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从日本运来石材，白白的，大大的，可醒目了，旁边种了竹子，一直种到小屋门前。她下了决心不回天草，要葬于山打根，才建了那么漂亮的墓。①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这地方有二个大石塔，建在市街背后山的半腰上，从远处海面也看得见。那好像是日本人公共墓地。总之，我们看到的大石塔与风景不协调，我们几个人就爬上了陡坡。日本人墓地与华人墓地并排而建，大约二百坪左右，百余墓主多为女性。老的坟像土馒头一样插一根木标，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其中一个最新的墓，二尺高的角形木标上写着"大日本广岛县甲奴郡吉野村字小塚七十一、只宗丰、行年十九岁"此等坟墓主人都是盛开的花一样的女人，遇到热带的瘴痝后相继死去。虽说是自作自受，但毕竟是同胞，对这些大和抚子我实在抱有同情之感。把这些墓一个个看过去，登上陡坡，见到最上边立着的花岗石的角塔立于双重的基石之上，方二尺，高四尺，正面写有红色的字样为无缘法界之墓，背面是木下邦建，上边一段同样的塔身上刻有法名最胜信女，侧面雕刻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俗名木下邦。石材全是从日本运来的。她今年六十三，积蓄财产一万元。常人早携带财产回国坐享其成地养老了，而她还居于海外，生前建了自己的墓地，下决心葬于山打根，其气魄实为雄壮。更何况在最上层的平地上建有一栋和拜堂，里边安放日本制的佛龛，有当地土著和尚头一人住其例，负责打扫共同墓地。看这个墓地的捐助人名单就可知道，出钱最多的是木下邦。由此可知，阿邦老太太确实是山打根日本人事业的创始人，而且是最具有实力的女老板。
阿邦与阿作脾气合不来，阿邦讲排场，喜欢照顾别人，阿作正相反，出手吝啬，看见众人压不住火，所以合不来是肯定的。我跟阿作没有跟阿邦合得来。阿邦总说："阿崎，要是和你一起过就能过到一块去。"
由于我们三人是这种关系，阿作每逢跟阿邦说"妈妈也回天草去吧"的时候，我就说，我来照顾妈妈吧！阿作，你放心回天草去吧。让阿作放心回去。于是，阿邦就没回天草，八号馆照常营业。我每天帮助妈妈料理生活——阿作呢，回天草后好像也不大顺利，又过了几年捎信来说"还想回山打根"，妈妈称呼她不叫她小名，跟她不亲了。
阿作回天草后，我和妈妈一起经营八号馆。阿邦是刚毅的人，她以那些男老板为竞争对手，一步也不退让。只要有人求她，她就自己掏腰包帮助别人。无论八号馆怎么挣钱，内部经济情况也是窘得不得了。有人说："那样对谁都援助的话，阿邦可叫真有钱啊！"可实际上家里很拮据。这一点，只有共同生活的我最清楚。总之，不光是日本人，荷兰人，华人，连当地土著的麒麟人都受过她的帮助。在南洋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像阿邦那样的人也是偶然才能遇到的。
就那样，八号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天堂一样，所以我拼命地干活。正在那时，由于朋友的介绍，我成了英国人的妾。我还欠着太郎造老爷和八号馆的债，虽然应客生意很红火，但也不能给在天草的矢须吉哥哥多寄些钱。做外国人的妾可以不大量接客，拿的工钱多得多。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发迹了。妈妈阿邦也劝我"还是到那英国人那里去好"。我把在八号馆挣到的存款全部交给妈妈，她又雇了两个女孩子来顶替我，我就离开了八号馆。
我去伺候的英国人是霍姆先生，在山打根北婆罗洲公司办的海关里做事①，不知他多少岁，恐怕比我大十、二十岁，约四十岁上下。在山打根，英国人也好，荷兰人、法国人也好，都在临海的山丘上有豪华住宅。霍姆先生也一样。他在英国本土有老婆孩子，一个人来到婆罗洲，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雇一个中国厨师、一个中国的听差的②。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北婆罗洲的国体在世界上也很少见，政府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公司经理就是内阁。而且，其内阁在伦敦。在经理选举的总督名下在山打根和另外三处安置府县知事之类的官吏叫理事官。其下为地方官，兼做郡长和警察署长的官员在各处都有。打比方说正如日本的满铁公司统治中国东北，关东都督由公司董事选举，守卫队由董事指挥，海关由公司支配，公司与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样。
