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位年轻小姐负责修剪脚趾甲的女儿是部长的掌上明珠。她正在攻读艺术史，据说天资聪颖。我相信。我什么都相信，可我仍提心吊胆，因为波恩的这位年轻修脚工一直还未露面。我们查阅百科词典和手头所有的生物教科书，了解脚趾甲的自然生长情况，发现它长得很慢，由此看来，不可能仅仅是这位部长女儿，很有可能，年轻的修脚工把波恩上流社会的脚趾一个接着一个捏在她可爱的手中。消除坏死细胞可能损害尼龙丝袜和部长短袜的麻烦。
但愿她别剪坏了。我十分担心她有可能把部长千金弄痛。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极其敏感的（我曾追求过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女人，我向她跪下，胳膊肘不小心顶在她的脚趾上，对其敏感程度一无所知，一切就全完了，从此我就知道了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是多么敏感）。听说这位年轻小姐很谨慎，部长女儿对部长的影响和修脚工对这位千金（人们怀疑她在社会公益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影响非常之大——修脚工的母亲拐弯抹角地（一切都是拐弯抹角地）说，她的女儿曾给她认识的一个年轻男人搞到一个位置，给某一位政府部门的科长当文书。科长这个词提示了我。这挺合适。
在此期间，年轻小姐的母亲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接受鲜花和糖果。我们心甘情愿，把这些礼品敬献给社会名流，同时又提心吊胆，因为我们欠的帐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A的私生子。
我们已从黄油和奶酪转向酥皮馅饼和鹅肝肠，我们不再自已动手卷香烟，只抽买来的烟。这时，我们接到通知：波恩的年轻小姐来了！她真的来了！她是乘一位国务秘书的汽车来的，据说她曾给这位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①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有一会儿工夫，我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示意我出去的手势，直到妻子推了我一下，并悄悄地对我说：“笨蛋——快去！”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去。在充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我同年轻小姐交谈业务。她在客厅里接见我，叹了叹气，看了一看手表，于是我也就明白，那八分钟已早就开始了——大概已过去一半。为了小心起见，我以“对不起”开始，讲得有点语无伦次，尽管如此，她仍面露笑容，接过我的三磅纸币②，最后说：“请不要过高估计我的影响——我只是试试看，因为我深信您的能力。大约三个月后给您回音。”她看了一看手表，这表示我得走了。我脑际闪过要吻她一下手的想法，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极其恭顺地轻声表达了感激之情，就踉踉跄跄走出来。三个月。还有，她长得很漂亮。
我回到咖啡间，看见那三个对我的糖果盒几乎不屑一顾的年轻混蛋的脸上流露出妒忌的神色。一会儿，屋外响起急促的嘟嘟声，年轻小姐的母亲向我们宣告，波恩来电话召她女儿去为部长除掉老茧。他的高尔夫球赛在九点开始，现在已是五点钟，而带着老茧是打不好球的。我们向街上瞥了一眼，想看看部长的汽车：车子很牢固，但并不过分华丽。年轻小姐拎着一个漂亮的小箱子和一个公文包离开了屋子。咖啡聚会散了。
回到家里，仔细观察了全过程的妻子告诉我，我是唯一同“她”单独在一起的人。至于“她”这个人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讨人喜欢，亲爱的，真讨人喜欢。”
我没有告诉妻子要等待三个月时间，并同她商量如何继续对“她”献殷勤。我想送给“她”三个月的工资，妻子认为这太俗气了，表示反对。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寄给她一辆轻便摩托车，却不写寄件人的姓名，但要让她知道是谁寄的。她本人如能摩托化，带着她那漂亮的小盒，从一家骑到另一家去，这对她是很实惠的。她要是能治好部长的脚病（此人似乎有严重的扁平足），我那难熬的三个月等待时间也许就会缩短了。我可等不了三个月，我们不可能赊欠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我将用期票去购买的轻便摩托车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一个月后我就能坐上红皮沙发。目前我们俩——我妻子和我——完全垮了，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没有十八芬尼的香烟，现在这对我们的神经倒很合适……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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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可可是欧洲18世纪盛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以浮华纤巧华丽为特色。——译注
