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共和党选举志愿人员
“母亲没教的，世界会教给你。”这是肯尼亚马萨伊部落的谚语。１９６０年秋，我的世界逐渐扩大，政治嗅觉也比以往敏锐。肯尼迪当选总统，令支持尼克松的父亲大为惊恐，我八年级的社会课老师凯文也是如此。选举的第二天，凯文先生到学校后露出身上的淤斑给我们看，说他在芝加哥的选区投票所因为质疑民主党籍监票员的行为被打。贝琪和我听了义愤填膺，这也让我对父亲的说法深信不疑。父亲认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发明的计票方法为肯尼迪赢得了总统宝座。午休时间，我们两人在自助餐厅外，打公用电话给戴利的办公室，发泄不满。接电话的女士非常有礼貌，保证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市长。
数日后，贝琪听说一群共和党人正在招募志愿人员，以核对选民名册与居住地址，希望揭露选举舞弊。海报让志愿人员周六早上九点在市区的一家饭店集合，我和贝琪决定加入。我们知道父母绝对不会同意，所以没有跟他们讲。我们乘车到市区，再走路到饭店，经人指点，进入一间小型宴会厅，找到问讯处，告知来意。参加的人数显然低于预期，因此我和贝琪各拿到一大堆选民名册。我们俩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由各组负责送我们到目的地，数小时后再接回来。
贝琪和我分别后，就跟完全不认识的人出发了。我和一对夫妇同组，他们载我到南城，要我负责一个落后街区的核对工作，指示我先敲门，询问住户的姓名，查核是否和选民名册相符，以便找出能推翻选举结果的证据。我就这么走进社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愚蠢相。我的确发现了一座空房子，却登记了十多位选民。我搅了不少人的清梦，他们跌跌撞撞走到门口，开了门对我咆哮，叫我滚蛋。我还走进一间酒吧，询问喝酒的男士们是否认识名册上的人，这些人是否真的住在这里。这些人看着我，显然觉得不可思议，对我的问题一律保持沉默。后来酒吧招待要我稍后再来，因为老板不在。
事情做完后，我站在街角等着车子带我回去，我很兴奋，因为我为父亲的“戴利帮肯尼迪偷到了总统”的说法找到了证据。
当然，回到家告诉父亲我的所作所为后，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没有大人带着就自己跑到市区已是犯了大错，更糟的是还孤身一人跑到南城，这让他气得暴跳如雷。他说，无论我们接不接受，肯尼迪已当定了总统。
我在东缅因城镇中学的第一年颇不习惯。生育高峰让注册的学生逼近五千人，他们来自不同族裔、不同经济背景。我还记得第一天走出教室时紧贴着墙壁，以免被其他学生挤到，他们似乎都比我高大成熟。开学前一周为了让自己“更有大人样”，我决定变换发型，不过没什么用。也正是由此我开始了一辈子与发型的战斗。
我的一头直发不是扎成马尾巴，就是用发箍往后固定住。母亲和我若想烫发或剪发，就找她的好友阿梅利亚·托兰帮忙。阿梅利亚做过美容师，她习惯在自家厨房里一边打理我们的头发，一边和母亲聊天。我希望上中学后能像令我羡慕的大女孩们一样，留一头发梢内卷的齐肩发或飞扬的短发。我央求母亲带我到真正的美容店。邻居推荐了一位男理发师，他的店就开在附近杂货店后面的一个无窗小隔间里。到了美容店，我给他看我喜欢的发型的照片，期待着自己换过发型后的模样。他拿起剪刀开始动手，边剪边跟母亲聊天，还不时回头去看。我惊恐地看着他剪去我右边一大截头发，忍不住尖叫起来。等他终于看到我所指的地方时，他说：“糟糕，一定是剪刀跑偏了，看来左边也得剪，好让两边一样齐。”我惊骇地看着左边的头发也跟着落地，最后我的头就像一棵洋蓟——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母亲想安慰我，但我心知肚明：我这一辈子完了。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６）
我是法比安的影迷会会长
我好几天足不出户，直到想出变通的办法。我决定到本·富兰克林的廉价小店里买条假的马尾巴，把它固定在头上，用发带扎起来，假装误剪的悲剧从未发生过。这一招让我第一天到学校时没有显得忸怩或尴尬。可惜好景不长。课间在中央大楼梯上我碰见从幼儿园起便认识的朋友欧内斯特·里基茨——大家喊他“里基”。他跟我打招呼，等我们擦身而过时，他像往常一样去拽我的马尾巴，没想到这次马尾巴应声而落。我们俩之所以还当得成朋友，是因为当时他并未落井下石，他把“头发”还给我，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开了，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而让我无地自容。
虽是老话重提，但我的中学生活的确就像电影《油脂》或电视剧《快乐时光》的剧情。我是青少年偶像法比安的影迷会会长，会员包括我和两个女孩。我们每周日晚和家人一起收看“埃德·苏利文秀”，惟一的例外是１９６４年２月９日，节目播出披头士的演出，我们是一大帮人一起看的。在披头士中我最喜欢保罗·麦卡特尼，结果引来大家为各自拥戴的对象辩护，特别是贝琪，她老是替乔治·哈里森说话。１９６５年，我买到滚石乐队在芝加哥麦考米克展览馆演唱会的票。《我不能得到满足》成了青少年抒发各种焦虑与不安的代表歌曲。多年后，当我和青少年时期的偶像——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米克·贾格尔——面对面时，我都不知道该握手呢还是该兴奋得又叫又跳。