②北婆罗洲公司一八八一年设立，在这之前，今日的印度由东印度公司管辖。荷兰统治下的爪哇由荷兰领东印度公司管辖，殖民地的这种经营方式在各国之间多为通行。现今，过去的殖民地已多数成为本国政府的领土，以公司的形式组织政府已于世界上绝迹。独此北婆罗洲公司还维持公司即政府的原状。虽然五百万镑的资本全部用做北婆罗洲的开拓，其实开拓不见进展，至今世界公认该地为大猩猩、长尾猿的产地。虽名为独立国其总督应叫总统，但必须在伦敦的董事会议决定后请英吉利政府认可。与外国签定条约或宣战讲和或将土地全部出卖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结果还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你问我到霍姆先生家之后的生活吗？做饭洗衣服都由厨师和听差做，我什么活儿也不干。让我干我也不会，因为从小就只知接客，什么也不会做。可是，霍姆先生一早就出去上班，我的闲工夫多得很，不知干点什么好。所以大白天就喝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对，也用纸牌赌博什么的。伺候霍姆先生以后，他不准我回妓院去串门，所以我也不能去看朋友——连富美、八重所在的四号馆也不能去了。没法子，只好到杂货铺去日复一日地打牌赌博。八号馆还可以回去，因为阿邦妈妈在洋人那里有信用，所以他还是比较宽容，我比其他的洋人妾还强一些。
无论在杂货铺，还是在八号馆，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赌博，①用纸牌每次以五十钱为限聚赌。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我拜访了成为马来人妾的日本人，但门户紧闭。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一个日本人都见不到，觉得很遗憾，我只好到日本妓女那里去看一下，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团坐在一起，正在热心地赌博。用纸牌玩八八。仔细看马来人的妻子也在里边。看见我进来，男子停止玩牌过来跟我打招呼。而女人们还不停止。我问："你们从早晨就玩八八，整夜都玩来着吧。"其中皮肤最黑的、鼻孔朝天的女人马上还击说："不，夜里的活儿不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没有华人妓院，日本妓院除了这家还另有一家。一个女人家从早起就只穿内衣，盘腿坐着玩纸牌，真让人惊讶！
提到钱，顺便把我的佣金也谈一下吧！我一个月的佣金是一千元。连我都挣这么多钱，到南洋来的西洋人挣多少钱恐怕我们听了连眼珠子都得掉出来呢！从这佣金中我有四、五次寄给矢须吉哥哥四、五百元。我不会写字，有时托阿邦代笔，或是拜托杂货铺会写字的小伙计代笔，给日本天草寄款。阿吉姐也从仰光妓院往家寄钱，加上我寄去的钱，我的矢须吉哥哥好容易把房盖了起来。那就是你去洗澡的坡上的房子。现在是我哥哥的儿子住着呢！
我到霍姆先生那儿去以后认识的朋友有玉子和文子两人。她们俩都不是天草人，是岛原人。文子长得很标致，比我大两岁，她是公路工程监工的妾，能说几句英语。玉子很胖，老害眼病，很苦恼。她也是西洋人的妾，是哪国人已经忘记了。我与这样的朋友来往，霍姆先生从不抱怨。
山打根有多少人伺候洋人我是不知道，阿邦可能知道。其中有人从妾升格为太太，但为数很少，凤毛麟角。英国有名的塔尔比公司①的第二号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同行。②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塔尔比公司在吉赛尔顿设分公司，除一般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兼管香港上海银行ChinaBomco木材公司，赛巴蒂克煤炭公司，数个橡胶公司，印度支那航运公司，SabanSfeamShiP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美国航线）的代理店。最近又建海峡轮船公司代理店，其势力之大足可垄断英属北婆罗洲的贸易。……（中略）……塔尔比公司在山打根拥有造船厂，是可收容三百吨左右的船舶，还代购政府所需商品。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态度专横，对当地人特别是华人采取排斥态度。萨巴轮船公司事实上属于塔尔比所有，已经讲过该轮船公司使用三百吨左右的轮船，从事沿岸航海。
②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连露水都懒得沾的大和女人变成日本的妓女，朝送白人，夕迎黑客。有人指责她们在海外有损国格。在山打根这种日本妇人的势力意外地大，不少人为权贵白人之妻。……（中略）……此地第一大商社，塔尔比公司的头头某氏的夫人也是日本人，有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其丈夫的邀请，……（中略）……她英国丈夫从遥远的英国独身到该地工作，由于生活单调，故亲近女色，他对最初接触的日本女人产生了真实的爱情，并组成温暖的家庭，像这样的人不少。洋人所爱皆为日本人。
