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国家和国家预算的支撑，许多寡头简直就无法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尽管他们有钱在法国的蓝色海岸或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购置别墅，但却没有足够资金去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支付工人工资以及上缴电费和税收。
不过，国家不可能无休无止地供养这些“实业界精英”。
（2）国家短期债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导致1993～1997年全国金融资本人为急剧增长的个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有人利用现实经济部门、居民手中的部分闲钱和国家预算大肆进行投机活动。1998年8月17日的银行倒闭风潮不仅使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且让整个私有商业银行系统也受到重创。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这样曾经显赫的寡头都纷纷从大生意场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属于古辛斯基所有的“桥银行”以及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先后宣告破产。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头们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艰难地挺过来了，他们将自己银行体系内大部分“有活力” 的业务剥离到其他规模虽小但却“很友好”的银行中，而保持对规模庞大并且有赢利的工业集团（如“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运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无论是私人小储户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破产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实业界集团自身内部出现一些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搞清这种状况的任务应当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们身上，而不是由总统亲自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去保护所有私营者、而非只是大银行家和寡头们的权利。阿纳托利·丘拜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寡头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的、并且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争夺，成了俄罗斯许多富有的大商人经常遭遇麻烦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生意场上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复杂一些，”丘拜斯在接受采访中时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普京深思熟虑的一步一步消灭寡头的计划。这好比糖渍水果饮料，熬制的原料中有许多块水果，但人们却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事件是生意场上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进行较量的外在必然表现。”但是，当记者请求他详细解释自己的论断时，丘拜斯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我不能说。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3)
（3）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都受新出现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控制。
在西方，一些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一般都能给自己的投资人带来不小的利润，由于有利可图，这些大众传媒积极拓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其他商业领域建立金融工业公司和集团。而在俄罗斯，由于民众、其中也包括那些被称为中产阶级的民众生活贫困，因此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俄罗斯，报纸、杂志和书籍价格相对便宜，发行量低于5万份根本就不够支付纸张和印刷服务成本。即使发行量很大，大部分报纸和杂志也生存艰难。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反映在所有主要的电视频道上。哪怕是将数目不小的广告收入计算在内，所有主要电视频道，其中包括独立电视台、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都没有为自己的股东们和投资人带来利润。只有从大商人那里获得巨额补贴，所有这些大众传媒才能够正常运转。
不过，在向大众传媒投入相当大的资金以后，与其说银行和大工业集团想获得商业利润，倒不如说是希望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其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产生影响，并促使政权通过对某一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此外，这些大众传媒还可以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名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有关对自己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最后，还能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入联邦级和地区各级政权领导层。此外，重要的当然是广告收入，因为广告是能够带来较大利润的商品。
总统大选以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的局面出现了。不过，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稳定，才导致大商人对俄罗斯大众传播媒体的金融投入出现了根本性的减少。政权争夺战业已、或者说正在接近结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浪费大笔资金给报纸呢?
与“梅地亚-桥”公司丑闻同时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主要电视频道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事情居然到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公开希望将自己控股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49%的股份归还给国家的程度。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整个媒体生意让他亏损很大，他不得不用其他行业生意中的利润来填补媒体亏损的深洞。
更为复杂的是“梅地亚-桥”公司的财政状况，因为对这家公司来说，媒体生意正是有形强大实力的主要支柱，在俄罗斯的所有大众传播媒体中，被认为最有保障的就是这家公司。至少，这家公司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稿酬是最高的。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要比俄罗斯电视台的好得多。现在，上述这些优厚待遇都面临威胁。已经很清楚的是，“梅地亚-桥”公司在最近2～3年里从西方公司那里贷了不少款，而数目特别大的那笔贷款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些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超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样已经拥有不少信息资源的、相对独立的大公司会借给古辛斯基几亿美元，却又不急于要求他还清贷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列姆·维亚希列夫被迫承认，“在这些交易中，‘天然气工业公司’并没有获得任何利润。之所以将钱借给他们，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不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要是在其他国家的话，完全可以称这种关系为经济勒索，或者更简单一些，就是讹诈。