虽然发展中的“青年文化”多半由电视与音乐主导，在学校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它们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运动明星与拉拉队长、学生会代表与智力过人者、混混与小流氓。校园里有些我不敢去的禁地，因为有人警告我，那是混混的地盘。自助餐厅的坐位有一道道无形的分界线，该怎么坐，大家心知肚明。中学三年级时，暗藏的紧张终于爆发，不同的团体放学后在停车场厮斗，或在橄榄球和篮球比赛中滋事。
校方迅速介入，并成立一个叫做“文化价值委员会”的学生团体，由各个群体选派学生代表组成。校长克莱德·沃森博士邀我加入委员会，让我有机会和素不相识或以前敬而远之的人说话打交道。我们的委员会提出一些互相包容、缓解紧张的具体建议。后来我们几个代表受邀到本地的电视节目中讨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也是我第一次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宣扬多元主义、互相尊重和理解等美国价值。这些价值需要被呵护，即便在芝加哥市郊的中学校园里亦是如此。尽管校内学生以白人和基督徒为主，依然会有种种彼此孤立或妖魔化的做法。数年后，我参加当地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舞会，有几个家伙开始找我麻烦，一位号称“油脂”的前委员会成员出面干预，要这些人别再纠缠我。
肯尼迪总统遇刺我为国家难过
但我的中学岁月并非一帆风顺。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我正在上几何课，苦思几何学老师克拉多克先生所出的难题，此时另外一位老师走进教室，告诉大家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人开枪暗杀。克拉多克先生——我最喜欢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班的导师——忍不住哭着说：“怎么可能？”然后匆匆离开教室。当他回来时，证实肯尼迪确实已遭暗杀，凶手可能是极端反肯尼迪的右翼组织“约翰·伯奇会”的成员。克拉多克先生要大家到体育馆集合，等待进一步的消息。走廊里听不到任何讲话声，数千名学生抱着怀疑的、不肯相信的心情走进体育馆。最后校长进来了，宣布提早放学。
当我回到家时，发现妈妈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沃尔特·克伦凯特宣布肯尼迪总统已在中部标准时间下午一点过世。母亲坦言当初她投了肯尼迪一票，现在她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深感难过。我也是如此。我也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难过，希望多少能帮点忙，尽管我不知道从何帮起。
我当然希望能够自立谋生，也不觉得自己的选择受到限制。幸运的是我拥有开明的父母，他们从不曾试图强迫我去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是鼓励我奋发向上，希望我快乐。事实上，我不记得有哪位长辈或老师对我或我的朋友说过“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或“女孩子不应该这样做”之类的话。虽然有时这类信息会以其他的方式传到我们的耳中。
作家简·奥赖利是在５０年代成名的，１９７２年她曾在《仕女》杂志发表一篇著名文章，描述了当她意识到自己因为身为女性而被贬抑时的心情。她用“喀嚓”来形容那种瞬间的顿悟，就像触发闪光灯的装置发出的声音。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可以像招工广告一样明目张胆，６０年代中期之前的招工广告，男女是分开来放在不同栏里的。但这种歧视也可以是不易察觉的，比如女人拿到报纸，第一反应就是把要闻版先给男人看——“喀嚓！”——自己则先看家庭生活版，等男人看完了再交换。
我自己也有过感到“喀嚓”声响起的时刻。我一向对宇宙探索和太空旅行着迷，部分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老是为美国的太空事业落后于俄国而耿耿于怀。肯尼迪总统上台后发誓将人类送上月球，这让我极其兴奋，并写信给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表明愿意参加宇航员训练计划。我收到的回信告诉我该计划不接受女性报名。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有决心也冲不破的障碍，我感到忿忿难平。当然，深度近视加上笨手笨脚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如愿的，但至少和性别无关。这次公然的被拒绝伤害了我，因此日后看到谁受歧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歧视，我都能感同身受。
译林出版社出版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著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７）
中学同学和老师
在中学时，一位顶顶聪明的女同学因为男友进不了强化班便自己也退出。另外一位女同学不希望校方公布她的成绩，因为她知道她的分数要比她正在约会的男孩高。这些女孩接收到或明或暗的文化信号，让她们去恪守古老的性别角色，降低自己的成就，以便不表现得比周围的男孩强。上中学时，我开始对男生感兴趣，但从未和谁认真谈过恋爱。我无法想像为了婚姻而放弃大学教育或事业，但有些女同学却打算这么做。
