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变得形影不离
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虽然我忙于期末考试以及第一年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仍想办法抽出几小时，和比尔驾着他那辆１９７０年出厂的褐橘色欧宝房车——那真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车之一——四处兜风。比尔和室友道格·埃克利、丹·波格、比尔·科莱曼合住在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我们有时也会到那附近的长岛湾散步。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住处开派对，我和比尔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对儿童福利与民权很有兴趣，但还没有明确未来的道路，所以不知自己会去哪儿，以什么为业。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许多同学都称他们有意投身公职，不过比尔是惟一一位令你感觉言出必行的。
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我知道他已经登记到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的竞选阵营里工作，协助麦戈文参与总统初选。麦戈文的竞选经理格里·哈特要他负责组织南方各州。对于能在南方各州穿梭，说服民主党员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转而支持麦戈文，比尔非常兴奋。他曾在阿肯色州帮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以及其他人竞选，在康涅狄格州也曾参与过乔·达菲与乔·利伯曼的竞选，不过他从未有机会参与总统竞选。
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颤抖起来。
“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
“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
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
我和比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１９６４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附近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尔·伯恩斯坦律师工作，帮他承接的儿童监护权官司做研究、写诉状与摘要。比尔则在伯克利、奥克兰与旧金山寻幽访胜。周末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我帮他烤了一个桃子派，这是我和阿肯色的某种联系，虽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合力做出美味的咖喱鸡，每次在家里做东，都以此待客。比尔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
人们常说，我看准比尔迟早会当上总统，还说我到处帮比尔扬名，其实不然，这一想法是多年后才有的。不过我曾在伯克利一家小餐厅有过一次奇特遭遇：我和比尔约好在餐厅碰面，却因工作迟到，到了餐厅已不见他人。我向服务生描述了一番，问是否看到他。附近一位客人听了，大声说：“他来了好一会儿，一直在看书，于是我和他聊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是啊，”我说，“不过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暑假结束，我和比尔返回纽黑文，租下埃奇武德街２１号一楼，月租七十五美元。屋内的起居室有壁炉，另外有两间房——一间充当卧室，一间是书房兼餐厅，卫生间很小，厨房设备粗陋。地板也凹凸不平，必须在桌脚垫木块，否则桌面倾斜得厉害，连盘子都托不住。如果不用报纸塞住墙缝，风便会灌进来。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仍然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俩到友好商场和救世军店之类的便宜地方买家具，对于自己布置出来的结果非常自豪。
榆树街餐厅与我们的公寓只有一街之隔，因它通宵营业，所以我们常去光顾。我在埃奇武德街另一头报名上瑜珈课，比尔答应和我一起去——前提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也常去“流汗天地健身中心”，疯了似的在跑道上跑。自养成跑步习惯之后，他便保持数十年不变，我则半途而废。
