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
平田雪女的故事
关于平田雪女悲壮的一生，我是很偶然知道的。我得知这件事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洋姐"这个女性的悲剧，并非仅仅埋藏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只要你有心挖掘，那么在表面看来风平浪静的市民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
只要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幼儿保育工作多少有些关心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位于东京新宿的二叶保育园——近代日本母子救济事业的草创，至今仍在育儿、保育领域作着贡献——的名字。近十年来，我与那里的园长德永恕先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德永先生从明治四十年代起直到昭和四十八年一月去世为止，一直致力于贫困儿童的保育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授予为数不多的东京都名誉都民。我和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六三年，最初是为撰写与丈夫合著的《日本的幼儿园》（幼儿教育史）而去采访先生的。被无数人视为母亲、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德水先生，对别人的功绩极力赞扬，对自己的献身却只字不提。我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打动，渐渐地便把先生作为自己"心中的老师"敬仰着。不知为何，先生也挺喜欢我的，从那时起直到先生过世，我们一直像一家人一样来往着。
高龄的德永先生很少外出，所以大多是我到二叶保育园去见先生。在那儿，我常常会遇见一些与先生有深交的人。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有相当有钱的也有临时雇的日工，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位在东京开业的牙科医生，一位身材不高、举止优雅的老绅士——平田清先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平田先生仅仅是偶尔在德永先生那里遇见时彼此问候几句或是聊上会儿天的关系。我也从未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更进一步的交往。可是，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他对我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在此之前他跟我讲话是出于对德永先生的礼貌，而那以后则是出自对我这个人的亲近和关心。
起初，我不明白平田先生的态度何以会产生如此变化。半年后的一天，我十分意外地得知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我由于底层女性史的关系对亚洲的女性问题也很感兴趣，办了一个题为《亚洲女性交流史》的小杂志，并在上面连载以各种形式与亚洲各民族有过交流的日本女性的手记。——也实在是偶然，德永先生的亲妹妹梅森几美女士是深得植村正久信任、作为基督教牧师长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活动的梅森豪勇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与当地人有着很深交流的女性。因此，我在几美女士因老毛病住院期间，利用她正住得无聊请她写新加坡时代的回忆录，她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谁知，读着写在信笺上寄来的几美女士的稿子，我不由得大为震惊。我原以为她这部以《一个亚洲传教士的妻子》为标题的手记，作为一部从牧师妻子的角度写成的大正期东南亚传教记录，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我没有想到，其中还记录着许多她与"南洋姐"们的交往，更没有想到的是，与她交往最深的一位南洋姐——平田雪女竟然是平田清先生的姐姐！
平田先生态度变化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平田先生的心中一定深藏着对薄命的姐姐一生的记忆，这种沉重的心情也许通过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些许安慰，从而使他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切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平田牙科医院拜访了平田先生，听他亲口讲述了雪女的事情。根据那次谈话和几美的手记，我得以在此向读者描绘出一位与资本和歹徒顽强抗争的可敬的"南洋姐"形象。
前言写得有点长了。那么，按顺序现在该从平田雪女是怎样当上"南洋姐"的经过开始讲起——明治二十年前后，她出生在山口县的获市。家业不明，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长兄和雪女是父亲前妻的孩子，其余五人是父亲后妻生的，可父亲和后妻都先后丢下孩子离开了人世。于是，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里，生活一下子艰难起来。也许由于抚养弟妹的责任落到了长兄和雪女身上的缘故，雪女决心外出挣钱去。
