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评述这些启示录式的预测、期待没有任何价值。但应指出，这些话大体显露出《新报》、《共同报》，还有离开国家杜马后准备在2000年夏组建反对党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及其阵营内激进民主派的期待和预测。那时，别列佐夫斯基拼命想将对普京不满的寡头和地方行政长官团结在自己周围。
对此，弗拉基米尔·纳杰因写道：“在国家杜马反对派已经无力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别列佐夫斯基应运而生，他代表了那些有自己原则、忧国忧民者的立场，他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幕，因为他经常出入鲍里斯·戈杜诺夫家。普京必定难逃失败命运。对于一位从来就没有独立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随着在总统位置坐久了，普京将会感到倦怠，并由此变得平庸起来，接着还会独断专行，暗中使手段，因为权力能让人蜕变，任何人概莫能外。这是并不复杂、但却是毋庸置疑的公理，根本不用别列佐夫斯基那样的敏锐洞察力就可以看到。普京的垂直权力体系的改革太过仓促，推行人都是一些无能之辈，而依靠的不过是无法让人相信的‘保证性声明’，这隐含了所有可能导致其迅速、彻底崩溃的一切条件。普京垮台的现实大概会在临近2001年2月份的时候出现。到那时，疲倦、消瘦、支持率急剧下跌的普京恐怕就需要别列佐夫斯基院士的帮助了。”
俄罗斯报刊还刊登过有关不指望普京失败，而是盼望他秘密“消失”的更为黯淡的预测。尤里·罗斯特这样描写自己的“午夜噩梦” ：“普京的支持率不断上涨，在民众的意识里，他被树成一位能让老百姓免遭小偷扒窃、强盗攻击，使困顿的普通劳动者不受那些靠赚取不义之财一夜暴富者欺诈的人民领袖形象。普京的力量在不断积聚。但是，他身边人是不是很愿意看到他变得强大呢？如果不愿看到的话，那时他就应当消失掉了。”
普京政治基础的拓展
就职总统伊始，普京开始改革联邦委员会和整个俄罗斯联邦“垂直权力体系”，提出内外政策的新思路：提高退休金和偿付拖欠的“吃皇粮”人员的工资，与寡头划清界限以及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咨文中明确提出巩固国家和提高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纲领。所有这一切措施都实质性地巩固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望，并相当大程度地拓宽了他的政治基础。这时，普京既没有对政府和总统办公厅、也没有对军方和对外政策部门进行任何引人注目的人员调整。
尽管在政府和总统办公厅里有像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这样不被左派们喜欢的人物，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显著的转变。整个商业界，无论是中小企业家还是大企业家，都认同2000年夏天所进行的局部税收改革。这样，在并未失去对右派和中派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还实质性地扩大了自己在左派政治势力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中的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6)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将他看作国家杜马最大党团之一的领袖。2000年夏，在与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导人举行的见面会上，左翼报纸《明日报》主编瓦连京·切金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应普京之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社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国民对普京的信任程度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他的支持率从2000年3～4月份的50%～55%上升到了2000年5～6月份的65%～70%。
俄罗斯普通公民对普京支持率的上升，明显地影响了俄共方面对普京施政的评价。2000年夏，俄共领导人及其所办刊物开始表达“有条件地”支持总统普京的立场，同时将批评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到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个别活动家或者是像阿纳托利·丘拜斯这类官商身上。
《明日报》所刊登文章的性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2000年7月，该报写道：“普京值得同情，人民很想相信他、帮助他。怎么能忍心不去帮助他呢？他是在清理堆放在祖国神圣殿堂内的污秽之物，敌人曾把这里弄得像马厩一样。” 《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主编主持了一场大范围的座谈会，题目就是：“普京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俄罗斯的宠儿还是弃儿?”左派刊物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尽早迅速、果断地对所有主要工业部门推行国有化，更改 “掠夺性”私有化的结果，将叶利钦送上法庭，在外贸领域里实施国家垄断，归还俄罗斯人管理自己祖国的权力，并“强行推进俄罗斯化，就像历史上两次——分别在彼得大帝和列宁执政之后——所强制推行的俄罗斯化一样”。