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这个山打根除术下邦之外，还有个女人很有地位。其丈夫是英国人，因还没办户口手续所以她称不上正妻。但与妾也不同，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是事实上的夫妇。丈夫是北婆罗洲最大的塔尔比公司的副社长，听说家资巨大上万。今后夫妇打算在日本佐世保购房，度过一生。此一地日本人亦受该氏夫人的照顾。
成为正妻就是真正当别人的妻子，如果是正妻的话，家里来了洋客人就可以进客厅见客。可像我们做妾侍候人的，就绝对不能在客人面前露面。男客还马马虎虎，来女客则绝对不能出去见。虽然人们知道我们在家里，但是决不可以让别人看见。
给洋人当妾只伺候一个人，所以大家都说比当妓女日子好过多了——可是，洋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与妓女没两样。以我是从妓院出来的日本女人这一个理由，那事一结束，他就和在妓院一样，用消毒水使劲洗男人的那东西，无论共同生活时间有多么长，他也知道你没病，可就是不肯宽容你。大概，没把我们当成是和他一样的人吧！
我在霍姆先生家前后呆了六年。先头住四年，然后回天草探亲，接着又呆了两年。
在霍姆先生家头四年，他只跟我在一起过二、三回性生活。你问他哪儿有病吧？不，霍姆先生有一个情妇，是英国人的有夫之妇。他经常到人家那儿去，还带那女人来家。给我付上千元的佣金，让我住进他家里，是蒙骗他那情妇的丈夫——若四年间只有二、三回男女之事的话，你问我是否憋得慌另找相好的了？我傍上这西洋人，吃穿不愁，不想再要什么男人啦。无论在八号馆的时候，还是伺奉霍姆先生，或是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男人。当然也有和我不一样的人。岛原的玉子除了洋人之外还跟一个华人暗地来往。那洋人回英国时，她就跟那个华人上新加坡了。——那以后再没遇到过玉子，不知现在怎么样。如果没死在南洋，就平安回日本了吧！
我回国探亲是霍姆先生休假回英国之后。在南洋的英国人几年要回一次英国休养半年，然后再回来工作。霍姆先生回国时给我五千元说："等我回来！"我说我也要回日本探亲，他同意道："按你说的做吧！"这样，我就拿了那五千元，箱子里塞满了礼品回天草了。朋子，你铺的褥子就是那时带回来的。
我托人代笔给我矢须吉哥哥写了封信，告诉他我要回家探亲半年，坐什么号轮船到长崎。可是我的船到了长崎，又从长崎换小船到崎津，都没有人来接我。矢须吉哥哥已经娶了嫂子，可能认为来接我这样从外国回去的人，面子上不光彩。所以，我只好一个人提着沉重的箱子回到故乡来。
十岁上我离开了村子，回来一看到处都变了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宽的大河变成了可以轻易渡过去的小河。记忆中高高的山变成了小丘陵。一天也耕不完的土地成了猫的运动场。刚回去那阵，我都不相信这是我生长的村子。即使这样，凭记忆，我还记得左邻右舍，我来到了小时候住过的小屋附近，见到一座木造的新房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哥哥的新房吧，正巧从屋里走出一个高个子女人，那就是我嫂子，她那时还没像现在这样，眼还没瞎。
我妈在德松伯父家，姐姐阿吉在新加坡，我只好到哥哥这儿落脚。虽然是阿吉姐和我寄钱盖的房，但有了嫂子，我也没什么可表功的，所以住着也不痛快。带回来的钱分给哥哥、母亲和近亲。再余下些钱我就到崎津下馆子，叫上艺妓玩玩。
村里也有人说："阿崎别再去那么远的外国了，就在天草呆着吧。"但是这儿没有我呆着顺心的地方。回到山打根有阿邦，朋友辈的有富美、阿霜，我应去的地方还是山打根。所以还没到半年我就乘船回去了。
回到八号馆后发现我探亲的那半年里，它日渐衰落了，两名妓女干活一点儿也不起劲，可照样吃好的，从早到晚赌博。阿邦向人借的债一时也还不清。我去四号馆向富美讨主意后劝阿邦说："妈妈年龄大了，妓院不开了，按自己意愿快快乐乐过日子不好吗？"这样决定把八号馆卖了还债，我劝妈妈把二楼租下来安安静静过日子。因阿邦在洋人那里有面子，洋人也从各方面关照了她。
我还是侍奉霍姆先生，洋人一出门我就去阿邦那儿聊聊天，帮助她照料生活，这样过了两年，阿邦年龄大了，身体虚弱了，终于去世了。临死前七天还自己做饭，我说我给你做吧，她怎么也不听我的。
阿邦身体衰弱之后依然说："我不回日本去。"山打根只有外国大夫，阿邦对医生说："吃你的药只吃一回，就像人只能死一回一样。"可真让她说中了。她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她静静地望着我说："阿崎，你能这样照顾我真谢谢你。我的坟已经造好了，把我埋葬在那里吧！"就去世了。她那年七十岁。出殡的事儿呢，山打根没有日本和尚，没办法，请饭店的老板来念经文，然后把骨灰放在山丘上的坟墓里。我的阿邦妈妈到今天也还在那白石头坟墓中遥望那山打根蔚蓝的海洋呢！