路面残雪尚未清掉，所以来回都得穿过及踝的积雪，我俩只觉气氛活泼，沉浸于爱情之中。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16）
北京娱乐信报
比尔见我父母
我和比尔念法学院都是靠自己付学费，除了有学生贷款，还必须打工，但仍挤出时间参与政治活动。比尔决定在纽黑文帮麦戈文成立竞选总部，并自掏腰包租了一间门面。由于纽黑文的民主党首脑阿瑟·巴尔别里不支持麦戈文，比尔只好号召耶鲁的学生与教员当志愿者。比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安排了饭局，让我们和巴尔别里见面。比尔告诉巴尔别里，他号召了八百名志愿者，将走上街头帮麦戈文拉票，让民主党的正规宣传机构相形见绌。巴尔别里最终同意支持麦戈文，并邀我们参加民主党在一家意式俱乐部的大会，他将在那里正式宣布支持麦戈文。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车来到一栋难以形容的建筑物，进了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阶梯。到了大会现场，巴尔别里起身致辞，要求纽黑文县的民主党委员（多半是男性）注意他的演说。他从越战开始谈起，一一念出纽黑文地区参加越战的青年，并悼念战死的士兵。接着他说：“这场战争不值得我们再为它多牺牲一条人命，我们应该支持麦戈文，因为他想带我们的孩子回家。”一开始大家反应冷淡，巴尔别里不断劝说施压，最后表决时，麦戈文获得了一致支持。巴尔别里信守支持麦戈文的承诺，因此总统选举揭晓后，麦戈文在纽黑文的得票率超过尼克松，是全国的少数例外之一。
圣诞节过后，比尔开车从阿肯色州温泉市到帕克里奇，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的父母早在这之前的暑假就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父亲对我的男友一向是鸡蛋里挑骨头，这次不知父亲又会给这位蓄着和猫王一样的络腮胡的民主党南方佬出什么难题。母亲说过，在父亲眼中，谁都配不上他的女儿。比尔教养好，又肯主动帮忙洗碗，深得母亲赏识，但真正让母亲打心底喜欢他的是：他看到母亲埋首阅读大学课程指定的一本哲学书，于是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和母亲讨论其内容。父亲属于慢热型，所幸在玩扑克牌、看电视转播的球赛中，也慢慢热情起来。两个小弟视比尔为大哥，周围朋友也都喜欢他。我带他到贝琪·约翰逊家，离去时，贝琪的母亲把我拉到一角告诉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要留住他，我见过这么多人，他是惟一能让你笑的。”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17）
北京娱乐信报
比尔在艾纳戴尔湖畔向我求婚
比尔和我已完成新学期的注册，不过返回耶鲁之前，我们先到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迷人小镇齐华坦内荷度假，这是我们首次度假。两人在海浪中游泳，其间仍不忘回顾这次的竞选，检讨麦戈文败北的原因，这一话题延续了月余。我们发现其中的错误不胜枚举，连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都不例外。例如，麦戈文正式获得提名，上台发表感言时已是三更半夜，全国观众早上床睡觉，没人会待在电视机前观看政治集会。回顾我们在麦戈文竞选中的经历，比尔和我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尤其不可小觑竞选艺术与电视传媒的力量。１９７２年的总统大选给我们从政之路上了宝贵的第一课。
１９７３年春，我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比尔带我首次去欧洲旅行，重温当年他这位罗德学者在英国的游历之处。我们飞抵伦敦，比尔果真是出色的导游，带我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国会大厦与泰特美术馆。两人曾漫步于巨石阵，赞叹威尔士层层叠翠的山丘。我们根据旅游指南细致规划路线图，按图索骥拜访各个教堂。两人一路从索尔兹伯里经林肯、达勒姆玩到约克，偶尔停下来凭吊被克伦威尔部队弃置的修道院遗址，或流连于乡间古堡的花园之间。
一天傍晚，我俩来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湖区，比尔在艾纳戴尔湖畔向我求婚。
我深深地爱着他，但我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与未来，所以我说“不行，现在还不行”，言外之意是“给我一点时间”。
外公与外婆离婚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加上母亲悲苦、寂寞的童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我下定决心，一旦结婚，一定要和丈夫白头偕老。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多么害怕承诺，更害怕招架不了比尔的深情。我觉得他像大自然般多变，并怀疑自己是否有本事应付他的春夏秋冬。比尔若不执着，那就不是比尔·克林顿了。他已经定下好些目标，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再向我求婚，我也一再拒绝他。最后他说：“我不会再向你求婚了，如果哪天你决定要嫁给我，请你务必告诉我。”他会等到我点头为止。
