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福很欣赏与康托的这些谈话；从这些谈话中，他了解了找资金赞助的事情，现在又是审阅人的问题。这种深邃的见地一般只有通过艰苦的亲身经历才能够获得。现在，他很幸运地从一位冠军级人物，一位比赛高手那里学到了这一切。这位大师参赛已经将近36年。癌症问题和细胞膜蛋白只是他最新的成就。早些年前，由于他在镇静剂代谢解毒疗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已经赢得了拉斯克奖。后来康托又在研究细胞膜结构。他喜欢的一句口头禅是：“你不可能找到没有细胞膜的细胞。”实验室里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课题。实际上，正是康托对这个课题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研究，才促使他从事研究癌症问题。然而，在最近向国家癌症研究所提出的经费申请中，他并没有提及这项肿瘤形成理论的研究工作。“杰里，问题是，现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钱。没有钱，你就无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想一想购买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的费用吧。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康托曾经解释说。“他们就像是杂志的评审人。不同的是，他们处理的是思想，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诚实。我也曾经做过六年这种差事，我认为我在此期间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但是，人们从事这种耗费时间的工作并不完全是出于崇高的责任心，是尽义务，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善举。实际上，总是有一些利己的成份在里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早获悉最新消息。你会忍不住记下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之后甚至几个星期之后，你忘记了自己最初在哪里看见过它，渐渐地你认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因此，那些行家不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们在申请中主要谈论他们已经完成了但尚未发表的东西。只有初次申请的人，他们以前没有获得经费，只好把他们所有的牌都亮在桌上。他们别无他法。这是常有的事：那些已经……”最终，他们对杂志的挑选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就像亚德利完全可以不必改姓阿德利一样，康托唯恐过早泄漏消息的担忧是多余的。署名康托和斯塔福合写的论文《一种关于肿瘤发生的普遍理论》没有经过正式审阅就通过《自然》的编辑程序。《自然》杂志的编辑约翰·马多克斯（JohnMaddox）虽然所学的专业是物理，却对任何领域里的最新消息都具有灵敏的嗅觉。这得归功于他以前在《卫报》担任过编辑，在那里他获得了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从业者的了解。来自美国的快递到达伦敦的翌日，从马多克斯办公室寄出的信就等在米尔山的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了，而马多克斯的一位科学界的知己正在阅读原稿摘要。他简练的批注“发表！”就已经足够了。同一天晚上，马多克斯打电话给康托。“康托教授，我们一般不会跳过评审程序，你知道，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名声，也是为了保护作者。但是，你的论文实在太不寻常了。如果真的是——”“‘如果真的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康托发火了。马多克斯很冷静地继续说了下去：“我的意思是，这类实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去验证。当然，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你肯定在别的地方发表完整的论文。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刊登实验的细节。如果你的实验被确认了，它将是一个极其轰动的进展。否则……”他没有必要把话全部说完。在癌症方面有许多被抛弃的理论假设和声名扫地的实验，康托深知盛放这些理论和实验的垃圾桶有多么深。他们的文章在稿件到达伦敦10天之内就刊登出来了。这个情况没有逃过康托一些同事的注意。他们的文章一般要等数月才能刊登出来。在像科学界这样对优先权非常敏感的行业里，期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总是包括编辑部收到稿件的确切日期。在美国和英国，一篇文章刊登出来的时间花费的长短直接与审阅人设置的障碍成比例。这是一个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在这里，即使巨匠的稿件也会遭到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挑剔。所有多产的科学作家，哪怕是像康托这样杰出、严谨的人，都曾经有过与名不见经传的评论家发生激烈争论的经历。斯塔福已经知道，你可以不断地施加影响，使得挑选出来的审阅人符合自己的口味。因此，在你论文的参考书目里不断地引用另外一位科学家的作品，就很可能会引导编辑挑选那个人作为一个特别合适的审阅人。要是你把那位潜在的审阅人的著作归类为“一流的”、“发人深省”，或干脆就说“精辟”，他在审阅你的稿件的时候，就会比较心情舒畅。康托忠告说：“好话人人爱听，恭维永远有用。”对于初露头角的学者，他的至理名言充满了大智慧：“永远不要在书面反驳中侮辱审阅人，无论他的评论多么愚蠢。”康托从来不开玩笑，至少不跟他的学生开玩笑，但他知道许多奇闻轶事，例如，那个关于密封信的故事。他突然讲了这个故事，把焦点集中在出版发表的根源上：建立优先权的愿望。“我们满脑子都是它。”康托承认。“如果我听说一个月前，或者是三天以前，有人递送了一篇类似的论述肿瘤形成的文章给一家杂志，哪怕是家默默无闻的杂志，比如《肿瘤生物》或者《日本医学杂志》，我都会气得脸发绿的。因此，那些既想得到研究成果的优先权、同时又要保守秘密的人，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