由于普京并不打算按他们的建议去做，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报纸的作者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例如叶·乌里诺夫斯基就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这样写道：“应当丢弃对新总统的所有幻想。是的，普京同‘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的领导人见了面，他的演说辞与反对派的口号如出一辙。他的国情咨文可以作为一套完整、正确的寄语加以引用，我们听到他吐出的都是正确的词汇，但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承认吧，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从事秘密活动的施蒂尔利茨，也不是当代的安德罗波夫。是的，普京接见了反对党领导人，他的前任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谈到新总统的政策时，铁木尔·祖利菲卡罗夫在《明日报》更加气愤地指责：“您还等待什么，普京！您为什么还这样慢吞吞的？您还像执政伊始时的戈尔巴乔夫，充满热情地在远方的国家和沉寂的俄罗斯飞来飞去。我们的领袖应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走走，到遥远的村庄去看看!在那儿，甚至就连食品供给都令人忧心忡忡。应该让领导人到破旧的小木屋里住上一段时间，与农村的智者、俄罗斯的老人们谈天聊地，尽管他们已一无所有！他们是俄罗斯的杰出人物！俄罗斯所有的经济、哲学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们，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有人会跟您说，改革将如何进行以及它从何处着手。应当让那些真心拥护国家权力的人重新主政，他们包括马斯柳科夫、古斯托夫、波利瓦诺夫、博尔德列夫、罗曼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纳兹德拉坚科、巴布林、帕夫洛夫等。在他们当中，波利瓦诺夫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天才，他可以让俄罗斯免遭崩溃的厄运！应当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从孤独的深井里、从被忽略的黑暗中直立起来。在这些人中，教授科日诺夫、院士沙法列维奇、政论家邦达连科、教育家加尼切夫、地缘政治专家杜金等思想家们，还有亚历山大·克鲁托夫、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安德烈·费费洛夫、亚历山大·博布罗夫这些杰出者。”
对于他们的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概不予理睬。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作者又指责总统按兵不动，耗损国民的信任，“普京害怕与黑社会组织、阴谋团体、经济间谍以及‘动力吸血鬼’和反俄记者一刀两断，他恐惧人民像岩浆喷发、像地震一样自发地迸发出无法预测的巨大力量。他害怕成为领袖，害怕实现救世主那样的功勋”。
不过，俄罗斯国内还很少有人不害怕“不可预知的地震”和“突然喷发的火山”。这一切在最近100年已经遭遇过太多了。在20世纪末的今天，高尔基式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号召是不会得到任何人支持的。
“亚博卢”集团领导人已经几乎不再与普京作对了，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沉默了很长时间。《生意人报》对此非常愤怒：“就连‘亚博卢’党团也丧失了以普京反对派身份出现的勇气。普京上校太清楚苏联民众的心理了，他懂得，只要轻轻地吩咐一声，所有的人就立即会哑口无声。” 到了2000年晚秋，普京的主要反对者只剩下两派：一派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为代表，另一派是维克多·安皮洛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与《新报》和《共同报》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闪电》、《公开性》、《柠檬》等报纸反普京的疯狂程度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三家报纸在200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上打出疯狂口号：“坚决拒绝普京主义”，“大家起来与普京主义斗争到底”，“在普京道路上筑起一面红墙”，“普京就是今日的科尔尼洛夫”等等。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7)
此外，独立电视台的“幽默”节目——“木偶戏”也对普京抱有病态的敌视。正如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消息报》上所写的那样：“‘木偶戏’节目里虽然服装和道具在不停地变，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表现的内容只有一个，即傻里傻气的普京与魔鬼似的沃洛申在摧残智慧、善良和永恒。其他人物早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群众，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俄罗斯联邦总统一个人似的。” 回应类似的责难，“木偶”节目的主要制作人 ．申杰罗维奇不但坦率说自己不喜欢普京，还承认自己仇恨普京。不过他同时也说：“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仇恨可以将一个人造就成像赫尔岑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样的天才，而社会仇恨完全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情感。”
不过，他的社会仇恨，或者说就是阶级仇恨的口号并没有在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那里赢得共鸣，因此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申杰罗维奇、安皮洛夫、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还有马卡绍夫将军等人组织的反普京群众运动图谋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新报》和《共同报》又开始散布那些有关普京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团伙、甚至国际犯罪组织有关联，或者克里姆林宫已做好准备快要宣布普京为俄国新皇帝的流言蜚语。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莫斯科新闻报》承认确有此事：“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不是秘密，普京甚至认为俄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盟军，而非死对头。普京无须动一个手指，就能达到叶利钦所无法企及的目标——清理掉‘不妥协’的反对派。就连站在分裂悬崖边上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也打算成立新的组织，以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做斗争。”在2000年度年终总结时，由于俄罗斯反对派斗争乏力，《独立报》决定让该报为最有影响的反对派领袖而设立的特别奖“银牡蛎”奖空缺。