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后，他的控股公司里的一些头面人物立即兴高采烈地公开发表谈话说，经历这些磨难之后，再也无人能够将古辛斯基搞垮了，因为作为一名捍卫言论自由的卓越战士，西方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最大信贷大门都会对他敞开。但是，事实上他们所想像的那种场景没有出现。他们过分渲染了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社会、金融机构支持古辛斯基的力度。据西方媒体报道，古辛斯基及其领导的公司的总债务额超过10亿美元，没有人急于帮忙清偿这些债务……
在有关寡头们遭到迫害的报道方面，与俄罗斯大众传媒吵吵嚷嚷、议论纷纷的内容形成对比的是，护法机关所采取的调查行动的规模并不很大。2000年全年，在许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小小的以色列、瑞士等国的司法和检察机关对商人和政治家涉嫌犯罪案件所进行的调查都比俄罗斯进行的调查要多得多。我们可以回忆起德国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金融活动遭调查的情况；在美国，针对比尔·盖茨案件的司法调查已经不止一年，这令这位世界首富早已疲惫不堪；在英国，那位没有做任何不体面事情的商人、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已经被捕快两年了——而这个人是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偶像。
那么，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令俄罗斯超级富豪极度敏感、甚至胆怯的首先在于，他们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缺乏合法性。他们的生意是在异常混乱中完成的，缺乏透明度，恰恰是这一点，让人们盯着他们过去所经营的事业中曾有过的犯罪行为。
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拥有巨额财产，做过几亿美元的交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这些超大型企业从何处聚敛如此大量的资金以及控股股票，尤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都知道某一个全国闻名的大企业，甚至某一工业行业都成了私人财产——并且不完全能成为俄罗斯公民的私产。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一切是怎样、为什么发生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为国家及其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4)
为什么在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镍业今天成了几个80年代还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的私有企业？要知道，形成这家企业现在的规模，整整用了70年，其中还有斯大林集中营中几万囚犯的辛苦劳动。怎么能用1.5亿美元价格就买得到？这家企业每年光纯利润就可达到10亿美元，这些利润都跑到哪儿去了？
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的共青团员们，剧院导演和布景师，养蜂人或者是工厂厂长、国家部委里的官员们，又是怎么如此努力搞到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财富的呢?在20世纪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商业历史中，“巨头们”污点当然也很多；但在10～12年历史中，俄罗斯寡头们这样的污点或者是空白点却更多，这让那些希望在俄罗斯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生意人感到害怕。
缺乏合法性不仅让许多俄罗斯大商人感到担心，而且造成经营业绩非常不明显。他们的商业活动常常带有寄生性质，因为他们殚精竭虑地将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藏起来，以各种方式打到国外银行的账号上——最好是，离俄罗斯越远越好。
在巨大交易以及金融领域中，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
俄罗斯失控体制的完结
在签署了不离境的承诺书以后，古辛斯基从监狱里获释，由此而产生的尖锐危机也暂告一段落，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早在1997年，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曾以他特有的真诚慨叹来评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冲突风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两个寡头之间吵来吵去，让整个俄罗斯都感到了震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几年前还是在今天，国家和社会受“震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寡头们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以及彼此之间的争执，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失控，而这种体制形成于9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本人参与了它的确立。
鲍里斯·叶利钦宁愿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也要努力理顺和完善自己那个著名的“克制加平衡”系统，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激进分子们所提出的建议，他都一概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体制形成了。于是，他们开始划分各个政治家集团间以及寡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势力范围。此外，从横向看，政权上层之间划分；从纵向看，中央与州、边疆区行政长官，与各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总统们以及各城市市长与地方寡头们之间也分配权力。
我们非常清楚专制体制的缺陷，它是依靠一个人的意志和智慧为中心进行管理的。但是，一个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由政治家、官员们和商人们组成的集团与另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集团争斗而形成的政权体制，权力失控的弊端也很多。
没完没了地分散权力，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完全崩溃。我们不应当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正是出于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恢复国家管理体制的考虑，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夏天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
应当看到，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境外，都有人在有意识地将俄罗斯联邦朝着解体的方向引领，车臣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围绕联邦委员会改革建议和计划所进行的斗争可以清楚地证明，在俄罗斯国内外，有一种势力认为俄罗斯处于半解体状态对他们最为有利。让俄罗斯分崩离析，也是一部分大商人的兴趣所在。
不过，他们很显然只是大商人中的一小部分，完全没有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看作是自己的领导人。恰恰由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普京7月28日才能够与参加克里姆林宫圆桌会议的寡头们会面。当天，共有21位大商人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应邀出席此次圆桌会议。
俄罗斯媒体大肆报道了此次会见。以“权力与金钱的对话”、“低调，平静，长远”、“寡头剧本”、“新时代寡头应当做些什么”、“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商业精英相互注视”等为标题的文章大量见诸《今日报》、《独立报》、《消息报》、《生意人报》等报刊之上。在这次会晤当中，并没有出现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没有任何协议或相互承诺。弗拉基米尔·普京向与会的所有人提出请求，希望每个人都应当多考虑俄罗斯经济，为促进其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他宣布说，政府将不会重新审理任何一项私有化结果，但是，也不会对私有化以后非法聚敛的财富进行大赦。任何人都不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许多有名的大商人没有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接见活动。一些大商人收到了克里姆林宫发出的邀请函，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出席。但是，无论是古辛斯基还是别列佐夫斯基，都不在总统邀请的名单之列。在这里，关于他们两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寡头体制寿终正寝了吗?
