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会面就此结束。
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我回想她写给我的那封信。我过去从未见过那么不自然、写得那么吃力的笔迹。我还以为是疾病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关节炎。现在我明白了。温特小姐，在她的整个写作生涯里，从第一本书开始，都是用左手写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绿色的丝绒窗帘，墙壁上有一大摊浅金色的水渍。尽管房间里一片肃静，我对它还挺满意，因为宽大的木头书桌和直立在窗户下的朴素椅子缓和了屋内的整体气氛。我打开书桌上的灯，摊开我带来的大量纸张，拿出我的十二支铅笔。铅笔都是崭新的：没有削过的红色圆柱体，我就是喜欢这样开始一个新项目。从包里拿出的最后一件东西是卷笔刀。我像用老虎钳一样在书桌边转动卷笔刀，下面放着废纸篓。
我一时冲动，爬上书桌，摸到精美的帷幔后面的窗帘杆。我的手指够到窗帘顶端，摸到窗帘挂钩和线圈。一个人几乎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窗帘都是落地的长度，带有内衬，它们的重量猛地落到我的肩头，差点把我压倒。但是几分钟后，我还是先后将两条窗帘折好，放进橱柜。我站在房间的中央，审视自己的工作成果。
窗户是一大片黑色的玻璃，在它的中央，我那黯黑却透明的鬼魂，正注视着我。她的世界与我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不同：玻璃的另一面，印出一个书桌的模糊轮廓，远处摆着一把缀满饰扣的扶手椅，椅子笼罩在一个落地灯所投射出的光晕里。但是我的椅子是红色的，她的则是灰色的；我的椅子摆在一块印度地毯上，周围是浅金色的墙壁，她的椅子则幽灵似地悬在一片无尽的模糊黑暗中，那片黑暗中还有像波浪一样的东西在移动、起伏。
我们一起收拾书桌，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仪式。我们把一大堆纸分成一小叠、一小叠，并轻轻弹松每一叠纸。我们一支一支地削铅笔，转动卷笔刀的把手，看着长长的刨花卷曲着晃晃悠悠地掉进下面的废纸篓。削尖最后一支铅笔后，我们没有把它和其他铅笔放在一起，而是握在手里。
"好了，"我对她说，"准备就绪，可以工作了。"
她张开嘴巴，似乎在对我说话。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我不会速记。在会面中，我只是简单记下一些关键词，寄希望于自己在会面后马上补齐记录，这些词语足以让我回忆起谈话的内容。从第一次会面看，这种做法的效果还不错。我不时瞄一眼笔记本，然后在书写纸的中间填上温特小姐说的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的形象，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举手投足。很快，我便几乎忘掉了笔记本的存在，温特小姐仿佛就在我的脑袋里说话，我像是在听写。
我留出很宽的页边距。在纸左边的空白处，我记录下温特小姐的举止、表情和姿势，它们似乎使她说的话更具深意。在右边的空白处，我什么都没有写。以后重读这些记录时，我会在这里填上自己的想法、评论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