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崎婆住的破房子看，在这个穷村里她像是最穷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无财产是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穷人往往被别人轻视和污辱。因此看来，阿崎婆在村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虽说她有个独子在京都工作，可已有好几年不回家了，儿媳也不曾照面。这肯定使阿崎婆好没面子。
从她这样的身世看，儿媳来看她无疑使她脸上增光，所以阿崎婆才转瞬之间把我说成她的儿媳。
当我想到走田间小路时，阿崎婆对跳起来的蝗虫青蛙显示的孩子气的欢乐表情，我便推翻了前一种想法。被唯一的亲人独生儿子抛弃的阿崎婆有个愿望，听说儿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她从心底里想见见儿媳，哪怕只见一面也成。这回跟我一路回村说说笑笑之间，她不由得想象着自己的儿媳，如果是这样的女人该多好啊。由于有这种想法，在收拾沙丁鱼的女人和金发盲女问起的时候，她才脱口而出说我是她的儿媳。
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后，强烈的南国夏日的太阳已下西山，周围天色渐渐昏暗起来。
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外出旅行本无固定目标，只为的是寻找老年妓女。像是命运安排好似的，踏上天草的土地之日就遇上了阿崎婆。我甚至想，如果不央求她在这里住下，就会违背天意。这样住下去，也有一个绝好的条件，阿崎婆向别人说我是她儿媳，我呆在村里也有正当理由了。可我想不能操之过急，何况在津崎分手的丰原女士还在宫野河内的旅馆里为我担心，我决定辞别，离开阿崎婆的家。
阿崎婆边说"咱家也没什么好吃的"，边端出蒸的白薯条让我吃。没有茶，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感激地吃了之后，就讲了些告辞的话。她忽然间改变了坐姿，两手扶席低下头，用稍稍不同的语调说："村里我的亲戚们都嫌我这屋脏，坐坐门坎还成，一般不进屋。太太您是城里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您不但进屋还在我的蹋蹋咪上睡了午觉，我儿子勇治回家也就住上一晚，儿媳连封信都不来。"
我吃了一惊，连忙正坐之后道谢说："老奶奶，正相反，该道谢的应该是我。"她依然正襟危坐，接着说："您以后再来天草一定要来我家，别嫌我家埋汰，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您啊！"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刚才半睡半醒时对她的疑虑冰释了。阿崎婆不是有意地欺骗她的邻居。我虽然感到害怕，但我是第一个坐到她的草席上的人。这蜈蚣出没的草席，谁都会感到恐怖，不肯落座的。阿崎婆一定想，要是儿媳来家也能这样该多好！出于这种心理，自然就回答说我是她儿媳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相处几小时，她没必要跟我客气，更没有什么理由说至死不忘记我。
如果我走着去崎津的话就要走夜路了，我在村里的杂货店打电话预约出租车，直奔宫野河内的旅馆。按约定好的那样，我与丰原女士见了面，度过了到天草后的第一夜。可是我的心却安静不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兴奋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买了三条干竹荚鱼做礼物，再一次访问阿崎婆。
到阿崎婆家时她正大声地与猫说话，她发现了默默地站在入口处的我只说了一句"哎呀"，和昨天一样招呼我进了屋。我预想她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又来了，还准备了一套说辞，可她根本没问类似的问题。
那天，我在阿崎婆家里呆了将近半日，从交谈中我得知她过去确实是一名妓女，曾被卖到婆罗洲。我认为再三追问一定只会引起她的警戒心，虽然有依恋之情，还是毅然离开了村庄。第二天与丰原女士一起游了天草两三处景点，就踏上了返回东京的旅途。
彷徨——为第二次去天草
回到东京后，我考虑第二次去天草岛旅行——住进还活着的老年妓女的家，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旅行。由于愿望强烈，短短的夏夜常常一夜无眠。
可是，虽然我的心飞向天草，我也担心事实上我所希望的采访能否实现。上次试探性的旅行的结果。有了阿崎婆这具体的目标，这次旅行新出现的几个悬念又像黑云一般涌来。
首先我担心的是旅费的支出和家务、孩子的问题。我家经济水平中等，钱刚够花的，没有余钱请保姆。如果我去旅行，一时还不知归期，不仅要从日常开支中拿出相当数量的钱用做旅费，家务、孩子的负担还全都落在丈夫身上。我丈夫是研究儿童文化的，他主张解放儿童也要解放妇女，对我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采取理解的态度，毫无偏见地替我分担了一部分家务与育儿的责任。所以，丈夫赞成我住进天草村里去。我并不认为把家务、孩子交给丈夫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采访失败，旅费浪费了，我的内心将会多么不安呐。
我那上小学三年级的独生女儿美美也让我担心。妈妈长期不在家，她的心情会怎样呢？我经常因为工作出差旅行。丈夫告诉我，如果我出差时间在五天之内的话，她还能保持平静。过一周时，她的精神会处于不安定状态。而这次旅行两周之内能不能回来，会不会拖到三周以上或更长的时间，尚不得而知。
