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1019—1054年的基辅大公。
⑾1176年起为弗拉基米尔和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的大公。
⑿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帕利津（1851—1923），帝俄步兵上将，参加过低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曾任俄军驻巴黎代表。
⒀谢尔盖·手莫菲耶维奇·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十四
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睡过了头。醒来之后，我依旧躺在床上，望着对面的窗户，望着冬日平静的白色的光辉，头脑和心灵感到少有的宁静、少有的清醒，觉得周围一切都有些渺小、平常。我这样躺了很久，觉得这房间失去了重量，不知要比我小多少，同我毫不相干了。后来，我起了床，洗脸、穿衣之后，照常对着我那张简陋的铁床床头上方的小圣像画个十宇。不管怎么令人惊讶，这幅圣像至今还挂在我的卧室里。这是一块光滑的深橄榄色小木板，日久天长，已经硬化，板上镶着粗糙的银质圣像衣饰，凸起的地方是坐在亚伯拉罕的餐桌旁的三位天使，他们在圆框中望着外面，被烤成褐色的面容具有东方人的粗犷。这是我母亲家族的遗物，是母亲在我走上人生道路时给我的祝福。以后我结束了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类似僧侣般的生活而走向全世。我的尘世生活的蒙昧、隐秘时期，如今看起来是十分特殊的、珍贵的、奇幻的、悠久的时期。它已变成一种独特的、甚至我自己也觉得陌生的生活……对着圣像画过十字以后，我就出门买东西，东西是我躺着想好了的。一路上我回忆起梦境：谢肉节的晚上，我又住在罗斯托夫采夫家，跟父亲一起看马戏。圆形演技场上一共跑出来六匹黑色的波尼马①……它们都配有漂亮的带铃铛的小铜鞍子，嚼子上得严严实实，笼头上的红绒缰绳紧紧地勒在鞍子上，紧得它们粗短的脖子都弯拱起来，马的鬃毛剪得齐齐整整，象黑刷子一般竖着，额鬃间翘着红色的饰缨……它们一样的毛色，一样的个头，一样宽的侧身，一样短的腿，都在赌狠地、执拗地垂下黑色的头，排着整齐的一行，用碎步跑起来，小铃儿叮叮当当摇晃着。它们跑出来以后，猛然停住，咬着嚼环，并且抖动头上的饰缨……穿燕尾服的驯马师喊了半天，鞭子甩了半天，最后才强使它们跪下来，向观众点头致敬。紧接着突然响起一阵欢快、急速的音乐，好象快马奔腾跳跃，追击似地撵着它们顺着演技场的圆圈鱼贯跑过……我走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本厚厚的黑漆布面的笔记本。回家后，喝茶时我想：“算了吧，我就读读书，间或写写东西，不抱任何奢望，简略记点什么——各种思想、感受、见闻……”于是我蘸了蘸墨水，用笔工整地写上；
“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笔记。”
我坐着思考了好久，写什么呢？我一个劲地抽烟，整个房间烟雾腾腾，但是不感到苦恼，只是有些优郁，内心是平静的。最后我写道：
“H公爵到编辑部来过，他是著名的托尔斯泰的信徒。他有一份关于图拉省饥民救济捐款和支出情况的报告，要求发表。他很胖，但不魁梧，穿一双高加索式样的软靴，戴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大衣领子也是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这些穿戴虽然破旧，却很贵重，而且干干净净。灰色软上衣腰里系着皮带，显出圆滚滚的肚子，鼻子上架着金边的夹鼻眼镜。他待人谦逊，但他那端正优雅、油光水滑、白白净净的面孔和冷冰冰的眼睛使我极为不舒服，我立即对他产生恶感。当然，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但也完全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希望生活和人都美好，能激起爱和欢乐的感情，我只憎恨有碍于爱和欢乐的东西。
“前几天我沿着博尔霍夫大街往上走，看到了一幅太阳西沉的景象：天寒地冻，西边天空渐渐清澈，一片青绿、透明、寒冷的天空映着明净的暮光，照着整个城市，勾起人们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和忧愁。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脸冻得青紫的老人。他是个流浪乐师，正拉着破旧的手摇风琴；那长笛般的哨声、颤音、沙哑声，那从哨声和沙哑声之中进发出来的浪漫曲调，那样悠远，带着异国情调和古风，弥漫了这凛冽的黄昏，也使人内心充满忧伤——唤起种种梦想和怜借之情……