与阿邦死别之后，我可倒了大霉。我大声高叫"妈妈，妈妈"，我内心一直认为她是我妈妈，她一死，办完了丧事，我万分沮丧，得了头痛病。什么病名，我不知道。身子特别轻，头像塞着石头一样，想考虑重大的事情也思考不成，想说什么也说不出。让洋大夫看病，他说这样下去会死的。霍姆先生决定让我回家了。不仅如此，我回天草以后还寄来钱让我休养。我的头痛犯得厉害，哥嫂趁此机会把钱都给吞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回天草的船里，阿邦一直跟着我。阿邦已经去世了，我把她埋在山打根的公墓里了。那个跟着我的是阿邦的魂呀幽灵呀什么的。一定是有灵魂的，我一睡，她也在枕边睡，我坐着，她就和我并排坐。阿邦一直在守护我，一直跟我在一起。轮船一到门司，船长对我说："你哥哥接你来了，早点做准备上岸吧！"正在这个时候，阿邦的影子一下子消失了，到哪儿也找不见了。①
①母子爱育会附属爱育医院妇产科医生野末悦子认为阿崎的症状不是妇科疾病，是神经官能症。
回到天草之后，没地方呆，和两年前探亲时一样住在矢须吉哥哥家，麻烦他一家人。他也请了崎律的大夫给看头痛病，怎么也治不好了。这个不好治的头痛病最后托了军浦大师的福，奇迹般地治好了。
前边提到过，我死去父亲的大哥——大伯父的女儿有个叫阿春的，是我表姐，年龄较我大得多，在仰光住了十年至十五年。阿春说："有一个难得的大师，多么重的病也能给治好。"有一天，她硬拉着我经过崎津去了大江。在军浦大师那儿上了供，请巫神给作法，病完全好了。你们东京人会认为是胡说，这可是真事儿，我说的关于南洋的妓女生活也好，有关大师的事儿也好，没有一句假话。
后来，我就完全信奉军浦大师了。在天草那一段时间，每月十一日，我从不间断，都去朝拜。唉！从这儿到军浦有多长的路呢——有三里吧！我一乘公共汽车就胸闷，买票又花钱，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步行去参拜。一参拜呢我就拼命祷告，干什么事都得专心去做。朋子，那天遇见你也是参拜大师归来的路上，我想这也许是大师安排的。
头痛病好了，我对家里、村里的事能够明白一点了，我觉察到我在哥哥家没得到好脸色。哥哥从我这儿拿到大笔钱倒什么也都不说我。嫂子阿金——那时还没染头发，眼睛也好好的。她的眼神里总透着邪恶死盯着我。再加之和我同龄的村里的女孩子都有家，有丈夫了。没结婚的就只有我这个从外国回来的人了。我每天都很无聊，对村里的年轻人说："出去玩玩吧！"每天带很多人到崎津的饭馆吃饭，把崎津的艺妓一个不漏地请来尽兴地玩乐。我讨厌学裁缝、写字，我喜欢弹弹三弦，热热闹闹的，我喝酒喝得特别多，让村里的年轻人也喝得不省人事。
矢须吉哥哥见了也不肯多说我，阿金嫂子常说我坏话。她说："一个女人家，那么样地喝大酒，还请艺妓。"可是我不听，我说："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有哪儿不对吗？"依然带领青年们到处喝酒去。只有喝酒，请艺妓，说点可笑的事情，吵吵闹闹的时候，我才会忘却一切，感觉自己是活着的。有一次我听说，那时我常请的艺妓之中，有一个现在还在崎津活着呢！
这样过着日子，一起玩的一位青年就向我求婚说："嫁给我吧！"这个男人是同村的，虽知道我是从外国回来的，他的父母也不在乎，愿意我做他家儿媳。我对这个男人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可是我当时看见什么都不感兴趣，对此后前途，也不能预测，所以我才答应嫁给他。那男人家里是农民，我当了农民的老婆。上有公婆，为了讨好公婆我就拼命学种地，相当苦。可转念一想，这房子和土地不久就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可有干劲啦，我干活晒得可黑啦。
可是像我们这类人无论到哪儿都没好命。我丈夫这个人在崎津喝酒招艺妓时可气派呢，可是在家与外边全然不一样，在家是个十足的小气鬼，他自己每天晚上喝酒，一点儿也不给我喝。见我做汤使大酱的量多，或是做菜时倒酱油倒得多就抱怨，一不如意就拳打脚踢，还没过半年，我就烦了。
正在这时，有一天我下地，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这不是阿崎吗？"我仔细一看，是在中国东北的妓院呆过的安代，回天草来探亲的。安代现在也还健在，在河下游当按摩师呢。她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站着聊了好久，我说虽然嫁了人，但是受气，真没意思。安代说："你在这鬼地方晒得漆黑干农活，真傻！和我一块儿去满洲吧！"她认真地劝我说满洲与南洋不同，气候冷，可是日本内地的人全去了，使唤中国人干活，土地一年年开拓出来，日子好过，不必卖身也能挣钱。
听她讲起满洲的事儿，我也恢复了元气，我本来对这个丈夫就没有什么留恋，所以下决心去满洲，我对安代说："安代，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去请个假。"就跑回了家。我对丈夫说了这事，丈夫就目瞪口呆了。我刚说完，他就大叫大嚷"这事绝对不可以"，拖住我的头发满屋乱走。在这之前，虽然我下了决心，但是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在被拽着头发受体罚这当儿，我算铁了心了。于是当晚，大家都睡下了，我摸黑找到衣柜，将和服找齐了，拿包袱皮包上，离开了那个家，与安代一起去满洲了。
