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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
作者：罗伯特·利伯尔曼 译者：袁凤珠
你以为你遇到麻烦了吗？灾难与尼尔·努德尔曼才真是形影不离呢！他靠A&P后面的垃圾箱养家糊口，被逮捕过，挨过打，受到邻居的欺侮，遭过朋友的背弃。眼看入疯人院无望，“生活一天天地崩溃”。努德尔曼为了生存，为了精神也为了人的尊严，苦苦地争斗着。听起来很可怕吗？不！事实上，利伯尔曼把他的故事锤炼成了十年来最有趣的文学作品。他不但抓住了美国当前的痛点，而且让读者为之失笑，并在笑声中感受到痛楚。
崩溃：金钱社会小人物的必然命运
献给甘尼拉
——代序
常青
金钱主宰一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关怀，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利伯尔曼的长篇小说《崩溃》鲜明地揭示了这一观点。
《崩溃》一书中主人翁努德尔曼在以号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为背景的社会里，历经挣扎之后最终发出了绝望的呐喊：“我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可是他们究竟在哪里？”努德尔曼是一个典型的金钱社会的悲剧缩影，他走向崩溃的历程，充分展现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种种弊端。
小说卷首引用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富有社会》中的一段话：“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他对富有社会里“金钱”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社会统治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只有一个绝对权威，无论这个绝对权威是金钱还是权力，这个绝对权威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走向堕落和崩溃的时刻。
努德尔曼之所以从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一步步滑向社会的最底层，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赚取财富的能力。他的悲惨命运始于失业，三年的失业把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苦人。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他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急剧下降。当他还是一位自食其力的教授时，他吃穿不愁，身心健康，受人尊敬；一旦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则缺衣少食，身心俱损，受人鄙视。没有人来关心他，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他以“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的名义向社会发出了求救的呼声，却没收到任何回应。“他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并把这种说“不”的经济政策看成是一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却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了生存，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受雇于过去的同事马丁·根茨，忍受他们一家对他的侮辱。
生活上既遭遇这样的不幸，精神也必然陷于同样的境地。没有分文收入的三年，使努德尔曼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甚至做出欺骗和投机取巧的事情。他名声扫地，人见人嫌。在以金钱作为衡量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他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和恐惧。
发财的美梦无法实现，努德尔曼常常会产生被小偷、同性恋者、抢劫犯、杀人凶手突然袭击的幻觉，因为贫富不均的社会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幻觉，无论是美好的还是恐怖的，都是社会现实在人的精神上的反应。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梦幻名作《战争的预告》预示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怖，而努德尔曼的幻觉也预示了精神上的极度恐怖。这样的社会，紧张、压抑使得人人自危；心中绷紧了弦，不知什么时候，这根弦就会被扯断。阿诺德的自杀，伯尼·考夫曼的死亡，努德尔曼的美梦破天都表明了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无比巨大的压力。
从周围的人与社会中，他也寻不到一点儿温暖，看到的只有被金钱所统治的冷漠。从过去的老同事马丁·根茨眼中，他感到了深深的鄙夷；与邻居索斯基家的交往充满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就连他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意让他借住其居所。治安维持会作为社会的代表，除了对他进行监视与跟踪外，从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身心的双重压力使他感到了绝望。
努德尔曼所遭遇的这一切，都基于他不再被财富所恩宠了。曾经声名显赫，而今一贫如洗的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富有社会的本质——“金钱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正如他自己以非常调侃的口吻深刻地指出：“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
清醒之后或是反抗，或是麻木得以苟存。身体虚弱意志坚强的努德尔曼，时而让他的精神与思想游离于自身之外，去嘲弄去抨击与他格格不入的社会，时而又让他的精神与思想同周围的人及社会融为一体，共同去制造富有社会的梦幻。