“我到处感到苦闷或恐惧。两星期前我看到的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也是个黄昏。只不过阴沉晦黯。我偶然走进一座不大的教堂，看见传道高台近旁离地板很近的黑暗处，摇曳着烛光。我走近一看，不禁呆若木鸡：三支小蜡烛粘在一口小棺材的前端，凄楚地微弱地照着四边围满纸花的粉红色小棺材，照着躺在里面的黑皮肤、凸前额的婴儿。要不是他的小脸现出瓷器一般的颜色，紧闭的凸眼皮呈雪青色，小嘴嘬成三角形，要不是这永恒的宁静和永世的孤独的气氛，他完全象是睡着了！
“我已写出并发表了两篇小说，不过全是虚构的，令人不快。一篇讲饥饿的农夫，我没有见过这些人，也谈不上怜悯他们；另一篇写的是地主破产这个过时的题材，内容也是臆造的。其实我想写的只是破产地主P的屋前那株高大的银白色杨树，再就是他书房柜子上的鹞鹰标本，它张开驳杂的褐色翅膀，一只闪闪发光的黄玻璃眼睛永远朝下望着，假使写破产，我也只想描写它诗意的一面，写那感伤动人的东西：贫瘠的土地，贫穷残败的庄园，花园，奴仆，马匹，猎狗以及把前房让给后辈而自己栖息后房的‘老东家’。还要说说‘少东家’：他们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不名一文，然而自视血统高贵，是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贵族式这檐帽、斜领衬衫、灯笼裤、长统靴……聚到一块就是酗酒，抽烟，夸夸其谈，拿古老的装香摈酒的高脚杯喝伏特加，将空弹上进枪膛，狂笑着朝蜡烛开枪，把烛火射灭。这些‘少东家’中有个姓口的，完全离开破落的庄园，搬到磨坊去和情妇一起住在小木房里，当然，磨坊早已停业了，这情妇几乎没有鼻子，他们睡在木板床上，铺着麦秸，或者睡‘在花园里’，也就是木屋近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苹果树枝上还挂着一块破镜子，镜子里映着白云。闲极无聊时，他就坐在树下，用石头去打鸭群，那是磨坊附近水湾里农夫放养的，每扔一块石头，鸭子就立刻嘎嘎直叫，喧闹着成群结队地扑到水中。
“瞎老头格拉西姆是我家的旧仆，跟所有的瞎子一样，走路时微微翘起脸，好象在倾听，凭一根棍子本能地摸索道路。他住在村头一间小破房子里，孤苦伶什，只有一只鹌鹑为伴。那鹌鹑在韧皮编的笼子里一个劲地扑腾，撞到麻布做的顶篷上，日复一日，头上的毛都秃了。格拉西姆虽说眼瞎，可到了夏季，总是一大清早到地里去捉鹌鹑，聆听它们抑扬顿挫的音调，暖风吹拂到瞎子脸上，鸟声随风飘进田野。格拉西姆说，鹌鹑离捕网愈近，叫声就一下比一下热烈，一下比一下响亮，一下比一下更让捕鸟人紧张，那种揪心的感觉比世上一切东西都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公无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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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尼马——指八○至一四○厘米高的矮马。
十五
我不愿到编辑部去吃早饭，于是来到莫斯科大街上，走进一家小酒馆。我喝了几杯伏特加，要了条鲜鱼下酒，我盯着盘里切成薄片的鱼头，心想：“这也值得记下来，鲱鱼有珠母色的腮。”接着我吃了一道沙锅炖的酸白菜焖鱼。酒馆里人客满座，低矮的餐厅里，飘散着薄饼和煎胡瓜鱼的气味和呛人的油烟。白衣跑堂弓着背，仰着后脑勺穿来穿去，象跳舞一般。体现了俄罗斯精神的老板，神气活现地站在柜台后面，斜着眼监视着每一个跑堂，既严厉又笃信上帝，这是他早已演惯了的角色。在小市民围坐的桌子中间，轻轻地走动着几个黑衣修女，她们穿着粗笨的带提靴环的靴子，身材矮小，象白嘴鸦一样。她们默默地向小市民们鞠躬，递上封面上饰有银边十字架的小黑书，小市民们蹙起眉头，从钱包里挑出几枚难看的戈比……这一切似乎是我的梦的继续，伏特加、酸白菜焖鱼和童年的回忆使我微微有些醉意了，泪水不由涌了上来……回到客栈后，我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薄暮时分，心情惆怅和懊悔。我对着镜梳了梳头，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艺术家的风度太过分了，看着不舒服，就上理发馆去。理发店里坐着一个矮胖子，围着自罩布，脑袋亮光光的，一双兜风耳，活脱脱象只蝙蝠。理发师在他的上唇和两颊上涂上一层厚得出奇的肥皂泡沫，拿把刺刀灵巧地刮了又涂，涂了又刮。这一次是从下往上刮的，轻轻几下，就草率完事。蝙蝠叉开两腿，抬起半截身子，拉开罩布，弯下腰去，一只手按住胸部，另一只手洗那通红的脸。