在此，无须过多地描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出来以后的命运。7月上旬，古辛斯基多次接受传讯，其郊外豪宅中的所有物品也被进行了财产登记。与此同时，检察人员开始对古辛斯基持有的独立电视台和“梅地亚-桥”公司的股份进行清理和登记。
但是，7月底总检察院出人意料地做出决定，停止调查古辛斯基刑事案。那份有关禁止他出境的文件也失效了。报纸和电视都以三类新闻的位置报道此事，《今日报》甚至仅发了一条很短的、语焉不详的简讯。古辛斯基没有再拿自己的命运去冒险，他很快离开莫斯科，到西班牙的一个疗养地去与家人见面。他宣布，自己决定不再继续与政权斗争下去，自己控股的大众传媒也将缓和对政府以及总统的批评强度。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5)
不过，作为寡头的古辛斯基也已经明白了，他应当彻底放弃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控制，将自己手中的股份转移至“天然气工业公司”名下，以偿还所欠其债务。股权转移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俄检察机关以“重新发现了新情况”为理由恢复了对古辛斯基刑事案的调查。古辛斯基先后到访英国、以色列、美国，甚至有人见过他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共进晚餐。他还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商人和政治家参加的各种社交场合。
《生意人报》报道说，古辛斯基不仅没有失去对俄罗斯的兴趣，而且还投入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钱为监狱药房购买药品以及为布蒂尔监狱支付供应六个月上等面包所需的费用。另外一些报纸则报道说，“桥”集团为布蒂尔监狱的犯人们提供了床垫及床上用品，购买了6000套铝制餐具，并还为布蒂尔监狱的调查人员购置了5台电脑和复印机，给60个审讯室配备了桌椅；2000年底，布蒂尔监狱将收到500份《今日报》和200份《总结》杂志；古辛斯基还讨论了建立30个“样板”囚室的问题，甚至想对整座监狱进行全部装修。
不过，总检察院并没有被古辛斯基的慷慨举动以及新的投资方向所迷惑。他们向这位前媒体大亨发出了到莫斯科接受讯问的传票，但古辛斯基拒绝回国接受审讯，而宁愿成为流亡者。随后，国际刑警组织宣布他为该组织的通缉对象。他们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找到了古辛斯基的下落。12月11日深夜，在西班牙南部的索托戈朗德市的一栋豪华别墅里，古辛斯基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他被押解到马德里接受讯问，接下来的几天他被关在西班牙的一座监狱里。交纳了巨额保释金之后，律师们让古辛斯基获得了保释，并监外执行。
在自己位于西班牙海边的科卢谢洛别墅里，古辛斯基迎来了新年和新千年，但是很难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节日。根据西班牙法律的有关规定，诈骗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许多人认为，尽管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俄罗斯政权机关非常急切地将逃离出境的前寡头古辛斯基抓捕归案，但西班牙方面将古辛斯基引渡给俄罗斯检察机关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很不妙。早在7月，他自己就放弃了国家杜马议员的授权。国家杜马还“通情达理地”表示，如果总检察院提出要求，那么杜马则会愿意剥夺别列佐夫斯基议员的豁免权。别列佐夫斯基发表了几份他本人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并宣布自己将组建目标直指总统的“联合反对派”的计划。《共同报》将别列佐夫斯基比作托洛茨基，后者在1926年曾经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立“联合反对派”。不过，与托洛茨基不同，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找到任何追随者，而普京对他的所谓计划也置若罔闻。
只有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顾问格列夫·帕夫洛夫斯基出面，以自己有些灵活风格的声明回应别列佐夫斯基的讲话：“别列佐夫斯基将普京的改革看成险些导致国家体制崩溃的原因并不偶然。对他来说，政治的影子平衡就是国家体制。在他们那里，起到宪法作用的像‘地方行政长官’、‘政党’、‘大众传媒’等统统都成了非法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此，我并不想对这些进行恶意批判。不过我认为，承认失败将是他的最后一步。通过尝试使用一些通常的手段——如大众传媒、金钱以及与不满者的联合，别列佐夫斯基想迫使普京屈从于自己。但是，他没有得逞。普京让‘政治市场’失去了意义。在这里，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占有足够的份量。今天，政权已经不再是贪污批发者的对象——市场行情跌下来了，门庭若市的中介者现如今已经一钱不值。”
