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墓管理人特地替我们打开骨灰堂大门，我站在中央佛坛之前，面对着放在白色架子上的骨灰盒双手合十，我的心好容易才平静下来。虽然我听到的是无根据的流言，但是我当时听说在雅加达"南洋姐"的墓被拆除是因为她们身体不干净后不由得怒火中烧。难道"南洋姐"死了还得受歧视吗？现在我知道，拆除日本人的墓不是歧视"南洋姐"，才放下心。
在雅加达我见到了两个公墓，一个是国际性的公墓，另一个有日本人专用的骨灰堂。我的心情也逐渐变好了起来。第二天我乘飞机去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当我见到当地日本人专用墓地时，其惨状却使我悲从心起。
只要看地图便可知道，棉兰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北部。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海峡。自西欧各国开始对亚洲进行殖民统治以来，棉兰便成了仅次于新加坡的重要港口。从欧洲到东南亚的船，从东南亚到欧洲的船都毫无例外地停泊在此地。因此，以船员为客人的娼家也应有一些的。我之所以到棉兰来也是为了看看这些如梦而逝的遗迹，可是我所见到的事物没有一丝浪漫主义的色彩，全是逼真的现实。
让我仔细地记下棉兰之行吧！到了棉兰机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下了飞机，在出租汽车司机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一个肮脏的旅馆。第二天，我着急地给日本领事馆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某副领事还算读过我的拙作《山打根八号娼馆》，特意来到我的旅馆，带领我参观了棉兰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
我参观了码头，那里曾有日本少女流着眼泪由人贩子带着上了岸。我也去了过去的花街，那些"南洋姐"们的青春就在那里被践踏。可是，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人墓地的光景。这个墓地由于都市建设的需要刚刚拆除。由于两米高的花岗岩的门还在，上面写着"棉兰日本人墓地"几个大字，人们才知道这一带大约一千五百坪的土地曾是日本人墓地。蓬蓬夏草之中，只有两块墓碑。一块横向写有"国松代"的碑在左方一角勉勉强强地竖着，另一块刻有"静心院妙鲜日行信女"的碑仰面朝天倒着。剩下的全是曾为基石、基座的水泥块块。到处是挖掘棺木时留下的大坑。虽根本没有刮过台风，可是泥水却灌满坑，水还向旁边长满草的地方浸出来。
几只瘦狗不知从何处迷了路跑来，徘徊在此处，将鼻尖抵在翻起的土中嗅着。它们究竟在寻找什么呢？如果此地是荒野还好一点，正因为这里曾为拆除的墓地的缘故，我觉得这些狗都不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不相信世上真有灵魂，但我相信，在埋葬死者的墓园应保持永远的安静。活着的人是不应轻率地碰它。但棉兰的日本人墓地所有的棺材全被挖出，墓穴大坑被南国烈日曝晒——这不叫荒凉，什么叫荒凉呢？
据副领事说，这块棉兰日本人墓地是明治时期选定的，在广阔的墓地一角建有东本愿寺的寺院和管理人员的房屋。大约有二百五十个穴位。日本战败后，寺院和尚和管理人都回日本去了。这个时期又正是印尼建国初期的困难时期，找不到工作，没有房屋的贫民开始聚集到日本人墓地周围。南国的天气不冷，人们只需要足以抵挡台风的简单的小屋。盖房的地基和炉灶需要砖、石，所以不知谁开的头，人们就把墓碑拆下来盖房用了。
不久日本与印尼恢复邦交，回来的日本人也增加了。担心老朋友的墓碑被盗，日本人就在墓地四周拉上铁丝网。可是，过了一夜，连带刺的铁丝网本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后墓碑继续被盗，到了这几年保存下来的墓碑只有十几个了。不仅棉兰如此，别的地区也如此。城市贫民拥到外国人墓地造屋居住，小屋里有两三个墓碑做柱子，人照样在里边居住。
在这种情况下，棉兰市也必须为穷人制定紧急住宅政策，于是政府想把日本人墓地作为居民区，请求日本领事馆把墓地迁到郊外去。如果日本人墓地还像当初一样完好的话，日本领事馆肯定不会答应，但是墓地已经完全荒废了，只得答应并在郊外适当的地方盖一个安慰亡魂的庙来合祀所有死者。现在他们刚刚把遗骨收拾停当。
我费力地把鞋从泥地里拔出，徘徊在惨淡、荒凉的日本人墓地遗址上，我的头脑已不能思考了。沉重的基石上被踩坏的夏草在诉说，远方摇动树叶的风在诉说，我倾听着，然而我不知该如何去思考。更确切地说，眼前荒凉的景色触动了我的心弦，两眼泪流不止，只能站在原地茫然地一动不动。
东南亚与日本
一夜无眠。一早乘飞机回日本。我从东京出发已有两个星期，到山打根访问有关海外妓女的计划基本上实现了。
途经新加坡，新式的双引擎飞机沿苏门答腊海岸线向东南飞去。高度三千米左右。眼下，左边是苍苍南海，右边是热带丛林。少女时期在日本的脊梁山脉深处住过的我，对于崇山峻岭十分熟悉。从高空俯瞰绵绵树海，不禁赞叹不已。
我被东南亚的自然之美深深打动了，而在这片自然风光下掩埋的日本底层女性的尸骨，让我更加难以忘怀。昨天所见到的日本人墓地的凄凉情景，不由得浮现在眼前。
人特有的生物本能，总想永远活下去，但死是不可避免的。死后保存自我的方法，一是靠子孙延续，二是墓地。也就是说，子孙保持着自己的姿态依然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子孙看见自己的墓不会忘记自己，也就可以放心了。但是，海外妓女的半数以上不可能生孩子，因此，自我保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石上刻墓碑。她们花了不少钱在客死的东南亚各地建立日本人墓地。这成了日本最底层的女性死后唯一的遗物。这些墓地永久保存下来，不会以城市建设计划为理由加以拆迁。
但如果以为这样就能永远保留她们的墓地，这只是本人的美好愿望而已。我不能不反省的是，东南亚各国的民众对日本国是否给予了谅解。我不能不说出我亲眼见到的一个事实。
这次巡访东南亚初访山打根的妓女墓地时，途经"华侨殉难碑"。那是一块高达五米的巨大石碑，中央刻着一行大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殉难华侨纪念碑"。背后详细纪载着这些华侨的遇难经历。悼念者是谁？为什么建碑却不曾留有一字？
然而，华侨殉难碑的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件呢？探访过木下阿邦们的墓地之后，我即向日本人询问，但没有人能够详细告诉我，而不知其存在者大有人在。
我不由想起一个青年读者的来信。这青年名叫秋元良治，高中毕业后就当了船员，来往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自然他熟知山打根，给我写了如下的信——
拜启。本日读了先生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先生和阿崎婆的美好心灵打动了我，怎么也无法忘怀。现在心中依然挂念着孤苦伶仃的阿崎婆。
我去过山打根多趟。船员总是要去许多地方，我已五年不曾回家探亲。我的出生地在新泻县的佐渡岛，双亲现在还住在那里。秋天至长冬，总是天空多云，降雪，也许在雪中长大的缘故，高中时就憧憬歌中所唱"君知南国柠檬香……"所以一毕业就上船走四方。曾去过意大利，也总想南下去看看。
对不起，话扯远了。
因此，我多次到过山打根。海外妓女的事却是读了先生的书之后才知道的。虽然在新加坡、马尼拉等港口都对日本妓女的事有所听闻，但谁也不知详情，如今从书上初知详情。
对于往昔进港，沉溺于酒和女色的自己，初次深感惭愧。读了阿崎婆的生涯，感到人生的沉重。这本书将成为我终生的朋友，促使我认真对待每天。
本船现正在诸岛附近，其间还将往山打根去。报载发现墓地，我将前往探访、献花。祝愿先生对女性问题的探求顺利成功。祝先生健康！祝阿崎婆从此幸福！
秋元良治
一九七一年X月X日
追记：原想到达台湾时发出以上的信，所以还可以补写几行。
昨晚休息时和朋友谈起先生的书。于是大家说进港后去山打根探访墓地。那么，墓地在哪里呢？
有位海员曾是日本陆军XX连队的生存者，他说战时去过山打根。当时没有发生战斗，借扫荡入村玩女人。下士官下令将目击村民们都杀了。有心慈手软的士兵也被毙掉。我以为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怎么忏悔都不可原谅的。