无力反抗金钱社会的努德尔曼，不得不麻木自己，与伯尼·考夫曼、利奥等和他一样的富有社会的小人物们一起去制造美国式的梦幻。努德尔曼把伯尼·考夫曼当作富有社会的真正英雄顶礼膜拜，而当努德尔曼走投无路，把人生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伯尼·考夫曼突然破产并死于贫困。实际上自称出版了《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伯尼·考夫曼从来不曾富有过，他在梦幻中欺骗了自己，也粉碎了努德尔曼的美梦。
在生活的煎熬中，努德尔曼无奈地选择了向这个社会妥协的道路。他“想过真正的日子，想顺其自然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因为他模糊地认识到：小人物不可能让社会来迁就自己，社会永远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运行，个人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论你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声无息，无碍大局。你自己想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顺应这个社会。他这样想并这样做了，可是他又得到了什么呢？他所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一句鼓励的话而已，却都无法得到。他愤怒而绝望地向周围的人和治安维持会提出了质问：“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在这控诉中，我们深深感到了富有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悲哀。
这部小说突破了以往国外流行小说的文体。作者采用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顺延关系，精彩的细节描写与对话融入了作家独具匠心的幽默，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大量隐喻手法的运用，唤起了读者深深的思考。古伯斯威尔作为一个美丽的小镇是富有社会的一块净土，每当努德尔曼在外面遇到了挫折，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回到这里。然而逃避毕竟是暂时的，作为富有社会一部分的古伯斯威尔，也无法挽救努德尔曼的悲剧命运。伯尼·考夫曼把富有社会的所有美梦幻化成现实，表演得惟妙惟肖，最终只是一场空。治安维持会是社会的一个面具，冠冕堂皇地颠倒黑白，除了执行跟踪、监视、审讯的任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心。治安维持会的报告中记录了努德尔曼的所谓反社会思想。努德尔曼看清了金钱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灾难，认清了社会所关注的不是人而是金钱。当他的言行流露出这一思想时，作为金钱社会代表的治安维持会则声称：“努德尔曼精神失常，所作所为脱离现实。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企图回避承认一个事实，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只有在他清醒的时候，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不适应者’，在他绝望不成形的幻影中出现的‘腐朽社会的结构’从来都是不正确的。”治安维持会的报告认为努德尔曼已经彻底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希望。他写的古怪文章，他的自我检测和自我治疗只能使本已恶化的状况更加无药可救。努德尔曼的现状与他自身的身体和思想无关，与他周围的人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因为“他连工作都保不住，在闹饥荒时连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他们对努德尔曼本身的遭遇及思想状况漠不关心，却坚持让他为自己的过失认罪，跟踪并监视他，严禁他继续写抨击他的熟人、经济制度及社会制度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文章，并强迫努德尔曼按照治安维持会的要求与方式，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
努德尔曼经历了挣扎之后的无奈，清醒之后的痛苦，反抗之后的悲哀，却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到底是谁正在走向崩溃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崩溃呢？努德尔曼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缩影与象征，他的悲剧也是成千上万个富有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剧。
《崩溃》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它告诉人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个人当然需要奉献出全部的智慧和才能，而当个人遇到困难时，社会应当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努德尔曼的悲剧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在他最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社会却远离了他，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正是努德尔曼的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是这部小说所显示出的广泛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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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甘尼拉
“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
