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牧师亲自到华民保护局向当时正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小出积善讲明了情况，请他们对这位从花街逃跑出来的勇敢的女性给予帮助。从此，这一事件成了政府手里的公案，华民保护局作出决定："本局同意将小川芙美收容进附属设施，但考虑到其目前所处环境更具有家庭气氛，故将其重新委托梅森牧师照管。"
芙美就这样被置于华民保护局的保护之中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它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救出三位即将卖身的少女。
华民保护局在调查芙美身世的过程中发现，她二十三岁的年龄是伪造的，真实年龄只有十八岁。以此为开端，他们又查出柳好亭里除她以外还有三位未成年女子。因为当地法律严禁未成年者在花街工作，所以华民保护局的臂膀也伸向了三位少女，把她们从柳好亭解放出来，和芙美一样交给梅森牧师照管。
三位少女在柳好亭等于是芙美的妹妹，其中一个是即将成为雏妓的舞女，人称色子宝，本名金子，刚满十五岁，另外两人名叫茂子和早子，都是虚岁十三。三人从柳好亭被移交给教会，正当她们为能跟像姐姐一样的芙美在一起而高兴时，没有几天，华民保护局就把她们送回了父母身边。
她们的事就不多讲了，再说芙美，她跟柳好亭的关系却不像三位少女那么容易摆脱。
老板娘从日本回来后，一听说这件事便立即到华民保护局和梅森牧师这儿来交涉。老板娘以芙美的预支金为借口不肯让步，坚持说："让我见见阿娇，一说就明白。"老板娘的目的是，因为自愿从事艺妓行当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所以她想亲自见到芙美，从感情上说服她改变离开花街的愿望。而梅森牧师和华民保护局的小出积善则是想为几乎光着身子逃到教会来的芙美将其个人财产——几十套和服及用品中的哪怕是几分之一也好，争取过来一些，因此双方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
那么，当事人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她对此只是十分平淡地说："我只要几件平时替换的内衣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给老板娘，请她用卖东西的钱，来抵我的预支金。"自阶级社会以来，对女性而言，美丽都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而她却完全抛弃了对服装的欲望。我想这也许是由于她从小被卖到肉欲横流的世界，耳闻目睹过许多艺技的荣衰，因而懂得无论是女人肉体的美丽还是物质的荣耀终归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以虽年仅十八岁却可以淡泊如许。
于是，梅森牧师和小出积善决定尊重本人意见采取了不再计较物质得失的方针，终于以一个梳妆台和一两件眼下要穿的衣服交还芙美的条件结束了与柳好亭老板娘令人头疼的谈判。
至此，艺妓阿娇脱离花街的事总算大功告成，她成了只有小川芙美这一本名的女子了。可是，只要她还在花街那些流氓无赖依然横行的新加坡，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不发生任何意外。——于是，梅森牧师他们考虑着把她转移到花街打手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送回日本去。只要到了日本，那里有基督教妇女矫风会，还有梅森牧师呆过的救世军等热心于废娼、新生运动的团体，只要跟他们取得联系，就不会有什么危险。3
然而，让梅森牧师他们为难的是如何把芙美送回国去的问题。如果让她独自坐船走的话，由于她美丽的面孔已被许多人认识，很快就会被花街的打手们探听到，所以难免不会在马尼拉或香港又被他们抢回去。因此，必须把她托付给一位人格上能够充分信任、同时又能做到遇事不慌的有足够社会经验的人。而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
谁知天赐良机，正在这时，正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前田氏夫妇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传到了梅森牧师耳边。前田夫人出生于著名的基督徒实业家仓敷的大原家，有时还到梅森牧师的教堂来参加礼拜。于是，梅森夫妇立即前去说明情况，请他们把芙美带回国去，前田夫妇很痛快地答应了。
虽说只是正金银行分行行长，但在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地位还是很高的，不是花街的打手们轻易敢动的人物。尽管这样，梅森夫妇——特别是几美女士，为了万无一失还做了进一步的准备。离港那天，她把芙美打扮成身穿旧西服的前田家女佣。虽说是在新加坡日本人选美竞赛中夺魁的美人，但此时在谁看来都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就连伺机要夺回芙美的花街的探子们，似乎也没有想到她会以这副样子登船。就这样，芙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回到祖国后，芙美受到了基督教妇女矫风会神户支部的城伸子的迎接，然后又通过她的安排被送到东京的矫风会本部。到那儿以后，开始她在矫风会帮着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根据本人的愿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为成为一名传教士进了小石川的传道女子学校。从一名嫖客手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向梅森牧师夫妇求救，在夫妇俩无私无畏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花街的芙美，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梅森夫妇的信赖而发展成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此后，她在传道女子学校认真学习，取得了传教士的资格。大正十二年秋天，在关东大地震时她作为矫风会的一员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之后，她到了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南洋群岛中的婆那北岛从事传教活动，后又听说有缘与一位画家结了婚。
啊，小川芙美——她终于成功地摆脱了花街，挣脱了明里暗里向她伸来的魔掌，成了一位真正的自由人！同靠个人力量结束"南洋姐"生涯的平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见小山这个人之后，为偿还预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渊里继续挣扎若干年，而芙美却背着大量的预支金，分文末还地逃出了地狱。尽管殖民地花街的经营者尽是些无视法律的地痞无赖，但总之是战胜了他们，这完全是由于她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展开废娼运动的"集体组织"的结果。虽然这个组织的规模还不算大，力量还不强，但毕竟发挥了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牧师夫妇他们的废娼运动对众多的南洋姐们来说，不啻于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曙光，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我多么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啊。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将其与仅靠个人力量与男权社会抗挣的平田雪女作对比，强调她受到规模尽管不大的组织力量的保护的幸福，并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写起来心情也要舒畅得多，可遗憾的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南亚旅行回来后，过了不久，也许是由于亲眼见到了阿矫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经呆过的新加坡花街遗址的缘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于是，经过多方调查，我终于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当幸运的她，后半生依然是十分凄凉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结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寻找她的国内旅行写出来了——我去的是大阪。那么，对于妇女矫风会有关人员都听说过昭和初年前后同一位画家结了婚、后来又杳无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为何要去大阪寻找呢？