我从小对政治感兴趣，也喜欢和朋友切磋辩论技巧。我会逼着可怜的里基天天和我就世界和平、棒球比赛或任何主题展开论辩。我成功当选学生会代表，并当上副班长。我是“青年共和党”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了一个戈尔德沃特派女孩，牛仔外套和牛仔帽上都别着“ＡｕＨ２Ｏ”的标语。
九年级的历史老师保罗·卡尔森一直是热心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卡尔森鼓励我阅读戈尔德沃特所著的《保守派的良心》一书。我读后颇有心得，所以学期论文决定以美国保守派运动为题，并将论文题献给父母，感谢他们“持之以恒的教导，让我长大成人”。我喜欢戈尔德沃特参议员，因为他是一个严格的个人主义者，并且逆政治潮流而上。多年以后，我也敬佩他挺身捍卫个人权利。他认为，个人权利与他老式的保守派原则相一致：“不要非议同性恋、黑人、墨西哥裔。自由的人们有权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当戈尔德沃特得知我１９６４年曾为他拉选票时，他送了一箱烤肉配菜和辣椒酱到白宫，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１９９６年我到菲尼克斯他的家中拜访，与他和他那精悍的夫人苏珊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
卡尔森老师也推崇麦克阿瑟将军，所以在课上会一再播放他向国会发表的告别演说。每次上完这样的课，卡尔森老师就会慷慨激昂地说：“大家记住，‘死也好过赤化！’”在我前面的里基忍不住笑了出来，我受到感染也跟着笑。卡尔森老师板着脸问我们：“这有什么好笑？”里基答道：“老师，我才十四岁，活着最重要。”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８）
教堂占去我相当多的时间
我积极参与帕克里奇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活动，清楚地看到也深切地感受到弱势人群的需求，了解到施比受有福。我的祖父母说，他们的曾祖父母在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附近和威尔士南部的煤矿小村里受到约翰·卫斯理的感召而改宗，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卫斯理教徒。卫斯理在１８世纪创立卫理公会，他宣扬上帝的爱通过善行义举得到表现，他提出一条简单的法则：“行各种善举，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手段，不限时地，不论对象，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善举”的定义因人而异，但我从小就谨遵卫斯理的教诲。父亲每晚睡前都祷告，我从小也借祷告寻求慰藉与指导。
教堂占去我相当多的时间。我六年级时和数名一辈子的至交，如里基·里基茨和谢莉·海登，一起在这里接受坚信礼。中学六年里，谢莉一直陪我上教堂。母亲在主日学校授课，她说这样可以盯着两个弟弟。我参加《圣经》班、主日学校和青年团体，积极投入礼拜活动，并加入讲坛清洁队，固定在周六清洁讲坛，为周日的牧师讲道做好准备。父亲坚持人必须自立，母亲关心社会正义，我努力要调和这两者，而１９６１年教堂里新来的一位年轻牧师唐纳德·琼斯给了我帮助。
琼斯牧师从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刚结束在海军的四年服役。他是狄特里希·朋谔菲尔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忠实信徒。朋谔菲尔强调基督徒的道德角色是全力参与社会事务，促进人类发展。尼布尔洞悉人类的本质，同时却又拥有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改革的热情，琼斯牧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行动实践信仰”。
我从没有碰到过像他这样的牧师，他把周日与周四晚上的卫斯理青年团会议称为“生活大学”。他迫切地希望与我们一起工作，希望我们深入了解帕克里奇之外的社会，他的目标显然在我身上得到实现。由于琼斯牧师的“生活大学”，我第一次接触ｅ．ｅ．卡明斯和Ｔ．Ｓ．艾略特的诗作；开始欣赏毕加索的画，尤其对《格尔尼卡》印象深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大家讨论“宗教大法官”的意义。一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分享所学到的东西，母亲不久也发现琼斯牧师和她在精神上颇为接近。但生活大学并不局限于艺术与文学。我们参观芝加哥贫民区的黑人与西班牙裔教堂，和他们的青年团体交流。
大家围坐在教堂地下室里交换意见，我了解到，虽然大家的环境相差甚远，这些孩子与我相似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他们对南方民权运动的动态了解得比我更清楚，我只模糊地听说过罗萨·帕克斯与马丁·路德·金博士，这些讨论激发了我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趣。