据雪女后来对梅森几美讲，她决心外出打工时——大概是她十七、八岁也就是明治三十七、八年前后——一个偶然相识的男人对她说："你愿不愿意到大阪去干活儿呀？如果愿意，我倒可以帮你找个好活儿。不过，你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不然工作就没了。你准备好——"生长在山阴老城里的纯真的姑娘相信了那个男人的话，决定到大阪去工作。她在他指定的那天晚上离开了家，先在河边坐上舢板，划到海上很远后又被移到一条大船上。到了船上原以为会让她们进客舱呢，没想到却被关进船底的大木箱里。接着，一条干松鱼被扔了进来，只听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威胁道："不许出声！"糟了，这下可完了——当她醒悟过来时，已无法逃脱了。
在船底被骗来装进木箱的姑娘除她以外还有三人。船底装满了货物，白天没有人来，可是到了晚上，人们都睡熟之后，那个男人和他的同伙——人贩子和被收买的船员们来到船底，把四个姑娘从木箱里拉了出来。但他们把姑娘们放出来并不是为了给予她们像样的饮食，而是为了玩弄她们年轻柔嫩的身体。
起初她们拼命地反抗，但男人们威胁说："老实点儿，不然就把你们扔进海里！""替代你们的人多得是，少了三、五个我们根本不在乎。"话里带着犯法者常有的那股强盗味道。本能地觉察到那股杀气的雪女，极不情愿地屈从了他们的暴力。二十一天后，当她终于从木箱中被放出来时，另外三个姑娘已经踪影全无了。是她们不甘忍受男人的强暴自己寻了死，还是像那些男人说的被扔进了大海，化成了可怕的南洋的藻屑？
雪女在新加坡被带上了陆，接着就不明不白地被那几个男人卖进了妓院。然后，当她明白过来时，早已变成花街柳巷中的一朵花了。
这样成了"南洋姐"的雪女，天生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处在每晚都要卖身的境遇中，但她始终没有失去健康的志向。她一边往家乡给生活在贫困中的五个弟妹寄钱，一边一点点地为自己存钱，希望早一天从"南洋姐"——这个不是职业的职业中摆脱出来。通常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女性只能说几句不伦不类的外国话，可是她不知从哪儿学的，几乎完全掌握了英语和马来语，想必这也是为从花街脱身而做的准备吧。
可是一般说来，一旦迈进花街的女性要想完全摆脱那个世界是极为困难的。这我们以后还要详谈，废娼令颁布后"南洋姐"的自由度业受到法律保护的大正中后期以后另当别论，在那以前想要摆脱"南洋姐"的生活相当不易。她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遇到一位守信义的男性，跟他结婚组成家庭，此外别无它法——尽管如此，肯将曾置身于花柳巷的女性选作自己终身伴侣的男性确实也不多。
雪女在新加坡花街的泥淖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自己的王子的出现。多少次，她以为自己的王子已经到来——其实只不过是一场空梦而已，这样的男性究竟有几人，她已记不清了。
然而，在雪女三十几岁，进入南洋姐生活已有十多年的时候，她终于遇见了自己苦苦寻找的王子——一位比她小二、三岁，名叫小山的青年。
那么，叫小山的青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高知县出生的日本牙科医专学校毕业生，大正八年独自一人到了新加坡。据梅森几美女士说，在教会某一天的集会上，来了一位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刚到此地的青年。梅森牧师的说教刚结束，他就走近牧师说："我想在本地谋生，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梅森牧师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他回答说他曾在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服兵役，因不情愿跑了出来，虽然搭上了去巴西的船，但身上带的钱用光了，所以在新加坡被赶下了船。
考虑到放任下去没准会成为流浪汉，梅森牧师夫妇不能看着不管，于是便把小山带回家中想法儿帮他寻找生计。如果小山青年所说的从军队逃跑出来的话是真的，那么当时正是日本为干涉俄国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之时，他应是具有反战思想的人——虽然也有这种可能，但从他后来的人生历程看，尚难肯定他具有如此坚定明确的思想认识。而且，面对逃离军营的青年小山，梅森牧师夫妇不是对他进行诸如这样做是对国家的背叛赶快回国自首之类的说教，而是帮他想法作为一个市民生活下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他们作为基督徒即使背叛祖国也要维护和平的崇高人生观。
话说回来，小山是牙科医专毕业生，他的谋生之道自然是当牙科医生，这谁也能想到。可是开业需要很多钱，赤贫如洗的传教士夫妇拿不出这么多钱资助他。于是，梅森牧师想出了一个橡胶园巡回牙科诊疗——即梅森牧师到新加坡附近的橡胶园巡回传教时带上小山，让他给在橡胶园干活儿的人们治疗牙疾的办法。
这虽说是个好办法，可巡回治疗也需要牙医最起码的器械和药品。由于无钱购买，只好由梅森牧师担保从几家商店把所需的物品借来，总算可以成为一个牙医了。
就这样，小山青年的牙科巡回治疗开始了，并很快受到了在橡胶园劳动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因为以前看牙医必须花几天时间跑到新加坡去，而现在呆在橡胶园就可以得到治疗。而且，由于受到欢迎，孤身一人飘泊到新加坡的小山青年尽管生活还不够稳定，但至少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人了。