“洒点花露水吗？”理发师问。
“要一点。”蝙蝠说。
于是理发师用喷子咝咝地喷了点花露水，又用一条毛巾轻轻地沾了沾蝙蝠的湿润的双颊。
“先生，请！”他揭掉罩布，话音清晰地说。蝙蝠便站起来了，那模样可真吓人：一双大耳伸在大大的脑袋上，面孔又大又瘦，象张红羊皮，刮过的脸上，眼睛发出婴孩一般的亮光，嘴一张，黑洞洞的。他身材矮小，宽肩膀，躯干短得象蜘蛛，而且腿又细，象鞑靼人那样弯着。他塞给理发师一点小费，穿上漂亮的黑大衣，戴上圆顶礼帽，点起一支雪茄，走了。理发师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知道他是谁吗？是头号富商叶尔玛科夫。您知道他一向给多少小费吗？您瞧！”
他伸开手掌，开心地笑着说：
“不多不少，两戈比！”
理完发，我又习惯性地上街溜达溜达。孤独和忧愁使我早已养成上教堂的习惯，一看见教堂的庭院，我就进去了。诵经台周围高高的烛台上，成束的蜡烛发出灼热的光，照得教堂里暖融融的，充溢着一种忧郁的节日气氛。台上放着一个铜十字架，十字架上镶着假宝石，神职人员站在台前，满含怜悯和悲伤之情唱道：“主啊，我们在你的十字架前礼拜……”暮色里，一位大个子老头儿站在门口，他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外衣，一双皮套鞋，身材粗壮结实，象一匹老马。他也跟着唱，似乎在教训什么人，声音低沉而严厉。诵经台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香客，他面前的金黄色的烛光和煦地照着他。他长得象穴居人一样干瘦，清癯发黑的脸孔低垂着，严肃而冷静。又长又黑的头发一绺绺地象原始人、僧人和妇女那样耷拉在两颊上，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左手紧握一根长木杖，日积月累，木杖被磨得光亮亮的。他背后背着个黑皮囊，独个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和别人保持着距离。我看他，热泪盈眶，胸中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对俄罗斯、对祖国、对她全部蒙昧的古代缅怀和感伤之情。有个人站在我后面，用蜡烛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面，我转过脸一瞧：原来是个老太婆，她穿一件肥大的外衣，披一条大围巾，弓着身子在我背后，暴着一枚牙齿。她说：“敬十字架用的，老爷！”她的小手冻得冰冷僵硬，指甲青紫，我顺从地接着蜡烛，很高兴，于是朝耀眼夺目的烛台迈了一步，笨拙地把这支蜡烛同其它的蜡烛搁在一起。我的笨拙动作使我感到客臊，突然，我起了一个念头；“走！”于是，我后退一步，鞠了躬，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向大门走去，身后留下教堂中舒适可爱的光明和温暖。台阶上，迎接我的是阴冷的黑暗和在高空中呼啸的风……我戴上帽子，对自己说：“走！”决定到斯摩棱斯克去。
为什么要到斯摩梭斯克去？我想望过勃良斯克的一切，勃良斯克森林，勃良斯克绿林好汉……我拐进一条胡同，走进一家小酒馆。有个无赖正坐在桌旁低着头，借酒装疯，大声叫道：“我自作自受，落得当苦役的下场！”这是一出俄国人惯演的顾影自怜的把戏。另一张桌旁有个人仰着头，嫌恶地望着他，那人蓄着两撇稀疏的小黑胡子，脖子细长，喉包尖而大，在颈前薄薄的皮肤下面蠕动，看来是个小偷。柜台旁有一个高个子女人，酒气醺天，晃晃荡荡地摇着身子，她的连衣裙湿漉漉的，紧贴在两条细腿上，显然是个洗衣妇。她敲着柜台，正向掌柜诉说什么人的卑鄙行径，手指控洗得干干净净，象玻璃一样放亮。一只盛着伏特加的棱形酒杯摆在她面前，她间或端起来拿在手中，却总没喝，一会儿又放下来，接着话题说下去。我想喝点啤酒，可是酒馆里空气霉湿，冲鼻难闻，灯光也太暗，还有水从结了冰的小窗台上，从窗台上的一堆烂抹布上流下来……
偏巧，阿维洛娃家的餐室里来了几位客人。“啊，我们可爱的诗人！”她说，“你们还不认识吧？”我吻了吻她的手，又同客人们寒暄了一番。同阿维洛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先生。满面皱纹，唇髭剪得齐齐整整，还染成了揭色，头上的假发也是褐色的，身穿白丝背心和黑色常礼服。他赶忙站起来，鞠了躬，谦恭地回敬了我，动作出奇地灵活，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挺喜欢他的常礼服大襟上镶着黑缏，一见之下不禁动了心，极想自己有那么一件才好。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太太，爱絮絮叨叨又善于词令，她向我伸出象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手光滑得象枕形肉包子一般，上面可以看到手套接缝留下的一行行齿形压痕。她口齿伶俐，说话急促，还多少带点喘息。她完全没有脖子似的，身子相当肥胖，特别是后背和两腋附近。她腰间的紧身束得紧紧的，象卵石一样滚圆、梆硬，肩膀上搭着一块烟灰色毛皮。毛皮的气味掺和着沁人心肺的香水、毛料衣服、温暖的身体的气味，浓烈得真叫人难以透气。