寻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过妇女矫风会的熟人查了旧传道女子学校的名簿，从那里得知，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里确实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时还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记载。于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况也好，便按名簿上记载的地址给她的籍贯地有关部门写了信，请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她的户籍誊本。结果发现，她的户籍中并没有死亡的记载。
面对一份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资料和一份显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仔细想来，日本户籍和警察业的发达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评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死亡报告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是不会不发的。如此说来，与旧传道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户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这么苦思苦想时，我从以前曾在妇女矫风会跟芙美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妇人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饭店偶然遇见了正在那里当女领班的芙美。畅叙离衷后刚要说到彼此的过去，芙美就恳求她千万别对饭店的人谈起她的新加坡经历，她答应了芙美的请求，几乎没提过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妇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真是天赐的良言。对于昭和初年没了消息，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死亡的芙美，我终于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工作场所了。新大阪饭店——只要到那儿去，即使见不到芙美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我顾不得东南亚旅途的疲劳尚未恢复，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饭店位于大阪的中之岛。在新饭店簇生的今天，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旧保持着长期居于大阪一流饭店的规格。我头一次来此住宿，但很喜欢这里所具有的近似于东京帝国饭店的那种古寂的气氛，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经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川芙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场所的心情。
在饭店住下后，我当天就到前台找到经理问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此当领班？"经理回答说："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没听说领班中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为我查了人事处的档案，结果得知芙美确实曾在这里干过，但于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职。我为了方便谎称是她的老相识，于是，经理说："我们有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人，过会儿我让她到你房间去一下，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情况。"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来到我的房间。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这广袤的世界上却依然有一个人在真诚地祈念着你内心的平静，即使是为了她，也请你千万坚强地活下去。
不知不觉地为寻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费了不少笔墨。然而将其半生叙述至此，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为了与依靠个人而以失败告终的平田雪女作对比来写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将芙美从花街救出的废娼运动对"南洋姐"们来说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然而，孤身独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的她来说，只能意味着她终究没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个男人"个人"的力量，其结果成了那个男性自私的牺牲品，英美虽靠"组织"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终却为世人好奇的视线缠绕而无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么，这些不顾一切地要想获得新生的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难道说，这些一旦成为"南洋姐"这种性奴隶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会的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吗？
写到这里，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终于化作白炽光式的愤怒。众所周知，白炽光是金属被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时发出的光，虽然温度很高但由于它玲珑剔透颜色青白，不仅不使人感觉热反而给人一种冷的印象。由于我的愤怒正像白炽光一样，所以社会上有许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许并没感觉到有多么强烈。
然而，即使没有"南洋姐"那样悲惨的经历，尽管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奴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基于这种亲身体验，也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女同胞们对我这种白炽光般的强烈愤怒一定能够理解。不，为了被抛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场、于污泥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心灵、在勇敢地冲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两位，也为了她们身后的无数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这样坚信。
吉隆坡的老妪
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
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
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
