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不把苦与乐放在心上的好老爸。虽然他被钱驱使成为地铁的囚犯，并对他那位干西26街的印刷所周围一英里范围内马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却是一辈子没有学会对万能的美元顶礼膜拜。尽管他确确实实为了我们这些不孝的东西当牛作马流血流汗，他始终认为谈论收人或叙说缺钱花是品位低下的表现。他从不讨价还价，不论帐单多么不合情理，他均照付无误。他也从不议论汽车的价格或者肉价。这种古怪的行为加上他高贵、传统的相貌，自然只会被解释为富有的象征。我也许不自觉地步了他的后尘，缄口不谈钱，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使我羞于启齿，或因我对自己的家庭状况太不关心而使我愧对他人。
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家，像曼德尔，刚刚继承了第二份财富，当他闲得无聊把陈年旧帐翻来数去时，我却苦苦不肯吐出半个“钱”字来。
钱。钱。钱。我的目光仍然盯着伯尼的第七章。真无聊，我光想大声喊叫。这一干巴巴的章节是关于皮特·米勒在伦敦的第一个兴奋日。他一到达便住进一家豪华旅馆，接着，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让服务台替他安排“独一无二的娱乐”——不是一个姑娘而是（注意这一点！）两个具有青春活力的姑娘。整整24页，皮特·米勒让她们摆这么个姿势，摆那么个姿势，舔着一个的阴道，又抠着另一个的，一个姑娘啃着他的耳垂，云云。如果布拉泽·考夫曼别总是习惯性地重复某些短语，也许还将就着有点意思。每当他射精一次，过后总是说：“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都好。”要么就说：“在皮特·米勒整个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达丽这样的女人哩。”要么就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夏洛蒂宝贝，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或者：“在他整个一生里，他还从来……”噗！嗤！
我开始着手修改第七章。我快快地浏览一遍，挑出所有人物以及对他们的描述，然后一气呵成，打字机一分钟打出一英里长的纸带，键盘冒起白烟。
我对故事情节了解得越多越禁不住哧哧笑起来，接着又咯咯笑，后来干脆大吼起来。一个小时之后，我浑身被汗水浸透，肚皮笑得直疼，大作终于完成。我进行艺术创作如同变戏法：皮特·米勒办好登记手续，给楼下前台打个电话，五分钟后一个姑娘就到了。“可是我要的是两个，你这个大笨蛋！”他朝有礼貌的前台服务员大声吼道。几分钟之后有人敲门，皮特急忙掩住生殖器，急不可耐地为二号姑娘开了门。又过了几分钟，他们刚进入状态，又有人来敲门，第三个姑娘坚持要进来跟他们一起玩，并且要他付酬。他没太明白，不过还是让她进来了。此后每隔一分钟当他们正在兴头上时便又来一个女孩儿，她强行进入，脱光衣服，加入胡闹的人群之中。姑娘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直到伦敦街头挤满了女人，而米勒套间内的女孩儿们不得不往人群上爬，以便为新来者腾地方。那新挤进来的赤条条的沙丁鱼忙不迭地问着：“我说，这是不是米勒先生的房间呀？”这是前台服务员马科斯·布拉泽对皮特粗暴无理的报复。第七章结尾时，伯尼·考夫曼，化名皮特·米勒，他的四肢和胸脯上趴满了姑娘，什么人的水獭皮衣像氧气罩一样严严实实地扣在他脸上，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正如我所说，艺术，真正的“艺术”。
治安维持会二号报告
努德尔曼先生当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惟一案件，尽管有限的时间与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他的身上。上一次报告之后发生了诸多事件，我们打算就此扼要地做一肤浅的分析。本治安维持会愿为因略掉简明报告所限制的事件表示歉意。望读此报告者体谅我们不得不在案件越来越多的压力下工作的艰辛。
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监视人也确信，要使与努德尔曼地位相称的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对象目前的状态是危险和失去理智的并不难——难的怕是找到一群与他地位相称的人（那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
他，努德尔曼，已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好工作，开始按照他雇主的意愿制造一场大混乱。在商界各受尊重的考夫曼十分慷慨地向努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在议价时请他共进午餐，而得到的回报却是那只援助之手被齐肘斩断，因为努先生很不讲理地要求把事先讲好的每页两元的价码再向上提。努先生非但没有感激之意，反而一次次显示出他的贪婪。他那贪得无厌的胃口究竟有没有限量？