在满洲奉天的一家酒店里，我找到了工作，店名叫开库。奉天也有妓院——是啊，中国人妓院有十家，日本人妓院也有，我这次不干那个了。我哥哥矢须吉房子也盖上了，没必要向老板借钱往家寄了。在酒店里我上菜端酒陪陪客人就成了。客人有中国人，但因为是日本人开的店，日本人的顾客多。
在这店里干，没到一年的工夫，我认识了一位叫阿翠的有丈夫的女人，跟她挺合得来的。她劝我结婚，带来一位叫北川的男人介绍给我，是造皮箱的工匠。前边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男人，也不需要男人，在天草有了家，又后悔了。最初，我不愿意，没打算和他一起过。但那时我也三十好几了，青春不常在了，也不能总是抹着白粉陪酒啊，又害怕年龄大了混不上饭饿死在路旁，所以就和这个造皮箱的结婚了，他就是北川新太郎①——京都我那儿子勇治的父亲。
①据户籍抄件，北川新太郎生于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京都府纪伊郡深草叮字XX三十一号，为北川弥三郎、阿末的三子，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山川崎结婚。
北川这个人待我很好，是个好人。我从小在外国生活，不会缝纫，米饭好歹凑合着做，菜也做不好。我前夫与公婆一齐挤兑我说："连饭都不会做的女人，一点儿用也没有。"而北川一句那样的话都不说，他知道我缝纫、厨房的活儿干不来，无论什么都自己亲自去干。
可是，他可能喝大酒呢！也喜欢搞女人。他是个好人，可能他认为我是妓女出身不够十全十美吧。我什么话也不说。——吃醋？没有那份闲心，太麻烦了，可是要搞清白人家的女人会有很多后事要处理。我对他说："你要搞女人就去找妓女，钱我给你。"我在酒店陪酒筹上点款给他，他去哪家妓院我不知道。
我们刚成家那会儿向满洲人租房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丈夫玩归玩，干活还是把好手，所以生意日见红火。那时候生下勇治，我丈夫因为有了孩子觉得应该更加努力干活儿了，就拼命劳动，终于盖了一所二层楼的房子。满洲很冷，房子与日本不一样，用泥做成炕。房子盖好搬家那天真高兴啊！啊，这可是我的家呀！一想这是自己的家，墙壁呀，火炕呀，家什呀，都那么可爱。
什么，去满洲盖上自己的房是哪年？唉呀，这我可不知道。勇治生的那年是昭和九年十月五日。盖房是稍后一些的事儿。
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好容易盖起来的作为心灵安慰的房子，也因日本战败一下子消失了。那年勇治才八岁——俄国人来了，奉天城内乱了营，说日本战败了，女人孩子得快些逃命。
我们家也来了队伍，把我们的产品皮箱拿走了，可能还是不需要，把皮箱用刀挑，闹着玩。我用布把勇治包得紧紧的抱着，他僵硬得像根棍子一样、我也不打算活了。在南洋的时候，我侍候的全是海员和南洋土著野人，我一般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到吃惊了。我们家还算好，我丈夫平时对中国百姓特别亲切，所以我们遇到困难，左邻右舍都分些吃的给我们。——我想日本人也好，哪国人也好，对待别国人应该善良才是。
日本战败是夏天的事儿。秋风吹来的时候，日本人就应该全部回国了。我们也要回国了。房子、财产只有全部扔了。想卖房没人买，家什一文不值地卖了。一家人穿着随身穿的衣服就回日本了。从奉天到通化生的火车，然后到了科罗岛，乘的什么船渡海，记不清了。三餐供给尽是些麦粥和小米粥。每人才一碗，喝着喝着就没有了。大人唠叨着说小孩子饿，可怎么办呢？最遭罪的就是小孩子啦。无论哪家的小孩子都冲着父母哭闹"肚子饿得慌，给点吃的吧"。谁也没办法。我家勇治肚子也饿。我啜一口粥就喂给勇治一口，船到了佐世保要登陆时，我全身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了。没法子，美国兵拉住我的手才好不容易上了岸。
在船上，我听说满洲死了上万的日本人，离市镇远的开拓村建村的时候，抢了中国人的地，为此，他们遭到记恨，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死了，有的全村都死光了。我们三个人能平安回来就不错。
可是，你看回到这村也难呆下去。可我们没办法，只好又来麻烦矢须吉哥哥。这回和从南洋归来时不同，那时我是一个人，此次有丈夫和孩子。哥哥也有大儿大女的好几个人。我们只好匀一间屋能抵挡风雨就成了。只是缺粮食。你好好看看我们村的地，我不知你老家是东京还是哪儿，哪儿见得到这样贫瘠的沙石地呀！天草的地全是这样，种不了稻子，连种白薯都长不大。情况就是这样。富裕人家另当别论，一般人家都吃不上饭。我无论怎么请求别人分些白薯给我，也都只给我一点点。有时人家说"口粮不卖钱，以物易物"，我们没有可拿去换粮食的实物，只有命一条。
没法子，我只好和丈夫商量去京都。京都是我丈夫的老家，京都又是大城市，也许去了会设法活下去吧。——这么一打算就去了京都。结果只在天草呆了半年。
