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
惜别——再见吧，天草
拜访过盖农·萨娜之后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到本渡镇买下了两张塑料的铺席和十张包装纸，还买了裱糊拉门的窗户纸、浆糊和图钉。回东京之前，我至少应懂事地为她里屋铺上塑料席面，把掉土渣的墙蒙上壁纸，把煤烟熏黑的拉门和隔扇整个儿糊上新纸。因为无论哪家店都没有壁纸卖，所以只好买了包装纸。
第二天早晨，我说："哎，妈妈，今天咱们把屋子弄得更漂亮一些吧。"阿崎婆高高兴兴地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首先用粗绳子捆了些竹枝叶，把墙上的煤灰拭落，用图钉把包装纸钉在墙上，然后费力气地在里屋蹋踢咪上铺塑料席面。我们把拉门和隔扇运到下边的小河边，光着脚下了河把拉门和隔扇整个儿浸在水中，把麻绳裹成团儿，使劲地搓上边的沾满煤烟的纸。那些糊在上边的纸多是电影广告，被水一冲全都显现出来了。它们是林长二郎青年时代的剧照和山田五十铃童星时代的剧照。对此，我着实吓了一跳。
黄昏时分，拉门与隔扇全部糊上了新纸，安放回原处，我感到一向光线微弱的电灯今天分外明亮。阿崎婆说："真漂亮啊，简直像宫殿一样，这全是托了你的福啊！"她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在这种时候对阿崎婆告别说要回东京，实在有些残酷，但是我又不得不说。
因为给拉门和隔扇换纸，简省的晚饭比平时吃得晚，把被子铺好之后只剩下就寝这一件事了，猫儿们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一只不剩地聚拢来。这时，我正襟危坐着叫了声妈妈。阿崎婆一抬脸问："什么事？"我下定决心地说："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受您老的照顾，我明天就要回东京了。"
阿崎婆一瞬间仿佛没听懂我的话，问了一句："嗯，你说啥？"于是我又说了一遍，她好像好容易才理解了我的意思似的，脸上分明露出了些不乐意的表情。我垂下眼睛盯着铺席上的花纹，断断续续地说，我来天草已经三个星期了，总担心留在东京的孩子会不会生病，虽然对妈妈依依不舍，但还是必须回东京去，等等。
阿崎婆可能是为了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把她身旁的猫抱到膝上，抚摸着它的后背，默默地听着我的话。我说完之后，她沉默了好大一阵子，依旧无言地抚着猫，过了一会儿，她把猫从膝上放下去，用平静的口吻说："是吗？我知道了。还是回去好，早些回去吧。你也担心孩子不是吗？孩子更想妈妈啊！"她不仅说了这些，还说："你早晚也是要走的人，难为你这么长时间住在我这儿。实在太感谢了。这半个月以来我渐渐地真把你当成我儿媳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啊！"
我这闯入她生活的人对她来说肯定是一个负担，使她经济更紧张。但反过来我的到来确实使她孤独单调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这自然也使她很欣喜，所以我曾设想也许她会挽留我的。可是，当我一提留在东京的孩子让我不放心，她二话没说就让我回去了。因为她年仅十岁就被人贩子带到南洋，知道想家想妈妈是什么滋味，所以她才能站在离开妈妈生活的美美的立场考虑问题，体谅我挂念女儿的心情，这次她连挽留我的话都没说。
阿崎婆这样体谅我，我实在感谢。仔细想来，她不止一处为我着想。从我借故住进她家直到今天，正因为她周到的照顾，我才没受到村里人公开的攻击，因为有了她，我才能访问大江富美的亲属以及阿霜、阿邦生活过的地方。
可是，我最最感谢她的，是她从不过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在村里人面前，她一直说我是她儿子勇治的媳妇，可是只有她最清楚我不是她儿媳。而我也仅仅对阿崎婆说过自己是东京人，有个女儿叫美美。所以她应该比任何一个村民更想了解我的身份。而且我在她家住，她也有问我的权利，但她就是不问。
在我刚住进她家的时候，我曾经准备了一套话来应付，如果她问："朋子啊，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呀？"我就会说我和丈夫吵架了离家出走或者想到天草来自杀呀什么的。可是过了五天、七天到第十天头上，因被阿崎婆的纯真善良所感动，我也不愿意向她撒谎了。因此，如果阿崎婆那时问我的身份，我一定会如实告诉她。那样的话，也就不可能进行采访了。可以说，正因为她不打听我的来历，才使我能在她家栖身，使采访海外日本妓女的历史获得成功。
但我有义务找个时间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而且履行这义务的时间非今夜莫属。可是我在说出来之前，倒想问问她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我先说了一句"妈妈，有件事想问问您"，接着就问："这三个星期您让我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到您家里来，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呢？难道您真的不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
阿崎婆此时抱起了另外一只猫，仍然以平静的口吻说："当然想问啦，村里人怎么说的都有，其实我比他们谁都更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接着她又温和地说："可是，你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说出来方便的话，我不问你自己也会说。如果人家不说呢，自有她的理由。你不说的事，我也不好问，对吧！"
听到这一席话，我感到阿崎婆瘦小的身躯顿时高大了起来。这些话是何等的有阅历的人说出来的啊！
确实，人的苦恼如果说出来可以得到解脱的话，说说也无妨，但是说出来也解脱不了的苦恼，就越不愿对别人说。轻率而不体谅人的人。总想探听别人不愿讲的苦恼和秘密。而深谋远虑、体谅别人的人呢，就让苦恼着的人按他本人的意愿去行事，他无法替代别人，只能远远地暗中保护，自己控制好奇心。这事只有有过此种经历的我最知道。