虽然我们的对象声称已有15年的写作史，然而他却连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最起码特征都没有掌握：作者为读者而创作。自古以来，不论历史多么遥远，不论声望多么显赫，从博卡西奥①再到杰奎林·苏珊②，他们均遵循该特征进行创作。考夫曼先生在文学方面展示他的才华，为一群特定的读者写作，然而努德尔曼的创作显然是没有目的的。如果准许读者选择，他们将选择谁的——努德尔曼先生对社会无情的诽谤，还是考夫曼先生落笔如飞的叙述？
① 博卡西奥（1313-1375）：意大利作家。
② 杰奎林·苏珊：美国当代作家。
努德尔曼先生不是热切地接受这个最有前途的机会，这个机会——就连努先生也已意识到——能顺利地带给他一个挣钱的职业，相反，他把一部尽管可以说是业余的但却是严肃的作品改成一部庸俗的闹剧，从而破坏了他的这份工作。更糟糕的是，我们发现他反复使用他的“随心所欲”伎俩，取笑人类繁衍生息的行为。正如索斯基家的男孩那天驾驶着拖拉机开过他身边时机敏而充满同情地抨击他说的那样：“你知道不？你有病啊！”
既然谈到我们的对象是索斯基家的邻居，就让我们概要地审视一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努先生对乔治·索斯基的指控是打扰他，并阻挠他完成考夫曼的草稿。我们治安维持会把他的指控解释为障碍物，是努先生很容易地在他与打字机之间树立的障碍物。人们禁不住产生拿困境中的他与那个亢奋的孩子作一番比较的想法，他仅仅受到些轻微伤害便以此为借口而停止工作。他的思想只能集中半个小时多一点，我们要问，像他这样坐卧不安的人，怎么能坚持做好一项工作呢？这是一个连他自己的孩子都要问的基本问题。有病。有病。有病。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正如我们治安维持会对可能成为我们的病人一贯做的那样，我们追溯了他们的过去，对努先生近期生活中的事件一件件地蓖过一遍，但是最终的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期望，而恰与我们所期望的相悖，我们本期望能给努德尔曼先生些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张不十分明确的健康证明。简而言之，让我们扼要地讲述一下使我们做出决定的事实：
（一）关于乔·索斯基少爷毁坏努先生汽车一事：经我们保险公司专家鉴定，汽车被毁确是事实（而不是假想的）。但是，专家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汽车破损不是故意造成的。官方调查证明，“乔·索斯基不过是想从那辆汽车旁边绕过去，就连我们开车技术最好的人也会发生类似事件”。
（二）关于乔·索斯基播放音乐问题：摇滚乐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普通得就像古罗马人把基督教信徒扔给狮子吃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把他们送进斗兽场为的是让公众从中享受到快乐，而不是为了让这些牺牲者经受痛苦的磨难。喧闹声也是一样，它是欣赏现代音乐的前提，而不是为了蓄意破坏人们心智的宁静。
我们的调查表明，乔治·索斯基仅仅在自家门外听音乐，而且是放到可以接受的音量。索斯基先生在证词中坚持说，他“根本”不想用音乐刺激别人，相反，他只不过试图“感受音乐的节奏”而已。
（三）关于故意低位扫射与射击：这个国家历来就有强调自卫与训练神枪手的传统，年轻的索斯基不过是在练习他的手枪射击技术。以乔治·索斯基如此高超的射击本领，子弹偏离罐头盒而射向努德尔曼的路上的机会微乎其微。
（四）关于马匹拴在努德尔曼家的道路上：这个事件促成他的偏执狂状态（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努指责乔·索斯基应为他的汽车收音机开了一夜负责），假如这条道路按照停车场管理规定用砂砾和沥青铺好，这一切本是可以避免的。
对索斯基事件的评论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发现最初我们怀疑（在报告1中）努先生有遭受迫害的幻想（关于受压抑的黑人理论），原来这一现象源于他现在“对中东冲突的理解”。在最近邻里发生误会之后，努先生歪曲地得出三个等式：努先生等于热爱和平及受困扰的以色列国，而索斯基一家等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努先生等于手无寸铁的犹太村社，而索斯基一家等于企图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人。也许他的比喻十分精妙，但是他对自己形势的估计——除去完全捏造的部分——则矛盾重重。努德尔曼先是严厉指责索斯基一家对他存有偏见，容不下他，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诋毁美国波兰人的传统，嘲笑他们信仰的天主教，诽谤教长，蔑视他们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该诅咒我们的上帝了？假如努德尔曼不能接受有道德有智慧人的信仰，我们治安维持会不得不问他：“到底，努德尔曼先生，你到底信仰什么？”