遗憾的是，至于雪女从何时起因何种机缘把小山青年视为自己的白马王子的，已无从得知。不过，在小山青年开始巡回治疗大约有半年之久的时候，雪女好像就已经认定他是自己的救世主了，这从她到梅森牧师夫妇家来找小山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
据几美的手记说，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起来后只见一位三十几岁的日本女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小山在这儿住吗？"几美告诉她："是的，不过他去橡胶园巡回治疗了，现在不在家。"然后又问她："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她回答说。"我是在花街做娼妇的平田雪女。小山来玩后，我听说了他的身世，十分同情他，就想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便把我虽然不多的存钱借给了他。后来就没有见过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听说他住在您这儿，我想早上早点儿来也许能见到他，所以打扰您了。等他从橡胶园回来，请您告诉他雪女来过了。"
被金钱束缚、为金钱而日夜过着非人生活的"南洋姐"，对金钱的威力和重要性可以说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很显然，肯把钱借给他，说明小山对于雪女来说已不是一般的客人了。考虑到雪女多年来一直盼望着脱离苦海，那么，对于她把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把自己的一切都豁出来的心理过程也就不难想象了。
也就是说，十多年来雪女在花街这个名字优美的地狱里，日夜等待着能把自己救出苦海的王子出现。结果她知道，所谓的正经人——作为一个市民已有安定生活的男人。无论多么动情最终也决不会以"南洋姐"为妻的，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因为在他们眼里，"南洋姐"总是低人几等，即使有人娶了"南洋姐"也会在背后遭人指责，明里暗里受到社会的惩罚。可是，若原本是善良的市民，因故独身一人来到南洋，生活极度困难弄不好就会成为流浪汉的男人会怎么样呢？这样的男人，对"南洋姐"悲惨的命运首先能够理解，没有偏见，如果自己再拿出钱来使他生活有了着落，然后自己再从花街跑出来投入他的怀抱，也许他能跟自己同甘共苦地生活下去。
对于有这样想法的雪女来说，从军队逃出、无依无靠又身无分文地来到新加坡，靠生活同样困难的牧师夫妇帮助才刚刚当上巡回牙医的青年小山，可以说就好比是夜空中出现的希望之星。那么，我来资助他，资助他开一家牙科医院。并且通过我为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他的心，从而逃脱人肉市场和他生活在一起——雪女想必是相信这一点才不仅在嘴上鼓励青年小山，而且还按他的要求借钱给他的吧——
这先不谈，且说由于雪女的来访，小山与花街的女性有染之事被梅森牧师夫妇知道后，小山怎么样了呢？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梅森牧师自然是指责了小山的行为，但小山却回答说："我不管怎样也要有个家，成为开业医生，所以我需要雪女的帮助，我发誓，今后决不会让她不幸福。"
曾经责备过小山青年的梅森牧师听了小山的回答不由得为他祝福起来。不是夸赞他涉足性买卖的地方，而是认为如果以此为机缘，一位没准儿会成为流浪汉的青年与一位被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女性结合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倒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于是，没过多久，梅森牧师批评小山青年时小山的回答便由几美女士转告给了雪女，雪女当时高兴得就好像登了天一样。
这样，得到梅森牧师夫妇认可的小山青年和雪女之间的交往比以前更加频繁了。为了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小山在巡回诊疗上更加努力，雪女虽然人仍在花街，但她不仅在金钱上帮助他，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多地照顾他。
然而，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时已是四、五年之后的大正末年了，当时雪女已接近四十，比她年轻的小山也不能再称为青年了。这时，他们终于在新加坡的一条大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备齐了牙科医生所需的一切器械，挂出了"小山牙科医院"的招牌。当然，雪女也从花街脱身，住进了小山医院，获得了在谁看来都是小山医生夫人的社会地位。
啊，雪女终于成就了这件难中之难的大事。而且，她不是借助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优于自己的他人之手。而是通过援助一个迷路街头、身无分文的青年，在他身上豁出一切这样一种献身的方法获得的。这说明平田雪女这位女性虽然没有学问和知识，但非常聪明而且意志坚强。换句话说，这充分显示了她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好品质。——对于我在天草岛一同生活过几周的老"南洋姐"阿崎婆，我曾说过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人间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的精神美，同样，在此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女性！