前边我已经讲过，我的脸在十几年前因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故受过伤，留在脸上的伤痕成了阿崎婆和村民接近我的原因。在十几处伤疤还很新的时候，我的苦恼是深刻的。在路上与人擦肩而过时，路人一定回过头来看我，朋友们也疏远了我。当今的社会，容貌的好坏成了女人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结婚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说我失去了结婚的资格。我的心底黯然，如把苦恼向人倾诉，自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同情。可是，廉价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过了不久，我决定对谁都不谈起自己的苦恼了。对我来说，体谅的人就是不问我脸上伤疤来由的人，而不体谅我的人便是拿同情心作交换刨根问底的人。多数人采取了为我着想的态度。但有个别的人号称从最高学府毕业，具有优良学识，却对我的伤痕的来历问个不停，甚至还用手指尖去数，更有甚者问我用头发遮盖的面颊部分是否还有更大的伤疤。
我因为经过这么大的痛苦，对阿崎婆的话的深远含义才有切身的感受。"你不说别人怎么好问"这句话，如不经心去听，也许会漏掉。但这句话只有对人生有阅历、达观的人才能说得出来。它很有思想性和哲理。
可是与阿崎婆相比，我又怎样呢？她这么圆通老练地包容我，我竟没有察觉，反倒提出愚蠢的问题，问她为什么不打听我的身份。我彻底地察觉到自己的卑鄙和渺小，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感到事到如今该是说实话的时候了。刚才只是作为寄宿在阿崎婆家的人尽义务，讲明自己的身份。而现在却不然了，我决心把一切都一股脑儿说出来。这是出于对阿崎婆的信任，一个对我如此温暖的高尚的人我有什么可以不告诉她的呢？
我低下头，闭上眼。过了一会儿，我扬起脸来直视阿崎婆，首先道歉说："妈妈，过去我一直没讲我是干什么的，实在对不起了。"然后，我一口气讲了如下的话：
"我不仅有孩子，也有丈夫，家庭是美满的。我是研究女性历史的，来天草是调查研究海外日本妓女历史的，住进阿崎婆您的家也是想采访您妓女时代的生活。这次采访的多数海外妓女的情况将来都要写进书里。而且，我将这一切一直隐瞒到今天，却接受您的好意照料，只能算是一种欺骗。请您原谅我吧！"
说到这里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哭倒在白天铺好的草席上。
我哭的时候，阿崎婆一直默默无语，等我哭够了，抽抽搭搭的时候，她移动双膝将她瘦小的身体靠近了我。她一边用手摸着我的后背，一边说："别哭了，起初我以为你是离家出走的女人，中途看到你尽打听外国的事儿，我也就讲给你听了，你难道没察觉吗？"她又接着说："写我和富美的事，尽管写吧！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关于外国的事，村里的事，我没有一句撒谎的。写真实有什么好怕的。"
听了这话，我心中暗暗吃惊，同时也解开了一个谜，那就是我把要去大江访问富美的想法告诉阿崎婆之后，阿崎婆为什么说"富美可不是向外人讲海外的事的人"，还有她为什么想与我同行。请她讲在海外当妓女的经历时，我唯一的理由是"外国的故事真有意思"。尽管我这理由不充分，她还是精确地讲出自己与朋友的种种经历。在我访问太郎造、阿霜、阿邦的故乡时，她又提供了许多方便。
啊，阿崎婆并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怀着什么目的来找她的。她洞察一切，却还包容了我。明知我是来采访天草人最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却又助我一臂之力。
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像她自己说的是因为真把我当成她儿媳妇，把那份真情给了我。而且她之所以能和我建立感情，也是因为我本人性格属人来熟的缘故吧。而本质上看，还是我和她同住，在她的茅草屋栖身的缘故。前边已经提到过，阿崎婆的家是一个马上要倒的草棚子，铺席子的里屋地面都快成蜈蚣窝了。村里人除了孩子之外没人进那里屋。我和她同吃同住，缩短了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这样一来，当她知道我的目的是来探听海外妓女的经历之后，她仍把我当亲人看待。
阿崎婆抚摸着我的后背，她对我的爱通过她的手掌，也好像传遍我的全身。我的心情略好了一些，我开始直起腰来。阿崎婆取下挂在墙边的我的毛巾，像哄小孩子一般地擦干我的眼泪，静静地说："哎，你该睡觉了，你明天坐火车会累的。"
小时候，干了坏事被父母责骂之后，父母感觉责骂过分了的时候往往来哄我。那时我的心情既悲伤又有一丝甜蜜。刚才阿崎婆给我拭去泪水时我也体会到类似的感情。我乖乖地按她说的去做了，阿崎婆顺势帮着脱去毛衣和长裤，我就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睁眼就看见阿崎婆做的可口的白米饭，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烧好的威鲑鱼片当菜。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吃过了饭，收拾好东西，向阿崎婆正式道别。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钱说："请您一定收下。"可是阿崎婆说："我让你住在这儿不是为了要你的钱。"无论如何也不接受。
我说："这三个星期我连饭钱都没出，至少把饭费交了吧。"争来争去，最后，阿崎婆说："得，我收下你的饭钱吧。"她从中拿走二千日元，其它再也不要了。
没法子，我把剩下的钱收起来。阿崎婆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钱我收了，我还想要一件你的东西。"问她是什么，她说："你回东京还会有别的手巾，把你在这儿用的手巾送给我吧！"
我抑制住内心的凄枪，从手提包中拿出了手巾——这是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使用的，昨夜阿崎婆还拿它给我擦过眼泪。她伸出双手接了过去，说："谢谢啦，每当我用它就会想起你的。"她的脸上浮现着一丝寂寞的微笑，但她还是很高兴的。