2000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也飞往国外，过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亡生活。根据俄刑法有关巨额诈骗罪的规定，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始对别列佐夫斯基立案侦查。尽管收到了传票，但别列佐夫斯基拒绝飞回莫斯科。他宣布，哪怕成为政治移民，也不愿成为政治囚犯，尽管俄罗斯检察机关还没有提出针对他的任何政治指控。一些媒体透露，2001年新年前，别列佐夫斯基住到了纽约。
英国《独立报》这样写道：“纽约的著名酒店成了他的避难所，坐在舒适的客房里，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普京目前所处的立场介于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我错了，因为我曾经帮助普京赢得了选举。’记者发现，事实上要是克里姆林宫能够改变主意的话，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回莫斯科。他在饱尝思乡的苦涩，他的思绪又飘荡到了从前，那是他作为克里姆林宫大家庭大红人风光无限的时代。” 甚至，别列佐夫斯基还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抵华盛顿，其目的是为了“吸引美国国务院注意到自己”。不过，在美国首都，没有人给予别列佐夫斯基更多的关注：白宫正在迎接新总统乔治·布什的到来。2000年秋，别列佐夫斯基的一些商场亲信在莫斯科被捕，另一些人携家带口逃亡到了国外。但是，由于没有列入国际通缉的名单，前寡头还可以不进监狱，在不被“保护”的情况下迎来新年和新世纪。
不久前还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在总结2000年发生的事件时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那些曾经认为自己与国家牢固不可分割的寡头们不再是国家的当家人。无论是1996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与亲近的寡头一起联手攻击那些疏远的寡头，都将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寡头体制将烟消云散。将国家从寡头那里解脱出来所用的时间要较寡头为控制国家所花的时间少许多。” 在回答不久前还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帝国一部分的《独立报》主编提问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将那些躲在暗地里、从背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大生意的代表理解为寡头。而这一寡头集团根本不应当出现。不过，大生意、俄罗斯资本家的代表们不仅有权利存在，而且还有权获得国家的支持。我没看见、也不认为在我身边有人从暗处施加影响力。我想，这是一件大好事。”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6)
这些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此恐怕根本不需要做多余的解释。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1)
意外的灾难
在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们的眼中，“库尔斯克号”核动力潜艇的沉没无疑是2000年俄罗斯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在2000年，8月被再次验证为新俄罗斯最沉重的月份。
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地下通道爆炸案所造成的恐惧和愤怒还未平息，人们就从“北方舰队”巴伦支海海上演习区域听到了令人紧张的消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与指挥部的联系中断。这是一艘大型的、多用途的核动力潜艇。该潜艇自1995年开始服役，被认为是俄罗斯海军中设备最现代、性能最安全可靠的潜艇。
8月12日清晨，“库尔斯克号”正在准备进行鱼雷试射演习，并搜索打击目标。无论是对潜艇艇长根纳季·利亚钦，还是对“北方舰队”司令来说，在潜艇演习区域游弋两艘甚至三艘北约国家的潜艇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这种现象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相互的。尽管潜艇间接近程度非常危险，甚至还发生过碰撞事件，但由于是在公海区域内，因此并不被认为违反了国际法。据一些专家们统计，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海军史上，共有大约20次类似相撞事件，而且，在这些事件中责任并不总是在北约潜艇一方。在1992年和1993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曾分别就一些危险事件道过歉。当年，俄罗斯方面接受这些道歉时，既未公开事故详情，也未做任何评论。