《富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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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昨日一觉醒来我得的是癌症，除此之外全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一切都肯定有了转机，因为我只需受焦虑的煎熬了。前天我得的是肾衰竭，只能尿一丁点儿，还慎重地考虑了肾移植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学会对只得小病而感恩戴德呢？
根据劳动部门（维维卡和孩子们）的最新认可，我失业的时间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我除了偶尔找到一星半点活儿聊以接济一下之外，便是日复一日地望着窗外的林子，目睹四季的变化。
除了梦想家之外，谁能只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呢？我也只靠着“自由撰稿人”的头衔过活——这相当安全，因为是在古伯斯威尔镇，如他们所言，你总能够找到事情做的……从声名显赫的教授转而成为彻头彻尾的穷苦人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我的思想仍无法接受这巨大的骤变……三年。三年没有分文收入，于是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此时我的境况比濒临破产还要悲惨。我已把所有的朋友都榨过了一遍。为了避开人们的目光，在镇上走的时候我总是缩首藏尾。收帐人若不是嫌在齐腰深的雪中跋涉一英里也未必能在朦胧的树林中摸到我的家，定会把我的家门敲破。每想到我正面临名声扫地的危险，就不免感到恐惧，于是就使劲地笑，使劲从牙缝里挤出响哨，玩命地做倒立，跳捷格舞。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名声扫地？我本是古伯斯威尔社区受人尊敬的社会要人，一下子败落得人见人嫌，甚至做出欺骗电话公司。偷电、偷猎、偷窃、欺诈、投机取巧等行为来——总而言之，我料想自己即使身处逆境依然精力充沛，并且决心不让自已被困难压垮——这，恐怕，就是问题的症结。
但是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归根结底我突然有了紧迫感。天大的笑话，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整整三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我的紧迫感。不错，三年。不断的最后警告。大把的通知。一张张饥饿的肚皮。工作毫无希望。不得不将这一切统统忍受下来。我虽为一个身患癌症、心脏衰弱、脑子长瘤、伴有口臭的男人，确有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轻松感，而压倒这一切感觉的是负罪感。我应不应该感觉良好？真是矛盾。真让人糊涂。这一切何时是个了？
亲爱的朋友：
您会以为这是一封公函。是的，恐怕您会的，不过请您放心，我之所以用这种形式代替个人信函，是因为时间紧迫的缘故。
从给您写上封信以来我家的状况——道德、精神、伦理诸方面——每况愈下，最糟糕的要数经济情况。
鉴于您以往的作为显示出您是人道主义者、关心他人的慈善的地球公民——比其他民众稍胜一筹，故我选中您作为这封非同寻常信件的收信人。很可能您已经响应号召，并且已经捐钱给美国援外合作机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赞助了汉城某一家庭，给比阿夫拉救济会寄了钱，给马那瓜和特古西加尔巴送去了救援物资。由于心脏病基金会、复活节封缄慈善会和美国癌症社团正竞相得到您的血汗钱，您此时一定对其它恳求赞助的信件厌烦不已。但是，在您将这一紧迫请求扔掉之前，企盼您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准我指出几点您也许尚未意识到的事实，也就是说，若将一笔可免税的捐款赠与“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您不仅挽救了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同时也支持了艺术。您捐给我们的钱数所发挥的效用将相当于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同样钱数的两倍。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没有管理费开支，也不需要花钱买办公设备或雇佣帮手。我们惟一的花销便是这封信上的邮票，然而就连这张邮票也是偷来的。您的每一分钱均可直接送到我们手里。没有中间人。没有雁过拔毛的基金会官员。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将不至于换成小麦之后烂在加尔各答码头或者被那里的大老鼠啃掉。而您将捐赠的钱不仅能维持一个在美国本土的、纽约州古老而优秀的古伯斯威尔镇的一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给她以伦理道德上的支持。
以下是这笔可免税捐款所能解决的问题：
只需5美元便可为全家提供一顿营养丰富的饭食，包括肉类、沙拉、一夸脱牛奶和适量的甜食。
10美元可让我的一个孩子穿上一双亮闪闪的新皮鞋去学校。
25美元可使孩子们得到一份修殿节或圣诞节礼物（由您来决定）。
100美元可使我们这个家庭延迟整整一个月被取消抵押赎回权。
500美元则是友谊长存的最好证明。它将使笔者感激涕零，您的名字将被刻到立在努德尔曼山顶的黄铜荣誉人物匾额上，以纪念您的善举。
正如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博士所说：“有一些人就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理应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我完全赞成这一充满哲学的观点，不必多言，这封信的复印件亦寄给曼德尔博士。
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一觉睡到中午，全然不记得得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滋味，想不起来上闹钟时的心情和付社会保险费的感觉，我向您保证，您日复一日屈尊在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在滴水成冰的早晨不得不穿上挺括的白衬衫去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既不会去舞厅，也不会拿您挣来的血汗钱乱挥霍。