在地方行政长官当中，也没有出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派。他们几乎全票通过赞成了（普京支持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法案。就连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对这种积极的、一致的支持感到惊讶。普京在年终接受采访时说道：“经常有人给我提这样的问题：在议会上院讨论地方领导人将不再在那里任职的法案时，您是如何劝说他们不投反对您的票的呢？要知道，每个人的手都长在自己的身体上，没有人被强迫接受这个决定。是的，我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并且公之于众。但是，甚至对我来说，能够产生这一结果也的确非同寻常。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他们已开始明白并意识到，如果不重新调整联邦体制的话，不仅阻碍全国的发展，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阻碍地方的发展。这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尽管草案是我递交的，但决定权毕竟在他们手中。” 反对普京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提案及其他重要提案的，事实上只有楚瓦什共和国的总统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在国家杜马，持有相似反对立场的也只有右翼力量联盟的活动家谢尔盖·科瓦廖夫议员一人。不过，他们的反对立场也很难用“不妥协的”来形容，称之为“建设性的”似乎更为合适。
当然，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建设性的反对派。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可供选择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向社会提出的合理纲领。
寡头问题
俄罗斯媒体早在大选前就已经喋喋不休、大选后也没有从报纸和杂志消失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普京对待那些被称为“寡头”的人的态度，或者相应地，这些寡头是如何看待新总统的。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有了寡头们所提供的大量金钱以及他们手中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的积极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才在1996年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同样，不止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俄罗斯政权机构内，这一点都让那几个最野心勃勃的寡头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但这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在对政权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消灭乱施淫威的寡头。
因此， 在2000年初竞选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普京与寡头”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种说法，而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有何惊奇之处。一方面，普京不得不听取与大资本家有紧密合作关系者的许多建议，这些人认为，缺少大资本家的支持普京会难于管理国家；另一方面，普京又不得不听取与此完全迥异的其他期望：应当清晰明了地谴责寡头的活动，甚至恢复对最遭人痛恨的个别寡头的司法调查。不只是俄共的思想家们要求普京坚决彻底地与寡头划清界限，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也认为，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潜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过，另外一个阵营里的政治学家们则认为，寡头问题本身不过是一个传出来的神话而已，是强加于俄罗斯社会意识之上的。阿列克谢·切斯诺科夫认为：“所有那些有关‘寡头’拥有无上权力、对国家造成极端负面影响的说法，不过是释放的烟雾罢了，其目的在于转移民众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寡头’真正取得成功的高峰时间非常短暂，到1997年他们的辉煌就已经结束了。那时，他们将国家机构置于自己直接掌握之下的企图宣告破产。从那以后，我们所见到的已经不是‘寡头之战’，而完全是不同权力联盟间的正常政治较量。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个或那个‘寡头’混迹其中。但是，这些‘寡头’所起作用并不明显——他们既不是领袖，也非战略家，而仅仅是赞助者而已。但早在总统大选之前，这场政治争斗事实已经结束，普京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原来的对手们这时都向胜利者伏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统说句‘把寡头浸到水里’的话，那么就会马上有一批‘好心人’愿意效劳——而这不过是一句喊得很响的空话罢了。”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8)