所以，当琼斯牧师宣布将带我们去音乐厅听金博士演讲时，我乐坏了。父母答应让我去，但有些朋友的父母却不准他们听这类“煽风点火的言论”。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９）
对两位老师心存感激
上了高中也意味着要认真思考升学问题。我知道自己会上大学，至于上哪所大学却毫无头绪。我去找学校的升学顾问，可是他忙得不可开交，又毫无准备，完全帮不上忙，也不能提供建议，只是给了我一些中西部大学的简介。幸好有两位刚刚大学毕业、正在西北大学研究所攻读教学硕士、被分配到南缅因城镇中学教授政治课的老师，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卡琳·法尔斯特罗姆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珍妮特·阿尔特曼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法尔斯特罗姆在课上建议大家读《芝加哥论坛报》以外的报纸，我请她推荐，她提出《纽约时报》。“但那是东部上流社会的传声工具！”我回答说。法尔斯特罗姆显然吓了一跳，她说：“那好，就读《华盛顿邮报》吧！”
到了１０月中旬，法尔斯特罗姆与阿尔特曼问我是否决定了要上哪所大学，我说还没有。她们建议我申请史密斯与韦尔斯利，这两所学院都属于“七姐妹”女子院校。她们告诉我如果上女子学院，平常可以专心学业，周末则可以开心地玩。我没想过到外地念书，惟一参观过的大学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因为我入围“模范生奖学金”的终选名单，所以受邀到该校参观。不过两位老师的提议立刻引起我的兴趣。她们邀我参加聚会，认识两所学院的校友与在校学生。史密斯校友的聚会是在密歇根湖畔高级住宅区的一栋美丽宽敞的住宅里。韦尔斯利校友的聚会在芝加哥湖滨大道一栋高级公寓的顶楼。两个聚会都让我觉得格格不入，在座的每一位女生看起来不仅比我富有，也比我世故得多。韦尔斯利的聚会上，一位女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聊着夏天的欧洲之行。
我告诉两位老师，我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去东部”念大学，她们坚持我必须和父母商量。母亲认为，只要我喜欢，去哪里都无所谓；父亲也尊重我的选择，但我若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学或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他不会帮我出学费，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这些学校充满了“垮掉的一代”。他没有听说过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不过如果我去念，他没意见。不管是史密斯或韦尔斯利，我都没去过，所以获知被两校录取后，根据两校提供的照片，我决定选择韦尔斯利。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０）
初到韦尔斯利
韦尔斯利的校园美丽如画，校内的瓦班湖让我想起家乡的维诺拉湖。我对这两位老师一直心存感激。
周围没有一个人选择韦尔斯利。朋友多半选择中西部的大学，以免离家太远。父母开车送我去韦尔斯利，结果在波士顿迷了路，开到哈佛广场，父亲看到来来往往的“垮掉派”，更加深了对他们的厌恶感。不过在韦尔斯利不见任何“垮掉派”，这让父亲安心不少。母亲说，回来的路上从马萨诸塞到伊利诺伊，她一直哭个不停。如今我自己的女儿也远赴外地上大学，所以我完全能体会母亲的心情。不过当时我只想着我自己的未来。
１９９４年，公共电视台“前线”系列节目制作了一集有关韦尔斯利６９届毕业班的纪录片——《希拉里的班级》。我是１９６９年毕业没错，不过同届的风云人物可不止我一个。“前线”为何要在我们毕业二十五年之后，对我们的班级做一番回顾呢？制作人拉切尔·德雷金说：“不同于其他时代，这届大学女生经历了一个对妇女来说有着深刻变化与巨大动荡的时代。”
我的同班同学这样讲过：对我们来说，入学时，韦尔斯利是一所女孩子的学校；离开时，韦尔斯利是一所女子学院。这段感言或许也道出了我们自己的转变。
我初到韦尔斯利时，还抱着父亲的政治观与母亲的理想，四年学习下来，已渐渐能独立思考。第一天到韦尔斯利，父母一离开，我顿觉孤单、不知所措。新同学中有的念过私立寄宿学校，有的在国外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还有的以高分通过大学预科学分测验，免修许多大学一年级课程。我只出过一次国——去欣赏加拿大一侧的尼亚加拉瀑布。我对外语的接触也仅限于中学里学过的拉丁文。
一开始，我并未发挥出一个韦尔斯利学生应有的水平。所选的课程应付起来颇为不易，数学与地质学让我叫苦连天，自此彻底断了当医生或科学家的美梦。法文课上，教授客气地跟我说：“小姐，你的天分在别的地方。”开学一个月，我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自己似乎差人一截，不够资格当韦尔斯利的学生。父亲劝我回去，母亲则不希望我半途而废。在开头的跌跌撞撞之后，我渐渐进入状态，恢复自信，我认识到我绝不可以跑回家，所以必须全力冲刺。
大学的最大收获
一年级的一个雪夜里，校长玛格丽特·克拉普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可以俯瞰瓦班湖的戴维斯楼。她走进餐厅，希望大家帮忙轻轻摇掉宿舍四周树木上的雪，以免树枝被积雪压断。满天星斗下，我们在齐膝深的雪里，从一棵树走向另一棵树，带头的一位是坚强而睿智、敬畏与呵护大自然的女性。她也以同样的呵护来引导和挑战她的学生与教职员。在那一晚我决定我属于这里。