让我对您说，如果您将会因为失去自己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同失去粮仓中之一粟那样感到痛苦的话，就请想一想我的生活是何等水深火热，那也许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并得到些许慰藉。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需要这样——我怀疑自己得了嗜睡症或脑炎，也许两种病都有。您初次知道我时我正患每月发作一次的偏头疼症，现在正发展到几乎天天发作。您也许清楚，焦虑能致人于死地。人需要一点小小的胜利以抵消巨大的失败。上帝把他的恩赐搞乱了，给予我的不是强健的体魄与软弱的思想，而是虚弱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就连我的孩子们也得了蛔虫病。这与软弱的思想有何相干？毫不相干，只能说明我的思想在持续不断的焦虑的压力之下如何地变来变去，这只有您才会相信。
当然，就目前来讲往亚洲捐款最价廉务实。只需6美元便可维持一个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一个月，却不能维持我的汽车正常行驶。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有了钱并出了名（就像面包发霉一样地不可避免）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善行，我将如数奉还每一分钱，还将通过福斯特儿童收养机构收养一个巴西儿童，用邮寄方式提供帮助。
不胜感激。愿上帝赐恩使您附有支票的信早日到来。
“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行政主任
尼尔·霍·努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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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捞到这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纯属偶然。办法如此简单，回首过去这几年我不得不惊讶，自己为什么竟全然没有发现它呢？这一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不。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一切其它花销全免——一旦掌握了这一省钱诀窍，那些花销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一个男人说“不”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说“行”时则在实践一个十分昂贵的承诺。这办法简直太简单太聪明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努力克制时时出现的想要拥抱自己的强烈愿望。
下午3点钟，利夫手里举着一张纸兴冲冲地从古伯斯威尔小学穿过小树林跑回家来。“我能上滑雪课了！”他喊着把午餐盒扔给了正在门边打瞌睡的狗。“他们还给雪橇呢。瞧！”他说着把那张纸交给了我。每个三年级小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这样的纸条。
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这不可信。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我的怀疑没错。
“就30块钱。”
我运用了刚发明的新经济策略：“不”。
“爸，求求你。”利夫说着用手臂围住我的腰，他抬头用热情的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开始软下来。利夫一直在说滑雪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兴滑雪的国度。所有的孩子都有雪橇。所有的孩子都有昂贵的带靴子和安全栓扣的雪履以及与之配套的运动裤和夹克衫。所有的孩子都有有工作的父亲。
“他们用汽车把你送到登山车前。你就能乘车上山。一直上到山顶！”
“你有雪橇和一整座山呀。告诉我，多少孩子有自己的山呢？啊？不要贪得无厌。”
我看见孩子的目光暗淡了。
“你瞧，”我说着把他像提小孩子一样提了起来，他的确还很小。“30块可是一大笔钱哩。我要是有的话一定会给你，哪怕滑雪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
“你过去常滑雪。”利夫说。他试图打开一个突破口。
“我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很多，”我指了指他的头，“听着，现在光景不太好。”我艰难地解释说，可是利夫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一向执拗的孩子什么也不再说，一下子跑进地下室去了。
“过去这一年他光说滑雪了。”维维卡搓着一小撮盐无限怜悯地解释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大废物。让我怎么办？说行，这里有30块钱？”
维维卡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恨不得大地裂开个口子把我吞下去，就在我要责怪苍天不公的时候，从地下室传来了可怕的喧闹声。“听，”孩子们的动静使我破例地笑了，心中甚感欣慰。“他已经忘了。孩子的记性就是短暂。主啊，要是孩子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买什么，要这有这，要那有那，那该多好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阿尔奇·邦克①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 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中人物，属工人阶级。
后来，出于好奇我沿着狭窄的台阶走进地下室。我发现利夫正在干活，他正忙着往拣来的一长木条上钉松紧带。天使般可爱的小毛头马格努斯，十分认真的一年级小学生，正搬着比他还大的榔头帮他哥哥胡乱地敲钉子呢。
“利夫在做雪橇。”马格努斯高兴地喳喳说。
“我做一副雪橇。”利夫正试图用一根弯了的钉子把一条很不结实的胶皮钉到木条上。“你能把它钉进去吗？”
“你看，这根松紧带太细捆不住你的脚，就算能捆住，用平板也是没法滑雪的。前头这儿应该向上翘起，不然会戳进雪里。”我解释说，此时一股悲凉的感觉浸透我全身，他想得到雪橇的决心如此之大，简直快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了，就跟我一样。聪明的经济策略？狗屁！我居然对娃娃们讲这一通大道理就好像他们是劳累过度的30岁的汉子。突然想去商店拿。可是雨衣怎么藏得下一副雪橇和两根滑雪杖呢？我遵照利夫的指令把胶皮钉牢。
“不对，钉这儿。”他像什么都懂似地坚持说。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
“举我一下，”利夫说着吊住我的袖子，他的两只脚勉强放好了位置。“好啦。开始。推我一把。”他命令道。