上午八点，我到阿崎婆嫂子和外甥家与金发盲婆道了别，离开了XX村。阿崎婆说至少送我到崎津镇，我们步行到了崎津，在那里我乘上了沿着岛向熊本进发的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上没有别人，阿崎婆神情紧张地拉住我的手，反复地说着：有机会再来，把你丈夫和美美也带来玩吧！不久，汽车来了，我轻轻地拥抱了一下她瘦小的肩膀，拿了行李便上车了。售票员发了信号，车慢慢地启动。我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使劲挥手，我见到阿崎婆的脸孔因悲伤歪扭了，一连串的泪珠从她年迈的脸颊上沿着一条条皱纹涌流下来。我吃了一惊。正在此时汽车加快了速度，她瘦小的身躯不久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汽车从一町田到了本渡镇，驶过了本渡的濑户开闭桥（吊桥）进入天草上岛，再驶入所谓"天草珍珠线"。就要口到丈夫、孩子身边了，而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快活。窗外闪过去的风景美妙绝伦——碧蓝的海水，浮在海面的岛屿，打鱼归来的小船，我的思绪依旧停留在刚刚离别的阿崎婆身上，对这美景无动于衷。——阿崎婆已经回到XX村了吧。回家以后是不是又冲着波奇、咪咪自言自语了？直至昨夜我才领略到她人格的伟大，更使我反复回味。
恕我赘言，当初阿崎婆虽说识破我的来意，但毕竟让我住在她家三个星期，这期间从不问我真实身份，理由是"自己不说，别人不好问"。她为人老练，在思想性哲理性上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可是阿崎婆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按世界上的一般常识，只有有教养有学问的人，才能达到那种圆通的境地。即读书万卷间接学习别人的经验进行理论上有体系的思考，才能在人生观上成熟起来。
按上述条件观察阿崎婆，她是哪一个条件也不符合。她没上过学，是文盲，片假名、数字等一概不识，从未读过书。然而她说出来的话是那么成熟、老练。只能解释为她通过生活阅历的积累，才能达到那么高境界的。
卖身生活——与多数不特定的外国男性以肉体进行金钱交易，根本无爱情可言，往往容易使妇女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以一夫一委制为原则，卖淫是违反道德的，不得已从事卖淫的女性被世人瞧不起，她们想过平凡的婚姻生活却得不到实现。她们被社会排斥，并患上可厌的性病，总也逃离不开贫穷。她们在精神上绝望，自甘堕落，沿着反人类、反社会的方向狂奔，也是自然的，谁也不能责怪她们。
可是在这许多人当中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换句话说，有些人越是接触社会丑恶面，越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变得老练，变得对他人宽容。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底层》中的老巡查卢卡就是这种人。
一九○二年高尔基写的这出戏，是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肮脏的旅店为背景的。人物有利欲熏心的旅店老板，浮荡粗暴的老板娘，寄生虫般的小偷儿，酒精中毒的演员，锁匠，妓女，挑夫，醉汉鞋匠，骗子，自称贵族的落魄人。总之，登场人物全是对人生绝望者。在这些人中间，老巡查卢卡无论对谁都十分宽容，他对无可救药的人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在锁匠的老婆安娜濒临死亡的时刻，他安慰她说："只要到天国就会幸福的，再忍耐一下吧。"他鼓励酒精中毒的演员和小偷倍倍尔说："改变我们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吧！"他的历史谁也不清楚，但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肯听他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学问和教养，而是他有历尽千辛万苦后总结出来的智慧和宽容。
如果不怕引起误解来比喻一下的话，阿崎婆除了性别与卢卡老人不同外，她就是日本的卢卡式的老人之一。她流落到遥远的北婆罗洲，度过几十年的海外妓女生活，在生活的底层有时每晚接客三十人次。岁数大了回到祖国，每月的生活费仅有四千日元。她被人瞧不起，既没变成性格乖戾的人，也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相反却健全了自己的人格。卢卡老人的同情心是以人为对象的，是欧洲人道主义立场的产物，而阿崎婆不仅对人如此，对猫也这样，她把自己的食物节约下来分给九只猫，其理由是它们也有生命啊。
多数对海外妓女和普通妓女的研究报告，只偏重妓女们悲惨的境遇，只强调研究者的同情，没有涉及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当然，妓女问题的研究目的是要杜绝社会的卖淫现象，而不评介妓女们的人格。在报告当中必然要展示卖身生活的悲惨，报告者也势必要同情这些妓女。可是以海外妓女为先例的多种多样的日本妓女当中，在被迫卖身的同一条件下，既有绝望而自甘堕落的人，也有见识了底层社会种种丑恶之后人格越发高洁、老练，在思想上人生哲学上到达一定深度的人。而这，是以往的妓女研究所忽视的。正是如此，我要给在底层被迫卖身的妇女正名，把她们的历史记录下来。
想到这里，我猛地回过神儿来，原来公共汽车已经通过了大矢野岛上了天门桥。天门桥连接大矢野岛和宇土半岛，如从熊本那边过来的话，它就是天草五桥的第一座桥，从天草归去的时候就成了最后一座桥了。
眼前仍是碧蓝秀丽的大海，过了这座桥就要离开天草了。遥望南面的天空向下岛方面凝视，怀着无限的思念的我，在心中默念——海外妓女的岛天草再见！阿崎婆再见！还有她终生朋友富美的墓、阿霜的墓、阿邦母亲的墓再见！为了采访她们的生平，许多天草人对我进行了无私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小小的公共汽车终于驶过了天门桥，径自进入九州本土……
尾声——海外日本妓女与近代日本
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经四年了。对于以摆脱城市喧嚣、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旅行来说，总会在心头留几枚风景，即便事过一年也令人怀念。但我的天草下岛之旅却与之不同，三个多星期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给我的是愈加强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知道，我关于海外日本妓女的报告是非写不可的。然而，四年来我却什么也没写下。