在克林顿政府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国务卿的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是我学姐，早我十年毕业，我们经常谈论这期间韦尔斯利的变化。５０年代末期，她和同学们多半将心思放在找丈夫上，不太关心外界的变化。不过韦尔斯利的垂范以及它对女性的高度期许，仍让她们受益不少。韦尔斯利强调服务，不管是奥尔布赖特当学生或我当学生时，韦尔斯利始终重视服务精神。韦尔斯利的校训是“Ｎ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ｒｉｓｅ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ｒｅ”，意为“宁照顾他人，勿当被照顾者”，这和我的卫斯理宗教养是一致的。我进入韦尔斯利时，正值学生运动活跃的年代，对于韦尔斯利的校训，许多学生解读为呼吁女性更多地致力于塑造自己的生活，并影响我们周围的社会。
在韦尔斯利最大的收获是交到了一些终身的朋友，也得到了展开自己的翅膀与心灵、不断去获得自我确定与认同的机会。大家在寝室里聊天，或在全玻璃的餐厅里边吃饭边交换听来的消息，从中借鉴学习。在韦尔斯利四年我一直住在戴维斯楼，和五名同学结成了一辈子的好友。约翰娜·布兰森身材高挑，善于跳舞，来自堪萨斯州劳伦斯市，主修艺术史，常和我分享她对绘画与电影的喜爱。约翰娜在“前线”节目里表示，进韦尔斯利的第一天，校方说我们大家是“……凤毛麟角。现在听来真是言过其实、自抬身价。不过在当时，女孩子听到这话再高兴不过了……你不必因为身为女性就屈居第二位”。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１）
女子学院：让我们不怕出丑
完全的女子学院让我们可以专心于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和培养课外领导能力，在男女兼收的学校里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女生不仅负责所有的学生活动——从学生自治会、校报到各种俱乐部，而且我们敢于冒险、犯错误，甚至不怕在同学面前出丑。毕竟从班长、校报总编辑到各领域的尖子都是女生。而且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我上中学时，一些聪慧的女孩因为外界压力放弃自己的理想，屈从于更传统的生活。在韦尔斯利则不同，大家凭实力、努力与成就来争取肯定，这也许是女子学院毕业生在以男性为主的专业领域里人数奇多的原因吧。
没有了男生，能让女学生空出许多心思，也不会斤斤计较于外表——至少周一至周五下午是如此。我们专心于学业，出门上课前，不必担心打扮是否得宜。不过校园里少了男生，我们的社交生活就局限于逛马路和“联谊舞会”。１９６５年秋进入韦尔斯利时，校方对学生还承担着父母的角色。除了周日下午两点至五点半，宿舍里不准男生进入。男生在许可时间进入宿舍后，寝室门必须半开，并遵守“双脚”规定：两个人的四只脚中必须有两只脚始终不离地。周末的关门时间是凌晨一点，所以周五与周六晚上９号公路就成了赛车场，男伴们开车从波士顿一路狂飙到韦尔斯利，以免学校找我们麻烦。宿舍入口设有来宾登记台，来宾登记后，校方会通过按铃和广播通知我们。若听到“来访”则代表是女性，听到“有人找”则是男性。如果找你的是意想不到的人，你可以有时间整理一下仪容，或打电话告诉登记台值班学生你没空见。
我和好友们学习非常用功，约会对象靠朋友介绍或在联谊舞会上认识，多半是与我们同龄的哈佛学生或其他常春藤名校学生。舞会上音乐过于喧闹，除非走到室外，否则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只跟有感觉的男生到外面透气。有一次在校友厅举办的一场联谊舞会上，我和一位小伙子共舞了数小时，一直以为他叫法斯，后来才搞清楚是弗罗斯特。认真交往且带回家给父母认识的男友共有两位，父亲对待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礼貌性寒暄，不如说是下马威。两位男友虽然都过了父亲那一关，但最后仍然分手。
时代在变，不久我们就对韦尔斯利古板的规定感到无法忍受，要求校方把我们当大人看待。我们向校方施压，要求取消那些如父母般严加管束的规定，等我当上学生自治会主席时，校方终于同意撤销。与此同时，学校也取消了学生们认为压力太大的必修课。
高中开始读
《纽约时报》
回首韦尔斯利四年，我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不过向校方施压以取消必修课与父母式的监管措施，现在想想，我不敢说是绝对的进步。当年在韦尔斯利收获最大的两门课都是必修课，如今我越发肯定核心课程在各学科中的重要性。走进女儿在斯坦福大学的男女生混合宿舍楼，看到男女学生或躺或坐在门廊里，我不禁会想这些孩子们怎么有心思学习。
到了６０年代中期，外界的冲击开始蔓延到一向平静、封闭的韦尔斯利校园。我在大学一年级当选韦尔斯利“青年共和党”主席，不过对于共和党和共和党的政策越来越无法认同，尤其是它对民权与越战的态度。上中学时，我的教会替毕业班学生订阅卫理公会出版的《动机》杂志，每个月从中读到的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和我平常吸收的信息有着鲜明的差别。我从高中开始读《纽约时报》，父亲的反应是大为紧张，法尔斯特罗姆小姐倒是很高兴。我阅读鹰派、鸽派和任何其他派别的演说与文章。我的想法——不论新旧——每天都受到政治学教授的考验，他们促使我拓宽对世界的理解，利用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检视自己的先入之见。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政治观已经不再与共和党同步，该辞去青年共和党主席一职了。