有一天，我对女儿讲我要去天草旅行，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的时间都要长，并把缘由掰开揉碎地讲给她听，尽量避免讲抽象的道理。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由于太认真了，表情有些僵硬。她回答我说："妈妈，你去也可以，我和爸爸在家……"
女儿只有八岁，我告诉她"曾经当过妓女的可怜的老奶奶"的事，不知她做何理解，另外"听老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对妈妈来讲是一种学习"这句话她能理解得了吗？可是她尽力听我的话，接孩子的方式谅解了我，下决心与父亲一起忍受漫长乏味的孤寂生活来支持我。
虽然旅费和家务的矛盾解决了，更加使我不安的是，我的身心能不能受得了阿崎婆家的生活。上次通过两个半天短暂的访问，阿崎婆家的贫困已一目了然。首先要看我的意志是否坚定，这只要我下定决心就行。问题还在阿崎婆方面。
上次告别的时候，阿崎婆说过："有事再来天草的时候，别嫌我家埋汰，一定要来坐坐。"归根结底我不过是一个过路人，应该找什么理由再度访问阿崎婆呢？即使找到适当的再访理由，她真能容得下不知底细的生人跟她一起生活吗？
即便阿崎婆能容得下我，众多的村民——在村庄生活中掌握生杀大权的村落共同体能认可吗？
不论如何，天草是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前近代的共同体社会的残余还很严重，与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大不相同。这种地方常常有很强的共同防卫意识，对外来的人毫不留情面，村里人估计很难接纳我。不仅如此，对天草人来讲，"南洋姐"是不能谈论的话题，在去天草的渡船上我已领教过。这是他们这个地方的耻辱，所以，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实目的是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话，村里人肯定会制裁我的——我甚至胡乱想到这一层。
虽然有种种顾虑，但我最终还是在上次旅行的两个月之后。在秋色方阑之际出发了。像乌云一样布满心中的疑虑并没有解决，但它们不能阻挡我去天草，到阿崎婆身边去。
傍晚，丈夫带着女儿走出大门送我，我对女儿说："妈妈想美美就看放在这里的美美的照片，美美想妈妈也拿出照片看看吧！"我边说边拍了拍挂肩式皮包，那里边放着美美的照片。女儿点点头，说："妈妈你去吧。"我告别亲人上了路。我的行李是一只小小的挎肩式皮包和一只装着内衣的手提旅行包，身上穿的是旧的女式西裤和向丈夫借来的化纤衬衫。丈夫开玩笑地说："人家以为你是离家出走的老太太呢！"别人可能确实是这么看的。事后想来，这身打扮确实起到使天草人放心的作用。
我到达九州。这次从天草五桥直接乘公共汽车到达天草，下午三点就到了上次遇见阿崎婆的有冰水屋的小镇——崎津镇。虽说我决心已下，但不由得心里发虚，不敢马上进阿崎婆居住的村庄，为了镇静下来，我访问了上次旅行中丰原女士参观过而我未曾参观的天主堂，遇见了一心祈祷的老农妇。这一幕我在序章中已详细记叙了。
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见到祈祷的老农妇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决心。在夕阳下山之际，我来到崎津镇唯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雇了辆出租车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民俗学研究者必须步行进村。我不是不知道这事情。我害怕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小路被村人见怪。
在村里杂货铺前我下了车，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过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桥，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缓的山路。右手不远的地方有几户人家，草屋顶下纸拉门处电灯闪烁发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门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传说中狐狸的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电灯的安装费。电灯公司给安不起电灯的人家免费安一只三十瓦的灯。所以与别人家比，她家光线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门前，看见破窗户纸上有无数人影晃动，当我判断这些人影是一个人时，我一下用劲拉开重重的拉门，飞也似地进了屋，好像外边有人追一样赶紧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陷入一种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我想应该说几句寒暄话，而从我嘴里意想不到的叫出来的竟是"妈妈"，这是上次访问时在两个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称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来干什么事，口里发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猫放到地上死盯着呆立着的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崎婆对我说："大黑天的，你真找着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进来。"