在与我们治安维持会的接触中，有一次努德尔曼失生明确表示他计划着手写一本新书，书名显然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在那一次以及以后相继的接触中，我们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个想法不可取。在这部有所图的自体著作中他企图“讲出一切”，这部作品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效果，反而只会蓄意中伤朋友和邻居，揭开危险的旧伤疤。
他拒绝接受我们的警告，事实上他好像已经开始写这本书并且打算把我们的报告也放进他的“书”中——为了报复我们对他富有同情心的监护，他打算对我们进行暗中监视。
由于这是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算得上是合法的，我们尚无意采取措施阻止他的具有危险性的举动。勿容置疑，努先生将给自己带来他的书名里出现的“崩溃”。可是他为什么坚持把他所居住的城镇叫做“古伯斯威尔”？人人皆知这个城镇的名字的确是美丽的。
预测：有病。有病。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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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纽约州罗斯科郊外我像一根光秃秃的电线杆子毫无表情地戳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足足两小时，麻木地任凭昏天黑地的风雪拍打，在风中伸着的手指早已冻得失去知觉。猛烈的风搅起白色的漩涡，我怀疑从身边掠过的汽车看得见我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更不要说看得见我的手指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次旅行是否明智。说起来我是进城拜访布拉泽·伯尼的，尽管我心中对这次旅行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祥的预感。预料与考夫曼脸对脸、鼻子对鼻子、大眼瞪小眼的相遇一定是很可怕的。躲在古伯斯威尔我那假装十分温暖的小巢中自以为安全的环境里，幽默地改写着《心脏与处女膜》，我就像只快活的画眉鸟，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我无颜面对考夫曼先生，无正当借口可表白，亦将失去工作。恐怕这一次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虽然倘若向他们承认这一点我将遭厄运。
啊！去他妈的伯尼。我真正懊悔的是，无疑已失去了宝贵的收入——那笔已经在想象中花过了三遍的钱。用这钱为孩子们添置衣服呢还是买汽车消音器？是不是应该往冰箱里多储存些食物以备更加贫困时使用？是换屋顶的木瓦还是门前腐烂的台阶？或者把全部的钱用来去阳光明媚的加勒比旅行并且为日后将接连出现的悲惨日子而担忧？勿庸多说，在这艰难时期若让我选择为旧车添消音器和车轮胎或者去温暖的金沙滩上建城堡的话，我宁可选择把我的老爷车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国家正在萎缩的汽车维修业应该受到鼓励才对。
不错。伯尼的两块钱一页。它维系着我们过下去。对怎么花他这笔钱的愉悦的想象给我们乏味的阿巴拉契亚生活平添了许多快乐，也给我的小淘气们脏兮兮的脸上增加了笑容。我们的家庭重新聚合到一起。原先这里只有绝望与凄苦，现在我们有了盼头。就连我的小家伙们也积极地参与充满生气的家庭争论，争相拿出自己不值两分钱的观点来说服我们该如何使用我的钱。瞧吧，伯尼，你瞧那刚刚够你一夜性满足所需要的费用带给这个家庭的是何等的快活啊。可是你为什么硬要把它夺回去呢？你这样做难道一点都不受良心的责备吗？你最后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是迫于责任感不情愿地去参加某个脸上长丘疹的胖男孩的成人仪式吗？或是出于你的坚定的信心为求真神而去——就像古伯斯威尔的莫德以及她的惧神者们一样，每个安息日都走出家门，艰苦跋涉去顶礼膜拜？
伯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对待我？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可鄙的——不！你是对的。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这全是我的错。我自食其果。噢，我该怎么办呀？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求您啦。以您所有神圣头衔的名义，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您。我答应。我以在坟墓里的我母亲的名义起誓，这一次我一定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再也不耍花招了。再不开玩笑了。交给您的改写部分只不过是试探而已，看您有没有幽默感。