北约情报和指挥机构对“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库尔斯克号”是一艘排水量为2.4万吨的大型军用舰只，其设计、装备专门是用来消灭潜在敌人的航空母舰的。这是一艘同时装备鱼雷和导弹武器的绝无仅有的导弹巡洋舰，较美国类似级别潜艇更具威慑力。“库尔斯克号”配备的导弹没有装载核弹头，但它装备有24枚“花岗岩”巡航导弹。在必要情况下，核潜艇可以从深海海域发射导弹，同时向众多目标实施打击——可以包括地面目标、单艘舰只、大型舰队等。此外，“库尔斯克号”核潜艇还装备了28枚先进的鱼雷，既能攻击潜艇也可用来消灭水面舰只。
1999年秋季，“库尔斯克号”完成了在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的长距自给航行。在这个区域内，苏联过去曾保持过整个联合编队的存在，其中包括潜艇部队指挥系统，维修、休养和补给基地。现在，原有的这些机构已不复存在。1999年的航行是近10年来“库尔斯克号”潜艇第一次不仅要展示俄罗斯的旗帜和俄罗斯力量的存在，而且还要表明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拥有的利益和能力。同时，在与北约国家海军反潜力量相抗衡这一复杂条件下，检验新一代俄罗斯潜艇的可靠性也非常必要。那次航行取得了圆满成功，潜艇司令根纳季·利亚钦不仅向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库拉耶多夫，而且还向俄罗斯总理和代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此专门进行了汇报。国家元首对这份报告非常满意，舰队司令还呈请批准授予根纳季·利亚钦“俄罗斯英雄”称号。
“库尔斯克号”的秋季航行不过是一系列新演练和演戏的开端。对于一支舰队来说，藏在海湾和港口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海军方面还曾决定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地中海航行，其中包括北方舰队一支大型编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军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从来没有组织过如此大规模展示海军实力的行动。2000年8月在巴伦支海举行的海军演习，就是为这场规模宏大、困难重重的航行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约的海军将军们及其所有情报机构对此忧心忡忡了。但是现在，恰恰是“库尔斯克号”与指挥部中断了联系——况且不是在南大西洋，而是在距俄罗斯海岸线仅仅90公里的区域。
8月12日的白天，“北方舰队”司令部的担心还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尽管舰队的旗舰“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的声纳装置曾经记录下了一次响声。后来有报道透露，美国潜艇的声纳系统也记录下了一声比另一声大的两次响声。当时，美国潜艇曾对此感到很不安，因为这个声响明显有别于发射鱼雷。后来人们还了解到， 8月12日大约中午时分，挪威地震学家也曾记录到了两次“地震事件”——一次比较“微弱”，另一次较强，前后间隔时间为2分15秒，地点恰好来自海军演习区域。
“北方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亚切斯拉夫·波波夫命令“库尔斯克号”艇长报告核潜艇的方位和航行情况。尽管每隔半小时旗舰就向潜艇发出一次联络信号，但潜艇方面一直是一片沉寂。到了晚上，“库尔斯克号”潜艇出事的消息才被公布出去。警报发出后，舰队的搜救舰只起航，开始搜寻潜艇。8月13日早上5点，“库尔斯克号”这个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被水声装置搜索到了。潜艇旁边没有放置能自动上浮、以便让人们可以迅速与艇上官兵取得联系的失事专用浮标。从前，这一系统曾拯救过不止一艘潜艇。
“库尔斯克号”潜艇静静地横躺在海底108米深处，可“彼得大帝号”旗舰这时却束手无策：“北方舰队”的潜水员不能在深于60米的水下作业。在任何一支俄罗斯舰队里都没有专用的基地船和能够在250米深度下作业的深水潜水员（现在，这种设备一般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上都有，但在俄罗斯的北海上没有这种类似石油钻井平台）。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2)
8月13日早7时，俄联邦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故。这次报告内容并没有令人特别担心之处，只是说到了“故障”和“意外情况”。在呈送给总统的报告里，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储存有够用一星期的空气和食品，出事范围内的辐射情况正常，两个核反应堆会自动关闭，并可得到安全的保护；救援船只和设备正向事故区域集结；用于事故情况的联络方式和人员的撤出方案均已经演练好。此外，艇长有可能通过能容纳全体船员的、超坚固的、事故中救生专用的密封舱，自主地开始撤出水手们。
