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改了？”斯塔福结结巴巴地问。“是的。我到法院去，合法地更改了姓氏。我告诉法官：‘最好当第一，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如此。’他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我继续留在布朗大学。所有的人都敦促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知道在美国科学界是怎么回事：我们非常害怕近亲繁殖，总是建议学生到其他地方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可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女性作榜样，可美国只有几所大学有有机化学女教授，而布朗大学就有一位：凯特琳·巴克（CaitlinBarker），所以我选择了她。”“幸好你改了名字，”斯塔福说，“否则的话，你的论文就变成了巴克与亚德利了。”“你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其实我叫亚德利也没关系。你瞧，巴克教授总是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面。从此我也一直这样。我认为，把年轻的合作者和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你对他们的鼓励——甚至是赞许。因此在PNAS上出现的名字将会是普赖斯和阿德利。”莉亚在沙发的角落里插话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论文送到那家杂志去呢？”“PNAS是唯一一家你不能这么做的杂志。要想在那里发表论文，你必须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可以这么说，找一位院士，他愿意代表你递送，并且担保其内容。”“你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你在开玩笑吗？”“为什么这么说？女人不能当院士?”琼·阿德利耸耸肩膀。“噢，她们是允许当院士的。目前，在1610名院士中有50位女性。其中有一位在化学部。我打赌这50名妇女全都是绝经期后的。”她说了一半就止住了。“这是个很无聊的玩笑，我不该这么说的。那些男人也全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应该是60岁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院士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科学院女院士。然后我将把我们自己的论文递送到PNAS去。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势利呢？”莉亚露齿一笑。“因为，骨子里面你也是一个势利之徒。”“对极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全都是这样的吗？”斯塔福仍然坐在桌边，两只手臂交叉在一起，下巴搁在手臂上。他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一笑也不笑。“你认为什么能够使你进入国家科学院？”阿德利用讥讽的口吻回答：“噢，几个咽侧体抑制素，一两种成功的病毒组合，一次证明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演示……几枚奖章和大奖……作许多邀请报告……发表大量文章……然后找到两个国家科学院院士，最好是地位显赫的院士，写我的提名信并且签上他们的大名。”莉亚继续问：“琼，为什么国家科学院的女性这么少？”“为什么化学部的171名院士中只有1位女院士，其理由——”“你看来很清楚确切的数字，”斯塔福评论说。“我想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她转向莉亚。“迄今为止，在一流大学里只有很少数女性获得化学方面的终身职位。哈佛大学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耶鲁大学没有，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而院士都是从那里选出来的。没有爱达荷或者肯塔基来的院士。”“我没有想到在化学方面的女性如此之少，”莉亚沉思道。“这肯定与我所在的领域截然不同。”“我并不是说化学界的女性非常少：只是在最高层才很少。如今招进来的研究生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的研究小组里就有三名。莉亚，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今天晚上，好像尽我一个人说了，简直可以说是在讲课了。你答应告诉我关于对话主义的。”“这很公平。我一直在想我的批评工具里面哪样工具最合适你。”斯塔福站立起来。“请原谅，我很疲倦了。我想上床睡觉去了。”“你是说你不想了解对话主义？”阿德利的声音听上去很惊讶。“我已经听莉亚解释过后设论述和巴赫汀的对话主义了，还有什么性别符号学、隐喻、转喻等等。”斯塔福听上去略微有一点歇斯底里。“这是住在这里难以推辞的额外好处之一。”他经过沙发的时候，用肘轻轻推了莉亚一下。“小心！”莉亚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坐下。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会对你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会对你们全都有所裨益的。准备好了没有？”“好吧，”斯塔福说，嘲弄地呻吟了一声。“尽量爽快些。后设论述有一种趋势，快成为最长论述了。”他坐在休闲椅的扶手上，用手指梳理塞莱斯蒂娜的短发。“呆在这里，”她动情地瞥了他一眼，“规矩一点。”莉亚平息下来。“请允许我对你的话作一个解构。”“先是说巴赫汀的对话主义，现在怎么谈‘解构主义’了？”“嘘，嘘，阿德利教授，你没有听说过巴赫汀（MikhailBakhtin），这位著名的俄国人吧，”斯塔福故意把“俄”字读得很夸张。“文学理论家，对话主义之父。当今的学术界杰出人物中的大热门。哎呀，阿德利教授，我一定让你很惊讶吧。塞莉和我全都知道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巴赫汀的名字我们每天至少听见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