读了先生的书，很同情海外日本妓女，但得知山打根当地村民也受过虐待一事，惨杀这些村民的也是日本人呀！我感到悲哀极了。海外日本妓女遭到过不幸，但后来惨杀村民的也是我们的前辈日本人，我无言以答。我胸中塞满了阿崎们的不幸事，又听说日本军队的残酷事实，心情复杂极了。
匆匆草就，请原谅！
秋元的信追记部分对我来说很有转抄的必要。一个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在此信中表现了他的惊恐和复杂心情，他的先辈的船员所告诉他的并非胡说。二战中，日本军队虐待虐杀山打根居民的事确实发生过，我回国后查过文献资料的。
例如，《太平洋战争史》中关于山打根之战的记述有三个人站在不同立场的记录。其一，阿库勒斯·柯斯著《回归的三人》，作为日本军队的俘虏从殖民国英国人的立场出发描写的生活。其二，山崎阿英《虚伪的南十字星》，控诉了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情状。其三，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道出占领军后勤供给被切断后饿死的日本兵之痛苦。
阿库勒斯·柯斯的《回归的三人》一书，我从古旧书店里买到了。除此之外，其余两本书手头没有。我读过山崎阿英的《虚伪的南十字星》，其中写到日本军队杀害许多当地村民的事。作者的丈夫曾经是战时歌尼加娃市知事、进步政治家山崎剑二。战后当地的妻子多数被抛弃，她是唯一被带回日本的幸运的女性。她的这番经历使她对日本军队较为宽容是不奇怪的，但她还是不得不写出日本军队杀死大量当地村民的事实。另一本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写道：士兵只有少量的粥，怎么办？于是每天都有人随机应变，到村落去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获取食物。
作为又饿又累的日本占领军的一员，松本曾经像野狗一样去寻找过食物，在被占领地居民的眼里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样，说"不择手段获取食物"，当然包括使用暴力。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扫荡是吻合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陆军墓地前耸立的华侨殉难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华侨了。哀悼这些殉难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纪念他们，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队侵略过的东南亚各国纷纷建立起这样的殉难纪念碑。还有些地方应该建却没有建起来，不胜枚举。
东南亚地区很大，有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有不少被日本军队暴虐的记录。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国，日本军队虽未对其大屠杀，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访海外妓女之前，读过世界教科书读书会编的《军国主义（从东南亚教科书看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教科书，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日本侵略亚洲的记载。印度尼西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用的教科书《我们民族的历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记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许多要塞。我们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们被强制去的，我们成了劳工！不论农民、工人都被当成奴隶，被迫离开家到沼泽地、海岸等处服劳役。他们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猪窝般的小屋里。结果，死者上千，饿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几千人啊！"
这里说被虐待致死的有几千人，而在中学三年级用的课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亚》说，"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将数百万的爪哇青年强制送到国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数和前面的数字悬殊，哪个确实，暂不作判断，总之，许多男性受难，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苏加诺自传》——苏加诺借一位美国女记者的口述自传中谈道：日本兵"长期缺乏性生活"被作为一个危机的、"若不解决将引发若干问题"的大事，因此设立士兵慰安所。单单巴东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离场所，即收容所。发给士兵们每人一张卡片，让他们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盖一个章"。
但即使防止大鱼吃小鱼，日本兵久饥的性还是像巨涛似的阻挡不住，偷偷涌向一般民众。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心一九七○年出版的《徘徊于印度尼西亚》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生活风俗。其中写道："战时和日本人的混血儿达四万人"。可见有数倍于四万的印度尼西亚女性成为日本兵的饵食。印度尼西亚一国如此，类推东南亚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时，我紧闭的眼睛睁开了，我乘坐的双引擎飞机的小窗外的世界尽在眼底。右下天边的浓绿的热带树林消失了，出现的是玻璃镜一般平静的碧海，大概飞到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视线广阔，那一端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市。离着陆时间不远了，阳光减弱下来，但外面的树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铅一样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过是个少女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欺虐了那里的民众——一想到这点，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
而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认识。
我最近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日本的亚洲经济侵略"的说法。没有资源的日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国土如此小，却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说明在日本资本主义前所未闻的繁荣背后，理所当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们。
这些人是谁？国内是劳动者、农民及小市民，国际上则是以东南亚为主轴的各国。作为证言的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现代的日本农民和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反日运动。