普京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情况应当由高级专业人员掌握，总统本人对他们很了解并且很信任。8月13日，普京开始五天的短期公务休假：在索契和雅尔塔两地，他将与俄罗斯科学院主要成员以及九个独联体国家元首有一系列重要会晤。普京决定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只是要求将领们每隔两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北方舰队”事故情况。
8月13日一整天，“北方舰队”的救援船只都在不停地向事故区域集中，特种专门设备和俄罗斯微型潜艇的水兵也紧张地忙碌着。8月13日晚，第一次从“阿尔泰号”救援船上下潜的是“钟”型设备。同晚，还从“米哈伊尔·鲁德尼茨基号”救援船上首次下潜了水下救援设备“普里兹号”。下潜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14日晨。8月13日，水下声纳员还报告说，他们听到了从潜艇尾舱中传出的有人敲击艇身的声音。这一点可以证明，潜艇内还有人活着。甚至还有报道说，破译出了好像是表示“SOS！”和“水!”的信号。随后，这些消息被认定是不真实的。波波夫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曾宁愿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水下设备未能与潜艇尾舱的救生舱口实现对接。但是，水下救援人员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对潜艇的外壳及其周围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一工作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呈现在救援人员面前的是一幅可怕的场景、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潜艇首部被完全摧毁，它坚固的艇身有一些洞隙；一些薄的舰体碎片散落在海底。沿着潜艇的外壳，有一条巨大的、被撕裂的口子。救生用弹射装置已经严重受损。潜艇倾斜成30度角，躺在海底。潜望镜已移位，证明潜望镜曾经遭到过某种意外的、却又突然的巨大撞击。在破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论是利用救生用“密封舱”还是给潜艇送空气，都是不现实的。所有救生舱口可能也都受损。波波夫海军上将决定将设计和建造“库尔斯克号”和该系列舰艇的设计师和科学家请到自己的流动指挥部。所有情况均向海军总司令弗·库罗耶多夫作了汇报，后者则立即将这些报告给最高统帅、总统普京。经验丰富、作为职业海军军人的库罗耶多夫做出了令人感到沉重的结论：“拯救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海军上将后来还曾公开地重复了此项声明，但是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对他的话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显而易见，人们都期望更好的结局出现。只有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公布了海军上将的声明，并配发了以下评论：“做出如此极端悲观的结论——意味着将自己的半个上将肩章扯下来。库罗耶多夫要么是不想对国人撒谎，要么是按照古老的海上迷信说法，展现着比实际情况更坏的场景。可水兵家属到底该信哪一个呢?” （然而过了一天，在发表讲话并首次对事件做出自己评论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说，他不打算玩“寻找替罪羊”这个俄罗斯古老游戏，他对海军指挥部和“北方舰队”领导人也没有任何不满。）
俄罗斯救援人员失利
8月15日凌晨，在灾难区域已经集结了20多艘水面战舰和事故救援船只以及几艘潜艇。水下救援人员已准备就绪。在核动力重型巡洋舰“彼得大帝号”上，成立了由海军上将维亚切斯拉夫·波波夫领导的行动指挥部，他本人有30年水下工作经历。一些曾参与设计和建造潜艇“库尔斯克号”以及这个赫赫有名的系列其他舰只的专家们也从圣彼得堡赶到这里。迄今为止，这一型号的潜艇还从没有发生过严重事故。
天气状况也对救援工作很不利：海上刮起了风暴，海浪达3米多高。许多参加救援的船只断了锚。尽管如此，载着3名潜水员的“普里兹号” 水下装置还是重新开始下潜，试图接近潜艇。一根粗大的缆绳将“普里兹号”与一艘较大的救援船连上。“普里兹号”的任务在于对接上发生事故的潜艇的紧急舱口。如果能固定住，并打开第一舱口的话，就可以在调匀转换闸的压力后打开坚固舰体部分的第二个舱，并救出12名水兵，然后再返回去，营救下一批水兵。在天气良好、海底水流不是很强、潜艇倾斜度不大以及最重要的是舱门完好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不是很难。
