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也许人们会为依然有人在信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惊讶。不过我倒觉得，文明越发达，这种土著信仰的势力也就会越大。因为在孤岛和僻地，青壮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只好求助于本地神来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发展的失调导致了偏远地区土著信仰的复活和蔓延。
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饭盒，这决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听她们亲口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据说由于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俩儿虽已届中年，仍旧过着单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进B女士的食堂就吃惊地看到，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教会的照片和入会指南。我和B女士的谈话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会和花。不过，据最近从天草的来信说："B女士是《中央公论》在那一带唯一的一位自战前至今的读者，还有个'知识妇女'的绰号。"
迄今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帮助才解决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医疗和饮食两大问题。当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二人的个性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偷闲写来的报告阿崎婆近况的信中。但是，他们俩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对我的态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请他们帮助照顾阿崎婆时，曾分别对他们说了我的地址、姓名、职业，还对我为什么要照顾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简单的说明。两位都是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而，对我写的有关阿崎婆的书和以此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却只字未提。
一位是医生这样一位天草岛屈指可数的知识人，一位是《中央公论》多年读者的女性。要说他们不知道有关天草的《山打根八号娼馆》，我不相信。据我的直观判断，他们二人都是村里最早把这本书买回来读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我面前却从未提到过那本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我不愿涉及这个话题的缘故。
事实上，像我这种性格的作者，当别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有一种羞得无地自容的感觉。更何况是隐瞒着职业和目的在此滞留了三周多才写成的书了，如果听到当地人的评论，即使是赞扬，也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感慨中而心情难过起来。我一向以为作者的这种微妙感觉旁人是无法得知的，可是他们两位却深深地察觉到了我的内心。而且，正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他们才这样代替我来照顾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中写了"阿崎婆"这位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边的这两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见到了真正有教养的人。虽然几天后我就要再次见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们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轮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载《国语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过五本书，其中读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我因此而受到了读者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支持。
书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来信大多充满了对"阿崎婆"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怀有不仅要把底层女性的生活实情记录下来而且要把在底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们的人格传给世人的初衷的我来说，这些来信使我体会到"有了读者"的感受。
读者中有连续两年每月从家务之余做小时工、缝和服的宝贵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我"寄给阿崎婆"的家庭主妇，也有用拙劣的笔迹给我来信的三十六岁的男性，他在信中写道："我家辈辈是赌徒，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读了你的书，我泪流不止。今后我一定改过，让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发誓。"
还有，读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厅、饭店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广岛某工厂去作报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总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行踪。第二天，在我即将离开广岛机场时，一位女招待手里拿着《山打根八号娼馆》的书来为我送行了。面对因睡眠不足肿着眼睛赶来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对这本书的深情厚爱。
对于决心将以往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底层女性的痛苦哪怕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的我来说，最好的读者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及其周边的男女百姓。写作时我眼前经常设想的读者决非那些大学问家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们，而是一直被称作"民众"、"大众"、"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这本以有关性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改编成电影，也是由于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原因。
作为母子家庭的长女长大的我，没有经受过一个研究者所必须的教育，开始学习女性史也是结婚生过一个孩子之后——从年龄上讲已接近三十的时候了。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始终怀有一种恐惧感——即常有一种这样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虑和焦急。然而，不断给我鼓励使我战胜这种恐惧感的，正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些读者们。
从读者的来信中我常常感到，读者在读书时往往在我写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给仅仅作为底层女性心声的代言人的我寄来这么多鼓励的信。
前几天，在四国的某个城市我还见到了一位读者。我是应NHK电视大学之邀去的。讲演开始前我去洗手间时，无意中看到会场门口有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向会务人员恳求着："只听山崎女士的就行，请让我进去。"这次讲演会好像只有会员可以入场，于是我过去帮他说了话，让他进去了。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里扫墓的事情，然后综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识的变迁。我好像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其间刚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脱了鞋盘腿端坐在会场最前排、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鸭舌帽遮着脸，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为何如此认真地听我讲话？——在充满疑惑和紧张的心情下结束讲演后，我刚刚走进走廊就发现那位戴鸭舌帽的人向我走来。当他摘下鸭舌帽向我问好时我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后来得知已有六十八岁的他，黑黑的头发下，两只眼睛饱含着热泪，闪闪发光。
据他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在关西一家有名的妓院当过帐房先生。虽说是在屡屡求职不得的情况下由熟人介绍去的，但帐房先生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记帐，不如说是充当教训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儿就是把挣钱少的、爱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间用长鞭抽打她们。尽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干的，可那时女人们惨叫的记忆，却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夜夜不得安眠。现在自己为关节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当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几十年后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着说："山崎女士，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您的书向她们谢罪。怎么样，求您给我点儿时间，听我说说吧。"
向一位初次见面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讲这样的话，他的苦恼绝非一般。然而，对于卖春问题我已决定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之后不再写了。所以，即便去见他，听他讲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写成书了。可是，既然见到过他用鸭舌帽挡着脸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的样子，看见过他双眼中饱含的热泪，我想出于作者的义务，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国去见他的。