日本的经济侵略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那是战败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经济白皮书》记载："并非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从战败的痛处站起做新的飞跃。首先，着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罪行的东南亚各国赔偿。对此，总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东南亚诸国不喜欢说投资，就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用赔偿一词罢。但就我们的立场说还是投资。"
于是，一九六○年上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进一步推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将东南亚各国当成原料供给国及产品的输入国，向它们推销国内的滞销产品，日本资本主义十二分的赢利。
我反复思考这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车，商店里有各种日本产品，城市的周围盖了大量的加工厂，吐着黑烟、白烟。
汽车的情况不知如何，钟表、收音机的价格则比日本贵得多。可能是加关税的原因，也可能因货物奇缺而使贩卖者待价以沽。于是，当地工业衰弱下去，合资企业增多——换言之，容许日本的资本进出，结果以东南亚劳动者的牺牲换来日本资本家的富裕。
综合所见所闻，这些合资企业存在惊人的"民族差别"（歧视）。且举一例，合资企业的干部全部或过半是日本人，工资比当地人高得多，竟有高达十五倍的。同时以接待日本上层官员为名目开的酒吧、舞厅也不少，拒绝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费低廉的东南亚保姆，对雇工的蔑视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
但是，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
我途经香港飞往东京，机舱内宽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欧美人、东南亚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人跑东南亚去，说日本的经济侵略并不过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
后记：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
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
山打根拾遗（十二篇）
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蒔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蒔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同性而且同龄，所以，她们对南洋姐的遭遇怀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们在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优秀人格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由于感动之深而对使阿崎婆终身陷于痛苦的贫困生活和造成这种贫困生活的日本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愤怒。
至今为止，我收到了许多《山打根八号娼馆》读者的来信。作为作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几乎给所有来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读着这些来信，我总是不由得感到某种遗憾，也就是说，大多数来信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人性美发出热情的赞扬，却丝毫也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悲惨生活并使之加剧的日本国家体制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蒔田这些女高中生们能够将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在她们的读后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全部意图。
（原载《思考读书》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我通过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既有十四岁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生长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后的以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出于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在信中大多表现出对以性为交易的卖春业的强烈憎恨和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们，作为与那些海外妓女卖身时年龄相仿的同性，对她们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轻读者中引起这样的反响，并非出乎我的预料。但有一个反响——老年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们知道公娼制度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词的确切含义。所以，老人们的信中虽然看不到高中生们对海外妓女所表现出的那般惊诧，却处处流露着对海外妓女们的真挚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老人们对她们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们对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最大关注，决不在于她们的过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岁。虽有一个儿子，但她为了不成为在城市过着贫穷生活的儿子一家的负担，独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岛上。儿子虽说月月寄来生活费，但由于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掺些大米做成的麦饭为主食，而用盐和酱煮的土豆则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尽管生活在贫困中，她还是收养了九只因主人搬迁而被丢弃的猫。不，从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仅仅是猫。对于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岛与她偶然相识的我，她甚至连理由都不问就留我住下，一连三周都从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饭来给我。
