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肖夏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地,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她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她摆布,愚弄。
“砰——砰!”那位老处女说,“那就是她。您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啰,她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儿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她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她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她——天知道,要是她看出这点,她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她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她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她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儿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她高兴。咳,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她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她们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她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
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处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地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肖夏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青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席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她们两人已经结识。她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柯尼斯堡住过——柯尼斯堡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儿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他说,“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她终于说。“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出嫁时她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您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吗?不,她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她不合适,也许戴了后她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她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她缺少的只是‘钥匙筐子’——她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它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它使一个女人有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哪!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他。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想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
“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儿山上。她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她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她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她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她去看他。”
“哎,她有病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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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谈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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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然有病,不过并不怎么厉害。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达吉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她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通通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鲟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她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她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她,可是您在偏护她。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她的好话……”
有时他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
“早上好!”他说。“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敏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迸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使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她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她能促成这位年青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她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作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他以行家的口气俨然对这位“懒散的”太太评头品足,说她从正面看来肯定比侧面看来年青美丽,她一双眼睛的距离太远,她的风采令人无限神往,而她的手臂则既漂亮,又“娇嫩”。他说这些话时,尽力掩饰脑袋的抖动,但他不但觉察到那位女教师已看出他在枉然克制自己,而且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到,连那女人自己也在抖动脑袋哩。他称肖夏太太为“漂亮的敏卡”,无非是一种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这样他就可接下去问:
“我叫她‘敏卡’,可究竟她叫什么呢?我是指她的名字。您既然这样倾心于她,一定知道她的芳名。”
女教师沉思了一会。
“等一下,我知道的,”她说。“我早已知道了。她叫达吉雅娜吗?不,不是的,也不叫娜达霞。达吉雅娜和娜达霞,是俄国女人常用的名字。娜达霞·肖夏?不,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哦,我想起了。她叫阿芙多佳,或者跟这相差不远。因为肯定不叫卡金卡或尼诺奇卡。也许我记不起了。要是您很想知道,我很容易打听出来的。”
第二天,她果真知道了她的名字。午膳时,当玻璃门砰砰地关上时,她说了出来,肖夏太太叫克拉芙吉亚。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是一下子就领会。在领悟之前,她把这个名字反复读了几遍,拼了几次。然后他又说了几回,同时用布满红丝的眼睛向肖夏太太瞟了一下,看这个名字是否跟她相称。“克拉芙吉亚,”他说,“唔,也许就是她的名字,挺合适的。”他对底细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乐不可支,但也不想掩饰;现在一当他谈起肖夏太太,就用“克拉芙吉亚”代替。“我刚才看到,您的克拉芙吉亚居然把面包揉得像一只小球儿。这很不雅观哪。”
“这要看谁在揉,”女教师回答,“克拉芙吉亚干起来没什么。”
是的,在摆有七张餐桌的餐厅里用膳,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很大的魅力。每次用膳完毕,他觉得很惋惜,但一想到两三小时后又能坐在这边,就感到很宽慰。一当他再坐下来,就仿佛自己从来不曾起过身似的。在这中间他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到溪边或“英国区”散一会步,或者在椅子上略坐片刻。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休憩,也谈不上什么沉重的负担。当工作和操劳摆在他眼前时,会出现一些别的什么,它们在心灵上不那么容易消逝。但在山庄疗养院井井有条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公共餐厅里用膳完毕站起身时,他因不一会又可用膳而暗自高兴——要是暗自高兴这个词儿,能恰当地表达出汉斯期待与患病的克拉芙吉亚·肖夏太太重新会面那种迫切心情的话。这种会面并不太容易,太愉快,太单纯,太平凡。读者也许会认为只有这些形容词——也就是愉快和平凡——才适合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和情绪。可是我们应当记住,由于汉斯是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青年,他一看到肖夏太太或一跟她接近,所引起的感觉并非仅仅“高兴”而已;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可以断言,要是有人说这些话给他听,他会不屑地耸耸肩膀。是的,他对某些表现方式是不屑一顾的。这虽是一个细节,但颇值得一提。这时他跑来跑去,脸颊又红又热,情不自禁地轻声哼起曲子;因为他心头痒痒的,很想唱出声来。他哼着不知何时何地从某次集会或慈善募捐音乐会中听来的一支小调,那是一首女高音歌曲,情意缠绵,内容空洞。它现在在汉斯的记忆中浮映上来,歌词是这么开头的:
只要你一开口,
我就昏了头。
他还想继续唱下去:
你唇儿吐出来的话,
句句落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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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谈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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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忽然耸耸肩膀,说一声“可笑!”顿时觉得这支小调淡而无味,肉麻不堪,不再唱下去了。他怀着某种遗憾和端庄的心情不再唱下去。这种亲切的小调,只有某个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把“自己这颗心”(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希望无穷地“奉献”给低地里某只健康的小鹅儿时,才唱得出,从而沉湎于合情合理而充满着希望的喜气洋洋的情感中。对他与他同肖夏太太的关系来说——“关系”这个词儿是汉斯想出来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曲调根本不合适。他躺在卧椅上,心头乱糟糟的,只是用审美的眼光说一声“愚蠢”,便皱起鼻子闭口不语,尽管他知道再唱这支歌是不适当的。
不过有一件事使他很开心,那就是躺着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主要的卧床休息时间内,山庄疗养院照例总肃静无哗,在这一片岑寂中,他的心不但跳得很快,而且清晰可闻。他的心一个劲儿跳,上山以来它几乎总是这样。但最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心跳已不像最初几天那样感到心烦意乱。现在他不能再认为它的跳动是不由自主和莫名其妙的,与自己的精神状态毫不相干。心跳和他的精神状态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也不难探究出原因来。情绪不无缘由地激动了,身体上某部分就难免兴奋地活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的只是肖夏太太,他确实一心一意想着她,因而心跳是他理所当然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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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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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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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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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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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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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 这倒很好, 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 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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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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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 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