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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八号娼馆
目 录
前言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山打根八号
序章——底层女性史
邂逅——第一次天草之旅
彷徨——为第二次去天草
同住——在阿崎婆家
阿崎——一个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阿崎——一个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密航——更多无声的血泪控诉
惨死——富美的生涯
自杀——阿霜的墓
巧遇——在妓院女老板的故乡
碰壁——访嫁给洋人的萨娜
惜别——再见吧，天草
尾声——海外日本妓女与近代日本
后记
山打根
山打根的墓
新加坡花街旧址
平田雪女的故事
小川芙美的去向
吉隆坡的老妪
在加影的养老院
棉兰荒凉的墓地
东南亚与日本
山打根拾遗（十二篇）
译后记
译后补记
前言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十几年前，我曾在上海进行过采访。那次采访是想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残杀许多中国老百姓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
在日本军队当时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我找到了当年在纱厂工作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事情。当年年轻的女工现已垂垂老矣。她们对我的采访并不太积极配合。我的确是日本人的一员，但我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才想得到女工们的证词。尽管如此，当女工们知道我是日本人时，还是面无表情，只是出于礼貌适可而止地谈了当时的感受。
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这位就是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时，满座皆惊。此后我的采访便变得十分顺利了。通过这件事我得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日本电影《望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日本电影《望乡》由熊井启导演，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在日本电影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想到这部电影在中国有那么多现众，并为众人所熟知，我觉得万分高兴！
这次翻译出版的《望乡》是电影《望乡》的原型报告文学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文序章）》（一九七二年筑摩书房）和其续篇《山打粮的墓》（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的合集。《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的纪实文学，《山打根的墓》则是与《望乡》有关的记述。
回想起来，在我写这些报告文学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我把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书稿拿给两三家出版社看时，他们回绝了我并说没有人想看有关过去海外日本妓女的书。后来，一家大出版社终于点头，可是编辑却提出一个条件，把《序章》和《尾声》删掉，再把女主人公卖身的生活充实一下。《序章》谈了我为什么研究海外日本妓女，涉及了研究的动机并阐述了其意义，《尾声》则探讨了妇女问题的本质，做出理论方面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章节都删去，再增加女主人公卖身生涯的内容的话就成了黄色报道了。因此，我决定不在这家大出版社出我的书。
书稿又回到我家的壁柜里闲置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将有关女性史的善本书借给文艺评论家白井吉尼先生，此后和他慢慢熟悉起来。《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他的肯定，由于他的帮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了这本书。序章被全文保留了。
书的内容并不轻松，描写的都是苦难的事件和令人悲伤的内容。出版社认为销路不大，故而不但印数很少，也没有做广告、宣传。可是读者信手取来阅读之后却说："止不住地流泪，但即便流泪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他们又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这样，这本书在短时间内又再版了好多次。第二年春天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项。该书受到好评，成为畅销书。
今年距该书第一版发行的日子已有二十五年了。其间《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在日本国内不但作为文库版（小型本）出版，并由熊井启导演搬上银幕，文化座剧团还把它改编成了话剧。电影《望乡》除在中国上映外还在东南亚、美国上演，听说获得了广泛好评。文化座剧团这个剧目曾两度在日本国内上演，今年六月即将在中国演出。
