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阿霜吊死在发电站下坡的树枝上。那个发电站附近栽的多数树木是樱树，那是发电站建立时栽的樱树。春天开樱花，下田人都带着饭盒来赏樱。阿霜没在樱树上上吊，找了一棵粗柳树上了吊。
警察来了，用三轮脚踏车把尸体运走了，验尸结果推测她是头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死亡的。不知她为什么要厌世，你不认为她死得太早了吗？松男一直以为阿霜是他亲母，那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要是活下来，好日子还长着呢！葬礼一结束，松男说阿霜曾告诉过他，叫他去大江找生母富美，松男就乘着冒黑烟的木炭汽车去了大江。也不知他怎么用那蹩脚的日语打听的，总之，终于找到了生母。那以后一次也没有回来过。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不多，我们用包袱皮包了给邮过去了，又过了两年他来扫墓时到我家坐坐，已有二十年没见了。是嘛，松男还挺健康，现在还住在大江呐！
后来我每过几年调一次工作，调到关西大阪，二、三年前退了休，用退职金盖了房又在下田住下了。战后电力不足，那会儿我所在的发电站全力运行。这时节，公司认为那么小的发电站没有用处了，那儿十几年前就成废墟了，我也没能去看看那些樱花树。阿霜上吊的柳树是不是依然枝叶茂盛也不清楚。
听他讲完，我又请太吉把阿霜墓的位置画了画，沿着昨天的小路去了墓地。按略图我找到了阿霜的墓，它在墓地中央稍高的地方，可以从那儿望见天草海滩。
这个墓很平凡，只刻着三田家之墓，怪不得一个人找不到呢。阿霜与她的一族人长眠于此。我把伞向旁边斜一点，绕到石碑后才在几行文字的最后找到"释妙乐·俗名三田霜，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寂，行年六十岁"这一条。
我在被秋雨濡湿的墓碑前合掌向着生前未能谋面的阿霜说起话来，我对她的感情与对阿崎婆的一样。——阿霜你带大的松男在大江过着和平的生活，你放心吧！你在北婆罗洲的朋友阿崎婆，她把我当她儿媳妇一样地疼爱，她生活虽然苦，可是身体还挺健康的，也请你祝福她吧。
三田家墓前供有两种野花——龙胆和另一种不知名的黄花，色彩十分鲜艳，好像刚刚插上一般。我看着野花，想起昨天那个女人说的话："叫三田的那个女人，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她每三天来上一次坟。"心中对她家所存的恶感一下子就冰释了。
三田太吉家在阿霜死后再也没死过人，这样三田夫人阿繁每隔三天上一次坟献上的野花恐怕不一定是纪念早逝的父母，而是献给阿霜祈愿她冥福的。别人没强迫她，是她自愿给灵位献花的。从这种行为中我感到他们的一丝悔恨之情。当初三田家逼得阿霜自杀，经过二十多年，日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他们也开始反省过去的态度了吧。
我从墓地回到旅馆，付了帐，向主人道别，乘公共汽车沿下津深江川向上游进发。在原发电站车站下了车，因为我还想看看阿霜自己结束生命的地方。
汽车站附近只有一间小屋，没有人家。左侧是山，耸立着高高的断崖，右侧是下津深江川的低谷。从车站往河的下游方向看，可以在秋天枯黄的落叶树之间窥见瓦屋顶和电线杆，那一定是三田太古告诉我的发电站。我想找通向那里的路，但没有找到。
往下看，河滩地有一部分被开垦出来，稻穗已经黄了。我想总该有小路通向那里，就继续找。好容易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找到了被掩盖起来的小路。雨已经停了，天空已很晴朗了，但是草叶上沾满了雨滴，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我，毛衣、长裤都沾湿了。
总算到了稻田边上，我不得不放弃去发电站的打算。几十米以外的发电站的屋顶，隔江可遥遥相望，但我眼前的桥只剩下生了锈的桥桩，桥连影子都没有了。当初这桥一定也很结实，但发电站被人们抛弃之后就再没有人过河了，桥板也风吹雨打地朽掉了。如果河里水少的话，我还能蹚过河去，因为昨天下雨，河水变成了混浊的茶褐色，河水也相当深，我不得不打消过河的念头。
我站在水边望着树丛里隐约可见的发电站废弃的屋子，凝神望着那边枝叶繁密的树木，樱树倒有几棵，但找不见摇曳的垂柳。
虽然我没能用眼睛看见它，但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那棵高屋子不远的柳树。在距今二十多年前，一位老残的妓女在它的树枝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如今除了经常去扫墓的三田家人还记得她以外，谁还会记得她呢？那件事已经仿佛相当遥远了。可是那天夜里她在柳树下是何种心绪呢？在山坡墓地碑文中我们读到她的戒名是释妙乐，长期在海外卖身的生活和自杀的结局，取妙乐这个名字是何等的与现实不符呀。
如果说，富美这个患梅毒而死的女人代表了一部分海外日本妓女的命运，那么在海外生活四十五年后回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就自杀的阿霜不也是海外日本妓女人生归途的典型吗？
我只不过了解了富美、阿霜的生涯，窥得老年妓女们生活实态的一鳞半爪。天草虽是个小岛，这里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又有多少个富美和阿霜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奔腾的下津深江川浊流前站了许久的我，终于回过神来决定回去，向河谷崖道进发，从秋草上不断流下冰凉的雨露湿透我全身，我感到它们就像是那天夜里阿霜流下的冰凉的眼泪。
巧遇——在妓院女老板的故乡
在大江高浜、下田巡游一周后，我回到阿崎婆的家蛰居了几天。虽说只外出三天，在陌生的土地见陌生的人后，回到阿崎婆这破屋，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安心。我暗暗地下决心不再访问任何人了。
可是，我将到手的照片给阿崎婆看，把拜访过的人讲给她听后，阿崎婆又讲了以前没说过的有关她们的逸事。所以，不知不觉地我又推翻了前几天下的决心。关于富美、阿霜、太郎造等与阿崎婆相关的重要人物的资料凑齐了，虽然还不充分，但总算没问题了。最后留下的木下邦是否能找到照片，做同种程度的调查呢？木下邦病死在山打根是没问题的，阿崎婆提到的养女阿作和孙女岭生是不是活着呢？木下邦的故乡是天草下岛最北端的二江，隔着早崎海峡与岛原半岛距离最近。如果去那儿看看，说不定会有些收获。即使没线索，至少看看木下邦的家乡也好嘛。