十点钟，客人们起身告辞了，临行恭维了主人一番。
阿维洛娃笑了起来。
“哎，总算走了！到我房里坐坐吧，该把这儿的气窗打开……咳，亲爱的，您怎么啦？”她娇嗔地说，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
我握着她的手说：
“明天我要走了……”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
“上哪儿？”
“斯摩棱斯克。”
“为啥？”
“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去了斯摩棱斯克又会怎么样呢？来，咱们坐下来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到沙发上，沙发上罩着的是夏天用的条子斜纹布套。
“您看这斜纹布，”我说，“跟火车上的一模一样。甚至看见这斜纹布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连它也催我走呢。”
她往里坐，两只脚就露在我眼前。
“不过，为什么去斯摩棱斯克？”她问，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盯着我。
“然后去维切布斯克……波洛茨……”
“为啥，”
“不知道。首先，我很喜欢这几个地名：斯摩梭斯克，维切布斯克，波洛茨克……”
“这不是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难道您不觉得，有些地名可真好听？斯摩棱斯克古时候经常遭到兵燹和围困……它甚至使我感到亲切。我们家族的一批古老的文契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大火中烧掉的，因此我们失去了一些重大的遗产权和世袭特权……”
“事情愈来愈糟了！您很想她吧？她没有给您写信吗？”
“没有，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总的来说，奥勒尔的这种生活我不喜欢。‘游荡的鹿知道上哪儿去吃草……’这里，我的创作无从着手。我整个上午都只有呆坐着，脑子里一团乱麻，象个疯子似的。我靠什么过日子呢？我们巴图林诺有个大姑娘，是小店主的女儿，已经没有嫁人的希望了，所以就靠尖酸刻薄过日子。我现在也是这样。”
“简直是个孩子！”她温柔地说抚摸我的头发。
“发育很快的只是低级动物，”我说。“再说，谁又不是孩子呢？有一次，我乘车到奥勒尔来，同座的是叶列茨区法院的一位法官。他是个可敬而严肃的人，长得象黑桃皇帝……他坐在那里看了好久《新时代》，后来起身，出了车厢就不见了。我有些不放心，也出去了，打开门走到过道上，由于火车轰隆响，他没有听见我开门，也没有见到我。您说我在过道上看见了什么？他在升降台上随着车轮的节奏天不怕地不怕地跳起舞来，两只脚搞出一些最冒险的动作。”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突然意味深长地轻声地问：
“咱们一块儿上莫斯科去好吗？愿意吗？”
我浑身一震……满脸通红，喃喃地谢绝了……直到如今，只要我回忆起这一时刻，我就痛惜这一巨大的损失。
十六
第二天夜晚我已经上了火车，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感到有些害怕。微弱的灯光不断地摇曳晃动，照在木板凳上，显得凄清惨淡。我站在黑洞洞的窗户旁，一股股新鲜的气流从看不见的窗缝里钻进来，砭人肌肤。我两手搭在脸上挡住光线，凝神注视这窗外的夜和森林。那里似乎有成千上万的红蜂嘤嘤嗡嗡，一下子又消失不见。有时，树脂和机车燃烧木柴的气味随同严冬的清凉空气一起吹过来……啊，这林中之夜多么黢黑，多么严峻，多么凝重！林中小道狭窄、深邃、没有尽头。小道两旁，千年古松的高大细长的黑影密密层层重叠着。明亮的车窗的方影斜斜地投射在林边雪堆上，一晃而过。窗外不时又问过一根电线杆，它先愈变愈高，又愈变愈远，隐没在黑暗和神秘之中。
早晨我一觉惊醒，精神爽快。列车停了，已到了斯摩棱斯克。这是一个大站。周围一片光明和宁静。我跳出车厢，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车站门口围着一群人，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被猎人打死的野猪撂在地上，它庞大、粗壮，已冻得硬梆梆，极其可怕，不忍一睹。它周身竖着又长又密的灰色刚毛，沾上了一层干燥的雪粉，两只家猪一样的小眼睛，嘴咬得很紧，伸出两颗大獠牙。“呆在这儿吗？”我想了想，“不，继续走，到维切布斯克去！”