在京都我丈夫当上邮差，他认字。勇治上了学。大米、鱼的价格很贵，光我丈夫一个人挣钱维持不了生活。我也出去干活。帮附近农民种地，挣不了多少钱，但我的口粮解决了，这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其后，我丈夫换了其它工作，我也给他打下手，什么活儿都做过。打扫卫生，洗衣服，看孩子，凡能干的都干，这样过了十几年，觉得才缓过劲儿来，我丈夫又得了病死了。不掰手指头算不清，那是八年前的事啦。是啊，八年前就是昭和三十六年啦。
勇治过二十岁了，已长大成人了。在京都的建筑公司干土方的活儿。首先让我放了心的是，勇治是个干活的好材料。父亲一死，干得就更努力啦。过了二、三年，勇治忽然对我说："妈妈，您回天草去行不？那是您的老家，大家都会照顾您的。"我说："我回天草我的哥哥矢须吉也不在人世了。那儿也没有老人可干的活儿，我想留在京都打些零工呢。"矢须吉哥哥在我们搬到京都去次年的秋天就患病去世了。可是无论我怎么请求，勇治总是不肯答应我。没法子，我只好一个人回来了。正好哥哥家邻居一家人去大阪留下空屋子，我就拿勇治给我的一万五千元买下了这间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烂的，但不是向别人租的，是我自己的房。
我刚一回来，勇治就娶了老婆。这是他来信告诉我的。我是睁眼瞎，这信呢有时请邮差给我念念，有时到坡上找我大哥楠雄念念，当时信里还夹着一张儿媳妇的照片呢！
后来我才想到，勇治要娶亲才让我回村的。因为我是打小去外国当过妓女的，勇治一定想，我这事如让他喜欢的女人知道了她就不肯嫁他了吧！确实如此。当婆婆的一个大字不识还不让儿媳妇笑话。所以勇治根本没跟我提娶亲的事儿，就打发我回家了，直等那女人答应了结婚才通知我的，你说是不是？
我一点儿也不恨我儿子，六、七年了，勇治的媳妇也没来看过我，更连信都没写过一封，我对她不太称心。可是我这样的老太太不久也该见上帝了。
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比什么都强，老人呢，忍忍也就活下去了。当过妓女的人要和儿媳处好关系就别在她面前摆婆婆架子。我想还是回老家来更好一些。勇治和媳妇儿生了两个小孙孙，我没有一天不想见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我这愿望才能实现。见不着孙子，我一个人生活够冷清的。但这样对勇治和儿媳来说更好的话，我对谁也不说什么怨言，独自忍着吧！这样，我每天早晨对大师、对上帝、对佛真心许愿，祝愿勇治一家别生病别得感冒什么的，健健康康地活着。愿我儿子别让车轧着、在工地别出事故。
嗯，是吗？你知道我每天早晨拜佛祈祷大师和上帝？我老了，醒得早。你是城里人，早晨总要多睡一会儿的。你睡得正香，我尽量不出声儿到外边去祈祷，但还是把你吵醒了！
我自阿邦死后患了头痛病，被军浦大师治好了之后就信奉它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向军浦大师祈祷。比如这是我们村，那个方向是军浦大师所在方向。我早晨起床洗了脸合掌向军浦大师的方向出声地祈祷："大师，请您守护京都的勇治一家人，勇治打小时候身体就不好，城里的生活比农村艰苦，请守护他吧！儿媳、孙子也别得病，别遇上事故，健康地度过今天。"然后向上帝祈祷愿我死去的丈夫、父母灵魂得到安宁，这样我才放心。
这样的祈祷是我的工作。回村以来，没有一天不祈祷，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坚持。我有哮喘的老病根，所以到了秋冬时分就咳嗽，难受极了。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忘记祈祷。我年纪也很大，干不动什么活儿了，勇治每月寄钱来养活我，我却什么也不能替他干。我这个多余的人，能够为继承我血脉的儿孙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向我信奉的大师和上帝一心祈祷。——朋子，你要是回到东京，我也一定向大师为你祈祷，让你好好保重身体，努力工作……
不好问的问题想问问我？成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连在南洋当妓女的事都对你说了，无论你问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什么，勇治每月寄多少钱来？
每月寄四千元。把现金放在信封里寄来，我拿图章去取。四年前是三千元，现在寄四千元。勇治负担挺重的，他不寄钱来我又没法过活。生活保护的问题？河对岸的萨娜有一次跟我说过，"像你这样的穷人，政府有《生活保护法》，你可以去领的，你去村政府谈谈去。"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可勇治说："你要领那个，人们该说我不孝顺，说我不照顾母亲了，别去领了。"所以我一次也没去领。有人劝我说瞒着勇治去领政府津贴，我的脾气又不愿干瞒人的事儿。
四千元过一个月够不容易的。买米来吃的话，钱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就吃麦饭，你不是也吃了？勇治的钱寄晚了的时候，麦饭也吃不成，只好吃白薯。像现在这样，全村只有我这么吃搀了那么多麦的米饭。