在某种场合，俄罗斯寡头的影响显然是被夸大了，而在另外场合很显然又被缩小了。不过，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在华盛顿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杂志，俄罗斯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以及著名的货币投机商、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在英国《卫报》上所表明的态度证明，他们的思维是一致的，甚至就连他们谴责俄罗斯寡头、财阀们等恶势力的措辞都完全一样。
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已经存在，显然这既不是什么神话，也不是所谓的由某种拥有共同利益的企业家和金融家组成的团体。这当中，不乏俄罗斯最大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在西方大公司角逐中竭力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这里同样也能找到不劳而获的大金融投机商，这些人靠盘剥俄罗斯羸弱的经济生活，并将自己非法捞取的财富转移到遥远的海外。
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大型国有企业和公司的经理们，即那些可以辞退也可以任命的国家官员。但也有一批人，他们与其说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发展自己的金融和工业公司，不如说是在拼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中不乏使用那些最迂腐过时的手段；还有这样一些企业主，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兴建起新型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厂，从而保证了上千人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收入；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为自己，而非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牟利。因此可以说，将列姆·维亚希列夫（“天然气工业公司”）、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罗戈瓦斯”汽车公司）、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卢克”石油公司）、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梅地亚-桥”公司）、阿纳托利·贝科夫（ “克拉斯”公司）、谢尔盖·普加乔夫（“国际工业银行”）以及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金融股份公司）等“寡头”划定到一个集团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米哈伊尔·罗斯托夫斯基给自己和读者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普京会拿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确。这两类人（一类像“乌拉尔汽车制造厂”的卡希·贝努基泽、“费廉”股份公司的弗拉基米尔·布伦察罗夫、“帕宁特尔”联合公司的亚历山大·帕尼金等；另一类如“莫斯科实业银行”的亚历山大·马穆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尤科斯公司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富商）的财富来源完全不同，服务的目的也不一样。2000年初，可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没有想好对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采取何种政策。普京没有干涉1999年秋天各寡头集团之间对“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也没有干涉2000年冬天寡头集团对特大型铝制品企业控股权的争夺。但总统办公厅明显向古辛斯基担任总裁的“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施加了压力，因为该公司向普京及其班子发动了大规模的新闻战。
普京赢得总统大选后，“梅地亚-桥”公司旗下的报纸和杂志开始散布更加恶毒的谎言。例如，《今日报》在4月认定，普京计划，由参加车臣战争的英雄组成的阅兵方队将成为在2000年5月9日“胜利节”阅兵式上打头阵的队伍，而那些 “卫国战争”老兵们组成的方队只能排在检阅队伍的最后。该报还信誓旦旦地宣称：“普京就是如此理解俄罗斯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意义的！” 类似上述这些明显虚假的文章，人们很难认为它是“言论自由”的表现。总统办公厅没有对这家报纸的恶意报道进行任何驳斥，只是不再邀请《今日报》记者们出席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闻吹风会。
在各种不同场合（其中包括首次远程出访国外，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止一次强调，他不允许在俄罗斯对财产进行新一轮分配。但他同时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宣布，将由总统和政府管理国家，而不是由寡头。在寡头们帮助鲍里斯·叶利钦赢得1996年的总统大选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曾多次叫卖“资产雇佣政府工作”的观点——这不过是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小册子里最浅显的理论。对此，弗拉基米尔·普京予以坚决拒绝。在竞选运动期间，普京在所有场合都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使用所有寡头集团的任何“善良和无私的赞助”。