我乘车到维切布斯克已近黄昏，一个寒冷而明亮的黄昏。到处是厚厚的雪层，洁净而缺乏生气，好象是块处女地一般。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是古老的、非俄罗斯的。高大的房屋连成一片，尖尖的屋顶，不大的窗户，底层的大门幽深，呈半圆形，做工粗糙。你往往会碰见老犹太人，他们一色都穿长襟衣，白长袜和皮靴，长鬓发就象弯曲的管状绵羊角。他们面色苍白，一律乌黑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疑惑神情。人们正在热闹的街道上游近，人行道上一大群胖姑娘慢慢吞吞地挪动步子。她们穿着省里犹太人的盛装，淡紫、天蓝、石榴红色的厚绒面皮袄。一些小伙子跟着她们后面，不过很支雅，而且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全都戴圆顶礼帽。也留着长鬓发，那东方人的甜甜的脸面娇嫩、浑圆，象少女一般。他们腮边生长一层青春期的绒毛，目光象羚羊的一样懒散……在这群人中间，在这座我觉得是那样古老的城市里走着，我仿佛着了迷，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天黑了，我来到一个广场上，这儿耸立着一座有两个小钟楼的黄色的天主教堂。我走进去，就看见半明半暗中摆着一排排长椅，再往前，祭坛的供桌上有点着半圈蜡烛。摹然间在我的头上什么地方响起缓慢的、沉思般的风琴声，音流低沉平稳，后来逐渐升高、壮大，出现了刺耳的象金属发出来的尖锐声……又完全变成颤音、擦音，似乎要挣脱压抑它的什么东西；突然间，冲破了。响起洪亮的天堂赞美歌……再往前，灯火阑珊处，传来时高时低的呢喃细语声和鼻音浓重的拉丁语的吟诵声。在粗大的上端隐没在黑暗中的国石柱两边，一些铁制披甲兵立在往基上，昏暗中看上去就象黑色的幽灵。祭坛上方高处有一扇绘彩的大窗户，隐没在朦胧之中……
十七
我当天夜里就乘车去彼得堡。从教堂一出来，我就往回走，到火车站去乘搭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想在那里随便找一家旧旅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去波洛茨克的火车很晚才开。车站上空无一人，漆黑一片。只有小卖部的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那么拖沓，仿佛时间本身也到了尽头。四周是死一般的静寂，我独自一人坐了很久很久，最后，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茶炊的香味，车站开始骚动起来，明亮起来了。这时，谁知我竟糊里糊涂地买了张上彼得堡的车票。
还在维切布斯克车站上，当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久等不到的时候，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很诧异，很纳闷：眼前的一切都是些什么？有何目的？我又为什么置身其中呢？小卖部阒无人声，半明半暗，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阴沉的车站大厅显得空阔、深长、高大，中央摆着一条长桌，布置得跟所有车站一样刻板。小卖部散发出夜间车站的茶炊的芳香时，一个昏昏欲睡的驼背老仆役，身后拖着燕尾服的后襟，一拐一拐地从柜台后边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哀叹着自己年迈体弱，腿脚不灵，开始爬到墙边的椅子上，用一只颤巍巍的手点燃毛玻璃球形壁灯……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宪兵神气十足地经过小卖部走向站台，脚下的马刺嘎嚓作响，他身上的长军大衣一直拖到脚根，后岔使人联想到名贵的牡马的尾巴，——这都是何物？为何目的？出于何种动机？那宪兵开门进站台时，放进来冬雪之夜的清新空气是多么古怪啊！我一下子从发呆中清醒过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决定上彼得堡。
波洛茨克冬雨霏霏，透过列车之间的罅隙，我看到这城市街道泥泞，单调毫无特色，不免感到扫兴，而这扫兴反倒使我高兴。后来我在途中写道。“无穷无尽的白昼。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车窗外老是萧索的苍白的天穹和积雪。列车一会儿钻进密林，一会儿又出现在荒凉的雪原，遥远的地乎线上，黢黑的树林上方，低垂的天幕上挂着一抹铅灰色的云。车站全是木材建成的……到北方了，到北方了！”