我边说，"真想见见您，所以又来打扰了。"边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与阿崎婆第二次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她问我吃晚饭没有，我说吃了。她与上次一样给我倒了白开水，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问我这两个月生没生病，还说我比以前胖了些，其余的什么也没问我。按常理她该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来她家，来干什么，更应该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她一概不问。我受她这种态度影响，关于自己的事一句也没有提。谈了一阵话，阿崎婆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从里边的壁柜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没有被子的话，明天去崎津镇或本渡镇去买，有被子给我用实在太值得庆幸了。
解开旧的雨斗篷，阿崎婆打开的是手织的黑条纹棉布褥了和廉价的红被子，看来被褥本来就没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帮她铺床，阿崎婆制止我，让我等一会儿，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拼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掸掉灰尘。可能我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用婆罗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与日本的棉花不一样，必须这样使劲拍打。"约莫拍打了十分钟之后才给我铺上。
那天夜里我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几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条装着婆罗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长期没人用，褥子潮气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里一样。但我睡不着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阿崎婆刚才拍打褥子时的一席话刺激了我，虽然疲劳得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
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从外国带来的，这样想来是她在当妓女的时代常用的吧！在美丽的南国之夜，各种肤色的外国男人轮番来到她这里，出钱玩弄她的肉体，铺垫的就是这条褥子吧。所以这条褥子给人冷冷的感触。那准是饱蘸了阿崎婆的泪水。这些泪水是背着别人流下的，为的是悲叹自己向几千名异国男人出卖娇小身躯的无奈。不，不仅是阿崎婆一个人，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流落海外以卖淫维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泪都洒在这褥子上。
后来，阿崎婆告诉我这条褥子的确是她当妓女时常用的。她被卖到东南亚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了。母亲为了让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借棉线，熬夜纺成条纹布，连裁带缝赶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上面只放一只铁锅。在旁边放着一只漏水的脸盆，里边放着五、六只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厨房用具。既没有汤碗，也没有盘子。饭菜全盛到饭碗里吃。
做饭不可缺少的水怎么解决呢？房门人口的房檐底下，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水缸。水是从二、三十米远处小松树底下的井里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打来的。
那口井几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过是路当中的一个直径八十厘米的大洞，当然没有井盖，连井边石头围子都没有。往里一瞧只见有少量积水，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上的粗麻绳吊下去汲水，打上来的水总漂浮着树叶和小虫。她把水放进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诉我，这个水缸是两年前她妹妹一家举家离村去名古屋时给的，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内，需要水的时候才到井边去打。