由于读者的喜爱，《山打根八号娼馆》于八十年代被译成泰国语和韩语。英译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喜爱中国文化的我来说是件大喜事，心中十分愉快。
在此我感谢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水田宗子女士，是她促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去年九月水田女士请我到她的学校参加"日中女性学研讨会"并做基调报告。在招待会上她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先生，陈晖、吕莉、张玉兰等女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生林祁，女作家徐坤等。如没有陈女士的大力帮助交涉出版事宜的书信来往，本书的出版就不会如此顺利。
我青年时代努力拼搏写出的这本《望乡》即将在中国出版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山崎朋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本东京
序章——底层女性史
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
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
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
"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
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
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
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塚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
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
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
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
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邂逅——第一次天草之旅
我第一次到天草旅行，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仲夏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因为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因他工作的关系，我生在长崎，幼女时代也在那里度过，可是儿时记忆已模糊了，对我来讲，九州好像是第一次踏上的陌生的土地。
虽说我不打算靠任何关系寻找老年妓女，但是一个人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总还是忐忑不安。我首先造访了住在福冈县中间市的森崎和江女士，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天草观光兼探找老年妓女时，她认为缓解我的过度紧张是顺利采访的关键。她将她的朋友丰原玲子介绍给我。丰原玲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还画油画，恰好以写生旅行为名与我一起去天草。
在森崎家住一夜后，我和丰原从福冈乘上去鹿儿岛的列车向熊本县南端的水俣市出发。昭和四十一年架设天草五桥以后，去天草最方便的路是从熊本市坐车由贯通宇土半岛的汽车道南下。我们没有打算走这条路。因为森崎说过："如果你们要体会南洋姐们离开天草岛时的苦难心情的话，这次旅行就不要走平坦的陆路，而至少走一次海路，而且，海路的风景颇为壮观。"
我们从水俣乘中型的交通船渡海而去，这个季节里每天夜里海面上都要燃不知名的火，所以人们把这海叫做不知火海。在海面行驶两个钟头可以抵达天草岛的南大门——牛深。乘船的人多是天草本地人，他们是一些到水俣去卖鱼贝归来的中老年男女。其中的几个年轻男女包括我们在内从服装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旅游者。不知是由于天草人的淳朴还是由于旅游的青年人旅途的愉快，船离岸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两类人就开始类似"是从东京来的吗？""在天草参观什么景点好？"的交谈。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加入了这样不着边际的谈话。其时丰原问那边的老妇人和这边像渔夫的中年男人，"你们认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吗？"可能她想起我此行的目的，想尽量帮我找一个头绪。我曾想过，用这种正攻法去询问是不会查明老年妓女们的所在的，即便查明了也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可是丰原问这话时天草人的反应远远超出我的所料。当丰原一说出"南洋姐"，天南地北聊兴大发的人们脸上忽然露出警戒的神色，像石头一样地沉默或者生硬地回答："我们没听说这种事。"天草生、天草长的这些人绝对不会不知"南洋姐"的。尽管如此，只要一提"南洋姐"他们就使你无法问下去，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天草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对外乡人不讲自己本乡耻辱的共同体自卫意识。我不仅在交通船尝试过，在从牛深刻龟浦的公共汽车中，在龟浦到崎津的轮渡上也做过同样尝试。从同行人的反应都一样的这一点看，天草人身上的"盔甲"只用一般寻常的武器是休想打破的。