这种愿望一天比一天迫切，数日后的一天我又外出旅行了。我早已忘记上次旅行回来时下的决心，向二江出发了。
我不想途经大江，于是从崎津乘公共汽车经过基督教传教时代天草学林所在地的一町田向本波市方向进发，途经下田温泉又北上到二江。由于对当地的公共汽车不大熟悉，我换错了车，到富冈已是黄昏了。
听说还有去二江的公共汽车，可是到那里肯定是夜里了，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哪里，我决定在富同这数得着的观光地住一夜。在汽车站的礼品店我拜托店主告诉我比较老的旅馆，他介绍给我一家冈野屋旅馆，我偶然发现那里林芙美子在昭和二十五年住过，她把在那里的见闻写到《天草滩》这篇小说里，因此富冈建有林芙美子的文学碑。
在冈野旅馆住下，吃过晚饭后《天草滩》里提到过的盲女——女店主前来聊天，她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屋是林芙美子住过的，还保持着原样，还絮絮叨叨地表达了给林芙美子建文学碑的苦心，断断续续地讲林芙美子来此地的旧事。等她的话告一段落之后，她拿出一本纪念册和砚台箱，她说凡来她旅馆住宿的人她都让留言，写什么，画什么都随便。
我不好推辞，只好拿起笔。反正旅店女主人看不见，我写了一句话，记得好像是"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她把纪念册收起来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我的房间给我续茶，问我："您是研究南洋姐的学者吧！"可能她把那本纪念册拿到楼下，请人念了我写的题词。
我说我不懂什么研究不研究的，我亲戚中有这种人，所以我对这事很关心。然后我若无其事地问如果当地有这样的人我倒想见见，于是女店主一屁股坐下来又说了一阵子海外妓女的事儿，当她知道我第二天要到二江去找阿邦的亲属时就说："我妹夫原来在二江小学教书，说过他教过的女孩子有去南洋的。后来他改行在富冈村公所观光科干活，尽挖掘一些老年间的追事奇闻，可能会知道阿邦，明早问问他吧！"她是如此地热情，这几年在东京我好久没遇见这种热心人了。我心里一高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她的妹夫已经来到旅馆等我了。
我感到很不安，早早地吃罢饭，跟着女店主介绍的佐野光雄老人向二江出发了。在二江佐野一下公共汽车就进了一家被褥商店，那里的老板曾是他的学生。经过多方询问，我们打听到了木炭铺的水上良太和渔民山口猪吉以前在北婆罗洲种过马尼拉麻。
我们赶紧去访问水上良太。我一提起木下邦的名字，他便说："阿邦比亲生父母还关照我，我去山打根也是阿邦劝我去的，说那地方好。"脸上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情，像见了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我问他是否"阿邦有一个养女"，他表示记不起名字来了，我提醒他说："她养女叫阿作，现在她住在哪里？"水上良太佩服地说："你知道得可真多啊！"然后他说："阿作二十年前就死了，她还有个女儿，但是不知现在在哪里。"我们接着访问了山口猪吉，他也讲不出更多的事。
佐野听了两个人的回答后，觉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会有损他这个带路人的信誉，就带我继续走访，又打听了两家去过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与前边几家差不多的消息。离开富同时是早晨八点，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了，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阿崎婆曾说过，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但阿邦却始终没这个打算。正因为如此。不打算死后在故乡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是潜藏在故乡的村子里呢？如果想象一下的话，阿邦年轻时在二江村是不是有过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这件事也影响了她赴山打根后决定经营妓院？决定了她对妓女的态度与男老板不同？他们是那么苛刻薄情，而她则富于人情味。过去我曾想，如果访问二江村的话，或许能解开这个疑团——我内心是这么希冀的。可是不用说外来的我，连天草当地人的佐野尽全力询问，还是找不到阿邦亲属的下落，可能她的亲属没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样的话，正如我出门时所想的一样，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错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佐野，说我想回富冈了，佐野点了点头，说："真遗憾，只能这么办了。"然后说在汽车没来之前，他想顺便去看一位老熟人，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为了抄近道，我们从海边沙滩上走，半路上遇见一个到海边倒垃圾的五十岁上下的主妇，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师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视了那妇女好半天，好像想起来她幼小时的样子，说："你是当班长的公子吧？"那妇人高兴地说："几十年了，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她好容易见到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随着去了。他们谈的话题全是佐野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自然不感兴趣。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后，那女人问："先生，您来二江干什么来啦？"佐野介绍了我的事，说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儿岭生，可是听说两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归。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看，她更觉可笑了，边笑边说："谁说阿作和岭生死了，阿作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着呢！