在我眼中彼得堡已是位处极北。在阴霾的暴风雪中，出租马车载我沿着楼房异常整齐、异常高大、异常相似的街道飞奔，驶向利戈夫卡，驶向尼古拉耶夫车站。不过才下午两点多钟，车站主楼上的圆钟就已经放亮。我在运河流经的利戈夫卡停了车，离开车站不过两步远的光景。这儿到处是木柴栈、车夫夜店、茶馆、小饭馆、啤酒店，环境很糟。我在车夫介绍下进了一家旅馆，和衣坐了许久，从六层楼上高处的一个无比阴郁的窗口，望着黄昏前大雪纷飞的天幕。旅途的劳顿，火车的颠簸，使我觉得眼前一切都在旋转……彼得堡！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已身处彼得堡，完全被它的黑暗、复杂、可怕的宏伟包围了。房间里又闷热又憋气，陈旧的毛料帷幔和沙发罩、用来打光下等旅馆房间地板的一种发红的东西散发出臭不可闻的气味。我走出房间，顺着陡直的扶梯跑下楼去。街上暴风雪搅得天昏地暗，冰冷的雪花向我扑面而来。我拦住一辆在风雪中出现的出租马车，直奔芬兰车站，——去体验一下异国情调。我在那里很快就喝醉了。突然给她拍了一份电报。
“我后天到。”
在宏大、古老、车水马龙的莫斯科，迎接我的是阳光普照的天气。冰雪融化，雪堆渐渐消失，小河和水洼已经解冻。有轨马车轰轰隆隆、叮叮当当地驶过，步行的和乘车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满目都是满载货物的雪橇、肮脏狭窄的街道。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宫殿，以及密集于其间的泛出金光的教堂圆顶，看上去好象一幅民间版画。我惊讶地瞻仰了瓦西里·勃拉仁①，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大教堂，在野味市场上有名的叶戈罗夫酒馆吃了早饭。这酒馆挺特别，楼下的顾客多是做生意的老百姓，相当俗气而又嘈杂，可是楼上两间不太好的小厅却整洁雅致，很讲规矩——甚至禁止吸烟。太阳从院子什么地方穿过暖烘烘的小窗户照进来，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啼唱，小厅更显得十分舒适。屋角有盏灯闪着白色的火焰，一堵墙的上半部分是一幅发乌的画，涂过淡褐色清漆，大添异彩，画上有飞檐的鳞状屋顶、长廊，长廊上有几个大得不合情理的在喝茶的中国人，黄黄的脸，穿金色长袍，戴绿色瓜皮小帽，小帽就象一种廉价的灯……当天晚上我离开了莫斯科……
我们的县城已经通了火车，亚速海的狂风在车站上肆意狂号。她在已经没有积雪的干净的站台上等候着我。风吹动她的春季宽边帽，挡住了她的视线。我老远就瞧见了她，而她在风中蹙起额头，慌慌张张地沿着走动的车厢找寻我。她身上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惹人爱怜的东西，久别重逢的亲人身上总有这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她清瘦了，穿著朴素。我从车上跳下来之后，她想掀起面纱，可是没成功，只是隔着面纱笨拙地吻了吻我，面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马车上她默默无言，迎风偏着头，只是伤心而又冷淡地反复说：
“瞧你对我干了些什么事！瞧你对我千了些什么事！”
后来她又说了，语气仍旧很严肃：
“你上‘贵族旅馆’去吗？我跟你去。”
我们走进二楼一间又大又有前室的房间里，她坐到沙发上，看着侍役笨拙地把我的箱子放在房子中间的地毯上。后来侍役问我还有什么吩咐。
“没了，”她替我答道，“去吧……”
接着她摘下帽子。
“你干吗老不开口，什么也不跟我说？”她抑制着颤动的嘴唇，若无其事地说。
我跪了下来，抱住她的双腿，一边隔着裙子吻着，一边抽泣。她捧起我的头，于是我又认出和感到了她那为我熟悉的异常甜蜜的嘴唇，我俩得心幸福地收缩起来，好象都停止了跳动。我跃起身来，反锁上门，用两只冰凉的手拉上被风吹得胀鼓鼓的白窗帘。窗外，风摇撼着黑乎乎的春天的树，树上，一只白嘴鸦象醉汉似地来回晃动，惊惺地大声叫喊……
后来，她呆呆地躺着休息时小声地对我说：“父亲有一个要求；结婚的事哪怕等半年也好。你就等等吧，反正我的生命现在只属你一个人，随你摆布了。”
几支没有点过的蜡烛竖放在镜台上，垂挂着的白窗帘毫无光泽，纹丝不动，粉白的天花板上各种奇形怪状的泥塑装饰朝下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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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在莫斯科红场上，具有世界意义的著名建筑古迹。
十八