②当时正值货币贬值时间，钞票以重量约数。——译注
一件绿绸衬衣
我完全按照人家告诉我的那样行事，没有敲门就推门走进屋去。可是，当我突然见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时，我吃了一惊。她那脸上有着一种难得见到的东西：美妙的色泽，健康，非常健康，健康，安详、自信。
她的眼睛的神色是冷漠的。她站在桌子旁摘菜，身边放着一个还有吃剩的蛋糕的盘子，一只大胖猫正在蛋糕上闻来闻去。屋子又矮又窄，空气混浊，还有一股油腥味。我的畏缩目光在蛋糕、猫和女人健康的脸之间来回转个不停，喉咙里有一种呛人的苦涩味，噎得我很难受。
“什么事？”她问，眼睛抬也不抬。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手提包拉锁，这时脑袋碰到了低矮的门框，最后取出了我的东西：一件衬衣。
“一件衬衣，”我沙哑地说，“我想……也许……一件衬衣。”
“我丈夫的衬衣足够穿十年的！”她说完这话像是出于偶然地抬起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件窸窸窣窣的柔软的绿衬衣，我看到她眼睛里突然闪现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心想这事已十拿九稳了。她连手也不擦一擦，就抓起衬衣，提溜着衬衣的肩部，翻来覆去观察每一道接缝，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
我不耐烦地内心不安地看着她又去继续把洋白菜弄干净，走到灶旁掀起一口咝咝作响的锅的盖子。一股香喷喷的热油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此时那只猫已在蛋糕上嗅了老半天，显然觉得它还不够新鲜好吃，便懒洋洋地一跳，以优美的姿态跳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跳到地上，一溜烟地从我身边窜出门去。
油在沸腾，我相信听到了猪油块在盖着盖儿的锅里劈劈啪啪的蹦跳声，因为这时一段遥远往事的回忆告诉我，那是猪油，这个锅里正在炼猪油。女人继续在削洋白菜。有个地方，一头母牛在哞哞低叫，一辆手推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一直还站在门口，我的衬衣在肮脏的椅子靠背上晃悠，我那心爱的柔软的绿绸衬衣，对它的柔软我曾向往了七年之久……
我觉得犹如站在烧得通红的炉箅子上，而沉默使我憋得透不过气来，难受得要命。蛋糕上此时已满是黑压压一片懒洋洋的苍蝇，饥饿和恶心，极其难受的恶心，合成一种呛人的苦涩味，把我的喉咙噎住了。我开始冒汗。
我终于犹豫不决地伸手去拿衬衣。“您，”我说，声音比方才更嘶哑了，“您……不想要？”
“您要换什么？”她连眼睛也不抬地冷冷地问。她那灵巧的手指已把洋白菜摘干净，把菜叶收进一个漏勺，用水冲洗，然后又掀起那个正在炼油的锅的盖子，把菜叶倒了进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咝咝声使我又想起往事，好像已过去一千年的往事，而我才只有二十八岁……
“喂，您要换什么？”现在她更加不耐烦地问。
可我不是商人，不，虽然我光顾过从格里内角①到克拉斯诺达尔②的所有黑市。
我张口结舌：“猪油……面包……也许面粉，我想……”
这时她第一次抬起她那冷漠的蓝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在这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完了……今后我将永远不会再知道猪油的味道了，猪油对我将永远只是一阵令人痛苦的气味回忆……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她的目光击中了我，洞穿了我，现在我内心空空……
她哑然失笑。“衬衣，”她以讥笑的口吻喊道，“我能用几张面包票去换衬衣。”
我从椅子上夺过衬衣，把它系在这个大喊大叫的女人的脖子上，把她像一只淹死的猫一样吊在那黑沉沉的巨大的耶稣受难像下面的钉子上，这像就挂在她头顶上的黄粉墙上……不过，我只是在想象中这样做。实际上，我抓起我的衬衣团成一团，又把它塞进手提包，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只猫正蹲在过道里津津有味地舔食一盘牛奶，当我走过它身旁时，它抬起头点了点，似乎要跟我打招呼，并且安慰我，在它那双模模糊糊的绿眼睛里流露出一点人性，一点无法形容的人性……可是，人家告诉过我，我要有耐心，因此我觉得应当再试一试。先是为了回避那明朗得令人感到压抑的天空，我跑到一处不知什么地方，在奇形怪状的苹果树下越过臭水坑和啄食的鸡群，来到不远的一座古老椴树浓荫匝地的较大的农家院落。一定是喉咙里的苦涩味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看到一个身材粗壮的农村小伙子坐在房前长凳上，向两匹正在吃食的马说着亲热的言语。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笑着从一扇打开的窗子向屋里喊道：“妈，第十八号来了。”说罢他非常开心地拍拍自己的大腿，往烟斗里装起烟丝来，屋里回答他笑声的是一声响亮的咕咕声，一个脸膛棕红，精神饱满的女人在窗框里闪现了一秒钟，她的面孔像一块油亮亮的煎饼。我马上转过身去，经过水坑、鸡群和嘎嘎喊叫的鹅群向后奔去。我像疯了似的跑得飞快，手提包紧紧地夹在臂下。当我又到达村中道路时，这才放慢脚步，从半小时前登上的山上又走下去。