在这期间我曾发表过其它文章，只是对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这除了担心文章发表会给阿崎婆等人带来麻烦，还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反省自己：这颗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无声控诉给紧紧地抓住了吗？除了经济的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问题，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后的今天，我决心动手写天草之行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所剩下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区？我将海外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认为追寻它出现与存在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底层女性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谓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贫困，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天草农民的赤贫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时代，她和一家人"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艰难度日。她的母亲再婚后兄妹三人的日子就过得更难了。寒冬腊月，装红薯的桶里空无一物，仅靠一点点麦皮芋汁维持生命。住房从大到小，小的房子里边蹋蹋咪也没有，只好拾点枯枝败叶来烧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满脑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显然，不但阿崎兄妹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艰难，甚至连村冈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贫穷。那么，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贫困只是由于天草自然条件的恶劣吗？还有什么重要原由吗？
众所周知，作为岛的天草，从总面积来看是足以独立经营的巨岛。但岛内山连山，虽然并非高峰，却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开垦梯田，故有"在天边耕种"的说法。天草的土壤受对岸岛原的云仙岳火山爆发后降灰的影响，自古贫瘠，因而生产力极低。
既然土地条件不好，那就应该利用四周的海洋资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于潮汐的关系，鱼群极少南下，渔业难以发展。
确实，谁也无法否认，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天草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无视天草的社会条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实际起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天草古时候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略去不讲。不得不说明的是，据记载，德川时代的天草曾经因收成好而税率极高。
据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谱》、山口修著《天草》等书记载，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时，曾将天草两岛作为关原合战战功奖，赏给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泽志摩广高。当时全岛农业收成高达三万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计有五千石，实际农业耕地有四万二千石。众所周知，德川时代的租税是以米麦等现物为纳贡品。税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计算，天草的普通农民每年要交年贡一万八千万石。
如果土地的生产率高，耕种面积广的话，这样的纳税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条件极差，农民纳完税后维持再生产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粮极少。据传教士说，天草的农民现实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宽永十四年因贫困，岛原、天草的群雄暴乱迭起。
岛原、天草之乱后的代官铃木三郎重城就任时最大的业绩就是力图修正税率，向幕府要求将一万二千石的征粮数减半。重城最后的手段是递交请求书的同时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诚。因为天领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体现者，重城的提诉和切腹是由于他作为代官认为，不适当的高租税是天草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税过重，天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激增。