在竞选活动中，普京竞选总部使用的经费非常少，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大商人的钱。在回答有关寡头的问题时，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让寡头“远离”权力的原则。但是，恰恰是这一原则使那些非常接近权力的人感到十分害怕。
6月里的三天
2000年6月13日，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出人意料地被捕并被送进了布蒂尔监狱。古辛斯基是俄罗斯著名寡头，担任“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他在俄罗斯、以色列、西班牙和直布罗陀等地拥有许多家其他企业和不动产，他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同时还是一个庞大的犹太人社会性组织的领导人。
对于俄罗斯护法机关而言， 6月中旬的三天，与其说像某些报纸所写的那样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还不如说是屈辱甚至是蒙羞的日子。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通讯社和电视台为大家提供的不是普京总统出访西班牙和德国的消息，不是车臣的炸弹和地雷爆炸的恐怖，也不是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买凶杀人，而是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如何度过了自己在布蒂尔监狱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白天，早、午、晚三餐吃的是什么以及与他同一个囚室中的那个人是谁：一位“文质彬彬”的贩运伪钞犯和一位涉嫌经济犯罪的商人并排坐在那里。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9)
将古辛斯基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作为各自电台新闻报道头条的，有“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德国电波”、“英国广播公司”（BBC）等。
我们得知，很快就有人从监狱外给古辛斯基送来了电视机、冰箱、换洗的内衣裤、餐巾纸、卫生纸等。监狱方面允许他“从外面”订阅一份报纸，他选择了自己钟爱的《今日报》。顺便，还有媒体为我们介绍了有关布蒂尔监狱的设施及其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座监狱曾关押过的著名人物有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涅斯托尔·马赫诺，甚至还有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在《生意人报》的一篇文章里，德米特里·帕夫洛夫写道：“尽管布蒂尔监狱‘见多识广’，但古辛斯基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极富传奇色彩的隔离侦讯室关押过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得到监狱管理当局的特别关照。处罚执行总局的新闻中心一大清早就宣布，‘夜晚很平静地度过’。为了不出意外，古辛斯基的狱室门旁还特地安排军官昼夜值勤。整个狱室里，古辛斯基的床位最好——是一张位于窗边的下铺。一般，他们就是这样安顿‘扒窃法律的人’以及‘有权有势的人’的，难友们也已经推选古辛斯基为囚室老大了。”
6月16日星期五，白天，在律师的陪同下，古辛斯基听取了对他的指控书。依据俄罗斯刑法第三章第159条“侵吞巨额财产罪”，这位寡头被指控非法侵吞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的国有资产。这天深夜，当几十位蹲守布蒂尔监狱大门口和走廊的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散去以后，古辛斯基在不离境保证书签字后被监狱方面释放。
古辛斯基这位失势寡头的一些战友对此十分失望，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政治对抗。《明日报》则透露，侦查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愤怒。人们在该报刊登的一张巨幅照片上看到，布蒂尔的狱警们在监狱墙上扯出大幅标语：“将古辛斯基还给我们!”
谁捅的马蜂窝?
早在6月14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由他本人做出的，其理由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古辛斯基在电视交易活动中有重大舞弊嫌疑。他，尼古拉耶夫，没有接到任何政治“定单”，也没有人向他施加过压力。
这种说法不仅来自官方，而且也是在新秩序下的克里姆林宫最贴近实际情况、最为可信的说法。在就职宣誓仪式上，弗拉基米尔·普京郑重宣布实行“法制”。在以前，总检察院立案侦讯必须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首肯。5月中旬，在一次立案侦讯时总检察院也向普京请示怎么办，普京当时就回答：“依法行事。”
检察官的职业和职责要求，一旦发现明显违法行为，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有如消防队员收到火灾警报一样快速出动，或者，就像一名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那样。为监督法律的执行而成立的检察院，就是要保证在违法行为出现时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性质和条件来决定审讯、批捕和搜查。不过，几乎没有哪位政治评论家认真对待侦查员尼古拉耶夫的声明。一位观察家曾指出：“我们这里不是让卡塔尼亚出名的意大利，也不是拥有肯尼思·斯塔尔的美国。”与此相似的情况是1997年秋天的“稿酬风波”。当时，阿纳托利·丘拜斯正在写一本有关俄罗斯私有化的书，书虽然还没有写完，但已经收到了巨额预付金。当这件事情被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阿纳托利·丘拜斯恼火地吼道：“不就是10万美元吗！”现在，一些记者也如出一辙地声称：“不就是1000万美元吗!哪一个寡头会没有污点!”
