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刚一坐下，他就意识到最好还是先满足葆拉的好奇。他邀请她来的时候，或者，是她自己不请自来的？那个邀请是非常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他压根没有想到房子里的装饰会在她心里留下疑问。她是他遇见的第一位室内装潢设计师，在艺术和艺术史方面颇有造诣。他决定把事情解释清楚——迅速而简洁地说清楚。按照当代艺术品拍卖标准，席勒的画，即使是最荒谬的低价，在她看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然超出一位年轻教授的收入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不用说，她的看法是对的。她也很执着，在午餐时，她终于设法让他解释他相对富足的原因和那些维也纳家具的来源。解释很简单，或者说在康托看来是这样。他急匆匆地把往事说了一遍：他岳父是一位很有钱的维也纳犹太人工业家，他把独生女儿嫁给了康托。他们结婚时，她36岁。岳父让他继承了一半财产。那位老人很有远见卓识（不像大多数其他犹太人那样）。他料定希特勒的病毒决不会止于奥地利边界。在纳粹德国1938年吞并奥地利前两年，他带着全家人，他的金钱、家具和全部艺术收藏品毫发无损地离开维也纳，来到美国。“现在你明白我怎么会拥有座位机和席勒那些画了吧？”康托问，满以为她会点头表示明白了。“不，”葆拉露出一排白得炫目的牙齿。“没这么快。他为什么让你做他的继承人之一？你妻子呢？你们为什么离婚？”最终，葆拉终于把一切都榨了出来。洛温斯坦（Lowenstein）老爸是一位了不起的老人。正当他已经放弃希望，认为他的独生女儿嫁不出去了的时候，伊娃不仅找到了丈夫，而且嫁给了真正的博士。他很高兴。为什么不把一半财产留给女婿呢？幸运的是：那位老人没有忍受他们离婚的痛苦：在他们离婚之前四年，老人与妻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伊娃与康托的关系破裂时，没有任何财产分割纠纷，伊娃的父亲早已经在遗嘱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两个人都得到了大笔的钱。伊娃不再是康托太太，教授夫人。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更别说那栋房子和家具了。“我邀请你来并不是想谈这些。”康托再也无法克制了。“不是谈这个？”葆拉带着嘲弄的微笑，睁大了眼睛。“噢，好吧，我想你已经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莱昂纳多，你要告诉我什么？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实验？或者说最成功的实验？”“成功？”康托有一刻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啊，葆拉，那正是我想对什么人谈谈的。我尽量讲得简短些——”“简单？”一丝微笑再度浮上她的嘴唇。康托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似乎过长了点。“我说的不是技术上的。你知道，多年来，我的研究小组一直在集中研究肿瘤的发生。”“我知道你讨厌我一开始就打断你的话，可是，你明确说，那什么意思？”“肿瘤生成理论？肿瘤的形成。”“你打算制造肿瘤还是治疗它？”她故意开玩笑说，康托现在的思绪已经进入授课大厅。“两者都不是。我们只是想要弄清这个过程。去年我曾经有了一个念头，非常谦虚地说，我将其称为天才的想法。它似乎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多数恶性病例，以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揭示肿瘤的产生。”康托拿起餐巾纸，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细胞膜的草图。他很快地用最少的科学术语，向葆拉说明了他的肿瘤发生理论。“在癌症研究领域内有许多假设的理论，当然其中有许多后来被抛弃了，没有一种像我这种理论这么全面。我可以说，它将掀起一场波澜。我绝对相信它是正确的。但是，目前它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注定如此，除非——”他停顿了一下以便加强效果，“我们能够提供某种实验证据。去年秋天，我构想出一个能够证实它的实验，我让我最优秀的年轻合作者，斯塔福博士去完成这个实验。”“你的奴隶之一。”“不，是我的合作者。也许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我承认，我把他逼得很紧。我坚信我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我做梦也决不会做的事情：我明确告诉他必须在三个月以内完成这项工作。”“他成功了？”“成功了。我们公布了实验结果——”“我们？”康托看上去很困惑。“是的，我们。你怎么这么问？”“嗯，假如实验是他做的，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发表？”“天哪，葆拉，”听上去他很生气。“我们得架设一座桥梁跨越这道文化鸿沟。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我可以告诉你，在科学界这完全符合惯例。我想出来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他做具体实验，我们一起公开发表论文，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莱昂纳多，说下去，”葆拉的声音很柔和。“这并不重要。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好吧，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引起轩然大波。我是说好事情。”他有意识地咧齿一笑。“电话，贺电，演讲的请柬，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他摆动着食指强调说，“也有一个问题。一位很重要的同事——或者我应该称他为我的导师，我其实从来没有导师——在哈佛大学，他派了一位博士后去完成一项任务，重复我们的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