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和幕府内部文书的记录，征伐岛原、天草之乱虐杀者无数，以致使当时的人口减半，特别是岛原半岛村村人烟稀少，处处可见飞鸟行走。于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领及九州话藩施行强制性移民政策，持续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外国人岛者增多，江户、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离岛相当困难，于是天草人口剧增，据统计，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间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当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上升，反之则人口增加只能导致岛民的贫苦。明治维新使社会产生大变革，天草岛的农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来，但最终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将租税形式由纳贡的现物改为纳金而已，税率并不曾减低。
当然，天草的农民们已经改变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状况。但如果说明治改变了什么，只有一点，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压，出岛与归岛自由了。
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德川时代相比，随意出岛与归岛确实获得了一大自由。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贫困，自然争取出岛，以求自家的脱贫。
天草农民的男性到九州出卖劳动力，女性干什么呢？有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的，有从事非技术劳动的。但多数天草女性因家庭极贫，需要多额金钱，只好出卖肉体。
适逢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为对长期锁国的政策之反动，出现向海外打工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是到海外赚钱胜于内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离中国大陆、东南亚距离近，不像本州人那样对海外抱有隔绝感，所以卖身的天草女性拥向中国大陆、西班牙及东南亚。所谓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岛出身的海外卖春妇诞生了。
这些海外卖春妇的产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由于德川封建时代及近代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不但是天草的问题也是农村的女性问题。进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体女性、近代日本社会中女性存在的问题。
举例来看，如东北地区产生的制造业纺织业女工。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盖期，生产力低下，租税高，自古蔓延弃儿的恶习。现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当时残留下的痕迹。进入明治时代，制造业纺织业兴盛，需要大量女工，随之出现女工劝诱人。工场和女子学校、茶道、花道场所的条件相反，"工场像地狱，主人像鬼，周围汽车乱转"，在那里生活"比笼中鸟比下监狱还要苦"。
又如北陆地区农民的贫困原因，除了积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加上在大地主间隙扩张起来的布教，即净土真宗的信仰。于是，这一带的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
天草的海外卖春妇的出现及制造业纺织业女工、越后艺妓等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出现，不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出自社会原因，国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于未然。社会、国家本来是因为人类经济性精神性的生产行为方式的需要，个体需要生活保障才产生的。救济受苦人本是它的职责。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国家都没有解决底层女性及农民穷困的根本问题。相反，近代日本国家为了自己的强大，甚至侵略诸国，彻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锁国政策维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产业革命终结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在货币价值高的明治、大正期，这笔外币对富国强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看来、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国家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这个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种苛酷的政策。日本国家于大正期决定废娼，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使日本国家外汇获得濒于危机。于是，日本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这是日本国家给她们的礼物——海外废娼令的实质。如此看来，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我们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倾听日本底层女性的呻吟，对她们寄予真挚的同情，必然对不考虑民众、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国家质疑。