在这个不能称做厨房的厨房里，阿崎婆做些什么吃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给我做的是一半米与一半棵麦混合起来的饭。在我住在村里的那段时间，再没有比这次用米多的时候了。阿崎婆后来告诉我，那也是她为欢迎我做的最高级的饭。平常她吃的是放很多棵麦的饭。米麦各一半的时候，由于米是劣质红米，温热的时候还可以，一冷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如想热一热又没有蒸笼，拾来的柴和枯叶还要节约使用，所以她总用大锅一次做好，为此我们只好使劲吃又硬又冷的饭。想就点菜吃，也只有盐或菜油煮的土豆泥，既没有大酱汤也没有咸菜。她一周以十日元从卖鱼的货郎担那里一次性购买不大新鲜的三条小竹荚鱼，把它与土豆泥一起煮来吃是唯一的好菜。这三条十日元的小鱼据阿崎婆说也是为猫买的。邻居家时常做面条，煎炸些好吃的，阿崎婆家根本不可能做。从早到晚，每顿饭都得吃干巴巴的裸麦饭和盐煮土豆泥。
与东京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饭食如此简陋，其原因确因她每月只有四千日元生活费，是低收入者。此外与阿崎婆不会做饭也有关系。村里到处可以采到可食用的野菜，如果会做的话，饭菜的花样会更多一些。但在少女时代本应学习烹调。缝纫的时光，阿崎婆在海外当妓女，所以根本不懂怎样做饭。
不仅阿崎婆一个人这样，其后根据我的观察，过去曾在海外当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会不会做饭是当主妇的重要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当主妇的资格就这样被剥夺了。
最后再谈一下她的住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没有厕所与澡房。
澡盆很贵，她可能买不起，阿崎婆习惯到不远的外甥家去洗澡。有几次她也带我去洗。她外甥家的澡盆是一个大铁桶，下边垫几块瓦，用火烧，十分简陋。洗澡间既无电灯又无蜡烛，只有一点点月光照进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洗澡的那天肩部有热烘烘的东西触我，我不由得绷紧身体定睛一看，在我的鼻尖处有一只大而黑的牛眼——阿崎婆外甥家的澡房设在牛棚的一角。
人不必每天洗澡，所以借外甥家的澡房倒也算了，而没有厕所对我来说可是大事。原先的房主像是建有厕所。在房子的东北角勉勉强强盖起来现已半塌的储藏室里，就有过去厕所的痕迹。起初我就想在那儿上厕所来着。可是阿崎婆制止我说："那厕所别用了，板子都腐朽了，有可能掉进茅坑里去的。"我用眼神问她那应该去哪儿呢？她指着悬崖下边的空地说："在那边，我也在那里解手，谁都看不见。"
如果还坚持到老厕所去，掉在腐烂淤塞的化粪池里我也经受不起，只好听阿崎婆的话，小便时空着手，大便时带着铁锹到崖下去，找地面较软好挖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大便完了用土埋上。我总担心会不会被在梯田耕作的村民看见，更叫人受不了的是，总有一些牛虻和苍蝇成群地飞来不择地方地乱叮裸露出的皮肤。
就我所知，阿崎婆的生活是我所见过的最贫穷的生活。所以对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惯了的我来说，与她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难耐。我曾有几次，不，几十次地为缓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钱来买白米、买肉、买鱼，想购些木材来请人修一个简单的厕所。这些事用我带来的钱都能做得到，也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我应做的事。
可每逢手触到钱包时，我都责备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成了蜈蚣窝的蹋蹋咪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婆罗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实生活告诉你吗？现在的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与她一起过贫穷生活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仅没有用金钱帮助阿崎婆，而且过着她平时过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着一点儿红米饭的麦饭加上盐煮土豆泥，对我来说像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不吃的话我就听不到这个人掏心窝的话，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灵的通行证。这样一想我数着饭粒也吃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
而且，这些闲言碎语也微妙地影响了阿崎婆，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问我是什么人。夜里躺在床上听秋虫鸣叫睡不着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聊几句。比如："告诉你，男人啊可坏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对他认真。你要真正认起真来就要误自己啊。"她的口气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样立场的人，作为长辈的她要把生活经验告诉我。
我用一种痛苦的心情听着，这些是她几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总结。