“你一下子就会栽下去。”
“推我一把！”
我把他提起来使他的两条木板平放在雪面上，开始。他向前滑动。他竟然向前滑了起来，而且保持在雪面上，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松手之后他仍然继续向下滑行，两只脚在他发明的新玩艺儿里直发抖，嘴巴张得大大的。滑行速度在加快。下滑。下滑。他在雪面上一路向坡下滑去，后面留下两条平行的轨迹，与用北美大齿杨做的专业雪橇留下的一模一样。
“他滑成了！他滑成了！”马格努斯又是蹦又是跳。
“他滑成了！”维维卡靠着厨房的窗口喊道，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瞧！”我在瞧。我当然在瞧。两眼噙满泪水。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利夫从滑雪板上栽了过去。脸朝前倒在地上，他大声地笑起来。
“你看！”他高兴地欢呼雀跃着拣起他的雪橇，断了的松紧带在上面耷拉着。“它能用！”
“当然能用！”我声音嘶哑地说。孩子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去要给我自己也做一副那玩艺儿。还有松紧带吗？
早上6点钟利夫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他要问我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知道发明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仍然陶醉于美国梦。而我做过的唯一美国梦则是梦遗。
我对他说他应试一试发明一种像激光一样的射线，这种射线可以破坏有生命物体的分子结构，使之只剩下一股粉尘或是一小撮泥浆。
“谁会买呀？”他问我，被长得过长的金黄色刘海遮住的一双又黑又亮的杏仁眼认真地看着我。
“我买。我要用它把索斯基一家变成一团气，还有成天在我们头顶上烦人的飞机，那……”
“可是你没有钱。”
“谁说的？总有一天我会阔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别唠叨。一个九岁的孩子学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还不去刷牙。一个月没刷了。牙都快掉光了。”
“好吧。那么一颗干净牙齿给一块钱。”
“你成天光想着钱吗？”
“是的。”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凌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他们！
挑吧！拣吧！那就是我，一个年仅20、自命不凡的优等生，兜里揣着一把油腻腻的计算尺，脑袋里装着顽固的处事原则。至今我仍记得，我是如何按照那些原则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公司的工作的。原则。现在我慢慢地洞察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卷入战争啊。有些时候人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倒霉的日子里，他会感到软弱、愤怒，甚至冷漠和百感交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变，任何改变都行——我手里有一把甩不掉的枪，它给我指出目标，我一心朝那个目标奔去。我要说的是，主席先生，对我来说，政治问题怕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了，因为灵活恐怕早已成为我的口头禅。
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也许我应该把最近不断折磨我的另一种恐惧说出来，即我已开始丧失记忆，这些年的担忧开始对我造成损伤。偶尔——特别是在清晨那几个小时，当世上的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我非疯了不可。不过请不要担心。这种事，我已经说过，只是偶尔发生，当然不会影响我白天的正常教学工作。即使只教教夜校，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有一种感觉，鉴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您一定能明白我这经过一番挣扎才说出口的话。
不知怎样讲才不至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不过我想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黑人的命运。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张纽约州北部一个监狱的照片，我努力搜寻他们的脸，却难以找到一个白人。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致之处。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铐在那里，我怀疑不久的一天我恐怕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铐进去——以使他们，我，我们。远离社会。我们都属同一类型的黑人。我们的手被缚着，我们的思想被禁锢着。我们不能与这里的文化相融合。我跟他们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我最终明白过来——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作家一席之地的，除非这个作家把作品作为商品而创作，或者他本人就是商品。
随信附上我的简历及前任系主任给我写的冠冕堂皇的推荐信。他为能以如此廉价的交换将我尽快地脱手而欣喜万分。一份详细介绍我的教育哲学思想的材料亦一并呈上，望勿见怪。
搁笔之前附上一句，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会习惯中国的生活。我和我妻子特别喜欢用中国餐，每一次去纽约市我们都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饭最便宜。
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务请随时告知。企盼答复并感谢您的慷慨。
诚挚问候
尼尔·努德尔曼
又：不论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会继续写我的宣传文章，写的当然不是商品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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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瞪着天空连抽了几口烟，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古伯斯威尔？要知道你在这里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到。”