格奥尔基哥哥已经从哈尔科夫迁到一座小俄罗斯的城市，我们就动身到那儿去了。我们俩都将在哥哥负责的地方统计局工作。我们在巴图林诺度过了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和复活节。母亲和妹妹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父亲慈爱地用“你”称呼她，而且每天早晨都主动地让她吻自己的手，只有尼古拉哥哥显得拘谨和客气。她结识了我家的成员，观看了我家的房屋，了解了我家的庄园，去过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房间，她觉得这房间至今都还可爱，她还怀着内心的喜悦翻阅过我的书籍，这一切她都觉得新鲜有趣，沉浸在一种既平静又迷惘的幸福之中……后来我们便离开了。
夜间我们抵达了奥勒尔，第二天拂晓换乘了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
早晨阳光明媚，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依着暖烘烘的车窗。
“你看多怪，除了奥勒尔和利彼茨克，我从来没到哪儿去过！”她说，“马上就到库尔斯克了吗？在我眼中这已经是南方了。”
“是的，在我眼中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库尔斯克吃早饭吗？你知道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车站上吃过早饭呢……”
库尔斯克站过了以后，愈往前走就愈使人感到暖和、愉快。路基两旁的斜坡上已是青草茵茵，野花簇簇；白蝴蝶在门飞，而有了蝴蝶就表示已经是夏天了。
“那儿的夏天是很热的！”她笑着说。
“哥哥来信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大花园。”
“对，小俄罗斯嘛。真是没有想到……你瞧，你瞧，杨树多么高大！全都绿了！为什么有过多的磨坊？”
“是风车，不是磨坊。马上就可以看见白垩山了，再就到别尔戈罗德。”
“现在我才理解你了，我恐怕永远也不能在北方生活，那里没有这样充足的阳光！”
我放下窗子。熏风徐来，送来了温暖，连机车喷吐出来的煤烟也带着南方的气味。她双目半闭，脸上、额角的黑绒毛以及简朴的印花布连衣裙上，一束束灼人的阳光在移动、照耀、炙烤。
别尔戈罗德附近，河谷中有鲜花盛开的樱桃园和白石灰墙的小屋，质朴可爱。在别尔戈罗德车站上听得到卖面包圈的小俄罗斯妇女急促而温柔的语声。
她下车去买东西，讨价还价了一番，很高兴自己善于精打细算和会说几句小俄罗斯语。
傍晚，我们抵达哈尔科夫，又换乘一趟车。
快到终点时天已黎明。
她睡着了。车厢里蜡烛快点完了，草原上仍旧是黑夜，一片昏暗朦胧，但是在远方，东边天标下边已暗暗地发青。这儿，无边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上，灰绿色的小丘一个紧挨一个，太不象我们家乡的土地了。窗外闪过一个沉睡的小站，站上周围既没有灌木，也没有树林，就是小站本身也是石头垒成的，没有遮掩，在这曙光初露的神秘时刻泛着青白色的光……这里的小站多么冷寂荒凉啊！
这时车厢有了一点点光亮。昏暗已藏在地板下边，地板上面已经半明半暗了。她，还在梦乡。头埋在枕头里，腿蜷曲着。我用我母亲赠送给她的一条古朴的丝织披肩小心翼翼地盖在她身上。
十九
车站坐落在宽阔的山谷中，远离市区。车站虽不大。却令人惬意。站上，侍役殷勤有礼，脚夫和蔼可亲，坐在双套家用长途马车上的车夫老实厚道。
整个城市掩映在葳蕤葱茏的花园中，它的盖特曼大教堂坐落在悬崖峭壁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东边和南边。东边山谷里孤零零地峙立着一座险峻的小山，山顶上有座古老的寺院，再过去是青绿一片，空旷无物，山谷逐渐变成草原的斜坡。南边，越过河对岸，再越过嫩绿的草地，视野便消失在耀眼的阳光之中。
到处是花园，再加上木板人行道旁又栽着一行行杨树，城市的许多街道便显得狭窄。在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见一位高傲的少女，胸脯挺起，方格裙子裹住臀部，结实的肩上挑着一担沉重的水。杨树异常高大粗壮，令我们叹为奇观。正值五月天气，常有雷电和暴雨，一到这时候，那杨树厚实的叶子就绿得发光，还散发出树脂的清香！这里春天总是绚丽，夏天酷热，秋天清明、悠长，冬天温和，吹来湿润的风，一辆辆雪橇挂着小铃铛，跑起路来发出暗哑而好听的叮当声。
我们在一条这样的街道上租了一套房间住下来。房东柯万尼科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皮肤晒得黝黑，花白的头发修成圆形。他是个道地的庄园主：有院子、厢房、正房、后花园。他自己住厢房，而把正房租给我们。正房的墙壁粉白，后面有花园的绿荫遮掩，前面是大玻璃窗走廊。他不知在哪儿做事，习惯下了班便饱吃一顿，睡上一觉，然后不等农服穿好就坐在敞开的窗户前，一面抽他的烟袋，一面一个劲地唱道：“哎，山上那个女人在割麦子……”