（原载《妇女》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胜过语言的语言
一位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向我提出过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备何种资格的问题。当时我便把平时考虑到的两点告诉了他："一要什么都能吃，二要轻佻浮薄。"
说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页户籍抄本
前几天，因故把长女的户籍抄本取了回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户籍抄本的女儿，突然十分气愤地喊了起来："妈妈太不像话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报，拖了十多天，一点也不拿人家当回事儿。""妈妈生你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呀。"我赶紧把矛头转向了她父亲。父亲又解释说："规定是两周以内申报，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说也不是不拿你当回事儿呀，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你的。"女儿这才总算明白过来，不做声了。
遇到女儿的抗议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报的人们。我由于历史研究的职业关系时常有机会看到别人的户籍副本。十年前我开始进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层女性史研究时，曾多次为查阅户籍的事而大伤脑筋。
比如说，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户籍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么想也该七十多的人，户籍副本上却只有六十岁。《山打根八号娼馆》的"阿崎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有几种。首先，正如"七岁以前属于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生活毫无保障的底层社会，谁也无法保证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户口本上没有记载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劳力的、歌谣里唱的"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为她们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妇女的命运和儿童的命运作为同一个问题来看待。
（原载《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
译后记
近年来，我于冥冥中被一种生命本体召唤、牵引着投身女性学研究。
去年秋天，参加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女性学·女性文化研讨会"时，聆听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报告。山崎朋子回顾了亚洲的下层女性史，尤其讲述了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命运，指出她们是日本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福泽谕吉曾明目张胆地说："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后来日本政府取缔海外妓女，采取逼她们就地自杀的方式……显然，她们是现代社会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见证人。看似纤弱文雅的山崎朋子，发言铿锵有力，富有感情。听众席里有人哭了起来。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望乡》。事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对妓女们有家不得回或不愿回是不理解的，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望乡是何等沉痛。所有的妓女的墓碑都背对日本，这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叛逆！
会后，城西国际大学的水田宗子校长特意把山崎朋子介绍给我们。山崎朋子说，中国只演过电影《望乡》，要是能把她的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翻译过去就好了。
于是，我们乐而从命。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血和肉的对话，是灵魂的交流。陈晖老师抱病译了大部分的书稿，我投入这项工作时也几乎处于半病状态。日本学刊编辑林昶同志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们被书中真实的力量深深击中了。女作家不惜琐碎以求真求实的文风，因朴素真切而动人。而且，这种力量竟越过时间和空间，直指我们当今的现实。
译《山打根八号娼馆》，使我们对女性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女性问题有更多的思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出版在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际，有特别的意义。日本国际友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柴田静峰得知翻译此书的事，深表支持。他说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至今还是采取遮掩态度，山崎朋子属于少数派。山崎朋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要是日本的政治家也能这样，对战争做出深刻反省，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
一个敢于反省自己的民族，才能强大起来。我看《山打根八号娼馆》是一面镜子，谢谢作者。
林祁
一九九七年三月于北京大学
译后补记
六月下旬的一天，正当山崎朋子女士率日本文化座剧团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在京上演话剧《望乡》之际，陈晖女士来电话告知作家出版社已同意将她和林祁女士合译的《望乡》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随笔一起以《望乡》之名于近期出版的消息。由于续篇除个别章节外尚未译出，合译者林祁女士又因正处于提交博士论文前的最后冲刺阶段而无法分身，故约我一同参加。虽然我手头工作已积压了许多，但出于对山崎女士的敬慕和为使出版计划顺利进行，加之我本人也有将其真挚自然彻悟人生的随笔介绍过来的打算，遂欣然以诺。
山崎朋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女性史研究家、纪实文学作家。一九三二年出生，福井大学学艺部肄业。结婚生育一女后，她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开始思考女性问题，六十年代中期创立"亚洲女性交流史研究会"，致力于同亚洲各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底层女性史研究。三十余年来，她始终站在广大底层妇女一边，对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出现的"南洋姐"、"大陆新娘"和"日鲜结婚"等历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将本国广大底层妇女作为肉体资本加以利用的卑鄙行径，呼吁同样曾经沦为日本侵略亚洲政策牺牲品的日本底层妇女和亚洲妇女联合起来，为世界和平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迄今为止，除了本书所收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山打根的墓》外，山崎女士还陆续出版了以满洲开拓民和大陆新娘为题材的《被撕裂的人生》等纪实文学作品和《爱与鲜血——亚洲女性交流史》、《火种在自己心中》、《亚洲的女性·亚洲的声音》等有关底层女性史和妇女解放的论普及随笔集多部。
多年来，山崎女士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支持。特别是《山打报八号娼馆》，出版后在日本和东南亚引起了极大反响，第二年便荣获第四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不久又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相继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演。据我所知，书问世二十余年来不仅在日本一再再版重印，而且在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已早有译本出现，美国的英译本也将于近期出版。我想这一切不光是由于作为一名女性史研究者的山崎女士出于对广大底层妇女真挚同情和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将从未真正受到世人关注的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在即将因失去证人和证词而永远消失的情况下整理出来公诸于众，还历史于真实，还在于她以纪实的手法把"阿崎婆"这位饱经苦难的底层妇女身上可贵的人格美传给了读者，给物欲横流人心日趋冷漠的世风注入了一股清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从本书所收的《山打报拾遗》的十余篇随笔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感触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于这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日本的青年人，由于多年来日本政府中总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有意掩盖、歪曲历史事实，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崎朋子女士为揭露历史真相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站在日本及亚洲广大底层妇女的立场上所发出的正直的呼声，更显得难能可贵，十分重要。正视历史，是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在被侵略者夺走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数遭战火洗劫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家出版社决定将山崎女士的作品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确实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
吕莉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京西六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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