武装分子或被击溃或遭消灭，这次行动被称为 “捕狼行动”。在阿尔汗-卡拉村附近，由于遭到联邦军队的猛烈炮火打击或踏入地雷场，三天当中车臣武装分子成百上千地死去。许多车臣非法武装的战地指挥官，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指挥官，也都命丧黄泉。就连沙米尔·巴萨耶夫本人也身负重伤并且离开自己的武装很长一段时间。几百名武装分子很不情愿地当了俘虏，还有几十名自愿投降。
如果用力挤压水管，那么最不牢固的地方管壁就会发生爆裂——我们应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地方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围攻格罗兹尼的作战计划就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诞生了。就连在格罗兹尼指挥作战的俄罗斯将军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也对围攻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不已。他以为，车臣武装分子会从格罗兹尼两、三个地方突围。
英国女记者珍妮·乔瓦尼是惟一直接观察到车臣武装分子试图突围的西方记者。当时，几千名武装分子强行从格罗兹尼经过阿尔汗-卡拉村向外突围，结果被打散，在俄罗斯军队短火力猛烈射击下，巴萨耶夫率领自己的手下径直奔向地雷阵。乔瓦尼满怀同情和深深的痛苦描述了这些年轻武装分子死亡的情景，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她以“溃败的起义军逃离被攻陷的格罗兹尼”为题的报道，刊登在西方许多家媒体上，有力地驳斥了马斯哈多夫以及俄罗斯报纸有关车臣武装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的说法。
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多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他亲自制定并在1994年11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介绍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后来，在回答有关那次车臣战争的教训问题时，他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军事科学院将不会研究它的经验教训。
格拉乔夫错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西方专家们也错了，他们都急于给出俄罗斯没有能力采取长时间有效军事行动的结论。一些西方专家信誓旦旦地预言，在格罗兹尼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将无功而返，他们不仅将这次包围与不久前波黑塞尔维亚人围攻萨拉热窝或者卫国战争中围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且还与公元70年围攻犹太人堡垒梅察达做比较——为攻占位于山上的这个古以色列堡垒，古罗马大军曾动用1.5万人的军队，耗费了2年的时间，而守卫古堡的士兵不过1000人。
车臣问题(9)
可以想一想，军事史上有没有过“胜利者不是守卫者，而是竭力围困城市或堡垒的进攻者”这样的先例……
山区会战
当2000年2月底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实施“清剿”行动，排除地雷、拆掉路障、建立俄罗斯政权的临时机构时，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车臣的山麓和山区。
众所周知，不仅在沙米尔·巴萨耶夫时期，而且在此之前车臣的山区就是车臣武装分子的屏障和基地。在最爱打仗的车臣族生活的村子里，不仅修了居住用房，而且还建了3～5层的防卫岗楼。90年代，车臣山区许多房屋的地下都修建了掩体，各个房屋之间有地道相通。在1995～1996年间，联邦部队付出巨大代价才占领了车臣山区的一些据点，但仍然没能完全控制那里。
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军事观察家，原则上都不相信俄罗斯军队会取得车臣山区会战的胜利。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车臣人在平原地区失利时，他们很可能逃往易守难攻的山区，赢得喘息机会后再重回平原继续作战。
国家杜马军事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对此情景的预测特别悲观。他在1999年11月曾认为：“我们的军队将继续向山区逼近。千万不要忘记，多雾泥泞的冬季即将到来。联邦武装力量将在岗位上按兵不动，而车臣武装分子可能开始重新部署，弄清楚联邦方面的军情并谋划好，在什么地方对哪一部分部队实施攻击，并在冬季时发动全面的反攻。令人恐惧的肉搏战将在格罗兹尼全面拉开，在出现大量伤亡的局面下，许多和平居民将会加入武装分子的队伍。接踵而至的是，车臣非法武装将从国外获得大量的援助物资，攻势也会更加猛烈，西方的压力变得更加巨大，车臣战事进一步向外扩展。战火将蔓延到达吉斯坦、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等地，对俄罗斯来说，上述所有这一切将是一场灾难。”
为驳斥类似预测，俄罗斯军队1999/2000年冬季竭尽全力展开攻势。从对所隐藏山谷的熟悉程度看，武装分子的优势当然相当明显，不过，联邦部队其他许多方面的优势也很大。车臣的山区面积和山区人口要比阿富汗和库尔德斯坦少几十倍，作为分离主义武装人员，弹药补给线太长，在车臣与格鲁吉亚之间的边界线长达80多公里。车臣山区较为贫瘠，无法给数量众多的武装分子提供隐蔽工事和食品，因此，车臣武装分子在冬季里的处境要比联邦军队糟糕许多。这几个月里，山上树木叶子都会落光，大部分山区道路难以通行，在这种情况下，车臣非法武装的聚集点和营地就很难逃得过俄罗斯的空中侦察和空中打击。将车臣武装人员的大部队躲藏进深山峡谷和山洞里毫无意义，争取援军、弹药，并使车臣到达吉斯坦和印古什的通道畅通，才是为使自己免遭歼灭所必须要做的，但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更况且，俄罗斯军队还具有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山地展开军事打击行动的丰富经验。
