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维达·温特所知甚少。自然地，我想起了通常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头衔：英国最受爱戴的作家；我们时代的狄更斯；全球最著名的在世作家；诸如此类。我当然知道她很受欢迎，但我后来做调查时，有关她的数据依然让我吃惊。五十六年中出版了五十六本书；作品被翻译成四十九种语言；在英国图书馆的出借榜上，温特小姐二十七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根据她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长片多达十九部。就统计数据而言，最受争论的问题是：她作品的销售数量是否超过了《圣经》？回答该问题的困难倒不在于算出她作品的销量（这个数字成百万地不断变化），而在于获取《圣经》的可靠销量：不管一个人对"上帝"一词持怎样的看法，他的销售数据都是不可靠的。当我坐在台阶的最底端上时，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个数字或许是"二十二"。一共有二十二名传记作家因为资料不足，或是缺乏勇气，抑或受到来自温特小姐本人的引诱或威胁，被说服放弃尝试挖掘有关她的真相。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个与此有关的统计数字：我，玛格丽特·李，读过几本维达·温特写的书？一本也没读过。
我哆嗦着坐在台阶上，打哈欠，伸懒腰。回过神来后，我发现，在我精神不集中的时候，思维已经被重组。在被我忽视的记忆的碎石堆中，两则细节被特别挑出来，引发了我的思考。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店里，与我的父亲有关。一家私人图书馆拍卖旧书时，我们收进一箱子图书，拆包时发现里面有若干本维达·温特的书。我们书店不经营当代小说。"我会在午餐时段把它们送给慈善商店。"我说，随后便将它们放在桌子的一边。但是上午还没过完，四本书中的三本就没有了，卖掉了。买家分别是一位牧师、一名制图师和一个军事历史学家。我们的顾客--像大部分爱书人一样，外在的苍白脸色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热情--当他们发现平装本的温特的书、看见它们色彩丰富的封面时，似乎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午饭后，我们完成了那箱书的拆包、编目和上架工作，店里没有顾客，我们便像往常一样坐下来阅读。时值深秋，外面正在下雨，窗户蒙上了一层雨雾。店里的煤气炉嘶嘶作响；我们对此听而不觉，并排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看书，我们之间的距离既近又远。
"要我弄茶喝吗？"我从书中抽身出来问道。
没有回答。
我还是泡了茶，并放了一杯在他身旁的桌上。
一小时后，那杯茶原封不动地冷了。我泡了一壶新茶，又挨着他放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在桌上。他对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毫无知觉。
我轻轻地抬起他手中的书，看它的封面。那是维达·温特的第四本书。我把书恢复原位，仔细端详我父亲的脸。他不能听到我，也不能看见我。他正身处另一个世界，我好像是一个鬼魂。
这是我对温特的第一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