但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尝试，都没成功，主要是因为潜艇严重倾斜，海底强大的水流将“普里兹号”冲向一旁。这天晚上，救援人员又两次尝试进行了对接，但均无功而返。无论是在事故现场还是在圣彼得堡的“红宝石”设计总局，“库尔斯克号”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的“智力冲锋”进行得都不顺利；潜艇遭受损失之严重，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很显然，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是这场意外灾难的原因。有关猜测数不胜数，但是，只有对潜艇的各舱情况、其外壳以及附近海底进行认真研究后，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这不是眼前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是应当救出那些可能还活着的人，将牺牲的水兵的遗体从仓内打捞上来。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3)
8月16日早9时，“别斯特尔号”救援设施的下潜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该设备有很好的抗水下潜流的性能，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时间，它每次可以将多达20名的遇难水兵由潜艇里带出水面。有关部门还可以从其他舰队向巴伦支海调来一套或两套“别斯特尔号”救援设备——它们已经紧急预备好了。这已经不少了，在两大洋，整个美国海军仅有两套类似的设备，而英国海军只有一套此类设备。美、英救援设备的技术性能可能会比俄罗斯的要好一些，但是北约潜艇上的对接口尺寸和规格可能会与俄罗斯潜艇不匹配。当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副总理在8月15日晚谈到，俄罗斯几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救援设备时，他指的就是俄罗斯的设备“别斯特尔号”及其水下救援人员。这不是在欺骗，但仅仅拥有全套设备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潜水员的手。但是，这时的“北方舰队”恰恰缺少那些配备有必要设备和工具的深海潜水员。
在8月16日一天中，两种设备——“别斯特尔号”和“普里兹号”互相轮换着尝试停靠、吸附和固定在事故救生舱口的围栏平台上，但一切工夫都白费了。总之，无论是对于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人们，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天。俄罗斯联邦拥有150万军队、庞大的海上舰队、几千位陆海军将领、几万家国防和其他大型企业，但是，她却没有从过去的年代中留下十几位深水潜水员，要求他们能打开沉没在108米海底深处、载有118名船员的“库尔斯克号”潜艇上的救生舱口。
而要知道，在80年代中期，仅仅一个摩尔曼斯克就有几十位甚至能够在300米以内的深海处作业的潜水员，还曾有过这个级别的海军潜水员以及配备有专门设备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出海的潜水船。然而，这样的救援机构是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结果，潜水部门被肢解了——而早在30～50年代它们曾是苏联的骄傲——其主要船只被廉价出售到了国外，按照合同，那些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俄罗斯潜水员留在这些船上工作。有资料显示，摩尔曼斯克最大的潜水用船工作在北海的英国石油钻井场内。他们将波罗的海舰队最大的潜水用船卖给了希腊，根据单据，仅仅是按照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出售的。对此，伊·克列巴诺夫副总理保持沉默，大概他根本就对此事一无所知。
早在8月15日，普京就原则性决定使用来自国外的帮助。8月16日，俄罗斯通过外交部向挪威和英国政府发出了求援请求——这两个国家的救援小组已经准备就绪。一批俄罗斯海军军官被派到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就一些细节问题同北约军官进行必要的协商。当天，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就连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都赶到了莫斯科，就一些事情进行磋商。海军总司令弗·库拉耶多夫和副总理伊·克列巴诺夫飞抵北莫尔斯克，在灾难现场指挥营救工作。然而，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挪威的救援者都没有能够迅速抵达沉没地点，只是到星期六至星期日——即8月19～20日的那个夜晚才等来了他们。
救援者和趁火打劫者
8月17日全天和接下来的18日，救援人员继续多次尝试着从“别斯特尔号”设备上与围栏平台实现对接，并打开救援舱门。在灾难发生地，只有少数在莫斯科获得了海军司令部特种采访证的记者被允许到现场观看救援工作。而被允许摄像的，只有主要的国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像师（来自该电视台新闻栏目“消息”组）。海上救援行动异常危险和艰难。但事实上，对于许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摄像师、摄影师和记者们来说，巴伦支海发生的悲剧，恰恰是具有轰动效应的“血腥秀场”，那些黄色小报热衷于用这种表演来“款待”自己的读者群。很遗憾，许多曾被认为是非常有声誉的出版物也没有能够禁得住诱惑。