车臣山区会战的序幕在1999年12月中旬才拉开，其标志是由俄罗斯几支精锐边防军、伞兵分队构成的主力部队大量空降到与格鲁吉亚边境接壤的阿尔贡峡谷坡地上。车臣非法武装设在这里的营地和哨所均被摧毁，俄罗斯部队切断了车臣境内惟一的一条战略要道。曾几何时，从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西部，甚至非洲国家来的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援军都是通过这通道来到车臣参战的。
新的伞兵及工程兵于2000年1月投入战斗，联邦部队对车臣的伊杜姆卡林边境地区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些企图逃往达吉斯坦，或从阿尔贡峡谷突围前往格鲁吉亚的车臣武装分子伤亡惨重并被击退。到了2月初，联邦部队开始控制阿尔贡峡谷通向车臣平原地区的出口，关闭了这个“狼门”。联邦部队继续缩小车臣山区战场包围圈，控制了山区许多大一点的村子，其中包括巴萨耶夫的故乡维杰诺。
车臣武装分子撤出了居民点的战斗，退回到那些险峻地带的特别营地。对于车臣武装分子来说，摧毁自己的村庄没有任何好处。在那些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车臣人眼中，故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家乡甚至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到了2月中旬，在车臣武装分子的手中，只剩下沙托伊地区、韦杰诺峡谷的一部分以及阿尔贡峡谷的中央地带。在上述地区，盘踞着4000～6000名武装分子。这些人都是最不愿妥协、作战经验丰富的“真主的战士”。
自2月底开始，军事行动几乎都集中在车臣山区及其周围地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战斗原来不仅是最后一战，而且也是反恐怖军事行动最为艰难的一部分。
早在2000年1月，几千名车臣武装人员就盘踞在山区的营地里，他们都是从平原、山麓地区溃退到这里的。2月，在格罗兹尼及其郊区突围时身受重伤的巴萨耶夫也逃到这里，他是被击溃的残余武装分子用担架抬来的。在山区，还有其他一些极不受人欢迎的战地指挥官，如鲁斯兰·格拉耶夫、阿尔比·巴拉耶夫等。此外，在这里盘踞的还有哈塔卜率领的一支规模不小的阿拉伯雇佣军以及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不过，这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执行他的命令了。在冬天，武装分子的处境异常困难：大部分山区道路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甚至就连小股部队走在积雪上所留下的脚印从空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武装分子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沙托伊村地区，但是联邦军队已经具备了在山顶降落伞兵的能力，如同早先取得对维杰诺村周围的控制权一样，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沙托伊村周围的各个山顶。
车臣问题(10)
有人提议，应当对沙托伊村附近的目标实施密集轰炸，然后包围并击溃敌人的主要力量。俄罗斯军方指挥机构非常希望在3月26日，即总统大选前结束山区的所有主要军事行动，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来没有向他们布置过这样的任务。
早在2000年2月初，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维克多·卡赞采夫上将在接受《红星报》记者的采访时宣布，车臣山区会战将于两周、最多三周后结束。事实上，2月底在沙托伊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一些俄罗斯将军称其为结束性战役。
在实施猛烈空中轰炸和地面炮击后，联邦军队占领了沙托伊，联合集群部队副司令员根纳季·特罗舍夫上将向领导汇报战况，并在接受电视访谈时宣布，车臣山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宣告结束。正如特罗舍夫所说，有组织、成建制的大股武装部队已经不复存在，残余都已“丢盔卸甲”向四处逃命。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些声明都太过乐观，结论也下得太匆忙。声明说沙托伊战役中大部分匪徒都被歼灭、只有少部分从包围圈中逃跑是一个错误。
依据这一评价和报告，2000年2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报告说，在北高加索地区实施的第三阶段反击恐怖军事行动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军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剩下的只是控制山区的局势，所以，相当部分的作战部队将要撤回到自己原来的常驻营地。