哈哈，您的确有！了不起的、高级的幽默感。您证实了自己是比我强百倍的、顶呱呱的人。您这样的人——我像企鹅一样用力扇动两臂来暖身，同时喃喃自语——您这样的人是千里挑一的、无与伦比的，如同尚未雕琢的宝石。再看看我，考夫曼先生。一路乞求人家准我搭车而抵纽约，为的是看您能否再让我试一次。一个倒霉的机会。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噢唉，真倒霉！我跳起来掸了掸裤子嘟囔着说。在出发之前这趟旅行便已为灾难所笼罩——我的厄运，我怀疑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兆头，预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我为什么要离开古伯斯威尔？再进一步问：我为什么要出生？真有趣。我一边大笑一边蹦跳，也抚摸着冻僵的耳朵。不过，在我生身之母生我的那一刻我的确试过要爬回她的子宫去，上帝和那两个吓坏了的助产医生可以为我作证。他们从没见过这等事情。我一定是有感知能力的胎儿。从那一极不情愿的时刻起，一切便都日趋衰落。
唉，真倒霉！三个小时以前我搭的第一辆车上的司机原来是一个烂醉如泥的老东西。
“干吗不让，哦……我来开车？”我提议说。我们一上路车子就在溜滑的路面上左右摇摆并以极快的速度前行，令人神经紧张。
“甭。别人开车我紧张。”老东西嘟嘟囔囔地说着。公路已拐弯了，可我们仍照直开下去，离开了高速公路，然而开出几百米之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路上——这个老笨蛋继续开车前行，技术酷得简直像桔子冰棒。
“我开车可棒啦，”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地恳请着说，“我还是个好教练呢。嘿，想看我的证件吗。唉咳，听我说，我还教出过最好的车手。甚至教过灰狗公司的司机们。”
“甭。别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忿忿地说道。这时发现在他刚开上的认为属于他的车道上另一辆汽车径直朝他开过来。
没希望了。倒霉透顶。我把安全带系紧，闭上眼睛，思想上准备好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折断几根肋骨，可能肩膀也会可笑地凹进去。要么就是一个肺叶失去功能，腿被撞成三节，几根筋腱被切断。只是为了好看吗？那我就可以控告这老东西得到一笔钱了。我已经看见自己在那个热带绿岛上，每天早晨坐着轮椅去海滩，用衔在嘴里的铅笔向孩子们示意，我开始忙着完成我的古伯斯威尔回忆录。
长话短说，我们勉勉强强开出美丽的宾厄姆顿十英里——我这位酩酊大醉的朋友终于翻进了沟里，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接着便打个滚来了个底朝天。这一次又是我运气作祟，只是因裤子上遗了几滴尿而十分尴尬，这一点点损失就连去最低级法庭指控他都不值得，更别提眼看快到手却又飞了的那一大笔钱了。看来我永远没有机会控告他了。
第二次搭车的情况怎样呢？这一次被证实不像上一次那般富于戏剧性，尽管同样艰辛——这是个光头带金黄色假发穿丝绸衬衫的男人。他从尤迪卡过来。他是周游各地推销耐高压器材的推销商，一位绅士——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同性恋劝诱者，他自以为我是一个易受诱惑的人。我开始跟他东拉西扯地神侃，凡是能想到的都扯到了，典型的美国人的油嘴滑舌。到达罗斯科时我已经把当地的动植物群都已侃到，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谈的了，正要重复说我自己，此时我低头发现他的手正挠我的腿。如饥似渴的手指就像那种大毛毒蜘蛛在我大腿上爬来爬去，我无法不去理会它的存在。于是我便像任何一位处在我位置上的清醒男人所做的那样告诉他实情：我的确想跟他来那个，此时此地就在这汽车里，马上就来，只是，我想我的传染病可能还没有好。
“传染病？”
“我是说，假如这不影响你的话，我甘愿奉陪。”
“你得的是哪一种？”他用眼角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我。我们的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叫它，不过每两个星期我就得去医院，因为尿道总长在一起。他们用一个机械化设备，就像一个旋转拔根器一样——”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罗斯科。想到一来我在纽约没有地方可住，二来我不愿意面对伯尼，于是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说真的，罗斯科有它自己的魅力。美丽陡峭的山上散布着羸弱的鹿群，路边湍急的溪流里跳跃着表皮粗糙的鳟鱼，湿润的空气沁人肺腑。说不定我会像19世纪名叫某某的将军那样在这里支起帐篷过冬哩，谁知道呢！坦白地说，困在这儿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曾有一个心怀歹意的老吉普赛在维也纳或者科拉考或是什么地方对我母亲说，坏事总是三件三件地同时发生。我一直把它视为既可怕又中肯的预言，因为它不断地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应验，你若从那场大灾难精确地数起的话。