当我重又见到我脚下那条两边长着可爱树木的亲切的灰色蛇形公路时，松了一口气。我的脉搏跳得更平稳了，当我坐在那条多石、荒芜、霉味弥漫的村中道路通向阳关大道的岔道口时，苦涩味减轻了。
我大汗淋漓。
蓦地，我莞尔一笑，点燃我的烟斗，从身上扯下又脏又旧、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迅速穿上凉爽柔软的绸衣，一股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流过我的全身，于是一切苦涩味全都化为乌有，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在公路上重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憧憬，渴望见到城市贫困丑陋的面貌，因为在这张变得难看的面孔后面，我还常常看到困难中的人性。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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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北海岸一个地方。——译注
②苏联北高加索一城市。——译注
在 桥 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象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又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地、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象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四点到八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孙坤荣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呣。”我也回了声：“呣。”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呣，”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一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①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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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总统。——译注
洛恩格林之死
两个抬着担架的人，上楼梯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他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差事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到现在连买香烟的小费都没有捞到。两人中有一个是汽车司机，司机按理是用不着抬病人的。可是医院没有打发人出来帮忙，而他们也不能让那孩子躺在汽车里不管。再说，他们还要接一个急性肺炎病人，和一个上吊自杀在紧急关头被人割断绳子救下来的人。两人很恼火，猛的加快了脚步。走廊里灯光很暗，不消说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味道。
“干吗割断绳子救他？”走在后面的嘴里嘟囔着，他指的是那个自杀者。前面的那个扭过头来嚷道：“可不是，何苦来着？”他回头说话的时候，冷不防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担架上躺着的病人给撞醒了，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是个孩子的声音。
“安静点！安静点！”医生说道。这是一个穿着实习大夫蓝领服的年轻人，金黄的头发，一张神经质的脸。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早就到了换班的时候。等洛迈尔医生已经有一个多钟头，可是还没有等来，他大概被抓起来了；这年头，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这位年轻大夫习惯性地掏出听诊器，一直注视着担架上的男孩，最后才把目光转向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站在门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医生不高兴地问道：“怎么啦，有事吗？”