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隔阂之后，我问阿崎婆她在婆罗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点儿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客人是哪国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钱，对卖淫这行当有什么感觉，她是怎样进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这些也不是一口气问个没完，而是作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偶尔兴之所至的谈话，不免有些零碎。刚说婆罗洲山打根的事，一会儿又谈到阿崎婆小时候在天草的事儿，接着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记录。用录音机当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现场做笔记采访。我每晚听阿崎婆讲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反复回味，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写在信纸上，然后投入村里的邮筒里。我反复地重复上述的过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村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翻动我的东西都发现不了什么秘密，当然阿崎婆是文盲，我从不担心她会如何；二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采访素材都安全地在东京我丈夫手头保管。
这样的采访生活大约过了三周，我好容易对她的历史和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记叙的是我从她那里听来的简略的生平。当然，这是断断续续听来的，采访过程本身就已经加上我主观的解释。我的采访谈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气叙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痒，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谈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认不得片假名和数字，所以从她那里听来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汉字适用哪个。我回到东京后让有关单位寄来了她谈过的人的户口复印件及有关文件，尽量复原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复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这一点请读者见谅。
阿崎——一个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明治哪年生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这倒很清楚。今年七十二岁了。那年我独生儿子勇治娶媳妇我从村里拿出户口看，说是明治四十年生的。可是，那一准儿是错的。我爹娘是不爱去村公所的，所以我生下来也没给我报户口，直到我十岁要到外国去了，我妈才到村公所给我报了一个户口①。所以我真实的年龄与村公所户口整整差了十岁。为了这个原因，附近与我同年的人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而我连一个钱也没拿过。
①根据户口抄写件，山川崎作为山川万藏、山川里的一二女儿于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熊本县天草郡XX村大字XX一千六百二抬番地。兄矢须吉于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死亡。姐姐吉于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出生。
我父亲叫山川万藏，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村子里种地。我家过去也有过一些地。我四岁的时候，我父亲病死了。他长的什么样，是什么脾气秉性我不知道。哥哥矢须吉比我大四岁，要活着的话，就会告诉你，父亲死时他已经八岁了，他准还记得。父亲已经死好多年了，他特别喜欢赌博，田地都输光了。夫妇两人到富人家去打短工。
我母亲叫阿里，是同村川岛家嫁过来的。脾气不好——我这样说我亲生母亲坏话，虽然不好，但这是实话，只好让她多加包涵了。
那时有地都难生活，更何况夫妇两人靠打短工，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一定很紧张吧。再加上三个孩子，哥哥矢须吉、姐姐阿吉和我负担更重。爸爸活着的话，日子还好过一点，可他得病死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过去住的大房子也卖了。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妈妈的哥哥对我们很好，在卖掉的房子边上盖一间小屋叫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只能铺四个铺席的房子实在太小了。我四、五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到这样小的房子来，常哭闹。我说："妈妈，阿崎我要回到大房子那儿去。"大家对我没办法。