有人说你那么困难还养猫，趁早别养了！光我家养的就有五只。还有咪、小球儿和波奇都是人家扔掉不要的猫。猫肚子饿了喵喵直叫。肚子饿的滋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能见死不救，拣了回来给点饭吃。你说波奇不是猫的名字是狗的名字？猫和狗是亲戚嘛！没关系，是不是啊，波奇？
昨天让你喂坡底下人家的猫，加起来一共有四只。和我家养的合起来一共九只。那家人家是我妹妹家——是我母亲和德松伯父婚后生的妹妹，同母异父。这个妹妹和丈夫、孩子一起到名古屋打工去了，留下两只带不走的猫。她并没有托我照顾那两只猫。可那也是两条生命呀！我给它们送食时又来了另外两只猫一共就增加到四只了。按你说的把它叫过来一块儿喂也没什么。可是猫也有它住惯了的地方。我只要送送食就可以了。——猫知道我什么时候去送食。一到开饭的时候四只猫乖乖地在饭场那儿聚集一堂等着。
我吃麦饭，猫也吃麦饭，我吃白薯，猫也吃白薯。我还能活几年自己也不知道，但见上帝之前我会一直这样过日子的。
想起小时候爹死娘嫁了人，我和矢须吉哥哥、阿吉姐姐兄妹三人什么吃的都没有，靠喝水度日的苦日子，现在一日三餐能吃上麦子、白薯，生活得简直和阔老爷一样富足了。
密航——更多无声的血泪控诉
因为村里人认为我是阿崎婆的私生子，或是她在海外当妓女时伙伴们的孩子，而阿崎婆也认为我是一个有着某种复杂背景的风俗女，所以我终于听到阿崎婆亲口讲述的亲身经历。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每逢我不在意地询问时，她会一点一点讲出她在南洋当妓女的生活，轮廓也逐渐清晰了。在海外流浪的妓女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清楚明了，然而采访使我又一次体会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当然，读者之中可能有人会说："这么看来，阿崎婆的妓女生涯并不是最糟的。"确实，好容易残留下来的数种海外妓女的有关文献里比她更坎坷、命运更悲惨的女性多得是。
比如，明治中期山室军平率救世军积极参与了废娼运动。大正三年出版了《社会廓清论》，在其第六章的《海外丑业妇》一节中，列举了他在参加救世军世界大会途中听到的海外妓女的控诉。比如丰后出生的一名二十岁的、名叫姬野胜的女性，被骗到运煤的轮船上，一周之内几乎没给吃食物，好不容易上了岸，却不是日本而是香港，结果沦为妓女。长崎县绦原上总七十号的八木品美，十八岁。父亲为海军军人，三年前病死，母亲包办了她的婚姻，她因不称心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在那里，一名男子欺骗说介绍她一个好差事，她便随他上了船到了香港，沦为妓女。又如美作的胜间田出生的服部前，二十岁。在神户打工时，遇见互称兄弟的两个男人，他们告诉她在住世保打工，工资会更高。于是她就随他们上了船，藏在行李堆中，几天不吃不喝，被卖到香港。
这些姑娘全是被某个男人——人贩子以工作好工资高为诱饵欺骗的，她们不是自愿地到东南亚或中国大陆去卖身的，所以有不少人走投无路选择了死。比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的一对姐妹，姐姐十九岁，妹妹十七岁，一上岸就被命令接客，她们不能忍受每晚的痛苦生活互相诉苦，一致认为苦日子没有尽头，干脆死了算了。一日清晨，乘老板还在熟睡，她们光着脚就逃出来，到处寻找自杀的场所。好不容易找到了海边的大栈桥，正要投海自尽，被救世军的军平救了。
被山室军平救出的几个人，被秘密运到海外，断粮数日，毕竟还是上了陆，还属于幸运的人。在密航之中丧失生命的女子也不在少数。加藤久胜著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是纪实体文学，记录了日本开往中国南部航线上轮船中发生的事，以一个老船长的见闻录的形式问世，书中介绍了那些更为悲惨的女子。
人贩子往往把姑娘们藏在船底的煤堆里。那里大白天也是漆黑一团，堆积如山的煤自然会泄出各种气体，船越往南走气温越高，舱内简直像烈火熊熊的地狱一般。
明治末期，有两个人贩子在运煤船里藏了十几个姑娘。被人贩子收买的船员又受到其他船员的怀疑，不能到煤舱里给姑娘们送水和食物。姑娘们没有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耐不住高温和煤气，又饥又渴，再被粪便的臭气熏着，不禁叫喊起来。其声音被钢铁的船板阻挡，根本传不出去。她们所处的位置是船底，航行之中很少有人来，所似她们的声音谁都听不见。
过了几天，因为船室饮用水断水，负责供水的人打开煤舱的门调查水泵和管道，从黑暗之中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的竟是头发纷乱、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们。惊呆了的船员们再检查煤舱内部，又发现了几个姑娘的尸体，她们咬住水管，满嘴鲜血。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他们埋在煤块里，浑身都是咬伤和抓伤。原来，渴得受不了的姑娘们在黑暗之中本能地找到了水管，由于一心想喝水，就用牙咬破了水管，水管进了空气后水一瞬之间回落入水槽之中。姑娘们为了泄愤，把火发在人贩子身上，才落成这个结果。