“担架！”司机说道，“不能把他挪到床上去吗？我们马上得走。”
“哦，是这么回事，挪到这儿来吧！”医生指着皮沙发说。 这当儿，夜班护士进来了，脸上带着漠不关心却又挺严肃的表情。她托起男孩的两肩，另一个抬担架的，不是那个司机，径直抓住孩子的两条腿，男孩又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医生烦躁地说：“别嚷，安静点，安静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两个拾担架的人还是站着不走。不是司机的那一个回答了医生恼怒的目光，他平心静气地说：“那条床单。”其实这条床单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出事地点一位太太拿出来的，她觉得总不能让人把这个摔伤腿的孩子无遮无盖地送到医院去。这个抬担架的心里想：医院会把床单留下的，不会再还给那位太太，而这条床单既不属于那个男孩，也不是医院的，管他呢，干脆问医院要走，反正医院里床单有的是。拿回去让老婆把它洗干净，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
那个孩子还叫嚷不休。他们把床单从男孩腿上卷起来，随手交给了司机。医生和护士互相瞅了一眼。孩子那样儿可真惨，整个下半身都是血污，亚麻布的短裤扯得稀烂，破布和血粘在一起，看着真怕人。他的双脚毫无血色，他不停地叫喊，叫声很长，一声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快！”医生低声说，“护士，注射器，快一点！”护土的动作已经够熟练和敏捷了，但医生还在不停地催着“快！快！”医生神经质的脸上，嘴巴无法控制地张开着。孩子还是喊个不停。但护士打针的准备工作可实在不能再快了。
医生摸着孩子的脉，他那苍白的脸，由于疲惫而肌肉不停地抽搐着，心神不宁地连连低声说，“安静，安静！”但那男孩还在叫喊，好象生下来就为了叫喊似的。护士终于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了，医生熟练而敏捷地打了一针。
他把针从几乎象皮革一样坚韧的皮肤里拔出来时，长叹了一口气。这时门开了，一个修女慌张地跑进来。她正要开口，一看见受伤的病人和医生，又闭住了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亲切地向医生和脸色苍白的护士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孩子蓦地睁开眼睛，惊愕地望着站在他床头穿黑衣的女人。表面看来，好象是那只冰凉的手在他额上一捺，便使他安静了下来，其实是打的针这时起了作用。大夫手里还拿着注射器，他又长叹了一声，因为终于静下来了，出奇的安静，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都不说一句话。
孩子大概是不再觉得疼了，安静地，好奇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注射了多少？”大夫小声问夜班护士。
“十毫升，”她同样轻声地回答。
大夫耸了耸肩，“稍多了一点，等一会再看吧。利奥巴修女，您给我们帮帮忙好吗？”
“当然可以，”修女象从沉思中被惊醒，急忙答道。屋里安静异常。修女按住男孩的头和肩膀，夜班护士按住腿，他们把他身上浸透了血的破布片弄下来。现在才看清楚，血和一些黑东西混在一起，孩子全身都是黑的，脚上是煤末，手上也是，上下都是血、破布和又黏又厚的煤末。
“我知道了，”大夫喃喃说道，“从正开着的火车上偷煤，摔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男孩用尖利的声音回答说，“没错。”
他的两只眼睛清醒着，含着罕见的幸福感。那一针一定是很顶事。修女撩起他的衬衣，齐胸往上卷，一直卷到下巴底下。上身瘦得真可怜，象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锁骨旁边的窝深陷下去，在灯光下形成了很明显的黑洞，大得连修女那只又白又宽的手都能放得进去。接着他们又看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两条腿瘦极了，显得又细又长。大夫向护士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两腿双骨折，需要透视一下。”
夜班护士用酒精纱布把孩子的腿擦干净以后，就不那么难看了。这孩子瘦得可真怕人，大夫一边包扎绷带，一边直摇头。现在他又替洛迈尔医生担忧了，他或许被他们抓起来了，即使他什么也不交待，但毕竟是件难堪的事，让他为盗卖毒毛旋花子素①去坐班房，而我自己却安然无事，可是，弄好了，我倒要分点好处。妈的，一定有八点半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坐立不安。医生扎好了绷带，修女把孩子的衬衣又拉到腰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条白床单，给孩子盖上。