与古辛斯基走得很近的俄罗斯犹太教的主要拉比 ．沙耶维奇曾说道：“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攫取的财富比1000万美元要多得多，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章，形象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但却没有人将他们投进监狱。” 那为何古辛斯基就该被抓进去呢？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拒绝与记者们见面并回答提问，并且，在逮捕古辛斯基之前他出差去了俄罗斯东部地区，因此大部分报纸和电视频道都不得不自己生编硬造这场政治丑闻的所谓内幕说法。如今这些说法主要有五种。《侧影》周刊的韦洛妮卡·兹洛特尼茨卡娅写道：“逮捕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行为并非希望将俄罗斯总统放在受攻击地位的敌人所为，而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自己采取的行动。” 在获释后接受的几次采访中，古辛斯基自己宣布：“我之所以遭到逮捕，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于个人原因的报复行动，这里甚至没有所谓的政治原因，而只是总统本人对‘木偶’节目的痛恨。” 对此，伊戈尔·特罗斯尼科夫在《货币》周刊上这样写道：“普京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还亲自指挥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克里姆林宫对独立电视台拒绝将普京的木偶形象从屏幕撤消感到恼羞成怒。” 古辛斯基控股的“梅地亚-桥”集团副总裁伊戈尔·马拉申科在欧洲各国出差也证实了上述这种说法：“他们早就拟订好了行动计划，我完全确信，没有普京的首肯他们根本就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根据我所得到的不确切的消息，6月13日早晨，当护法机关将逮捕古辛斯基的事告诉总统时，普京没有反对。”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0)
而普京自己6月13日晚在马德里却宣称，逮捕古辛斯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普京向随行的俄罗斯记者解释：“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院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当明白，对我来说（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怀疑的礼物。”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普京在更为详细地谈起“古辛斯基案件”时指出，古辛斯基及其控股公司的许多商业运作让人生疑，其中包括那些拖欠偿还的几亿美元贷款。不过，要弄清楚这一切需要的是进行认真调查，而非急急忙忙采取逮捕行动。普京宣布：“我个人认为，不应当这么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让他(古辛斯基)配合工作，例如，让他签署不出境的保证书。逮捕是一种过于强制的措施，但是我不能禁止检察机关这样做。根据我们的法律，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都无权领导检察院的工作。”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总统。那些随同普京访问西班牙和德国的人毫不怀疑总统的上述解释，他们认为从莫斯科传来的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的确对普京来说很意外。这场丑闻显然妨碍了出访会谈，分散了普京与西方合作伙伴讨论重大事件的注意力，其中涉及签署大笔合同及一批重要协议。
大部分俄罗斯报刊支持另外一种说法：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是利用普京不在国内之机，由叶利钦周围的那帮人故意搞出来的。在俄罗斯媒体上，那帮人被称为“家族”，在普京时代，他们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文章作者们的分歧仅仅在于，该行动的主要倡议者是何人。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直接按照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指示干的；另一些人则确定，一切阴谋都是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策划并实施完成的。《今日报》写道：“根据我们的信息源提供的情况，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根据亚历山大·沃洛申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宫内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家族’新成员、国际工业银行总裁谢尔盖·普加乔夫参与其中。” 《路标报》确信：“一出这种丑闻，任何对俄罗斯政治进程有深刻了解的人都会首先想到是别列佐夫斯基干的，他是在‘教训’古辛斯基。” 《论据与事实》在分析中心的结论中这样认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两个媒体帝国领袖——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间开始的新一轮斗争的标志。在最初评论竞争对手古辛斯基被捕时，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态度，因为他的强大对手终于‘落入他设计的圈套中’了。”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好多大寡头，如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亚历山大·马穆特等都在暗中支持别列佐夫斯基。《侧影》杂志的封二上刊登了一幅两名重量级拳击手相互对峙的照片。只不过双方手指上不是戴着宽大的戒指，而是画着一个政治家的头像，人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个理解为普京的头像。但是，《论据与事实》却与此正相反，将寡头们画成了一朵大菊花上的一个个花瓣，普京正一个接一个地掰掉这些“花瓣”。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沃洛申和别列佐夫斯基断然拒绝承认曾经参与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一家报纸证实，沃洛申曾表现得非常慌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评论来自总检察院和布蒂尔监狱的消息。