除煤舱的惨剧之外，也有藏在水槽里发生的悲剧。几个姑娘被偷偷送出境，人贩子和内线水手合谋将她们藏在空水槽里。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水又流入空水槽。惊恐之余，姑娘们不顾事先讲好的绝对不准出声的约定敲打着铁壁，大声叫喊。无情的水。从她们的脚踝漫上膝，又从膝漫上腰际，一个劲儿地往上漫。船出发几天以后，船员们从水管子用杯子接水时发现水里有长头发，还起着白泡，发出臭味。水手们到给水槽去查看，原来那里浸泡着姑娘们的遗体。因为南方航路气温高的缘故，腐败菌活动颇为活跃，遗体已经腐烂不堪了。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序章列举的海外妓女的文献，还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海外妓女们即使被人贩子顺利地偷运出境，忍受住地狱般的船上生活到了外国，她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她们每天晚上向客人们提供自己的肉体，收入极低，根本不被当人看。老板动不动说她们对顾客态度不好，挣钱太少，对她们非打即骂。一旦真正有了相好的会遭老板的白眼，得了性病和地方病也不给医疗费。
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有某个情节讲伊平治在上海去过一个妓院，见到患了一种不知名病的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日本妓女，她请不起大夫，濒临死亡。而老板只给她送过两次仁丹，就算是服药。伊平治救了她。他对妓院老板说："给病人吃这么硬的饭，像是对待一只狗，这女人也是日本国民呀，你想饿死她吗？这样对待她我简直看不过去。有事以后再说。"随即他用带子将穿着睡衣的女人背在背上，用双座的人力车将她送往医院住院……伊平治将住院费、探视病人的车费、三个月的伙食费留下，一切事情拜托小西先生和常盘馆的两位先生处理了。——妓女的悲惨命运，连以拐骗女人为生的人贩子都看不过去了。
伊平治救助的海外妓女，是熊本出身的三宅小松，当时十八岁。她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三年后在新加坡再次与伊平治相见了。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一病不起，或患梅毒全身糜烂，或病情恶化疼痛难忍，含恨死在异乡。
在马来经营橡胶园的长田秋涛，颇有些二叶亭四迷的风格，是国家主义者，也是知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译过《茶花女》。他写过一本东南亚游记《图南录》在大正六年出版，其中有以下的记载："试凭吊于世界各地的我日本人的墓地，累累而立的墓标主人十人之中有七、八人是海外妓女，所谓是红颜薄命之亡骸，可怜的女人没有儿孙后代来祈求她们的冥福，只有异乡的风雨无情地吹打她们的坟墓。"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时，感到后背有一股寒气，东南亚十座日本人的坟墓中就有七、八座是日本妓女的。正因为秋涛详细地了解东南亚的日本人状况，所以他的游记虽然充满诗的色彩，但仍是可信的。
与以上令人为之哭泣的日本妓女的生涯相比，阿崎婆的命运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阿崎婆生在天草岛，从历史上讲这个地方出了很多日本妓女，她们与山室军平遇到的姑娘不一样，阿崎婆小时候不是不知道女人到外国去打工意味着什么，而是略微知道一些，自己主动要去的。她去外国时还是小孩子而不是警察所注意的偷渡的大姑娘，所以她没必要躲到煤舱或水槽里去。而且，她到了山打根之后不仅遇到了鬼一样的老板，也遇到了有人情味的木下阿邦那样的鸨母。虽然给洋人当妾的时间很短，但毕竟也发迹过。她没有得不治之症病死异乡，而是保住一条命回了国。
可是，在我与她朝夕相处一有机会就一点点地打听她的往事的过程之中，仍然被她的海外妓女生涯压得喘不上气来。她被高滨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卖出海外时，大概知道女孩子到外国去意味着什么，那时她虚岁十岁，实足年龄只有九岁，按现在讲不过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这样看来，与我女儿美美——在东京期盼我回家的女儿恰巧同岁！在三十瓦的昏暗的灯光下，我注视着背靠破拉门慢慢述说的阿崎婆那布满深深皱纹的脸，它不知不觉地与我女儿天真烂漫的脸重合到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