她又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向正在洗手的医生说道：“大夫，我刚才是为小施兰茨来找您的，您正在给这孩子看病，我不愿打扰您。”医生停住擦手，脸上有点尴尬，说话时，叼在嘴唇上的香烟上下抖动。
“什么？”他问道，“小施兰茨怎么啦？”他那苍白的脸色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唉！心脏不行了。简直不行了，看样子要完了。”
大夫把香烟又拿到手里，把毛巾挂在脸盆旁边的钉子上。
“真糟糕！”他绝望地叫了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修女一直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夜班护士把血污的破布扔进脏物桶里，掀起来的镍盖向墙上反射出颤动的银光。
大夫沉思地望着地板，突然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男孩，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说道：“我去瞧瞧。”
“要我去吗？”护士跟在他后面问道，医生把头探回门内说：“不用了，您就留在这里，准备给那孩子透视，把病历填写一下。”
孩子仍然很安静，这时夜班护士也站在皮沙发旁边。
“你母亲知道你出事了吗？”修女问道。
“妈妈死了。”
护士不敢再问他的父亲。
“那应该通知谁呢？”
“我哥哥，可他现在不在家。倒是得告诉小家伙们一声，现在就剩下他们自己了。”
“哪些小家伙？”
“汉斯和阿道夫。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你哥哥在哪里工作？”
男孩没有吭声，修女也不再追问。
“您是不是记一下？”修女扭头向夜班护士说道。
夜班护士点了点头，走向小白桌，桌上摆满了药物和各种试管。她把墨水瓶拿过来，蘸了一笔，用左手展平白纸。
“你姓什么？”修女问男孩。
“贝克尔。”
“信什么教？”
“不信教。我没有受过洗礼。”
修女一怔，夜班护士的脸色依然没有变化。
“你什么时候生的？”
“三三年……九月十日。”
“还在上学吗？”
“嗯。”
“还有……名字！”夜班护士小声提醒修女。
“对，叫什么名字？”
“格里尼。”
“什么？”两个女人微笑着彼此看了一眼。
“格里尼。”男孩讲得很慢，并且有点恼火，就象所有名字起得特别的人一样。
“是i吗？”夜班护士问道。
“对，两个i，”他又重复了一遍，“格里尼。”
他本来叫洛恩格林，因为他生在一九三三年，那时的每周新闻影片里都有希特勒第一次出现在拜罗伊特音乐节②上的镜头。但是他妈妈却老管他叫“格里尼”。
医生突然闯了进来，他的眼睛由于疲惫而模糊不清，稀疏的金发搭在那张年轻然而有不少皱纹的脸上。
“你们快来一下，快，两位都来！我想再输点血试试，快点！”
修女向男孩看了一眼。
“不要紧，”医生大声说，“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呆一会，没有关系。”
夜班护土已经走到门口。
“格里尼，你乖乖地躺一会好吗？”修女问道。
“好。”孩子答应着。
但当他们走了以后，他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好象刚才放在他额上的修女的手把眼泪挡住了。他不是难过得要哭，是被幸福感动得流泪。要说因为难过和害怕的缘故那也是有的。只有当他想起小家伙们的时候，那可真的是因为难过而流泪，但他总是尽量设法不去想他们，因为他愿意完全为幸福而哭。他活到这么大，还不曾有过象刚才打针以后那样奇妙的感觉。一种神奇的温暖，象一股乳流贯注到他的全身，使他有些昏迷，同时又使他清醒。他的舌头感到有种甜丝丝的味道，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这种甜味。但他还是不由得要想起小家伙们。胡伯特在明天早上以前是不会回来的，爸爸还得三个礼拜以后，而妈妈……小家伙们现在真是孤单单的了。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又在倾听着每一个脚步声和楼梯上海一点细小的响动，而楼梯上会有非常多的声音的，小家伙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格鲁斯曼太太会不会照顾照顾他们呢？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怎么会今天突然想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他出了事。也许汉斯会安慰阿道夫，可是汉斯自己也很脆弱，动不动就哭起来，说不定阿道夫反而会安慰安慰汉斯呢！可是阿道夫才五岁，而汉斯已经八岁了，还是汉斯安慰阿道夫的可能性大，但是汉斯脆弱得可怜，阿道夫倒是坚强些。也许他们俩都哭起来了，一到七点钟，他们就因为肚子饿不想再玩了。他们知道他七点半会回来给他们弄饭吃。他们自己不敢去拿面包，有几次，他们一下子把一星期的定量全吃光了，他严禁他们自己去拿面包吃，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了。本来，他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去吃土豆，但他们不知道啊！要是他早些告诉了他们可以吃土豆，那该多好！