阿肯色之行首次见到比尔母亲
从欧洲回国后不久，比尔又带我踏上另外一个旅程——回他的老家。
６月底一个明亮的夏日之晨，比尔开车到小石城机场接我，沿路经过维多利亚式住宅、州长官邸、仿华盛顿国会大厦设计的州议会大楼。我们开车穿过木兰树点缀的阿肯色河峡谷，进入沃希托山脉，一路走走停停，有时停在观景台，有时下车看看乡村商店，比尔借此机会让我认识他喜欢的人与景点。直到薄暮将至，两人才到达温泉市。
比尔和我初见面时，曾花了几小时谈论温泉市，它围着热腾腾的硫磺泉而建，早在１５４１年埃尔南多·德索托“发现”它之前，印第安人在该地的泡浴史已逾数百年，并深信温泉是青春之水。
温泉市的气质，正如比尔的母亲弗吉妮亚·卡西迪·布莱思·克林顿·德怀尔·凯利堪称相配。弗吉妮亚生于阿肯色的波德科，长于附近的霍普市。二次大战期间，她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护校就读，在那里认识了第一任丈夫威廉·杰斐逊·布莱思。战后，两人搬到芝加哥，住在北城，距我父母当时的住处不远。弗吉妮亚怀了比尔后，返回霍普待产，１９４６年５月，威廉从芝加哥开车回来看她，不幸在密苏里因车祸过世。二十三岁的弗吉妮亚成了寡妇，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９日生下比尔后，弗吉妮亚决定搬到新奥尔良，接受护理麻醉师训练，好赚更多的钱养活自己与儿子。她把比尔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待取得学位再返回霍普执业。
１９５０年，她改嫁酗酒成性的汽车代理商罗杰·克林顿，１９５３年跟他一起搬到温泉市。罗杰酗酒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对人粗暴无礼。直到比尔十五岁、长得人高马大，罗杰才不敢再对弗吉妮亚动粗——至少比尔在时不敢。比尔还努力护着小他十岁的异父弟弟罗杰。１９６７年，罗杰·克林顿不敌癌症过世，弗吉妮亚再度成了寡妇。
弗吉妮亚１９７２年春到纽黑文探视比尔，那是我们首次见面，彼此都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弗吉妮亚来之前，我为了省钱自己剪发（糟透了），我不化妆，不重打扮，常是牛仔裤、Ｔ恤衫一套就出门。我既不是“阿肯色小姐”，当然也不是弗吉妮亚期望她儿子爱上的那类姑娘。不管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弗吉妮亚出门前必定起个大早，仔细梳妆打扮，粘上假睫毛，抹上大红唇膏。我的作风显然令她不解，一些北方人古怪的想法也让她不悦。
弗吉妮亚的第三任丈夫杰菲·德怀尔反倒和我较合得来，常帮我加油打气。他开了一家美容院，视弗吉妮亚为女王般对她呵护有加。从我们初次见面那一天起，他就对我很好，不断鼓励我与弗吉妮亚建立良好的关系。杰菲要我耐心以对，表示弗吉妮亚终会软化。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８）
北京娱乐信报
１９７９年比尔就任阿肯色州州长，后来提名我为教育标准委员会主席。
女儿切尔西诞生
尽管分身乏术，比尔和我还是想有个孩子。我们都喜欢孩子，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永远抽不出“方便的”工夫生儿育女。比尔第一届州长任内绝对是不方便的。我们也一直没空，直到一次决定前往百慕大度假，当然机不可失。
我说服比尔和我一起参加“助产爸爸”课程，这可是绝对的新鲜事，大伙儿都很好奇，州长干吗想来接生？怀胎接近七个月时，我有一次和威廉姆森出庭，跟法官聊起我们夫妇每周六都去上“接生”课程。
“什么？”法官大惊失色，“我一向很支持你丈夫。但我不相信女人生孩子跟丈夫有什么关系！”他这话可是认真的。
大约就在同时，１９８０年１月，阿肯色州立儿童医院计划扩建，需要取得良好的财务评估。当时的院长贝蒂·洛医生——之后也是切尔西的儿科医生——问我是否愿意陪同一帮医生和理事前往纽约，和财务评估公司洽谈。挺着一个大肚皮，别人都替我捏把汗，但我还是决定同行。多年后洛提起这段往事时，还告诉别人，财务公司之所以同意医院的提案，是因为看到即将临产的州长夫人亲自出马。
３月的预产期将近，医生建议我不要出远门，我也因此错过了一年一度的白宫州长晚宴。比尔在２月２７号星期三回到小石城，正好赶上我羊水破裂，令他和州警们心焦如焚。比尔回想起助产课程中教授的步骤：先准备一只小塑料袋装满冰块。我上车后，看到一名州警抬着一只三十九加仑、塞满冰块的超大黑色垃圾袋放进车厢。
到了医院，医生表示我必须剖腹产，这也出乎我们意料。比尔希望院方同意他在产房陪我，但这种事情史无前例。他接着表示，他曾经陪着母亲看人动手术，这点事对他不会有什么。院方一定也考虑到他是州长，最后同意他进去。没过多久，院方就修改规定，准许丈夫在太太进行剖腹产手术时进入产房。
女儿的出世是我这辈子最奇妙也最恐惧的经验。切尔西·维多利亚·克林顿在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７日晚十一点二十四分来到世间，比预产期早了三周，比尔与我的家人都欣喜若狂。在我产后复原那段时间，比尔经常把切尔西紧抱在怀中，以父女相依的姿态在院内闲逛。他对她唱歌，把她摇来晃去，带着她四处炫耀，似乎全天下只有他当过爸爸。