院子里的房间既不高，也很简朴。前室里有一口古老的大木箱。上面盖着带彩色桃花的粗糙的麻布。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当我们的佣人，她有一种诺盖人①的美。
哥哥变得更加和悦可亲，心慈口善。我的期望实现了：他和她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亲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和她或他发生争执，他俩就总是站在一边。
我们在这里的同事和熟人（医生、律师、地方自治会的人）同哥哥在哈尔科夫的相似。我轻轻巧巧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而且很高兴在他们中间遇见到列昂托维奇和瓦金，他们也是从哈尔科夫迁来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唯一不同于哈尔科夫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是更温和，与这个城市的和睦安宁的气氛几乎完全相称。他们本仅与来自任何其它城市的人们友善，甚至也与警察局长友好。
我们常常聚会在一位参议员家里，他拥有五千俄亩地和一万头羊，为了壮门庭，他把自己的家弄得富丽堂皇，具有上流社会的气派，可惜他本人却身材短小，穿著寒伧。他曾在雅库茨克呆过一段时期，但为人谦恭温雅，颇象是一个可怜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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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
二十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著，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
二十一
烈日炙烤着花园，城里街面上直到下午五点钟还空落无人。哥哥睡午觉，我们则闲躺在她的大床上。太阳绕着屋子，渐渐到卧室的窗户上，从花园向里边窥望，洗脸池上的镜子反映着园里绿油油的枝叶。果戈理曾在这个城市里念过书，到过附近整个郊区；米尔戈罗德、亚诺夫希纳、希沙基、亚列锡基。我们经常笑着背诵：“小俄罗斯的夏天多么令人神往、多么绚丽多彩啊！”①
“天还是这么热！”她说，快活地吁了一口气，仰面躺着。“而且苍蝇又多！下面怎么描写菜园的？”
“各种各样的昆虫象一颗颗绿宝石、黄玉、红宝石，散落在色彩斑斓的菜园里。”②
“写得真迷人。我非常想到米尔戈罗德去看看，无论怎样一定得去一趟，对吗？咱们随便什么时候去一趟吧：只是他这个人在生活上太古怪，令人不愉快，他从来没有爱过谁，甚至年轻的时候也没有……”
“是啊，他年轻的时候只有过一次怪异的行为——去柳别克。”
“就象你去彼得堡一样……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出门？”
“那你为什么喜欢收到信？”
“现在我还能收到谁的信呢？”
“反正你喜欢。人们总是期待着某种幸运的、有趣的事情，幻想着某种喜事、某种变故。这正使人向往旅行。再加上自由自在、海阔天空……新鲜事物总是叫人兴高采烈的，提高生活的情趣，我们大家在一切强烈的感情中所渴望的、追求的正是这一点”
“是呀，是呀，的确是这样。”
“说起彼得堡，那地方可糟透了，一到那儿我心里就永远明白，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要是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果戈理在意大利通讯中曾经写道：‘彼得堡、大雪、流氓、衙门——这些我都只在梦中见过。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又在家乡了。’我也是在这儿醒来的。我一听到这些地名：奇吉林、切尔卡塞、霍罗尔、卢布内、切尔托姆雷克、季科耶波列，不能置若罔闻；一看见芦苇屋顶、短发的农夫、穿黄色或红色长统靴的村妇，甚至她们用扁担挑着的背有樱桃和李子的树皮篮子，我就不能无动于衷。‘头上盘旋的鸥鸟在悲鸣，宛如恸哭她的爱子；烈日炎炎，哥萨克的草原上清风荡漾……’这是谢甫琴科③写的。他真是个大诗人！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主要的是它已经没有历史——它的历史生活已彻底结束了。它有的只是往事，只是歌颂过去的歌谣和传说，那似乎是一种超时间的东西。这最使我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