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时，向它献媚的卖春妇如雨后春笋。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签订对日和约的日本作为独立国之后，冲绳却还是美军基地，而在基地周围依然活动着许多"特殊女性"。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服务对象同样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卖肉体这一点，与所有妓女一样。现在的特殊女性不再远渡海外，但对象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像这样的现代妓女，没有人生理想。她们因恋爱失败自暴自弃，理由往往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而对人生绝望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理由，但从根底上看，很少是个人因素而大半是社会原因。社会原因的后面潜藏着贫困问题。读读目前为止出版的几本妓女手记集——大河内昌子编《吉原（妓馆区）》、五岛勉编《日本的贞操》等，对此问题便会有所了解。
那么，她们的贫困原因是什么所造成的？是因为她们及其家族的怠惰吗？不，主要是因为现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数垄断资本家而鄙薄农民的政策所致。解决现代的妓女问题，必须解决民众不得不卖身的贫困问题，必须改组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进一步而言，必须变革现行的国家社会体制，建设真正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贫困，现代妓女——活动在冲绳及日本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妓女们就会消失，日本的民众及女性全体才可能获得解放。《女性主义》一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原理指出："包括卖春问题的女性问题现已成为人们头疼的、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并非将女性问题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后已经四年岁月的流逝，这四年间想写却为什么没写呢？执笔到此，闭目沉思，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图景。高耸出平坦的民家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镜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坛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农妇……
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及，那位老农妇的长久的深深祈祷的真意是：消灭人间的原罪，将人们救出贫困。海外妓女和老农妇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杆枝条。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让她们享受常人的幸福呢？为了这一天的实现，我写"天草"，谈"妓女"，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眼前不能不出现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祷的老农妇的身姿呀。
后记
校正印刷前，我又高兴又不安，心情复杂。高兴的是自己的第三册书出版了，长年研究的海外妓女问题有了个结果。担心的是书公开发行后会不会给关系者带来什么不便呢？
本书开章提及我到天草下岛和老妇人阿崎婆共同生活三个星期，那是一九六八年，距今已四年。其间，根据采访体验写出原稿是一九七○年，而后作为研究者完成原稿。说不想发表原稿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将它从抽屉抽出之前，谁也没见过。理由有两条：其一，出自反省，我的心真的倾听到海外妓女的心声了吗？其二，原稿发表后天草人会受到什么麻烦吗？
但，两年后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近年来新闻流行于一种底层指向，海外妓女问题被照明了。人们有所听闻，时而来向我借妓女研究的资料，请我引介妓女人物等等。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沉默保密是否有必要。
第二，阿崎婆在我访问之后已经搬家，外部人不容易找到她了。
第三，阿崎婆身体衰弱，我想在她有生之年把书出版了好赠送给她。
全书的构成是纪实文体，但我打算让它成为学术书。作为学术书，不应该去表现主观的感情，但此书的主题性质和取材方法特殊，非纪实文不足以表现它。内容是根据事实精确记录下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些地名略去，人名用片假名代替。
我曾第三次去天草，带着摄影家山本美智代去拍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准备将相片和书一起发表出来。
在此特别想记下的是阿崎婆等天草人的善意协助。没有她们，就没有此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是我和天草人共同写出来的。所借的资料，我将一一归还给所有者。
阿崎婆的话用的是天草土话，曾得到天草出身的小说家岛一春氏的指导。承蒙《娼妇——海外流浪记》的作者宫国谦二氏借给大量资料，允许我借阅他所珍藏的数千册旅行记；还有，臼井吉见先生眼睛不好却将五百页原稿一一读下来；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还应该感谢我的丈夫、儿童学研究者上笙一郎先生给我许多有益的帮助。
最后，想借此登载去年秋天阿崎婆给我的来信。阿崎婆一字不识，代笔写信的是邻居的小学生。这四年间我们之间往来书信达十来封。阿崎婆还经常给我寄来土特产。我从心里把她当妈妈看待。
以下引用的是小女孩代笔的阿崎婆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