副主席贝琪·格里菲斯也是我的好友，她不仅成为新的主席，而且和丈夫——政治顾问约翰·迪尔杜多夫——继续留在共和党内。她努力不让共和党转向强硬的右派。她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者，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写过关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传记，颇受好评。贝琪后来到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马戴拉女校担任校长，将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以及妇女教育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在我正式脱离韦尔斯利青年共和党之后，我一心只想着去了解任何有关越战的消息。
很难跟今天的美国年轻人解释越战给我们那一代的许多人带来了多大困扰，尤其是美国现在实行的是完全志愿兵役制。我们的父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当年美国人民的牺牲精神，以及在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后的同仇敌忾。不过越战期间，美国却是分裂的，我们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和朋友们经常讨论和争论越战问题。我们认识一些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的男生，他们期待毕业后立刻入伍，但也认识一些抵制征兵的男生。我们无休止地讨论如果我们是男生该怎么办，虽然我们很清楚自己不必面对那样的选择。一名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朋友终于辍学，进入海军服役。他说，他已受够了争吵和不确定性。
有关越战的争论表明的不只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而且涉及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与爱。打一场你认为不正义且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战争就算为国争光吗？如果你延缓兵役成功，或抽到不用当兵的幸运签，是否代表你不爱国？许多我认识的同学都质疑或抗议越战的正当性与道德性，但他们对美国的爱丝毫不亚于那些勇敢的、毫不犹豫地上前线的男男女女，也不亚于那些一开始奔赴战场后来却发出疑问的人。对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年轻人来说，问题不如想像的简单，爱国之情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２）
马丁·路德·金遇刺
有些当代作家与政治家试图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痛苦贬斥为这一时期的自我放纵的体现。还有些人计划改写历史，将越战的遗产及越战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一笔勾销。他们要我们相信，围绕越战的争论微不足道，但在我的记忆里并非如此。
越战当然重要，而且它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美国至今仍未摆脱对参战者或未参战者的内疚与批评。虽然我是女性，知道自己不会被征召入伍，但我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自己矛盾的情感搏斗。
事后看来，１９６８年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的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到大学三年级时，我已不再是当年为戈尔德沃特拉选票的女孩，而是支持反战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尤金·麦卡锡。麦卡锡曾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和约翰逊总统竞争党内提名。虽然我钦佩约翰逊总统在内政上取得的成就，但他执意支持越战却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周五或周六，我和朋友从韦尔斯利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帮麦卡锡寄宣传材料和拉选票。麦卡锡经过新罕布什尔州时，特地到竞选总部感谢我们这些支持反战的学生志愿者，我因而有机会认识麦卡锡本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麦卡锡以微弱票数败给约翰逊。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６日，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加入初选。