北方舰队司令部位于北莫尔斯克，一个潜艇舰队基地设在维佳耶沃。这是两座封闭的城镇，进入这两座城市工作都需要出示证件。世界上所有拥有海军的国家基本都是这样。在北海舰队，只有很少的记者取得了采访资格。但是，还是有几百名来自俄罗斯各地和西方国家的、从事挖掘爆炸新闻的人向摩尔曼斯克和科拉半岛赶来。从8月14日起，所有飞往摩尔曼斯克的民用航班均已爆满，登机人数甚至超过了安全条例所允许的数量上限。8月16日，城里所有较好的宾馆都已经住满了客人，到第二天，连二流的旅馆和招待所也都客满。晚到的记者则租用了民宅。
但在摩尔曼斯克，除了那些传来传去的谣言和传闻，或者退役军官和退休水兵、潜水员们的描述之外，他们能打听到什么呢？只有那些绕开检查哨所、穿越森林和沼泽最终得以混进北莫尔斯克的少数记者，才能够得到略多一点儿信息，不过，他们见到的也不过是这个海军水兵城标准的、甚至都有些呆板的街道和楼房。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海面上，距离最近的海岸都有100公里。无奈，不得不开始杜撰。
去驳斥8月14～24日那些充斥几百家报纸、杂志或者演播室的杜撰的新闻，简直毫无意义。不过，可以从俄罗斯报刊中选取若干事例。
“早在5月份，这一灾难就已经计划停当。海军司令部决定在巴伦支海演习援救失事潜艇，当时选中的就是‘库尔斯克号’。不过，事态按照另一剧本发展了。”（《生意人报》）“积极的救援行动仅是到第6天才开始，而在前5天里只有无乘员的‘钟’专门设备在工作。120个小时就这样无谓地过去了。难道时间还不够长吗?”（《今日报》）“没有组织任何救援行动！在‘库尔斯克号’艇舷上悬装有核弹头，整整4枚！”（《共青团真理报》）“听说，不幸演习的指挥部就设在‘库尔斯克号’上，而在演习中潜艇翻了。潜艇里有舰队的9位高级军官，军衔甚至达到将军。”（同上）“为防备意外情况发生，军官们焊死了潜艇的救生舱口，失事浮标被死死地缠起来，而这也许是为了保密。”（《共青团真理报》）“‘彼得大帝号’旗舰发射的超级导弹击沉了潜艇。”（同上）“只有谢尔盖·绍伊古才能够救得了‘库尔斯克号’，克里姆林宫却把束手无策的伊里亚·克列巴诺夫派去事故救援现场，懒惰的当权者不想让人打扰正在休假的他。”（《交谈者》）“军事当局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拼命在掩盖这场悲剧的事实真相。”（《总结》）“‘库尔斯克号’潜艇试验了一种新型超级鱼雷，使用了与自己先前完全不同的参数，这违反了同西方国家达成的协议。利亚钦艇长清楚，他在冒死亡的危险，他告诉妻子不要等他。潜艇指挥官及其全体乘员都是英雄，他们用自己生命的代价进行了成功的试验，但试验的客体却并不胜任。”（《共同报》）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5)
许多应对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和陆海军艰难处境负有部分责任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不仅试图将猛烈抨击的矛头指向将军们，而且还直接指向总统本人。在悲剧发生的最初几天，鲍里斯·涅姆佐夫在“独立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认为普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莫斯科新闻报——时代》写道：“是的，当然，无论从哪一个侧面看，导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出现灾难性事故的责任都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但是名声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当局应该给予充分考虑。应当明白，社会舆论几乎总是不公正、不客观的。因此，118条牺牲者的生命现在沉重地打击着普京的心灵，而军方的愚蠢行为对普京名声的损害程度甚至比核辐射还可怕，那是一种永久性地玷污。普京可以随便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到北莫尔斯克去，是因为不想添乱。这是对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及时地认识到，应该象征性地乘直升机在巴伦支海上空盘旋几圈，他现在在礼节上和宗教的情感方面让人们有受侮辱的感觉。”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竟认为俄罗斯民众没有区分事实与做秀的能力。在救援行动的那些天里一直呆在维加耶沃、北摩尔斯克或者“彼得大帝号”军舰上的记者们后来写道，北方舰队的海军们根本没在意普京总统或者哪怕是海军总司令弗·库罗耶多夫是否要来他们这里的问题。他们那时根本没想过这些。因此，要想在悲剧发生的现场为总统安排一场“炒作”宣传活动，恐怕只会引起在当地开展营救行动的人们的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