切尔西常常听我们提起她的童年故事。她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来自约尼·米切尔原唱、朱迪·科林斯翻唱的歌曲《切尔西的清晨》。这首歌是１９７８年那个美妙的圣诞假期，她父亲和我在伦敦切尔西区逛街时听到的。比尔说：“假如我们将来生个女儿，就取名切尔西。”接着，他就哼起那首歌。
切尔西也知道，初为人母的心情实在难以描述，尤其是每当她放声大哭、不管怎么哄都没用时，我立刻手足无措。她还知道我尽力让我们母女两个都安静下来时对她说的话：“切尔西，我们两个都是新手。我没当过妈妈，你也没当过宝宝，我们都努把力，彼此帮个忙吧。”
切尔西出生的那天一大早，事务所的同事乔·吉鲁瓦尔打电话问我要不要骑自行车上班。当然，他在说笑，不过在当时，我还无法说服其他合伙人允许婴儿的父母请产假。看着我的肚皮越来越大，他们眼不见为净，都尽量找些别的话题。但产下切尔西之后，他们说要请多久假都可以。
克林顿对金钱没概念
我整整请了四个月产假在家陪女儿，但收入也减少了。作为合伙人，我可以领固定底薪，其他收入就得靠接案子分账，没去上班，这部分自然也没了。但我从未忘记自己是多么幸运可以享受产假，这是大多数妇女无法享有的权利。我和比尔认为请产假是理所当然的——最好还有薪水可领。由于亲身的体验，我们不断致力于确保让婴儿父母能够请假在家陪伴新生儿，当他们去上班时，婴儿也能得到适当的照顾。正因如此，当比尔在白宫签署他的第一项法案《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时，我感到无比激动。
我们住的州长官邸里附有婴儿看护设施。在官邸掌厨数十年的伊丽莎·阿什利很喜欢屋里有婴儿的气氛。卡罗琳·休伯是我们从事务所挖过来的，比尔首个州长任期内她一直在官邸任管家，宛如家中一员。切尔西简直把她当作姨妈，而她给我们的帮助也是无价的。不过，我知道这一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我和比尔准备生儿育女时，我就开始为一个有较稳定经济收入的未来做打算了。
比尔·克林顿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他不是讨厌赚钱或投资，只是从没把它视为急务。只要有钱买买书、看场电影、到饭店吃顿饭或外出旅行，他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这也无所谓，他在任州长期间的税前年薪从未超过三万五千美元，但这在阿肯色州也算相当优厚，何况我们有官邸可住，还有宴客应酬的账户可以报销。我担心的是政治这个职业起伏不定，必须未雨绸缪。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的担心遗传自节俭成性的父亲。靠着精明的投资手腕，他让几个孩子念完大学，自己也舒舒服服地退休。从小学时代起，父亲就教我盯着股市，时常叮咛“钱不会从树上长出来”，必须努力干活、积极储蓄、谨慎投资，才能达到财务自主的境界。但直到孩子降临之前，我还无法体会储蓄投资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由我担起这个重担。我开始寻找机会。好友黛安娜·布莱尔的先生正好是期货专家，他愿意给我一些建议。
体格健壮、嗓音低沉、满头银发的吉姆·布莱尔是杰出的律师，他的客户包括饲料业巨头泰森食品。他有强烈的政治理念，积极鼓吹民权、反对越战，甘逆政治风潮而挺身支持富布赖特和麦戈文。他心地仁厚，带有尖刻的幽默感。他与黛安娜结婚时，彼此都发觉找到了心灵的伴侣，比尔于１９７９年主持了他俩的结婚典礼，我则充当伴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商品交易市场一片繁荣。吉姆研究出一套独特的操作技巧，在市场上收获颇丰。到了１９７８年，他成绩更好，便鼓励亲朋好友一起投入，我也拿出一千美元，请吉姆加以指导，通过经纪人罗伯特·“红”·博恩进入商品市场交易。“红”原先是著名扑克牌选手，有完美的感觉。
商品交易市场不比股市——事实上，它与拉斯维加斯的共同点较之与华尔街的更多。投资者交易的是以固定价格买进或卖出某些特定商品——面粉、咖啡、牛——的承诺（称做“期货”）。假使之后价格走高，当初卖出期货的人就赚钱——很可能是大钱，因为每一美元的投资都可以在未来产生多少倍的价值。价格只要稍微波动几美分，乘以巨额的交易量，都会产生巨额利润，反之亦然。
我潜心研究牛期货和保证金，以尽量降低投资风险。我密切盯着市场走势，其间有赚有赔。还曾经在小石城的另一家投资公司开了个投资账户，由交易员负责管理。但当我１９７９年怀了切尔西后，就没勇气再玩了。当初意外赚了一些钱，居然足够让切尔西接受完高等教育。我结清账户，提走十万美金。吉姆等人还留在市场上，到头来，当初赚的钱赔掉大半。
自从比尔当了总统，我回报丰厚的投资经历就成了各方话柄，只不过没有正式进行调查。结论很简单，就和当时的许多投资者一样，是我好运。反观当时比尔与我的另一项投资，实在是运气很差。我们不但在投资白水地产上损失不少钱，十五年后，这项投资还导致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调查，一直延续到比尔的总统任期结束。