此后，雪女作为小山医生的夫人主持着这个既有护士又有其他雇员的家，从未出过什么差错。由于她英语和乌来语都很好，在诊疗室她为丈夫作翻译，其间还学会了牙科技术，并于两年后考取了牙科技工士的执照。正如在殖民地常见的那样，在当时的东南亚即使不是医专毕业生，只要在牙科医院实习两年，由院长出具证明，再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简单考试，就可以得到执照，资格虽说是技工士，实际上作为牙科医生完全可以行得通。由于两人都作为牙医工作，经济上很快富裕了起来，不久，在斯坦弗大街又开设了新医院。
他们在新院挂上"小山牙科医院"的牌子，由小山负责诊疗，在原来的诊所挂出"平田牙科医院"的牌子，由雪女负责诊疗，家庭生活在雪女这边进行。而且，由于雪女多年的卖春生活和已年近四十的缘故，她不可能有孩子，于是便把雪女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她小近二十岁的平田清从日本叫来，让他学习牙科技术，甚至还打算将来由他继承这两家医院。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的话。雪女的一生可以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南洋姐"版，我们只需为这例外的幸福拍手祝福就可以了。然而，她真正的不幸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倘若这不幸是在她还是个蓬头垢面的灰姑娘时降临的话，也就罢了，正因为是在她终于成了梦寐以求的皇太子妃之后发生的，因而对她的打击也才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
那么，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小山告诉她要跟别的女人正式结婚。有一个叫古田的牙医，平日跟小山和雪女都很熟，一天他突然到雪女家来对她说："小山要正式从日本娶亲了。对方是毕业于东京的女子牙科医专的小姐，是决心为协助小山在南方未开化地区为当地医疗做贡献而来的，报纸上都登了。再退婚是不可能的了。小山打算她一到新加坡就立即结婚，然后马上到印度去开业。所以，雪女，希望你能同意——"至于为何要同雪女分手而跟那位女子牙科医专的女性结婚，小山的理由是："我并没跟你正式结婚，法律上还是单身，今后继续和你在一起也不会有孩子。"
听了这蛮不讲理的话，雪女不能不从心底发出愤怒和哀叹。据几美说，当时她痛苦得恨不得要杀死他。我想她的心情肯定会是这样的。
可是，无论雪女怎样充满诚意地苦苦哀求，无论梅森牧师夫妇和其他人怎样循循善诱地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小山都决不改变那个自私的决定。小山的这种态度固然是十分丑恶的，但这种丑恶仅仅是小山一个人的丑恶，还是像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所说的那样，具有人经济上富裕之后凡事都只能从那个角度考虑之性质的问题，即人身上固有的丑恶呢？而且，在小山通过古田向雪女摊牌时，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事宜，另一位女性已在南下的船上颠簸着，几天之后她就出现在新加坡了。
遇到这种局面，普通的女性恐怕会被嫉妒心驱使着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但雪女不是这样。当她看到无论怎么说小山也不会回心转意后，她独自喝了一整夜的酒，天亮后就再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怨恨的话。然后，她让佣人到杂货店买来布，急忙赶缝了新被以及男人的内衣等，差人给小山那边送去了。她虽然没有出席小山和从日本来的那位女子的婚礼，但却在前一天晚上，在平田医院这边备了酒席，跟小山喝了分手酒。几天后，她站在岸边静静地目送着两人乘坐的开往印度的轮船驶离新加坡港。
对于小山与东京来的女子结婚，雪女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没有反对到底呢？这已无从得知了。不过，我想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小山的那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的女子这一点上吧。
当时雪女虽然作为牙医也得到了承认，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既没学问也没知识，而且对于自己喝过花街的水的经历始终怀有很深的自卑心理。这时在她面前出现的女子牙科医专毕业的年轻姑娘的存在，以及对小山移情后的绝望使得她更无法从自卑心理中摆脱出来。这使她心里产生了自己怎么能同学校毕业的女医生相比的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在她听说那位女子已到达新加坡时达到顶点，并使她不仅没有变成嫉妒的魔鬼，反而采取了如同姐姐为弟弟操办婚事的态度。更进一步地说，对小山抛弃自己跟有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姑娘结婚的无情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既是对自己"南洋姐"出身深感自卑的雪女对小山的最大的爱，也是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后的骄傲。