岭生身体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没有马上理解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待我明白过来不禁浑身发热。找富美那会儿认为富美活着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却那么不好，这次正相反，那么多人都说阿作、岭生不在了，却又听说她们都活着。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话，说："问谁谁都说她们死了，无论你怎么说她们活着，我也不能马上相信。"他边说边瞧我，像是征求我同意似的。于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带你们去她家吧！阿作和岭生住的离这里很近，也就隔两条街。"。她穿上草鞋，给我们带路，一路走得飞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母亲开始经营咖啡屋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十五岁时从二江到山打根，养母的咖啡屋经营得可好呢！我十五岁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养母来接我，而是托船长和海关的人关照，我一个人去的，先是从长崎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经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湾，那船一半是货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见到基那巴卢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还有马来猩猩、鳄鱼，我刚从日本到山打根看什么都新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中国人挑雨水来卖。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里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节，那时存下雨水到旱季来卖。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红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饭吃起来最可口。那地方不烧柴，点火用炭，做什么都用硬炭。
母亲最喜欢吃年糕了，托人从日本买来蒸笼、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劲的男人，有时没有男子，母亲就自己杵。婆罗洲太热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处送一点儿给人。母亲不仅送人年糕，还爱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鸡，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当时管帐，可真让我为难啊。我从日本去山打根，还习惯喝茶。红茶是锡兰产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种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捣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买日本人椰子园种的。西瓜瓤子没有日本西瓜那么红，是粉色的。
大多数日本人过年随新历，而母亲尊老礼过旧历年。其余的节日也跟在日本时一样。庆祝天皇诞生日天长节她把日本旗挂错成英国旗，还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时候，那里已有百余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种椰子，气魄挺大，像干事业的样儿，但是办公司搞运输的人多。日本人开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个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给土人了，给洋人当妾的有五、六个。
你从阿崎那儿听说过了吧，我母亲经营的咖啡屋是八号馆。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叫什么名字来着，已经记不起来了，说她是有侠义心肠的女老板。
我母亲对手下使唤的女人们当然很照顾，凡来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帮忙。没有护照来南洋的日本人都来找她，请她照顾，她也真帮助他们找出路谋生。不仅如此，日本的舰队南巡进港时，她也照顾周到，自军官到士兵都打点得好好的。对华人、土人也很尽心，台湾总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来，母亲常说："一点小事还常记在心里，逢年过节送什么礼呀广可能是哪个在台湾的人受过她什么关照来着。"
刚才提到南洋旅行书上写着木下邦很有钱，即使帮了多少人她的财产也用不完。那是不了解实情，母亲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的人认为不知她多有钱呢。赚来的钱全那么花出去了，店里财政非常困难。我到山打根以后，每逢母亲大笔的花钱，我总劝她只花一半就够了。大伙儿都背地说我坏话，说什么小气、吝啬什么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岁那年和母亲一起回到日本，亲戚给介绍了对象，结了婚。男家原来在萨摩藩当武士的，那时住在颌岛，我嫁过去住在颌岛，婆婆太厉害，呆不下去。那时我怀了孕，回二江生孩子，产后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样算离婚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送给城河原一家人家当养子。他头脑灵活，后来苦学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儿毕业后在神户开业当律师，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亲的店里管帐。那期间我与一个长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个女儿，那人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没能和我结婚，那时生下的女儿就是岭生。