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浜人。年轻时候投靠其叔父来到迪克森港，与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现在独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日本军翻译，还在吉隆坡开过慰安所。与英国人结婚又为日本军队开慰安所这两件矛盾的事如何统一起来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绢子婶由于在战争时经营过慰安所，在这方面认识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残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
芳枝说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办，可以顺便把绢子婶介绍给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飞机去了吉隆坡。我们来到了一条叫达曼沙罗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角，绢子婶租了一套旧房生活着。她是一个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样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过六十岁的人。
如果带从日本来的女人参观名胜古迹还可以，如果去访问与自己有关的"南洋姐"绢子婶大概会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讲了我的立场与目的后，绢子婶破颜一笑说她理解了，并仔细地听了我的要求。
从那天的下午开始绢子婶便带我去访问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首先访问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钟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
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着两只狗，院子深处的一角是她的房间。种老太的年龄约八十岁，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说最近经常因病卧床。听说旧友绢子来访，还带来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产生了兴趣，连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
在衰弱的种老太身边伺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绍是她亲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岁。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岁才生第一胎的高龄初产妇啦，从年龄看那女人不像她亲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纯粹的马来人。这位中年妇女大概实际上只是养女，她嫁了一个当橡胶厂厂长的英国人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还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给的。
绢子婶介绍我们认识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线索问她当"南洋姐"时的事情。可她总是巧妙地躲过话题，只是说她是岛原半岛出身，二十岁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岁与马来人的制图师结婚，关于其间的生活她说："老早的事情啦，记不住了。"来搪塞我。后来我去访问泽本芳野、烟中千代她们也采取的这个态度。
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远的考拉镇，坐汽车一小时便可以到达。她们互相也认识，但不知何故从不来往。她们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条件自然差一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是说得过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妇，一个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独，但是经济上还是很安定的。芳野绕着弯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虽没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尽力避开那段生活，没有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懂日语的只有我们两个访问者，用日语谈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但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过去的事，她们不约而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威力数十年后的今天还在束缚着她们。
我不由得这样遐想，由绢子婶引线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过去的"南洋姐"却一无所获，可能我是不会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如果再继续呆几周，经常去访问她们，慢慢地用日语解开她们的心结也许还有效。像现在这样短时间到处游走的旅行访问是不可能取得她们的信任的。
可是绢子婶引见的第四个老姐却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希望。这位老妇人是位寡妇，住在吉隆坡市南边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鹤子。
迪克森港面向马六甲海峡，但不像马六甲市或是乔治市那么繁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边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着鹤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阶，隔着窗帘望见客厅里有电视还有电风扇，台阶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铺成，在马来人当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
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
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
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
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个姐妹一个兄弟她家共有六个孩子。鹤子十七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新加坡。
那是春天，一个高个子女人来到女孩子们聚集的地方说："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胶园，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边缘的岛上长大，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们听了那女人天花乱坠的劝诱动了心，结果鹤子与另外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决定去橡胶园工作。
鹤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心思，父亲拼命阻拦，因为父亲知道年轻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着什么。可是鹤子她们认为劝她们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觉得那女人一脸忠厚便相信了她的为人。她们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便与那女人约好日子，偷偷带上些日用品离开了家，到福江镇去了。