汉斯已经很会煮士豆了；但他们不敢，他过去把他们处罚得太严厉了，甚至不得不揍过他们几下，因为一下子把面包都吃光了，怎么能行？！如果他从来都不责打他们，那他现在心里会高兴的，他们就敢去拿面包吃，至少今晚不会挨饿了。而现在，他们只好坐在那儿等着，一听到楼梯上有声音，就激动地跳起来，把苍白的脸贴到门缝上，象他千百次看到的那样。噢，他总是先看见他们的脸，他们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啊，即使在他打了他们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么高兴，小家伙们什么都懂得。现在，每一点声音都会给他们带来失望。他们会害怕的，汉斯一看见警察就吓得发抖。他们说不定会大声哭起来，惹得格鲁斯曼太太骂他们，因为她晚上喜欢安静。也许他们一个劲地哭下去，格鲁斯曼太太会过来瞧瞧，可怜可怜他们。格鲁斯曼太太并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汉斯绝不会自己去找她，他怕她怕得要命，汉斯什么都怕……他们哪怕是自己煮点土豆吃也好啊！
自从他想起小家伙们以后，他完全是因为难过而哭泣了。他用手遮住眼睛，免得再看见小家伙们，这时，他觉得手湿了，他哭得更厉害了。他想知道现在有几点钟。可能已经九点或十点了。这可真不得了，平常他最迟七点半就回家了。但今天火车看守得这么严，他们得特别小心才行，卢森堡人那么喜欢开枪，也许他们在战争中没有来得及多放几枪，现在想来过过瘾；但他们是逮不住他的，他们从来都逮不住他，他总是能逃过他们溜上火车去的。我的天，正好碰上无烟煤，这可不能轻易放过。一说是无烟煤，他们马上就会给七、八十马克，怎么能错过这样好的机会。不光是卢森堡兵没有逮住过他，就是俄国兵，美国兵，英国兵和比利时兵，他全都躲过去了，难道今天偏偏会落在这些卢森堡兵的手里？这些蠢头蠢脑的卢森堡人！他闪过他们，爬到车皮上，装满了袋子，扔下去，然后再一个劲地往下扔，能抓多少，就扔多少。但没有想到，突然一下子，火车停住了。他只记得猛一下疼得要命，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当他在门口醒来时，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这间白房间。以后人家给他打了针，现在，他又完全被幸福感动得哭起来，小家伙们已不再在眼前出现。幸福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他从未尝到过它的滋味，泪珠仿佛是聿福的化身，从他的身体里流出，而在他的胸中幸福却不见减少。那晶莹、转动、甜甜的泪滴，那神奇的泪滴，汇成泪水，从他的心底深处泉涌而出，总不见减少……。
突然，他听见卢森堡兵的枪声，他们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令人战栗的枪声，在春天清新的夜空中震荡。他闻到了田野的清香，火车的浓烟味和煤味，也略微闻到了一点真正的春天的气息。两声枪响震撼了灰暗的夜空，四周发出了连续而又不同的回声，这些声音象针扎似的刺痛他的胸口。可不能让这些可恶的卢森堡兵抓住，可不能让他们打伤！他现在伸开四肢躺在煤堆上，清楚地感觉到身下煤块的尖硬。这是无烟煤，人家五十公斤给八十到八十五马克。要不要给小家伙们买点巧克力糖呢？不成，钱不够，买一块巧克力就得花四十到四十五马克，这么多煤他是拖不动的，我的天，五十公斤煤只能换两块巧克力糖。卢森堡兵简直象疯狗一样，他们又在开枪了。他觉得光着两只又臭又脏的脚冷飕飕的，被煤块扎得生疼。枪弹把天空射穿了许多窟窿，但他们是打不坏天空的，也许，这些卢森堡兵以为他们会把天空也打坏呢！
要不要告诉护士，他的父亲在哪里，他的哥哥胡伯特夜里上哪儿去了？可是她们没问呀！学校里老师讲过，人家没问的事情不应该回答……可恶的卢森堡兵……小家伙们……卢森堡兵别再打枪啦！他得去看看小家伙们……这些卢森堡兵一定是疯了，完全疯了。妈的，还是算了吧，父亲在哪里，哥哥夜里上哪儿去了，干脆什么也不要对护士说。也许小家伙们自己会去拿面包……或者土豆吃的……也许格鲁斯曼太太会发觉出了什么事，因为确实不太对头；真奇怪，为什么老是出事！校长也会责备的。那一针打得可真好，他感觉到被扎了一下，突然幸福就出现了。这个脸色苍白的护士，一定是把幸福装在针里了。他听得很清楚，她把那么多的幸福装在针里，太多了，真是太多了。他一点也不傻。格里尼有两个i……不，妈妈是死了……不，是失踪了。幸福真是美妙，也许可以给小家伙们买一些针管里的幸福，一切不是都可以用钱买吗？……买面包……堆得象山一样的面包……。
妈的！有两个i，这里的人不知道德国最好的名字吗？……
“不。”他突然大喊起来，“我没有受过洗礼。”
妈妈呢？说不定妈妈还活着吧。不，卢森堡兵把她打死了，不，是俄国兵……不，谁知道，也许是纳粹杀死了她，她曾经狠狠地咒骂过……不，是美国兵……唉，小家伙们可以放心去吃面包，吃面包……他想给小家伙们买象山一样的面包……多得象山一样，满满一车皮面包……满满一车皮无烟煤，还有针管里的幸福。
有两个i，妈的！
修女跑来看他，摸了一下脉，她慌张地向周围张望。天啊，要不要去叫大夫呢？她再也不能把这个发着梦呓的孩子一个人丢下了。小施兰茨死了，她升天了，上帝保佑这个俄罗斯脸型的小姑娘！大夫跑到哪儿去了？……她急得在皮沙发旁转来转去……。
“没有，”孩子嚷道，“我没有受过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