事情也是从１９７８年春天开始的。商界老牌政客吉姆·麦克道戈尔主动邀请我们共同投资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我们与吉姆、苏珊夫妇共同买下位于阿肯色北部白河南岸一片两百三十英亩未开发的土地，计划将土地分割，兴建度假别墅，之后再分别售出，其利可观。这块地以二十万两千六百一十一元二角成交。
比尔在１９６８年富布赖特的连任竞选活动中认识麦克道戈尔，当时比尔才二十一岁，在竞选总部义务帮忙。麦克道戈尔不是简单人物：风采迷人，头脑机灵，偏偏终日喜欢搞怪。他套上雪白西装、驾着浅蓝色本特利车，活像从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本中冒出的角色。除了他有趣的习性之外，他的名声也十分响亮，似乎州里每个人都和他打过交道，他也替以清廉闻名的富布赖特在房地产上赚了大钱。我们当然也对他深信不疑。前一年，比尔和他投资过一小笔房产，得到过合理的收益。于是当他提起白水开发计划时，这似乎是个好主意。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１９）
成立白水开发公司
大批投资者从芝加哥和底特律南下置产，阿肯色北部欧扎克的房地产一片景气。这里的吸引力显而易见：风景秀丽，平缓的山坡林地点缀着湖泊溪流，适合钓鱼泛舟，加上土地税率低，假使能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不几年我们就可以收回投资，此事也就结束了。我们和麦克道戈尔成立一家独立的白水开发公司，股份各半，从银行提出存款购买土地，再将产权移转到公司的名下。我和比尔纯粹站在投资者的立场，对实际经营不太过问，都交给麦克道戈尔夫妇负责，依照他们的盘算，当土地开始进行销售时，公司的资金就能自给自足。不过，当公司打算销售土地时，利率却一路攀高，到了７０年代末甚至高达二十个百分点，投资者都打了退堂鼓。我们不想承担巨额损失，而是继续花钱整修，盖了一间样品房，期待经济重新景气。接下来几年，麦克道戈尔不时叫我们在支票上签字付款，既然信任朋友，我们也没多问。却没料到麦克道戈尔的“特立独行”成了“精神不稳”，暗地里涉足不正当生意。关于他的双重生活，我们也是几年之后才慢慢知道的。
比尔竞选州长连任失败
１９８０年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大年。我们初为父母，比尔又要竞选连任。党内初选的对手是七十八岁高龄的退休火鸡场老板蒙罗·施瓦茨洛泽，他代表诸多乡村里的民主党员，指责比尔提高汽车牌照税，说他“不知百姓疾苦”。施瓦茨洛泽最终囊括了三分之一的票数。卡特总统的任内风雨飘摇，对比尔参选亦无帮助。当时美国国内经济低迷不振，利率持续攀高。政府被一系列国际危机牵制，当伊朗劫持美国使馆人质时，危机达到高峰。１９８０年春夏间，阿肯色州亦遭到波及。数百名被留置的古巴难民──大多是乘坐舢舨偷渡过来的犯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有意送往美国──被送到位于查菲堡的安置营。这群难民在５月底发起暴动，几百人冲出营外。警方和居民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情势一触即发。比尔在飞往当地视察之前，先指派州警和国民警卫队暂时进行围堵，以控制情势。
他采取的行动阻止了暴动持续扩大。白宫方面的态度很明显：“少抱怨，乖乖替我擦屁股！”比尔也照做不误。但效忠总统的后果，却让他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
６月暴动之后，卡特向比尔保证，绝对不会再把古巴难民送到阿肯色州。８月，白宫便食言关闭了位于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的安置营，将更多难民移送查菲堡，此举严重打击了比尔和卡特在本地的支持力。
南方人有一个说法形容某人或某事由幸运转为全盘皆输。此时，吉米·卡特的总统任职便被称为“蛇咬”。更令人很难接受的是，比尔·克林顿作为一州之长也遭受同样的不幸。
比尔的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怀特开始大做负面宣传。电视画面上出现一群皮肤黝黑的古巴暴民，接着是旁白：“州长只爱卡特，不顾州民死活！”我一开始并不在乎，以为民众心里应该清楚比尔在控制暴力时的有效努力。但之后我在家长会和镇民大会上听到这样的质疑：“州长为什么让古巴人暴动？”“州长干吗在乎卡特，却不关心我们？”类似的宣传说明负面信息的力量深植人心。
大选前一天，我们和负责压制暴动的国民警卫队一位军官聊天。他告诉比尔，他的姑母打算把票投给怀特，因为是比尔允许古巴人暴动的。他把实情告诉姑母，说州长是阻止暴动蔓延的功臣，她却认为那不是事实，因为她已经在电视里看见了一切。这些负面宣传不仅在新闻中鼓吹，还有目击者为证。１９８０年的选举，足以让我见识到广告扭曲选民印象的能量。
选举前最后一次民意测验，仍显示比尔将以较大差距胜出，结果却以百分之四十八对百分之五十二败北。比尔伤心欲绝。他的竞选班子租下的饭店大厅内，挤满了震惊的朋友和支持者。他决定隔天再出面，请大家次日晨到州长官邸，公开发表感言，并让我对所有人的努力表示感激。结果，后花园的聚会就像是一场丧事。此时，比尔已经输过两次选举——一次是进军国会，这次是州长连任——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场失利是否会将他击垮。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２０）