这时父亲发现女儿带着行李出走了，连忙去追，在她们与那女人见面之前硬把她们带回村里。可是鹤子与女伴总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个女人接上头，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从福江港顺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
可是，在她们刚刚庆幸乘上了一条幸福之船时，她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这是一条驶往地狱的船。她们本以为会住进客舱，没想到被推下一个又窄又陡的梯子送进了船底的货舱。她们开始怀疑，去质问上边谈到的那个女人与船员，他们的态度是冷笑和施暴。
在货舱里已经有七个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鹤子一样，她们也是被欺骗来的。在船底的货仓里船员一旦撤去梯子她们是绝对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务员每天早晚两次用吊下的篮子送些水和食物来。撤掉的梯子有时也放下来，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们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姑娘们肆意欺辱的时刻。
船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因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样。船终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骗子所说的话只有一点兑现了，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陆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连影儿也见不到的，而且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贩子卖给了娼家。
当了"南洋姐"的鹤子开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条街道已经记不清了。她十七岁的身体刚刚发育，像花蕾一般，没过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给她治好病后，她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由于这种体验使她对卖身这行当厌恶透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这魔窟。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个马来人喜欢鹤子年轻貌美，常来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这个马来人叫阿卜杜勒·塔来达，经营一家搬运社。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人掌权，华侨在经济上也很有势力，马来人混得这么成功是罕见的。当然能和这个男人结婚可以逃出地狱鹤子很高兴，可是自己还欠着老板好几千元的债，又该怎么办呢？把实情向塔来达一说，这个马来人的精英人物便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新加坡执行的是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承认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领事馆就会变成自由之身了。"
过了几天，鹤子下定决心，何娼馆请假说是有事，离开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来达一起跑到日本领事馆。领事询问阿卜杜勒·塔来达，问他是否真的会养活这个日本女人。他说："我有正当职业，养活她没问题。"领事说："那么我给她办自由废业的手续，不过你要隔三个月来报告一次你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让她幸福了。"同时又恳切地对鹤子说："如果这个男人饿着你或者打你的话，你可以到领事馆来申诉。"
鹤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结束了皮肉生涯，随阿卜杜勒·塔来达到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带她离开新加坡故意到马六甲市定居，也许是为了让鹤子忘记自己噩梦般的过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鹤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较为遗憾，便是因为她从前的病致使她过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鹤子中年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复杂的关系，塔来达的外甥与侄女没人养活，她把他们收养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军入侵马来西亚，他们说因战术的需要把鹤子夫妇居住的这一带土地都强行征收了。为此，夫妇俩不得不迁居到北边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战争便结束了。又过了不久，进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来达便逝世了。
按伊斯兰教的规矩郑重地给丈夫办了丧事之后，鹤子给自己带大的外甥娶了媳妇，给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妇一个个地生养，鹤子亲自来带孙儿们，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现在孙儿们也长大成人了。孙儿孙女们和她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对于将自己养大的慈爱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热爱的。他们每个人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祖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故乡五岛还时时有信来，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无了。鹤子便在马来半岛的一角远离祖国日本生活着，比自己的姐妹们长寿得多，一九七三的现在，她被养子夫妇和孙儿孙女们供养着安享晚年。
听了绢子婶翻译过来的野中鹤子的话，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愁闷心情开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们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暴尸异乡的，但是她们之中有少数人也像鹤子一样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见到一线光明。这么说另外那三位老婆婆虽然没对我讲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东南亚她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验过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来，她们简直像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
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圆满的结局呢？仅从鹤子的身世来谈，她仅仅被卖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马来人，她青年时代的美貌使她获得如意郎君。还有她的智慧和勇气，当阿卜杜勒告诉她自由废业的出路后，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是东南亚人解放的思想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
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
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
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
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