１９６８年４月４日，在我的大学三年级接近尾声之时，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身亡，这让我悲愤交加。一些城市发生暴动。次日我到波士顿邮政广场前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悼念活动。返校时，我在手臂上戴了黑色臂章，并为美国的未来感到担忧。
进入韦尔斯利之前，我认识的黑人仅是父亲公司里和家里所请的工人。我听过金博士的演讲，通过教会和黑人与西班牙裔青少年有过交流。但我的朋友、邻居或同班同学中没有一个黑人，直到进入韦尔斯利情况才有所改变。凯伦·威廉姆森生气勃勃、思想独立，是我在韦尔斯利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一个星期天早上，她和我一起到校外做礼拜。虽然我喜欢凯伦，并希望进一步了解她，但我总是能明确感觉到自己的动机，对于我正在脱离过去有着太过强烈的意识。和我的黑人同班同学熟悉了之后才发现，她们也同样放不开，毕竟进入韦尔斯利之前我都是处在白人环境中，而她们接触的全是黑人。珍妮特·麦克唐纳沉着、高雅，来自新奥尔良。她进入韦尔斯利没多久便向父母诉苦：“我讨厌这里，到处都是白人。”她父亲同意她回去，但母亲硬是不肯，她告诉她：“你能应付，你得继续留在韦尔斯利。”这跟我父母的反应非常相似：父亲同意甚至急着叫我们回去；母亲却要我们坚持到底。结果我们撑过来了。
凯伦、鲁桑·弗兰、阿尔维亚·沃德洛和其他几名黑人学生发起成立了全美校园内第一个黑人组织“伦理”，该组织除了联络韦尔斯利黑人学生，也是和校方对话的游说团体。金博士遇刺身亡后，“伦理”呼吁校方更加关心种族问题，招收更多黑人教职员和学生，并扬言校方若不答应她们的请求，将绝食抗议。这是６０年代后期韦尔斯利学生惟一一次公然向校方抗议。校方召集全校师生到休顿纪念礼拜堂集合，让“伦理”成员表达她们的关切，结果却变成了一场不可收拾的叫骂比赛。后来与南茜·吉斯特、苏珊·格拉伯和我一起进耶鲁法学院的克里斯·奥尔森担心学生可能罢课，导致学校停课。当时我刚当上学生自治会主席，所以克里斯和“伦理”请我想办法，让争论更富有成效，并向校方传达我们多数人所感觉到的合理的不满。此后韦尔斯利努力招收少数族裔的教职员与学生，并在７０年代见到成效，这一点值得称赞。
肯尼迪遇刺
金遇刺两个月后，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６月５日也遭枪杀身亡，这加深了我对层出不穷的国内事件的绝望。当消息从洛杉矶传出时，我已经放假回到家中。母亲叫醒我，说“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几乎一整天抱着电话，和好友凯文·奥基夫讲个不停。凯文是个芝加哥本地人，拥有爱尔兰与波兰血统，非常欣赏肯尼迪家族，并热爱充满风险的政治。我们常交换对政治的看法，那天他狂怒不已，因为在国家如此需要强有力而又不失风范的领导人之际，我们竟然相继失去约翰与罗伯特·肯尼迪。在那一天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总是在谈论，是否值得为政治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与斗争。在那时以及在今天，我们都认为值得，用凯文的话来说，只要能“不让其他人爬到我们头上”。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３）
和福特总统合影
暑假前我已向校方申请在华盛顿的“韦尔斯利实习计划”，虽然接连的暗杀事件令我有些沮丧和紧张，但我还是想去华盛顿。在为期九周的暑期实习中，学生被安排到各机构及国会的办公室里，亲眼看看“政府如何运作”。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是阿兰·谢克特教授，他不仅是位优秀的政治学教师，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当他派我到众议院的共和党联席会实习时，我很惊讶。他知道我进大学时是共和党，而且在渐渐摆脱父亲的政治观点。他认为不管我最终的决定是什么，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我认清方向。我抗议无效，最后只好到以少数党领袖杰拉德·福特为领导人的团体报到实习。该团体的成员包括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纽约州众议员查尔斯·古德尔等人，古德尔对我很友善并给予我指导。
实习生和国会议员合影已是一种惯例。多年后我当上第一夫人，告诉前总统福特，当年他向数千名实习生介绍国会内部的概况时我也是其中之一。一张我和他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的合影让父亲非常高兴，他把它悬挂在卧室，直至去世。我另外寄了一张给福特，并在后面签名，感谢他当年的指导，同时也为离开共和党表示歉意。
每次在自己的参议员办公室里看到实习生，我都会想起当初在华盛顿实习的日子，尤其对梅尔文·莱尔德找来我们一大群实习生和他讨论越战问题记忆犹新。虽然他对约翰逊政府的越战政策——包括战争开支和升级战事是否超出国会《东京湾决议》的授权等——有所保留，但作为国会议员他仍然公开给予支持。和我们会谈时，他力陈美国卷入越战的理由，并且强烈支持增兵。到了提问时间，我附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对美国卷入亚洲地面战的立场，并问他何以认为这种战略能成功。尽管我们意见不一致，并进行了激烈交锋，但离开时我对他充满了敬意，也很欣赏他愿意向年轻人解释和维护自己立场的作风。他很重视我们的想法，认真看待我们的疑虑。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他出任国防部长。