切尔西是惟一的亮点
这一周尚未过去，我们便在小石城的希尔克雷斯特区距我们旧居不远处，买了一处旧屋，将阁楼改装成切尔西的卧房。我们比较偏爱旧房子和老式家具，于是在跳蚤市场和古董店四处搜购。弗吉妮亚来玩时，问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旧玩意，并说：“我一辈子都想甩掉那些旧房子和陈年家具！”不过，当她了解我们的品味后，喜滋滋地赶紧送来一张在车库蒙尘的维多利亚式“宫廷会客椅”。
选举后那痛苦的几个月中，切尔西是我们生活惟一的亮点。她是家族的长孙女，比尔的母亲非常爱她，常帮我带孩子，我的父母只要来玩，也是一样。我们在新家为她欢度了一岁生日，她正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阶段，很让她爸爸尝到“多任务作业”的苦头。有一次，比尔一边抱着她，一边盯着电视上的橄榄球赛，一边还打着电话，同时玩填字游戏。她看爸爸不理她，居然狠狠咬了他的鼻子！
比尔在小石城的一家名叫“赖特、林赛与詹宁斯”的律师事务所找了一份差事，和同事布鲁斯·林赛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趁着怀特尚未迁入官邸，比尔就开始非正式地急着找工作了。
自从比尔１９７８年当选州长，我被迫妥协的压力与日俱增。身为州检察长太太，偶尔被人道长论短我并不在乎，州长夫人就不同了，整天被闪光灯包围着。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我的个人选择也会影响丈夫的政治前途。
从小父母教我必须重视人们的内在本质，少在乎他们穿什么服装、有什么头衔。这使我难以认同某些人的观点。我一直保持着娘家的姓，这也受到阿肯色州一些选民极度反对，可算让我得到一次教训。
我有自己的专业兴趣，并不想介入丈夫的政治生涯，这也使我继续用自己的姓并感觉良好。比尔从不在意，我们的母亲却不然。当比尔告诉弗吉妮亚时，她居然失声尖叫，而我的母亲一向在信封上写寄给“比尔·克林顿夫妇”。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妻子维持本姓在某些地区逐渐普遍，但在大多数地区还很罕见，阿肯色州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个人的决定，也算是承诺海誓山盟的同时依然肯定自我的小小的（我这么认为）表态。我是讲求实际的人。结婚之后，无论是教书、打官司、出书或是演讲，我都用希拉里·罗德姆这个名字。比尔担任公职之后我依旧保有本名，目的是避免关系曝光可能导致的困扰。若非如此，至少有一件官司必输无疑。
那次我帮菲尔·卡罗尔为一家专门以铁路运送木材的公司辩护。卸货的时候，一台平板车上的木材突然松开，滚下来压伤几名买方公司员工。本案由一名曾经被人检举因酗酒而行为不检的法官负责审理。依据阿肯色州的法律，刑事案必须由检察长──我的丈夫──监督。法官只知道我是“罗德姆夫人”，没事就说“你今天好漂亮啊”或是“走近一点让我看看清楚！”
审判接近尾声，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这次意外是我方当事人的疏忽所导致，菲尔得以促成了一项有利我方的结论，法官表示同意。我们收拾行囊回到小石城。过了几天，一位同事告诉我结案当天的经过。这位法官对一些律师抱怨，骂检察长克林顿对此案的调查简直莫名其妙，令他备受折磨，其中一个律师插嘴：“法官大人，您知道刚才那位女律师，希拉里·罗德姆是何许人？她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太太！”
“啊！见鬼了，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叫道，“他们永远别想得到这样的结局！”
1982年的选举全家出动
比尔竞选失败的那年冬天，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们前来拜访，建议我冠上夫姓。安·亨利提到，某些人收到官邸寄来的请帖，看到上面落款是“州长比尔·克林顿暨希拉里·罗德姆”，都觉得不可思议。切尔西生日的喜帖上署的也是我俩各自的姓名，这便成为全州媒体的热门话题。此地民众的反应就像弗吉妮亚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我穿衣服不得体，像个北方佬，又不冠夫姓，是个彻底的怪人。
吉姆·布莱尔拿我们开玩笑，设计出一幅场景：在官邸台阶上，比尔抬起脚抵着我的脖子，扯我的头发，说：“你这女人，快用我的姓，这是规定！”说的也是，只要冠上他的姓，从此普天同庆，天下太平。
弗农·乔丹到镇上来演讲时，要求我给他做早餐，还得有玉米粉。就在那间小厨房里，他坐在小椅子上，一面吃着我的玉米粉，一面劝我赶紧改正，加上夫姓。惟一没逼我改，甚至只字不提的人，就是我的丈夫。他说，我要姓什么是我的事。至于政治前途，他认为根本扯不上。
我最终决定，比尔能否连任州长还是比我是否保有娘家的姓重要一些。就在切尔西两岁生日那天，比尔宣布将再次参加州长竞选，我也改名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１９８２年的选举可谓全家出动。我们带着切尔西、尿布和大批用品，坐上由好友吉米·琼斯开的大车，走遍全州。我们从春意仍在的南部开始，一直到暴风雪中的费耶特维尔为止。我喜欢在阿肯色州东奔西跑，途中在乡村小店、售货仓库或烤肉场地下车。这是接受人性教育与自我成长的绝佳机会。在１９７８年的竞选过程中，居然有些妇女告诉我，丈夫们会替她们投票；甚至有非洲裔美国公民以为这年头还要缴人头税，这实在令我吃惊。