后来呢，我妈打零工更加努力了，刚十岁的哥哥到附近农民家当小长工，说是为了少一个人吃饭。即便如此，我们家的生活也没能改善。早上起来，光喝凉水到中午，日落天黑连个白薯秧也吃不到。大人也一样。你想想，食欲那么旺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吃不上东西该多可怜啊！
过了几年，母亲要再婚了。我父亲的二哥德松伯父的老伴死了，续弦娶弟媳妇也顺理成章。德松伯父那时候多少岁我不知道，他和他老婆生了六个孩子。他的大女儿比我母亲只小三岁。这个大女儿在我母亲再婚的时候已经不在家了。她去爪哇后干的是和我后来一样的行当。不知什么原因，她成了聋子，回到日本，在我母亲嫁过去十年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啊。
我母亲嫁到德松伯父那里去的时候我才几岁。因为德松伯父那里有好几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没人给做饭。我们家又穷得连白薯都吃不上，所以两家合起来过会好点，就这样我母亲就再婚了。准确点说，德松伯父娶我妈的条件是：答应照顾我们这三个孤儿。
妈妈对我们讲这件事时我认为很自然，所以也没赞成也没反对。矢须吉哥哥强烈反对来着，我也忘了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的原因。这一晃已经六十年了。哥哥信佛，可能说过再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嫁到德松伯父家去了①。我们三个孩子没跟过去，决心在原先的小屋子里一起过。我还记得我们双眼满含眼泪叹息道，抛弃我们嫁到别人家的妈妈不是我们的妈妈。
①据户籍抄本，山川崎之母山川里明治六年三月六日出生，大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六百五十七号户主平民山川德松再婚。
那时哥哥已经不当小长工了，他到附近三菱煤矿当矿工了。母亲再婚后，他辞职不干矿工，呆在家乡。哥哥在附近租了块地种点麦子和白薯。姐姐和我都使劲帮他，生活也没变好。我从七岁起给正田家看小孩。整天背着一个叫喜则的小男孩。我的个头比常人小，所以用兜兜背在我背上的孩子的脚几乎和我的一般长。那家管我午饭和晚饭，一年的佣金是四日元。
我必须那样干活儿，所以我一天也没上过学。哥哥、姐姐和我都没上过学。当然那时不上学的不仅是我们一家。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得很，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也不识。你们年轻人多好啊，说真格的，书本、报纸都能读懂，往哪儿写信都成。我是一个睁眼瞎。到外国去的时候自己亲自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都不成。往家寄钱的时候也得请别人代笔，来了信还得让别人给念。你是不知道，真别扭呀。
我的话头扯得太远了。兄妹三人起早贪黑地干，毕竟孩子比不上大人，到了冬天，盛粮食的柜子，放白薯的桶都空了，连麦粥都喝不上，只是喝些白薯糊糊，和原先住的大房子比，后来住的小屋连蹋踢咪都没有了，从山上拣来枯枝烧烧，兄妹三人饿着肚子坐在铺着板子的房间，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我们恨自己的母亲，认为她不再是我们的母亲了。但是在这样的夜晚我还是挺想我母亲的。可是若我把这告诉我哥，他会生我的气，所以我只好紧闭嘴唇忍住不说。
嫁到德松伯父家的母亲不常来看我们，虽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但还是同一个行政村，若她常来看看我们该多好啊！她不来不是不疼爱我们，实在是怕德松伯父和他的孩子们不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盖房的舅舅和妈妈的另一个姐姐——没孩子的姨母常来看我们。他们问我们身体好不好，吃得上饭吃不上。她做了年糕放在盆子里给端来。白薯收获后。他们也拿些来给我们吃，常鼓励我们说："兄妹三人要团结，有困难的话不要顾虑，来找我们商量。"
这时，姐姐阿吉已经有十、十一岁光景，到同一个自然村的正因家当女佣人。正因家并不富裕，之所以用阿吉当女佣人是另有打算。
正田东一的姐姐叫阿德，村里人管她叫德女，她在缅甸仰光开妓院。阿吉姐姐被他们盯上了是因为东一要往阿德开的妓院送女孩子做妓女。不久，阿吉就被正田东一带到缅甸的妓院当了妓女。离我家不远在坡上住的正因洋子在仰光与正田东一结成了夫妇。
正田东一可厉害啦，阿德开妓院挣的钱全叫他给骗了。姐弟俩一块儿回日本后阿德精神失常满村乱跑，胡言乱语。东一把他姐姐关在小黑屋里，也不怎么给吃的，见死不救。现在东一已经死了。洋子身体挺好的，开个小杂货铺，你前几天买肥皂就是从她的小店里买的。可是，关于她去过外国的事一直严格地保着密。
你问我姐姐后来怎么了①？阿吉姐姐先去的是仰光，后来又去过新加坡和爪哇的妓院。昭和元年回到天草，在南洋与京都出身的海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病死了，她带着骨灰回来的。自那以后就不去南洋了，与洋子的哥哥正日开吉结了婚。我姐姐去年春天死了。死的时候都快七十五了。这次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没有什么地方的姑娘再去南洋了。我小的时候，无论哪家都有女儿去。和我同时去外国的，光这个行政村子里就有二十人以上。
①据户籍抄件，山川吉大正三年五月一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六百九十四号田中光吉的二儿子大三郎结婚。大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与大三郎协议离婚，昭和十一年三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千百二十五号正日开吉结婚。