一些报纸和杂志自信地认为，逮捕媒体大亨的行动并非叶利钦旧班子里的官员们所为，而是来自特工机关的人以及普京新班子中的个别人谋划的。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声称：“强力部门普遍希望全社会了解‘谁是这片森林的主人’，正是这一愿望促成了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同时又证实，这 “不是新的，而是那些10多年来被世人遗忘、现今又想回到前台的老特工的一次试验罢了”。别列佐夫斯基说：“普京今天得到的都是一些糟糕的建议——这就是愚蠢的特工机关所提出的。” 而俄罗斯犹太人大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奥索夫采夫甚至宣称：“从对国家造成危险性角度来看，今天俄罗斯特工机关的表现比车臣武装分子更糟糕。”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断然否认类似结论，他说：“我个人只是到巴库出差的途中才从记者那里得到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安全机关与其没有任何关联。”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整个世界，古辛斯基被捕事件都是这位大亨及其“梅地亚-桥”控股公司为维护新闻自由所做巨大贡献的大型广告运动的开始。在自己同行的笔下，古辛斯基成了“头号持不同政见者”、“良心囚犯”，甚至开始取代了萨哈罗夫或者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其中包括西方个别报纸）。毫不奇怪，一些遵循“谁受益”原则的观察家们开始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会不会是古辛斯基利用自己的关系，由他本人导演了这场三天监狱苦难的精彩表演？借用一下象棋术语，尽管古辛斯基这样做表面看是丢了棋子，但从全盘看却赢得了胜势。《莫斯科时报》在自己的一个版面上甚至提出了这种说法：“作为一名戏剧导演，古辛斯基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一次，他又导演了一幕剧。本来，这是一场克里姆林宫想要惩罚他的演出，为此，他有意识地利用普京出访欧洲的时机，不仅在俄罗斯自由派分子当中，而且在国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英雄和受迫害者。”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1)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刊登在俄罗斯《观察家》上。根据这家杂志的观点，整个事件从古辛斯基被调查到遭逮捕，完全可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基洛夫被刺或德雷福斯案和贝利斯案这样的大规模挑衅行为相“媲美”。2000年6月的一连串事件，是由地位高于古辛斯基、但也并不听普京总统指挥的人策划的。这些人超越了以色列议会，甚至还超越了美国总统。换句话说，他们成立了某一个秘密性的“世界政府”，拥有决定干预任何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命运的权力。 就这样，古辛斯基被捕这个相当平淡无奇的事件，在许多记者的笔下差点儿就成为当年的主要政治事件，而且不仅在俄罗斯。考察媒体大肆参与其中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保护古辛斯基，不如说是企图损害俄罗斯新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名誉。
向普京总统发起攻击
关于6月事件，除了俄罗斯总检察院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的说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说法都没有清晰可靠的事实作基础，它们是建立在各种推测、假设、印象基础之上，因此，评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不发现，“梅地亚-桥”控股集团公司所属的刊物和电视台显然对古辛斯基在布蒂尔监狱的遭遇反映更为快速，更为敏捷。他们企图将古辛斯基的悲惨生活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借此向普京总统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指责克里姆林宫正在发动一场反犹运动、企图建立独裁政权等等。正如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结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转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时代》杂志的观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称：“无论总统愿意与否，都应当由他来承担对媒体大亨错误地使用强硬手段的法律责任，承担逆对外政策大趋势而动、实施逮捕行动的责任，承担人们将内政恐惧同1937年大清洗联系起来的一切责任。尽管并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国内制造了这种氛围，让护法机关觉得他们可以放手大干。要是总检察院没有直接从克里姆林宫得到指令的话，那么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国家安全部门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动后果。” 伊利亚·米尔施泰因在该杂志上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自从鲍里斯·叶利钦(也许，这是他犯的一个用人错误)将弗拉基米尔·普京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着在全国撒下了恐惧的种子，而这种恐惧的生长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所栽的土豆那样快速”。
人们对于《新报》和《总结》杂志联手攻击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不过，没有任何所谓的“精神流质”会对《新报》作者群发挥作用。在普京面前，他们并不会感到恐惧，而是对他的行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叶夫根尼·阿尔巴茨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他暂时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学习这一职业罢了。遗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么样的导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与一个平庸的管理者之间的差距何在？这就是是否具备根据优先性原则来处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找到不寻常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在政治舞台上有无随机应变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被某一个集团掌握的傀儡。总统上个星期的表现证明，无论是第一种能力，还是第二种能力，亦或是第三种能力，他都不行。”