１９８２年，切尔西跟在我后面，或者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街穿巷与选民见面。我还记得在小镇巴德诺布时与几位年轻母亲见面的情形。当时我说，我打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子女们说话，其中一位回我：“为什么要和她说话？她又不懂回答。”我从自己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和我母亲那里学到的经验是，和孩子们说话、读故事给他们听，对提高他们的词汇量无比重要。于是我试图解释一番，那几位母亲礼貌而怀疑地听着。
比尔于１９８２年重任州长时，他已经是更谦虚、更理性了，但仍决心利用两年任期有所作为。阿肯色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穷州，阿肯色在很多经济指标上都处于最末或接近最末，从大学毕业生比例到居民平均收入都是如此。我在比尔的首个任期内曾成功地协助了医疗保健改革，当时我们不顾医疗协会的反对，在各地建立医疗网点，招募医生、护士和家庭主妇下乡服务。１９８０年，当时的州长怀特打算实现他的竞选诺言，撤除这些网点，大批百姓拥进州府抗议，怀特只好作罢。我和比尔一致认为，必须大刀阔斧革新教育体系，否则永远无法翻身。他计划组织一个教育标准委员会，并想请我担任主席。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２１）
坦承与莱温斯基的亲密关系
１９９８年的８月６日，莱温斯基向白水案大陪审团——可这件事已经与白水案无关了——提供证词。而我曾在７月底时听肯德尔说过，斯塔尔已与莱温斯基达成不起诉协议。斯塔尔仍执意要传唤总统，比尔必须决定究竟是否配合斯塔尔。比尔的律师团反对合作，认为他身为调查对象，绝不应向大陪审团作证。因为一旦面临审判，他的任何证词都可能对自己不利。然而，逼迫比尔作证的政治压力又势不可挡。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比尔不想让此事带来阴影。我同意比尔应向大陪审团作证，也觉得他并不需要担心后果，这只是另一个难关。戴维·肯德尔仍定期向比尔和我简报斯塔尔调查的最新进展，我因而得知，斯塔尔要求总统提供血样，却未说明原因。戴维认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可能是在故布疑阵，虚张声势。
我自己有过向大陪审团作证的经验，明白这是件让人如坐针毡的事。８月１４日星期五晚间，友人鲍勃·巴内特来到黄色椭圆形办公室与我商量一些不相关的事，同时也探询我的近况。我们谈完后，鲍勃问我是否担心。我说：“没事，但拖累大家跟着受罪，令我深感遗憾。”
鲍勃接着又问：“会不会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
“我想不会，我已经反复问过他很多次。”
鲍勃继续追问：“你不担心斯塔尔会抖出什么事来？”
“根据我的经验，斯塔尔所说的、所做的都不足信。”
“但是，”鲍勃依然锲而不舍，“你得面对现实，斯塔尔说的有可能部分属实。”
我说：“鲍勃，你听好，我的丈夫是有一些缺点，但他从不曾欺骗过我。”
第二天，８月１５日一早，比尔照例来唤醒我，只是他没像往常那样坐在床边，却在一旁来回踱步。他首次向我表明，情势发展比他先前所认识到的还严重，现在他必须要作证坦承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不当亲密关系，但只是逢场作戏。比尔说他感到太羞愧了，所以无法在七个月前向我说明，而且也是顾虑到我会震怒，蒙受伤害。
我简直无法呼吸，只能大口吸气，然后边哭边对他大吼：“你是什么意思？你说什么？你之前为什么说谎？”
一时间我震怒不已，而且越想越愤怒。他只是一味站在原地反复说：“对不起，太对不起了。我是为了保护你和切尔西。”我对他吐露的事情实在难以置信。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比尔是欠考虑才会关心莱温斯基，也始终确信外界对他的评判都过于轻率。我从没想到他会做出危害我们婚姻和家庭的事情。我是那么的信任他，所以我实在哑口无言，心碎而又愤怒。
我意识到，我们得向切尔西说出实情。比尔听后，两眼泛着泪光。他背叛了夫妻间的相互信任，我们都很清楚，它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而且我们还得告诉女儿，父亲也欺骗了她。这对我们全家都是可怕的时刻。我不知道，我们在如此心痛的背叛之后能不能——或是应不应——维持婚姻关系，但我明白我必须以自己的安排来慎重对待目前的感受。我急需找人倾诉，于是致电一位顾问兼好友寻求指引。我经历了毕生最感心力交瘁、最令人震惊、最为伤痛的事情，一时间着实不知所措，只知道我得在心中找到一片静土，抚平心绪。
所幸那个周末没有任何公众活动。但我们推迟了前往玛莎的葡萄园度假的计划，待比尔向大陪审团作证后再去。尽管被伤痛的情绪困扰着，比尔仍不得不准备他将提供的证词，以及对全国人民发表的声明。