岭生六岁那年，我带着她临时回国，阿崎说她来照顾母亲，母亲也说由阿崎照顾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于是，我就把岭生寄养在她姑姑家，一个人到上海去当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费。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国两次。一次是岭生上女子学校，另一次是她结婚，女婿是学校当老师的。日本战败，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现在我受女儿女婿的照顾，平安地打发日子。
说着说着，就不说我妈妈的事，光说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妈妈倒很合得来。我跟我妈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着我母亲，她也死而无憾了。她去世前两三年，我给她写信去说："母亲您年龄也大了，快回日本吧，这里有我和岭生呢。"她就是不肯答应。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来信说五月回来，我真高兴，没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决定回日本的老家松了口气才死的，还是死期临近了才答应回到生她养她的地方，怀恋起老家来的。
你一定听阿崎讲过了，我母亲的墓在山打根。母亲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见海湾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墓，自己的坟也修在那里。日本人的墓地平时很安静，到阴历七月十五孟兰盆节的时候，夜晚总有三、四十人提着灯笼去上坟，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亲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里，这下子符合她的心愿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们不能给扫墓，所以我们在二江也给她建了一个坟墓。这儿也有墓，您替阿崎给她上坟吗？母亲会高兴的。
秋天日短，黄昏已经来临了，要去上坟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再给你的茶续上点水。
我由阿作的女儿——阿邦的外孙女领着给阿邦上了坟。阿作本想自己带路去一趟的，无奈墓地在屋后的半山腰，并且天也黑了下来，岭生说怕阿作年纪大了，就拿着香和水桶给我在前边带路。
据说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乡的墓也是正面对着早崎海峡悄然屹立的，从山打根带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里。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烧了一炷香，从水桶里汲了水，往墓碑上浇，静静地合掌遥祝她的冥福。
扫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红了脸的佐野一起离开了木村家。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发生的事。
我虽然找见了阿作和岭生，最终也没探得一位经营妓院的女老板的独特心路历程。阿邦为什么小时候离开故乡二江去东京，经过什么波折之后给英国技术指导当了妾，过了四十岁之后为什么想到去北婆罗洲经营妓院，出于什么原因她对自己属下的妓女采取温情主义而与别的老板不同。本想打听这些的，但是紧要关节的事都没问，采访就结束了。
我就像是进了宝山没探着宝似的，只觉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确，在探索阿邦——妓院经营者的心路历程上我是失败了。阿作和岭生虽说是她的亲人，但毕竟不是她本人，她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邦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呢？何况从中学老师的妻子和丈母娘那里能打听到这么多，已经很成功了。当初，四处打听几乎绝望，由于偶然遇见了佐野先生的学生，由她带路找到阿作母女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
我问了一下孩子气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还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车。我打算告别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觉得佐野为我找人花费了一天宝贵的时间，为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跑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我郑重地道了谢，把钱用纸包了送给他。可是佐野说："我作为一个天草人对远方来客做了我应做的事。而且这次托了你的福，还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学生和木村老师。"最后也没拿我的谢礼。
十天后的一天，那时我已从天草回到东京，有一封用圆珠笔写的信送到了文盲的阿崎婆家中。寄信人为天草郡XX叮XX的木下作。全文如下：
秋深了，东京的山崎朋子女士突然造访，得知您的消息，拉起几十年前的家常话倍感亲切。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我岁数大了，哪儿都去不了啦，太遗憾了。我身体还好，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对您照料我母亲一事我要重重地谢您，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奉上书信一封。