这样，我早在去天草的渡船上就得知探寻"南洋姐"的难度。午后到达崎津港时，山和海被夏日的阳光照耀，光芒四射，我们的心情像是吞了铅丸一样沉重。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气氛中的话，不是白来了吗？这种困难不是早就设想过了吗？这天早上，只喝了一杯咖啡的我，一把丧失气力的原因归结于空腹，于是叫上丰原去吃中饭。
虽说崎津港是一个小镇，一条小街走百米就走到了头，根本见不到饭馆。只有一家门帘上染着"冰水"两个字的小店，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狭窄的店内只有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先于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对商店的大婶开玩笑似地说："大婶，有什么吃的没有？肚子饿得快要死了。"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大姐，要份炒饭吧！吃了炒饭，天黑之前都不会饿。"
问了一下店里的大婶，除了冰水外只有炒饭和长崎杂拌，我们听从了老太太的劝告，要了炒饭。然后，我们用好容易习惯看暗处的眼睛打量起坐在桌前的老太太。她已经吃了炒饭，边用牙签剔牙边喝茶。她把花白头发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黑色的脸上爬满皱纹，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和我婆婆比较估算一下年龄，她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个子极矮，约一米三四十公分。身材瘦小，脚、手的腕子瘦骨嶙峋，像鸟爪。套着粗糙的藏青的半旧裙子和洗褪色的衬衣。橡胶草鞋的里村已磨损。她旁边桌上放着一顶旧草帽和手巾。由此看来，她不像是崎津本地人，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来这儿的。
老太太看到我们叫炒饭就满意地笑了。接着她摆弄手提袋，从中取出烟袋管，从新生牌香烟盒中拣出一根抽了半截的纸烟填进烟袋锅子里开始抽烟。她心情特好地吐着淡紫色的烟圈，同时伸手从店里三个烟灰缸里一个个地拣起要探皱的烟头儿，抖抖上面的烟灰放进她那新生牌烟盒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后期，由于烟草的极度缺乏，不少人都拣烟头儿，现在已很少看见。但眼前这老婆婆却一心一意地忙着拣烟头。
我本能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位连廉价香烟都买不起的老婆婆道谢，感谢她刚才的好意劝告。我取出强光牌香烟盒凑到她跟前，让她抽一支。一瞬间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丰原在一旁擦了火柴递上催她。她边感谢地说"这么贵的烟，真对不起啦"，边拿了一支点上火抽了起来。从此打开话头。她告诉我们她的唯一快乐是抽烟，一天之中不干活的时候一定在抽烟云云。
不会抽烟的丰原对老婆婆手指上烟袋管磨出的趼子感到吃惊。我对老婆婆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感到极大兴趣。老婆婆的发音和语调与天草方言有些不同。
无论是哪里的方言，如果幼年、少年时代你不是在那个方言圈里生活过，那么你一定不能百分之百地听懂那里的话。天草土话也如此。天草的年轻人说标准语东京话，而老人全说一口地道的天草话。他们即使慢慢地说，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位老婆婆虽然是天草口音，但她的话却很接近标准语，我基本听得懂。
我把自己的这种惊异的想法告诉她，老婆婆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道："这位大姐，我确实生在天草，可是从小到外国去了，无论和谁说话，没有人听不懂。"听了这一席话更加使我吃惊，手中握的吃炒饭的勺子都几乎要掉到地下。先不说她是一位老人却讲不了地道的天草土话，单说"从小"在外国生活，从她的服装和表情看不像是在欧美生活过，那么这外国又意味着什么？她一定是在比日本文化落后的外国——比如说东南亚生活过，再设想一下也许她就与"南洋姐"有关。
根据船上得来的经验，我们绝口不提"南洋姐"这个词儿，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小心翼翼地与老婆婆交谈。其结果，我越发确信这位矮个子服饰简陋的老婆婆就是老年妓女之一，我决心找个理由到她住的村庄去看一看。
丰原看出我的心思、说她要先去天主堂写生，并说在已经定好房间的宫野河内的旅馆和我碰头，拿了行李就走了。我把她的行动视为当然，送走了她又与老婆婆东拉西扯地聊天。其间问清了她住的村庄的名字，我告诉她我也要到那里办点事，不久就出冰水屋一起搭伴儿启程了。走在沿着海湾的道路上，凉风迎面吹来，可是拐到田野中的一条小路时偶尔有风吹过，火球似的太阳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没遮没拦的。我和老婆婆满身满脸都是汗。偶尔有小型摩托车扬着白色尘埃通过，却丝毫没有让我们搭乘的意思。