正当我们应付此次个人和公共危机之际，又一项严重的考验发生了：一名北爱尔兰共和军的背叛者在奥马市人群熙来攘往的集市中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二十八人丧生，两百多人受伤，同时也对比尔长期致力推动的北爱和平进程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于星期六下午获悉此事之后，不禁想起当年与当地那些女性朋友商谈和平事宜的时光。而此刻，我也正像她们当年那样殚精竭虑地企求和解与平静，只是我这时考虑的是如何恢复个人内心世界的和平。
克林顿在电视上
提供证词
星期一下午，克林顿在白宫地图室内，向大陪审团提供了近四小时的证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同意不传唤比尔，而由比尔主动通过闭路电视摄录系统，提供录像证词。比尔因而得免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被传唤向大陪审团作证的总统。下午六点二十五分，比尔结束作证走出地图室时，脸上显露出深恶痛绝的神情。我并未陪同他一起作证，也不打算问他什么，但从他的肢体语言判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
戴维·肯德尔已经通知电视网，比尔将在美国东部时间当晚十点，通过电视向全国民众发表简短演说。事前，比尔最信赖的几位幕僚群聚日光浴室内帮他研拟讲稿。切尔西也在那里，希望能有所帮助。起初我打算撒手不管，不想帮他草拟那份将提及令我难堪的隐私的公开声明。但不知是出于习惯、好奇心或是爱意，我终究还是走上楼去。当我在晚间八点走进日光浴室时，有人立即关掉了电视的声音，他们知道我无法忍受媒体所说的东西。当我问起讲稿进度时，显然当时比尔还拿不定主意要说什么。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２２）
总会有些好日子，像在博茨瓦纳时就是。比尔和我抓住乔贝河上的余晖，我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结束。在华盛顿，照在我们身上的阳光刺眼多了。
小狗巴迪是惟一愿意理会比尔的成员
比尔想让美国民众了解，他对自己先前隐瞒事实误导家人、朋友及国家的做法深感遗憾。他也期望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为琼斯案提供证词时说了谎，因为提问者的问题实在含混不清。他犯了严重的过错还意图隐瞒，当然应该道歉。然而，两难的是，他又不能在政敌或敌对国家面前显露弱点。在比尔向我告白真相之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于８月５日宣布不再接受联合国的武器检查，挑起了新一轮的国际危机。同时，只有比尔、我和比尔的外交政策团队知道，在对国人发表演说之后数小时，美国将以导弹袭击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训练营，以回应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两地的使馆爆炸事件。据情报部门指出，轰炸期间本·拉登和他的得力助手将会在该营区内。鉴于全球都在关注他的演说——大部分想弄清现在的混乱真相，比尔认为，美国总统绝不可在电视上示弱。
比尔发表声明的时刻渐渐逼近，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可对比尔都没多少帮助。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指出斯塔尔调查中不公平和过分之处，可是众人对于他该不该指责独立检察官意见不一，吵个不停。虽然我对他余怒未息，却也不忍心看他如此慌乱。我终于开口：“好了，比尔，这是你的演说，把你拖进这场麻烦的是你自己，也只有你才能决定该有什么说法。”接着，切尔西和我走出房间。
最终大家都离开了房间，留下比尔一个人完成他的讲稿。比尔发表谈话之后，有人立刻批评他道歉的程度不够（或是说他道歉的态度不够诚恳，因为他同时也批评了斯塔尔）。我的心情还很乱，不想发表意见。在我们的朋友中堪称最爱争辩、死也不肯让步的詹姆斯·卡维尔，也认为抨击斯塔尔可能是错的。他觉得在这种时刻只有认错，不要多说话。我仍不知道谁的意见是对的。新闻界极不喜欢比尔的声明，不过接下来几天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显示，大多数人觉得成年人之间两情相悦是私人事情，也不相信这种事会影响一个人的做事能力，不管是在法庭、手术室、国会或总统办公室。比尔的民意调查声望居高不下，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则跌到谷底。
当时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出门度假，但我又迫不及待要离开华盛顿。切尔西想再去玛莎的葡萄园，那里已经有朋友在等着；比尔、切尔西和我在隔天下午出发。比尔还带着小狗巴迪做伴，它是家里惟一还愿意理会比尔的成员。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我、
对比尔都是件痛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