“我还没有试完所有的机会呢。”
“你应该住在大城市，努德尔曼，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不错，跟纽约市那些犹太人之流住在一起，啊？”
他笑起来。
“自然。”佩里重复说。他一直垂涎我林中的安乐窝，只要有可能就偷偷从妻子身边溜出来或者从房顶上下来到我的厨房去，他只是静静地坐者，喝着咖啡，观赏小鹿在地里吃草。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上。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我去上门安装窗户之前先在厨房里认真地读了会儿报纸。由于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他那些科学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曼博士）的热心关照，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定期收报人。今天我读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不过就我目前不足挂齿的状况，看哪一天的报又有什么关系，上个月的或者去年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何况我已经与当今文明的美国社会不同步了。今天的情况实属例外，我确确实实是在读报。通常那些旧报纸是和旧衣服一起堆在餐桌上的，曼的妻子贝蒂把穿小了的衣服拿来给我的孩子们穿——旁边躺着的几个塑料袋子里装着曼德尔晚餐剩下的残渣剩饭，他们无心养狗因此总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
有的时候那些袋子一搁就是好几天，直到我无心再观赏世界被纷飞的大雪吞噬的景象，才想起把袋中的东西抖给我的狗吃；我的孩子口腔上膛太娇嫩，不肯吃曼剩下的东西。不过这些袋子倒也表明了一个极有趣的事实。从那些剩饭可以看出来，曼德尔家的主食是意大利通心粉和坎贝尔公司的罐头食品。正像顺口溜说的：“坎贝尔放在饭柜里就像钱存在银行里。”虽然年收入区区四万，你也不必过于精打细算。
“通货膨胀对你的打击也像对我们一样致命吗？”几天前我碰见贝蒂时她这样问我。她纤细的胳膊上挎着几个购物袋子。
是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我经常先读经济栏。大量的信息，的确不错。《时代》就是时代，它警告人们，由于近来商业的繁荣和超速膨胀我们将面临——系好安全带，伙计！——一次大萧条。
我急不可耐地把维维卡叫过来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如果目前的状况算是繁荣昌盛时期的话，那将来的大萧条更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边收拾工具边琢磨。维维卡真的担心了。我倒觉得怪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已跌到了谷底最深处，然而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当代繁荣的簇拥之中。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在开着我那辆用电线和依波斯胶带缠绕在一起的破旧的老爷车进城的路上，索性把车速又提高了危险的几公里。我口中嚼着口香糖，两眼不停地搜索证据，以证明《时代》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从南向北朝佩里给我的位于古伯斯威尔高地的地址开去。沿途掠过一间间陋室、一座座俗气的楼房、一幢幢火柴盒似的建筑以及活动房屋。古伯斯威尔这个偏僻地方的生活比阿巴拉契亚①还阿巴拉契亚。那里至少还产煤，而这里除了连印第安人都不想要的贫瘠的农耕地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有民众，是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厂的人。古伯斯威尔虽然又冷又潮湿，但是空气中却夹杂着点火即着的不满情绪。倘若要爆发革命，我想爆发地不会是大学校园，引发革命的人也不会是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更不会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会爆发在像古老而文明的古伯斯威尔这样的地方。这里被贫穷所笼罩，对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人们视这些人如同青少年背上的痤疮一样，对他们极其厌恶。有趣的是在日子好过的那些年里我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日子好过是对我个人而言。
① 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山区，古老而贫穷。
我继续向前开去，山城的市景逐渐代替了农村风光。低矮的房舍与破败的农舍渐渐退去，连成一片由粉红和碧绿点缀的开阔地，仰视着山上的高楼大厦。下坡。下坡。道路开始向坡下延伸，直抵位于谷地的古伯斯威尔——这里群山环绕，踞于东边山头俯瞰全城的是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与它相对的西边山顶上是名气不小的下因特斯坦古伯斯威尔学院。西边山上据说是住宅区，而北边山的高处则是军工厂，那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迫击炮、火箭筒以及炸弹。我开始确信，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改变这里的能力。
我终于开进了乱糟糟的市区。这里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可是现在杂乱无章，参差的房屋和油毡覆盖的山墙相互拥挤在一起，间或看到几处孤零零的维多利亚式和都德式的旧房子——藏在古伯斯威尔镇中心贫民窟里的宝贵财产，它们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觉得比现在幸福的时代。
老实说我开始厌恶这次旅行，便摸索并找到了将痛苦减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我只瞅着让人心旷神信的建筑物——旧市政厅，一座带塔尖及屋顶窗的白色建筑，白色建筑内有医生诊所。带有白色廊柱，高雅的老饭店被改建成了廉价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