木下作敬上
十月十八日山川崎收
阿作的信是平时不提笔写字的人写的一封极简单的信。但阿作不寄就会不安心，尽管在山打根她与阿崎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知道阿崎婆是文盲，她还是写了信。这么一想，仔细读下去，在平凡的措词之中表达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妪无限的爱与悲哀。
我知道阿崎婆托人写了回信，但不知信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阿作与阿崎年轻时候在山打根离别后一晃就是几十年，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到了她们的老态。我读着从遥远的天草通过吉田满州男（此人下章还要提到）寄到东京的这封信，想起八十六岁的阿作的样子，被信中"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等话触动了心弦，另一方面，想起阿崎婆赤贫的生活，心里一酸，便掉下泪来。
碰壁——访嫁给洋人的萨娜
访问过阿邦的故乡回到阿崎婆家当夜，我虽然很疲劳，但不知什么原因失眠了。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具体的梦境不能一一说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梦见了女儿美美。睡醒后我的心情与平时不同，简直糟透了。
美美的照片我总是贴身放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在梦中她的样子活灵活现，我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小学三年级的她和父亲在这三周的时间里是怎样生活的？她气管爱发炎，身体弱，爱生病，是不是又发烧了？我虽然告诉丈夫阿崎婆的住址，可是恳求他千万不要来信。我连日把有采访内容的信和各种明信片寄回去，可丈夫连一个字都没寄来。虽然很正常，但又引起了我的不安，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强烈地想回东京去，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克制不住了。
如果光是想家，我还可以控制对丈夫、女儿的思念，在阿崎婆家再住二、三周的。因为我虽然听阿崎婆讲了她的生平，尽自己的能力了解了富美、阿霜和阿邦的情况，但还不够，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和他的外甥女三千代的情形，阿崎婆儿时的朋友阿花和继代的具体情况也还没弄清。
可是，客观上我是非离开那XX村不可了，前边我写了村人容许我住在村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即使我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妇也可能是她的私生子或是妓女时代朋友的孩子。如果都不是的话，他们也相信我是风俗女什么的，反正不是正经女人。但是他们的信念被打破了，其原因是我去富美的故乡访问的时候，在XX村高中教社会科的老师吉田满州男到XX村来找我和阿崎婆。
这话还得从我和阿崎婆一起去大江找富美的那天说起。为了避免混乱，前边我没提起我和阿崎婆路上遇到了吉田老师的事。
那天，我和阿崎婆从XX村到崎津，在抄近道走之前，在沿海的道路上见到许多堆积在山边的圆木。我们就坐在那儿休息。这时路上走过来一位教师模样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我看见他就想起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请他给我与阿崎婆照一张相——我不是没有相机，可这次旅行我故意没有带，因此我不能与阿崎婆合影，这可太遗憾了。如果去照相馆拍照太郑重其事了，还不知崎津有没有照相馆。于是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路上来了一位带着照相机的。
反正人在旅途，请这个人拍一张照片也说得过去。
我小声地对阿崎婆耳语一番，她说："那太好了，我虽在山打根拍过照，但那以后几十年也没拍过照，那青年肯为我们照吗？"说着已经开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相机，但是我们俩想合影，能不能帮我们照一张，以后付钱给你。"那人说："当然可以啦。"他让我们坐在一起，两次按动快门，然后问我照片洗出来以后送到哪儿。
我们不愿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诉他，一时情急便口吃起来。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高中的老师，叫吉田，又指了指路边的一户人家说，他学生就住在这里，照片洗出来就存在这里，你们来取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基督教初传日本时代用来观潮的望楼遗址，我是研究天草历史的，这次就是来调查观潮望楼的，您如果没有急事，花五分钟时间一起去看看好吗？"因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对他的邀请我也不好断然拒绝，我们照他所说的参观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块石头，即望楼的遗迹。这期间他拐弯抹角地问了几次我是哪来的，为什么与阿崎婆这样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师，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约是看出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兴趣，才邀我去看那观潮望楼的吧。那时我巧妙地含糊其词地糊弄过去了，可我从富美故乡访问回来之后，阿崎婆拿出两张我和她的合影说："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给咱们拍照片的老师拿了这照片来访，还使劲打听你呢广我奇怪他怎么会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问了一下，原来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细察看观潮的望楼时，直接向阿崎婆探听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时候，他就来送照片了。"