查尔斯·古德尔是代表纽约州西区的联邦众议员，后被尼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指定进入参议院，顶替罗伯特·肯尼迪留下的空缺，直到改选为止。古德尔是共和党内的革新派，在１９７０年三方参选的参议员竞选中败给立场相当保守的詹姆斯·巴克利。巴克利１９７６年寻求连任，结果败给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莫尼汉共做了二十四年的参议员，然后由我接任。在２０００年参议员竞选中，我很高兴地告诉古德尔家乡的选民，我曾在他手下当过实习生。实习即将结束时，古德尔邀我以及其他几位实习生，和他一起参加共和党在迈阿密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利用最后的机会拉选票，帮洛克菲勒战胜尼克松争取党内提名。我立刻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前往佛罗里达州。（未完待续）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４）
和克林顿正式打招呼
１９６９年秋耶鲁大学法学院共录取两百三十五名学生，我是其中的二十七名女生之一。与现在相比，二十七名女生似乎少了点，不过这在当年已是一大进步，意味着耶鲁女生不再只是象征性地存在。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渐入尾声，妇女权利似乎获得了前进的动力，其他的一切却显得脱轨失序，充满了不确定性。除非是过来人，否则难以想像当时政治上的对立程度。
１９７０年秋，我返回耶鲁继续第二年的学业。此时的比尔·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当时他对着一群听得出神的同学滔滔不绝，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他是谁啊？”
“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杰夫·格勒克尔交谈，后者希望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按照比尔的回忆，他当时都记不得自己叫什么了。
直到１９７１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埃莫森的政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只要我们提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２０世纪的画作。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５）
比尔远比想象中复杂
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一个从阿肯色来的维京人，乍看之下根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绉服坐着的女人》的腿上，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我邀比尔到宿舍参加我和室友唐关关（音）合办的派对，庆祝学期结束。唐关关是华裔缅甸人，到耶鲁留学研读法律，缅甸舞跳得很好，是个活泼可爱的伙伴。她还有她丈夫（也是同学）王·比尔和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谊。
比尔参加了我们的派对，不过很少开口。那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他，心想他一定是害羞，或不怎么擅长交际，抑或只是不自在。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干咳不停。
“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问他，那天派对他为什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想进一步认识你和你的朋友。”他答道。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他能在思想与词语间编织出恰当的联系，言语精当灵活，至今这还常令我吃惊。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打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比尔双手的形状。他手腕细瘦优雅，手指又长又灵活，有如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自我们从学生时初识，我便喜欢看他翻书的样子。这双手至今已握过数以千计的手，挥杆不下千余次，签过的名连起来也有好几英里长。如今经过岁月磨炼，这双手跟它的主人一样多了几许风霜，但它的表现力、魅力与灵活度不减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