跟小山分手后，雪女和弟弟清一起守着平田牙科医院努力工作着。然而，遭到在为脱离花街这一终生大事而奋斗中相爱并在为成为牙医的苦境中共同生活了十年的男性的背叛，这件事给雪女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渐渐地她变得郁郁寡欢了。周围的人们都真诚地安慰、鼓励她，弟弟清也因为担心她的身体送她到综合医院住过院，可她的精神状况丝毫不见好转。
之后没过多久，一天清晨，脸上毫无血色的平田清气喘吁吁地跑到梅森牧师家敲开了大门，告诉他们"姐姐死了"。雪女前一天悄悄料理好身边的事，洗了澡，然后在夜深人静时，把自己从诊所拿来的毒药喝了下去——
享年刚过四十的平田雪女的一生，就十几岁被迫成为海外卖春妇却经过多年同金钱与恶势力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胜利这点而言是可歌的，但就她不久又遭到那一胜利的背叛这点而言又是极为可泣的一生。如果究其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逃不脱一位悲剧女主人公命运的原因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是由小山一个日本男子的自私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她失败的根本原因却不能不说是——她单枪匹马地面对包括小山的自私在内的男权社会的强大威力的必然结果。
"南洋姐"的存在决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一个"南洋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几乎有同样经历的"南洋姐"的存在。因此，在为逃脱苦海竭尽全力而终未成功的平田雪女的背后，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她一样斗争、一样没能取得成功的女性还有许许多多——
小川芙美的去向
平田雪女的自杀，无疑是一个靠个人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然而，南洋姐们的斗争也并非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到东南亚来的男性中也有心怀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开废娼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们的组织选出人肉市场的。我觉得梅森几美手记中写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艺妓阿娇——本名小川芙美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说到她摆脱"南洋姐"生涯的经过，首先要从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废娼运动的兴起谈起。据我所知，最早的废娼呼声是由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发出的。长期在新加坡做牙医的西村竹四郎的自传《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说，那一年有个叫织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标榜要扑灭丑业的油印小册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说了，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发了许多，医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过，这一活动很快在娼馆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第二次活动可以说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领事通过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放逐嫔夫的活动。日本的所谓人贩子在汉语里叫嫔夫，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虽说是允许的，但其营业中不允许有男性参加。本来就对日本人的卖春业没有好感的藤井领事，为了使那有名无实的法律有点实效，通过政府部门对寄生在"南洋姐"们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嫔夫给予了驱逐处分。
然而，藤井领事果断采取的驱逐嫔夫的措施作为废娼政策而言并非真正有效。因为人贩子这种勾当原本就是些无视法律的家伙们干的，遭到驱逐后他们只是不再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