在城市里，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与阶层、职业无关。在外地，特别是在天草，穿西服的仅限学校的老师和村公所的职员，所以西服是特权的象征。这个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岛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该学区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里人也认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访问那些富裕人家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访问的是穷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与旧日不同了。好容易对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师都特意来访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村里人窃窃私语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来过一次的话，村里人的疑念也会烟消云散，我还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从大江回来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学生来访，说吉田先生托她送来一千日元和二升米，并说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难了想帮帮她，他可能从他学生口中知道我已经回村了，过了两天，吉田又来阿崎婆家访问了。因给我们照了照片，又赠给阿崎婆钱财，这次我们不能拿他当路人看待，所以见面很亲热。他对阿崎婆说他自己有家属，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难处就要对近处的学生说，他会来帮助的，又仿佛毫不在意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一开始就感到你不是这老太太的儿媳，上次访问她家时我也暗中打听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史学家、小说家来调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虽能力差，也是天草乡土历史学家，我能协助你，你跟我说实话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显的，对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是说真的，我是左右为难了。当初就因为怕阿崎婆不对自己讲真心话，所以假装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而不愿被人当作学者或知识分子。虽说是自作自受，现在自己的伪装被另一个知识分子剥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档儿，小声地一口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为听她讲海外妓女的事。你是历史学家，能理解我，现在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远离我和阿崎婆，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确是一位老练的乡土史学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他就告辞了。可是村里人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对付过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知道的仅是一些皮毛。村里流动的空气让人感到不安，人们窃窃私语说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还认得高中的老师。她还假装阿崎婆家的儿媳妇跑到我们村里来，她有多大胆子！肯定会做有损我们村名誉的事。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女老板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亲切，擦肩而过后笑脸就变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装不知，可被村里人拿斜眼瞧，内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强调过，天草岛的人热爱故乡的一个表现就是抹杀海外妓女的存在，绝对不想叫别人知道。村里人对我的仇视，源于看透了我住进阿崎婆家的目的，是来打听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指望不上村里人善待我，还不知会受到什么摈斥，也不知会给阿崎婆带来什么麻烦。
这么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这种恐怖心理，又加上做梦梦见女儿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东京了。
这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必须离开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阿崎》那一节开头提到的盖农·萨娜。在《人身买卖》那本书里，森克己是这样描写她的："在大江村邻村的XX村里有一位盖农·萨娜，我访问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