人们可以感到，《总结》杂志主编谢·帕尔霍缅科的攻击最为愤怒，以至于他的评论都跑题了。他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情况下，我既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幸灾乐祸，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诋毁普京总统的言论已经太多了。依我看，总统目前所遭到的羞辱简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卢比扬卡的儿女们——如今在克里姆林宫权力走廊随处可见——就像某个时期的穷人家孩子一样不明白民主国家的本质。” 谢尔盖·帕尔霍缅科热情赞扬 “梅地亚-桥”控股公司的记者，称他们以职业素养、工作经验和胆量不仅在全俄，而且在国际间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同时，他将其他一些与自己对立的出版物称之为“卑鄙小人”、“撒谎者”、“目空一切的夸夸其谈者”、“败类”、“出卖给政权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学徒”，他甚至指责普京本人在搞“政治恐怖主义”。
6月1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结束了对一些西欧国家和摩尔多瓦的访问，回到了莫斯科，对针对自己的各种攻击，普京根本没有理会。出乎“梅地亚-桥”控股公司记者们的意料，对总统的攻击并未影响俄民众对普京的态度。尽管2000年6月俄罗斯接受调查的民众中积极评价俄联邦总统工作的人数从61%下降到了54%，不过，到了7月20日，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再创新高，达到70%。 对此，大部分受调查者都确信，古辛斯基被捕无疑是因为他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等刑事案件。
富人们为何流泪?
2000年6月底和整个7月，不止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一人感到日子难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开始不妙，有重达1. 5吨、涉及金额7亿美元的“俄罗斯民航”国外分公司可疑金融业务的文件从瑞士运到莫斯科。瑞士和俄罗斯检察院均认为，鲍里斯·别列佐夫被牵涉其中。他被总检察院召去接受质询——当时是作为证人。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2)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也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莫斯科市检察机关也开始调查1997年抵押拍卖中某些值得怀疑的情况。当时那场拍卖结果是“诺里尔斯克镍业”大型工业集团公司转由波塔宁领导的工业——金融集团“国际俄罗斯”控制。波塔宁意外收到的总检察院通知函，要求他“尽早补偿”由于抵押拍卖过程中因违反规则和条件而使国家遭受的1.4亿美元损失。
6月底，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领导的“阿尔法”银行集团旗下的“秋明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账目等遭到查抄。根据总检察院要求接受文件调查和查抄的特大公司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样著名的大公司。一些报纸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针对大资本家的新政策，甚至是国家政权对“国家实业精英们”所发动的攻势。《货币》杂志通知自己的读者说，这次攻势的发起者普京总统将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特别咨文中，宣布与寡头们或“反对派资本家阶层” 展开斗争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预言都破产了，普京没有任何与大资本家做斗争的计划。
要知道，寡头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控制俄罗斯的全部经济部门，但也控制了不少部门和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进程的日益明朗化，可以分析出这种寡头资本主义模式所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
（1）第一阶段(1992～1993年)、第二阶段(1994～1995年)和第三阶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进程。最终结果是，大部分企业通过私有化这一形式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中。但是，这些个人和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大投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人有能力投资几千万或者几亿美元购买石油公司、机场、电视公司、汽车厂、铝业等。
结果是，大部分银行和企业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权和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他们要么是以超低的价格收购那种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证券，要么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从被欺骗的公民手中和预算中搜刮钱财。还有不少这样的新私有者，他们不是利用和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与罪犯集团相勾结而发家致富的，这一点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铝业战争”中明显地看到。
政府和总统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用“所有这些不过是‘原始积累阶段’ 不可避免需要缴纳的学费”这种荒谬的说法安慰自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更有成效的私有者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业主。1998年8月17日经济危机以后，不成功私有业主的破产进程开始显现；1999～200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许多大量侵吞国有财产的人对于如何消化这些财产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就连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绝大部分寡头是靠吸收国家这棵大树的营养而快速发家的。亚夫林斯基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应当让这些寡头远离这棵大树，而不必去弄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和非法占有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