要想真正在现实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么在法律上禁止卖春，要么开展有组织的废娼救娼运动。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却允许卖春，这也许由于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为过往商船和军舰乘员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变更由不得非主权国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开由娼馆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动停止卖春活动的废娼救娼运动，大正初期以后这一运动勃然兴起。最初发起废娼救娼运动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们，而真正在现实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师——我的好友梅森几美女士的丈夫。
据几美讲，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师对"南洋姐"们的关注，不久后他就开始去花街传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始从事废娼救娼运动。梅森牧师青年时代曾当过救世军的士官，和山室军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东京的吉原搞过度娼运动，他打算把那时的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
由于教会规模很小没有其他人帮助，所以梅森牧师每周只能带上几美一人在某个傍晚到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带白天非常安静，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于是显得有些嘈杂。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地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来。
起初，娼馆主及其手下的人们只是以为"耶稣的说教，没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听到讲废娼符合神意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他们成群地冲过来，赶走围观的人们，然后把牧师夫妇围在中间，目光凶狠地威胁说："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快点走！再敢到这儿来，决轻饶不了你们——"非暴力主义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妇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说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们又跟没事儿似地出现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传废娼是神的旨意。
于是，娼馆主的打手们便想通过他们最拿手的手段——暴力来让梅森夫妇沉默。当夫妻俩拿着圣书向人们说教时，一些形迹可疑的男人便在他们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枪恫吓说："不许你们再来说教了，胆敢再来，就用这个打碎你们的头。别以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你们——"尽管如此，梅森夫妇仍旧不停地去花街传教，歹徒们后来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师，还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枪。
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被这些歹徒吓倒、也许因为受到了梅森夫妇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的感染，听众中开始有人一个又一个地站到了梅森夫妇这边来了。
这些人中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可以说是一位名叫长森三郎的青年。长森是位金银细工的手艺人，不知是由于孤身流浪到新加坡的寂寞还是单身生活的空虚，几乎终日泡在花街，是花柳界有名的花花公子。就是这个长森，一天突然来到教堂说："看到你们真诚的样子，我终于醒悟过来了。请你们救救我吧——"此后，他就开始帮助梅森夫妇在花街传教。＿
夜幕降临后，他拿着手鼓唱着赞美歌走在灯光耀眼的马拉巴街、哈依拉姆街上。到了娼馆门口，他就停下脚步，面对嫖客们充满真情地诉说起来——"诸位，我就是长森三郎。直到不久前我还是个酒色之徒，这条街上的娼馆没有一家我没进去过。可是，现在我这个大色鬼相信了基督，改邪归正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了。我已不喝酒、不买女人了。——请各位看看获得新生的我，希望你们也来信神，不要再拿钱玩女人了！"
于是，长森越说越激动，语言时断时续，最终痛哭起来，可他还是一边用自己的拳头擦着眼泪，一边继续向人们诉说着。