到国外去当妓女的人，会遇上各种倒霉事。许多人都杳无音信了。我只知道一两个人的近况。下边河对岸的正因萨娜住着大宅院，有冰箱和外国家具（椅子）。萨娜曾嫁给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过一个女孩，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由一个老板带着去金边。在那边与一个叫盖依的有钱的法国人结了婚，她过上了富裕的日子。那个法国人死了以后留下财产，法国人的弟弟曾想夺走，萨娜告到法院，打官司胜诉了。到现在每年还有人从外国寄钱来，她才能过上那样富足的日子。总之，萨娜是我们去外国的人里边最成功的。
山下边的阿寿也是在外国成了法国人的小老婆，回日本后生活过得也不错。前年还是大前年死了。重村夏野被卖到天津。下山达也的姐姐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和中国人结了婚。打那以后就没回天草来，也没听说来过信，可能已经死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当妓女。除了萨娜和阿寿之外，去海外的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没好日子过。
我亲戚中也有不少人去过外国。首先是我和阿吉姐姐。我父亲大哥的女儿，堂姐春子——她在仰光呆了二十年。她的丈夫良治也是去外国的，岛原出身在南洋并住过很久。阿吉姐姐的第一个丈夫，那个船员也是到南洋干活的。第二个丈夫正日开吉是仰光妓院的掌柜的。他妹妹洋子和弥惠也在那里当妓女。我的老公北川新太郎也是在外国干活儿的。德松伯父的大女儿刚才说了，也当过妓女。
加起来有几个了？哈，女的六个，男的四个。从一个家族中就出了那么多去南洋的人。别人家调查一下也差不多。
我整十岁的时候去的国外。我们光三个孩子租地过活怎么也不成。矢须吉哥哥也长大了。连地都没有的人不被别人当人看，也娶不上媳妇，那样的话哥哥实在太可怜了。我从内心想，无论自己怎么牺牲也要让哥哥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看到邻家的女孩子到外国挣大钱，也想要是我到外国去，就可以给哥哥买地，盖上大房子，娶上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就决定到国外去了。
从崎津绕过大江再往西走有个地方叫高浜。从高浜到南洋去打工成功了的老爷们中有个叫由中太郎造的①。这个人有一天晚上到我家来，和我哥哥围坐在火炉边上彻夜长谈。终于谈妥了，以三百元的价钱我被太郎造卖到婆罗洲的山打根。
①据户籍抄本，由中太郎造明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天草郡高浜村字XX千十三号，是由中虎次郎、阿人的长子。
矢须吉哥哥向我磕头央告说："你去外国好吗？"我为了想让哥哥成为男子汉，就说："嗯，我去外国。"可由中太郎造一再叮嘱我呢，我就感到不安了，撒娇地说，如果阿花去的话，我就去，如果不带阿花去，我就不去。
阿花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小一岁，跟我家住得很近。她爸爸种着很少的地。阿花实际上不是亲生的。阿花像是生在别的村子里，不知怎么双亲都死了，两岁的时候被本家正田收养，这附近姓正田的很多，阿花平时叫爸爸妈妈的人不是她真正的父母，正田夫妇也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阿花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所以与我特别合得来。
第二天见到阿花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要去外国，我说："太郎造老爷说过，到了外国每天像过节似的，穿好衣服，想吃多少白米饭都可以。你还不跟我一起去？"于是，阿花毫不犹豫地说："我也去。"①同我去的不光阿花一个，这时，正巧经常在一起玩的竹下继代②也在场，继代也说："我也想去外国，咱们一块儿搭伴去吧！"继代的家在山脚下，她家的地里尽是石头。怎么耕地、施肥也只收一点萝卜、白薯，我们去南洋之后，继代的大哥也到巴西去打工了。
①据户籍抄本，正田花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生于天草郡XX村字XX千六百六十七号户主山下时太郎家，是山下家第四个女儿。大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为正因嘉松、贵美的养女。
②据户籍抄件，竹下继代是竹下三郎、竹下赖的长女，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二千九百九十二号。昭和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死于天草郡XX叮大字XX四百一十号。
那天玩完之后，阿花、继代自己向父母提出要去外国。大概由中老板也到阿花和继代家去过，我也记不清楚了，他摊牌说："把孩子交给我吧，一个人给三百日元。"
那样，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去外国了，当时的心情是有点不好意思，又难受，又觉得有点可笑。不知是哥哥告诉妈妈了，还是妈妈从别处听说这个消息，好久没见面的妈妈回家了。
她还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高兴啊，我能得到一件新衣服，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它是黑地白条纹的棉和服。
后来，我从南洋回乡探亲时，妈告诉我，她做那件和服的时候怕惹德松伯父不高兴，想买也没有私房钱，走遍全村借棉线，央告人家说马上还才借齐。她用织机把线织成布，彻夜不眠给我缝和服，边哭边织，边哭边缝，担心我被卖到南洋后的事，眼皮都哭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