老年读者们对这位阿崎婆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无论是人还是猫，只要对方需要就尽力去帮助，对他人的自由始终保持尊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尊敬。他们在阿崎婆这位活着的女性身上发现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当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新泻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也许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我每晚必读的书。我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婆，时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动，心里舒畅了许多。我衷心地感谢您。"还有一位老文学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绍给写过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鲍博华尔。在东京都的一家养老院里，《山打根八号娼馆》一跃成了老人读书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于被她的人格所感动，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惯例，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间的交往。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年人对阿崎婆的生活方式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共鸣。
不过，细想起来，在家族制崩溃、社会向高度产业化转变的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孤独的难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们吗？她们是在从父、从夫、从子的生活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三从"的生活虽然伴随着必须克制自我、牺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只要顺从着就不会出现精神和经济上困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妇女们却是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从她们安居的场所被抛向了社会。在当今社会中，最直接地面临着"人究竟该怎样生活"的难题的，恰恰是处于老年期的妇女们。日本的老年妇女自杀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在这道难题面前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妇女尚未找到答案吗？
或许可以说，阿崎婆给这些困惑中的老年妇女的灵魂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我得知有那么多各个阶层的老年妇女为年仅十岁就被当作海外妓女卖到国外、作为低贱的卖春妇度过贫困生涯的底层妇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倾心时，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做的工作虽然很小，但我为自己有幸代替不识字的阿崎婆拿起笔，将她的人格传给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感到无限的幸福。
（原载《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底层的妇女
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层女性史序章"为副标题的《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间到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带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南洋姐"的实情为内容的书，可以说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岛访问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出版后，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给不识字的她看了刚出版的书，向她表示感谢。
可是，由于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岛为没有任何线索的我带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头领、山打根八号娼馆老板娘的养女阿作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们的灵前。特别是对于阿作，由于我的书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木下邦的墓和写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发现，然而这消息却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
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
常言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无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个则是指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第二个故乡就是熊本县的天草下岛。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热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当我拿出礼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说："我做的只是天草人应该做的事。"这位佐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年，我的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写来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我又到天草下岛去过好几次。不过，那已不是为了研究，而是由于惦记阿崎婆和为重温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天草人的温情而去的。但愿今年也有机会到天草下岛去几次。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样，坐着公共汽车，用自己磨出水泡的双脚，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天草岛上该有哪些花已经开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该呈现出怎样的颜色？那些温暖可亲的天草人们身体是否康健？——我的思绪不断地流向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即便是听天气预报，也总要留心收听到熊本的天气情况。
（原载《熊本日日新闻》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