这段路程走得很艰苦，但对我来说却很快乐。我是天生的自来熟，只要对方不是顽固的人，我会立刻跟他混熟的。走这一路，我已感到和这位老婆婆好像已经认识好几年似的。老婆婆也不等我问就告诉我她有一个儿子带着家眷住在京都，因此她一个人跟几只猫住在一起。还告诉我刚才她是去朝拜她所信仰的军浦大师，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我们的。这条小路边的草丛简直要把这条狭窄的小路遮住，老婆婆不时踩在草上，使青蛙、蝗虫等跳出来，老婆婆像孩子一样地大声叫，还说："小青蛙别吓唬老太太。"我不想穿得太显眼，一条半旧的喇叭裤、短袖白衬衫、平底鞋就出来旅行了。即便如此，到了天草还是一眼可以认出我是城里人。老婆婆平日里跟城里人几乎没机会接触，所以对我感兴趣，偶尔给我带个路不由得心中很高兴。
总而言之，从崎津镇冰水屋出来走三十分钟，我们来到一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庄好像粘贴在二百米高的山脚下一样。村中央有一条两米宽的小河流过。住家错落地分布在小河两旁。周围萨摩芋的浓绿的藤蔓茂密地生长着。老婆婆对我说："我家破破烂烂的，顺便进屋坐坐吧。"我当然认为是天赐良机就跟她去了。越走越觉得异常，因为她家在村子的最里边，我们必须穿过整个村庄。在刺眼的阳光下见不到一个人影，整个村庄好像在沉睡，好像我来到一个无人的村庄一样。这种感觉在我到她家之际达到顶峰。
虽说事先她告诉过我她的家很破烂，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能住人的家。房子在崖下，像是从山里剔出来似的。黑黑的柱子虽然直直地耸立着，但草屋的顶却是几十年也没换过草，芭茅草的屋顶像堆肥块一样，南侧长满了菊科的草、蒲公英，北侧长满了羊齿类草。我觉得这房子像传说中鬼婆住的陋室一样。
老太太边叫着"咪咪"、"小球儿"等猫的名字，一溜小跑进了屋。她也招呼我进了屋，屋里的景象更加荒凉。两铺席大的起居间是泥土地面，农舍像玩具一样小，从低矮的天井下垂的煤烟竟有一米长。墙壁处处崩落。隔扇和拉门大体只剩下骨架。起居间的草席几乎完全腐烂了。我被让进了铺草席的里间，脚陷了下去像是踩进烂泥塘。我只好听天由命地坐下去。突然，好几条蜈蚣爬上了膝盖，我厌恶地定睛一看，这草垫已变成蜈蚣的巢穴了。
我想镇定一下情绪，取出从崎津镇冰水屋买来的两瓶汽水，用从冰水屋借来的起子开了瓶盖，倒进老太太拿出来的杯子里。正在这时候，忽然来了两个女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年人。进了村连一个人影都未见到的我，感到她们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
先来的是年近五十、肥胖的农妇，她拿着一只盛满沙丁鱼的篮子和一只空篮子进来了。她一屁股坐在门框上，一声不吭地开始除去准备做鱼干的沙丁鱼的头和内脏。这表明她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老太太察觉了，又拿一只杯子，我又往杯子里倒汽水，还没倒完就听见有人叫道："阿崎婆在家吗？"第二个女人进屋了。她皮肤白皙，满脸皱纹，头发莫名其妙地染成了带茶色的金黄颜色，虽然细眼是睁着的，但焦距对不准，可能是盲人吧。
我最终也给这位异样的老女人倒了汽水。喝完了杯子里不多的汽水，两个女人用天草方言喋喋不休地说起话来。按金发女的叫法，与我同行的老太太的名字是阿崎婆，她们问阿崎婆我到底是她什么人。我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回答。阿崎婆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忽然大声说道："她就是我儿子勇治的媳妇儿呀！"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我惊呆了，好半天无话可说，阿崎婆接着毅然决然地说："她和我们一样，不会写字，连信都不来一封就冷不防来了，吓我一跳，两个孩子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可是，她今晚不住这儿，要赶回去的。"对阿崎婆的这番话我暗自佩服，一来让那两位判断能力极高的女人心说诚服，二来她认为我绝不会久留，给我的告辞找到了正当的理由。我陷入了不得不寒暄的窘境，只能狼狈不堪地说："妈妈总受你们的关照，太对不起了……"打这时起我不得不以她儿媳的身份说话行事，尽管我从未见过她儿子，甚至不知她儿子名字的汉字写法。
两个女人其后又说了些闲话，满足了对我的好奇心，用我听不懂的天草方言高声地说着些什么扬长而去。因为大热天长途跋涉，又因遇到意想不到的窘境后紧张的心情有所放松，我感到极度疲劳。阿崎婆明白我的心思，劝我说："累了躺一躺最好，快躺下休息一会儿，不要动。"她不仅口头上劝我，在我犹豫的当儿，她说："我也累了，一块儿躺下吧！"就在铺席当中躺倒，枕着胳膊来催促我。
虽说我有过贫穷生活的经验，但是见到足可以充当蜈蚣巢穴的草席还是第一次。躺在这种草席上睡觉说实话我是不情愿的。可是我太疲劳了，我内心痛骂自己，"有志搞底层女性史研究的人怎会受不了这种旧草席呢。"我挨着阿崎婆躺了下去。阿崎婆摇动她家唯一的团扇给我扇风，可能因为我闭着眼，她没有勉强我跟她说话。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便会睡着了，可是为了与阿崎婆更加亲近，我可千万不能睡着呀，我不由得回味起方才的事。
为了使曾经是妓女的阿崎婆开口说话，与她搞好关系是绝对必要的。暑热的天气与她一起走回家是一个好的开头。即便如此，刚才阿崎婆的一席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心里打算跟她亲近，但口头上并没有一丝表示。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办事不得体的路人。对那两位喜好查问别人的来访者，阿崎婆为什么说我是她儿媳呢？完全可以如实介绍说这个女人是在崎津的冰水屋遇见的，顺路一起来的，到咱村有点事，何必把我当她儿媳介绍。这对于我这个外人倒没什么损失，可她还要长期在村里住下去，难道不害怕谎言被戳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