军人的失误很快就暴露出来。尽管有大约200多人在沙托伊战斗中被打死，但是车臣武装分子却并没有被击溃。非法武装化整为零成几支装备足够精良、组织严密的队伍，与自己的指挥官们一道成功地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只有几支小股部队企图从沙托伊向南面的格鲁吉亚方向逃窜，但是，他们要么被歼灭，要么逃散了。另外几个中队想从山路逃往西部的印古什共和国，但是据沙马诺夫将军证实，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山里被冻死。没能成功脱逃的还有几个小队武装分子，他们曾企图通过达吉斯坦进入阿塞拜疆。
两支大股武装分子队伍分别向北方和东北方向逃窜，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回到车臣平原、山麓地带以及达吉斯坦共和国。1996年7月底和8月初，被围困在山区的几千名武装分子组成几十个大队，出人意料地下山突袭平原地区，潜入城市，几乎在不到2～3天的时间里就重新占领了格罗兹尼、古杰尔梅斯和阿尔贡。但这次是2000年，事件完全按照另外一种剧本发展下去了。
2月29日深夜至3月1日凌晨，普斯科夫空降师 “责任区”的防御线上发现了人数不少于1000人的哈塔卜的部队。当时，第76普斯科夫空降师104团所属的、人数只有90多人的一个连与哈塔卜部队发生遭遇战，伞兵一直坚守阵地到清晨增援部队赶到，但该连几乎所有战士都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尽管我们只是一周后才了解有关这场夜战的详情，但这毫无疑问是所有战斗中最具有英雄气概的一幕。将军们没有将乌卢斯-凯尔特城下的这场著名鏖战立即对外宣布，可能是因为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在一天前刚刚向普京总统报告说车臣的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宣告结束。
乌卢斯-凯尔特战斗后，哈塔卜将武装分子分编成20～50人或者100人的小股队伍撤退，分散在车臣的维杰诺、沙托伊等山区。他们需要时间休整。
人数不少于1000的第二大部队的武装分子在鲁斯兰·格拉耶夫的指挥下，向北突进。他们在3月初突破重围，下山占领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居民点——共青团员村。随后又有几支小股部队也相继赶到那里。但是，他们原来制定的继续突进或者分散占领车臣平原部分地区的计划没有实现。联邦军队迅速包围了格拉耶夫的家乡。车臣武装分子以常人无法想像的毅力整整坚守了20来天。最后，只有包括战地指挥官格拉耶夫在内的极少数人得以冲出包围再次逃回山里，大约上百名疲惫不堪的武装分子投降作了俘虏，其余都战死在地下室里或战壕里。
乌卢斯-凯尔特城下的鏖战以及共青团员村歼灭战，是车臣战争的最后两次大规模战役，不过，这并非整个车臣战争的结束。车臣武装分子改变了战术，开始实施道路伏击和地雷战。2000年3月，他们给驻扎在格罗兹尼附近和贾纳河维杰诺地带的特警部队以沉重打击。作为反击，联邦部队实施了几十次特别行动，结果令车臣武装分子损失惨重。尽管春天即将来临，期盼已久的“绿色遮蔽物”已经出现，但那种在车臣大规模游击战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大量坦克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开始逐渐从车臣境内撤出。
俄罗斯总统大选
2000年1月、2月和3月，爆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最主要、最艰苦的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车臣分离武装的伤亡不少于1.5万人，而联邦部队也有2000名官兵阵亡。但没有哪位瞄准俄罗斯联邦总统宝座的人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对手在竞选时关注车臣问题，亚夫林斯基、久加诺夫和日里诺夫斯基都在回避这一主题。
是的，反对普京、被收买了的媒体当然还在不停地散布虚假消息。官方宣布的联邦武装力量每周损失的数字，被一些报纸夸大了5倍，有的甚至夸大了10倍，他们还大肆散布个别军人参与劫掠的事件。据《新报》报道，在车臣的俄罗斯军官普遍酗酒、士兵大量服用毒品。该报记者还将在车臣战斗的俄军士兵描绘成“外表肮脏、衣衫破烂、畏畏缩缩的人”。报纸还证实，一些俄罗斯飞行员“为使心灵不受谴责”而将自己的炸弹投进了河里。
车臣问题(11)
《政权》杂志和《生意人报》在车臣所看到的正好相反，那里的士兵不是外表肮脏、衣衫破烂，而是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2～3条从死去的圣战者身上摘下的眩目的金项链”。但就连这些报纸和杂志也努力不使有关车臣战争的报道与总统竞选运动联系起来。要知道，那时竞选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普京似乎也没有将更多经历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去，他只是在履行自己代总统的职责。
从1999年秋天开始，普京事实上已在履行最高统帅的许多职责。叶利钦从来没有给过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理这些权力。从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点起，普京正式担任了最高统帅。作为最高统帅，普京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嘉奖参加车臣军事行动的军官和士兵，这一点并不偶然。并非偶然的事情还有，普京偕同夫人在12月31日夜晚飞抵达吉斯坦，然后又一同来到车臣，在古杰尔梅斯市和俄罗斯官兵共同度过了新年之夜，并为他们授勋、赠送礼物。3月20日普京到达格罗兹尼，出席一个为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伞兵团举行的送别仪式。普京没有带安全保卫人员，他在那里听取了指挥官的汇报，然后与伞兵团的军官和士兵座谈。普京说，当他视察俄罗斯军队的时候，不需要带保镖。无论是对军队还是对俄罗斯民众，这个场景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