主张非暴力主义、从未向娼馆主的打手们屈服过的梅森夫妻的废娼救娼运动，自从使长森三郎这个浪子回头之后，开始真正牵动了"南洋姐"们的心。按理说，对梅森夫妻的运动最先做出反应的该是"南洋姐"们，但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眼前展开的废娼运动毫不关心。我想这是由于她们一直受到人的欺骗，对人所搞的废娼救娼运动也自然难以相信，但当她们亲眼见到始终不向暴力屈服并使得浪子口头的梅森夫妇时，她们才开始真的相信了。这些"南洋姐"们对夫妻俩的信赖最终以一位艺妓一天终于敲开教堂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绕了个大弯，现在该说说小川芙美从花街脱身的事了。——一天，梅森夫妇刚从外面回来，教会雇的中国人勤杂工就拿出一张纸条对他们说："刚才主人不在时，来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她说过会儿还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夫妻俩把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只见上面用女人的字体匆匆地写着："我住在花街，暂时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下决心从花街逃了出来，请你们救救我。"
夫妻俩静静地等待着，入夜时分留字条的人又一次来到教堂。年龄大约有十七、八岁，带花的浴衣上只系着一条半幅的带子，打扮虽然很简单，但白皙的脸上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楚楚动人，有着惊人的美丽。
由于怕人看见她进教堂，她显得有些慌张，梅森夫妇也同样觉得不能让人看见她，于是便把她领进了二楼的卧室。当几美静静地沏上红茶，请她用茶后，她才逐渐镇静下来，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现在，根据她当时所说的以及我后来从认识她的原住新加坡的银行职员田中武先生那里听说的情况综合来看，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这样的——她的本名叫小川芙美，出生在三重县一个海边的村子里。因家庭缘故小时候就以"养女"的身份被卖到横滨的艺妓屋里，现在对外说是二十三岁，其实虚岁刚十八，在新加坡花街上一个叫柳好亭的带艺妓的高级饭馆，以阿娇的艺名做艺妓。她是天生的美人，一副令人疼爱的样子，在当地花街举行的日本人选美竞赛中曾名列第一。她名义上是艺妓而非娼妓，所以虽说不必遭受所有来过夜的男性的蹂躏，但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向多数人还是向一个人卖身而已，她在半年前已被华南银行分行长的某人所霸占。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一个来玩的客人不知怎的给她留下了一本《圣经》。她基本上识字，读起来后，发现那里面写着许多如"不许奸淫"、"不能用暴力回答暴力"等虽难以做到却都是真理的话。正当她受到这些话的触动、为自己身不由己的艺妓生活而痛心时，她听到了梅森牧师夫妇主张废娼的说教。＿
她所在的柳好亭位于花街的正中央，被歹徒打得鲜血淋漓依然热心地向人们宣传生活的真理、为正义而祈祷的梅森牧师夫妇的身影，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越是看着夫妻俩受着伤却不肯后退一步的身影。她的心里越是感到痛苦，越是坐立不安。于是，她决心从花街逃跑，正巧这时养母——老板娘为寻找新人去了日本，她便跑出来向梅森夫妇求助道："要是被花街的打手们抓到，我不定要遭到什么样的惩罚呢，请让我藏在这儿吧——"面对芙美真诚的请求，梅森夫妇说了句"神会保护我们的"就把她留下了。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让她住在自己家里，时刻留意着不让别人看到她。
然而，第二天就有一帮花街的打手来到教堂，很客气地说要见梅森牧师。他们说："新加坡花街最叫座的艺妓不见了，花街乱了套。起初，以为出了什么事，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哪儿也没有。说来最近阿娇的样子有点儿不对头，想必一定是逃到耶稣这儿来了——所以到教堂来问问。"
面对那伙人"想必阿娇是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的婉转问话，在神面前不能说谎的梅森牧师的回答只有一句。"不能回答你们。"可是，听了这种回避正面回答芙美是否在此的回答后，那伙人更加强了她一定藏在这儿的猜测，从下午起便不断地往教堂跑。
这伙人晚上在花街虽然可以胡作非为，但在大白天的普通市区，尽管是殖民地也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拿着匕首、手枪，大声喊着威吓他人。而且，由于那伙人总往教堂跑，使人们觉察到可能是梅森牧师帮助阿娇逃离了花街，于是教会成员纷纷赶到教堂，为让神保护起可怜的羔羊而热烈地祈祷起来。后来，连新加坡的警察也听说了，那伙人也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了下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人山人海。除了为帮助梅森牧师夫妇而出席礼拜的几乎所有会员外，还有为探听芙美消息而来的花街的打手们，以及出于好奇想要看上芙美一眼的跟着起哄的人们。当然，芙美没有出席礼拜，大概由于花街那伙人和围观者的目的都没能达到，礼拜结束后人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
这样，几天过去了。考虑到不能再让芙美这么不明不白地呆下去，梅森牧师经过调查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虽然允许卖春，但不允许长期约束人身自由，因此所谓预支金是无效的。而且，不仅如此，还搞清了——新加坡建市时，为对人数很多的中国苦力进行保护和生活指导，成立了一个叫华民保护局的机构，只要需要，无论哪国人都能得到它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