是的。这个预言很适合我的母亲。离家之前我给在棕榈泉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她目前正在那儿忙着傍大款。老太婆想出一个多妙的主意啊！
“嫁给他。”我聪明地向她建议道。
“噗！他太老了。”
“那才好呢，妈。等他走了您可就阔了。当然，我们会照顾您的。”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希望您好好依傍着他们，并且跟他结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的妈妈——或者你经常告诉我的什么什么。”
“你在开玩笑吧？”
“确实是认真的。听着，咱可以毒死那老家伙。他有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像草莓冰淇淋或者俄国鱼子酱之类的？”
“我喜欢你的幽默。”
“听我说，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跟您说我爱您——我有‘公事’要去纽约两天，我可不可以住您的公寓呢？”
“东西都封好锁起来了。”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我如果能借一张沙发——”
“不可以。我刚刚装了新椅面。”
“地板。我有睡袋。”
“地板是洗刷一新的。连地毯都用清洁剂洗过了。”
“我不会弄脏它的。”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给地板打了蜡，还有——”
“你以为我会干些什么，往家具上撒尿不成？”
“要是你把食物碎渣掉在地板上，等我回去到处都会爬满蟑螂。”她厌恶地说，“要是你忘了关窗户小偷就会进去。要是你——”
“听我说，我会非常小心的。我需要有个地方呆呀。30块钱一夜的旅馆费我付不起。”
“没门儿。没门儿。我在那里，可以，但是我不能让你自己出出进进的，像个嬉皮士似地睡地板，还把吃饭的碎渣弄得到处都是，灯也不关。”
“我睡床上。不在家吃饭。甚至也可以不用灯——我有手电。我把窗户关好。我学狗叫来吓跑窃贼。我用上好的掸子掸您家俱上的灰尘，用清洁剂擦窗户。”
“没门儿。我的小孙子们好吗？”她问道，高兴地转了话题，还以为我没发现呢。
所以我到了这里，努太太，在凯茨基尔的什么地方，像一只冻坏了的袋鼠在这里上蹿下跳，等待着可怕的三、六、九或者更大的数字降临到我头上。在这种情形下人很难做到不诅咒自己的母亲。不是因为我十分肯定她就是我的母亲。在布朗克斯医院我是多么不情愿地降生人世呀，而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事实上我跟一个爱尔兰婴儿弄混了，是弄混了。也许我是爱尔兰人？也许正因如此努太太才一直这样对待我。不是因为她担心那倒霉的地毯，是她讨厌爱尔兰人。唉嗨！咒你这个自私自利偏心眼的女人！让窃贼闯进她那该死的洗刷一新的公寓，让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让那些蟑螂吃得胖胖的，个个变成小丹麦狗。让他们一进她宝贵的家先踩上齐膝深的狗屎再在她新洗过的地毯上跳个吉特巴舞，让他们把她收集的宝贝维也纳小雕塑打得粉碎，还有——噗！——上厕所拉屎不冲水。但愿那伙没心肝的入室偷窃的贼心血来潮用她的电话给他们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同伙人打长途电话，本人接的，接线员服务的，而且是白天的价格。除了以上这些，亲爱的主，请让他们离开时想着打开所有的窗户，除了让雨水灌进来还要让随后而至的大偷小偷们都能进来。阿门，感谢主。
可是这对我将要直面考夫曼先生的事实毫无补益——虽说我已经心中有数，我会……也许，仅仅是也许，在即将来临的失败中我会转败为小胜，从痛苦中寻得一丝快活……或许我可以安排一次小小的午餐会跟伯尼商讨夫于改写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情况。也许事后还能拽他去参加一次小小的晚宴，皇宫餐厅，要么在皮埃尔澳特耐尔，对他的文学生涯做更深的探讨。来一点半夜的黄油薄饼和葡萄酒怎么样，在那亲密的时刻共同编写怎么说呢，算是第23本吧，小说的情节？另外，他是不是想过写剧本？舞台剧？为流行歌曲或者舞剧写歌词怎么样？凭他的天资，他能做的事情无穷无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最多是换换形式而已。到时候，再点一份符合犹太教的熏肉如何，或者一份热乳脂冰淇淋加果仁和奶稀做甜食怎么样？我一边大勺大勺地往嘴里填着一边用真知灼见的语言与他交谈，俨然一篇口头论文，还不时地引经据典，就像巧克力冰淇淋上苦乎乎的黑色小块块，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饿惨了，正一心一意想着伯尼的慷慨招待，根本没有注意身边过来一辆汽车，它慢慢地停了下来。我大吃一惊一下子蹦得老高，两条腿像是被冻住的高跷落在了地上。
“好啊。”我微笑着打开车门，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努德尔曼先生！”这个金黄头发的娇柔小东西嘁嘁喳喳地说。
“小姐……哦……小姐。不，不。让我猜一猜，”我说着爬进了她的线条优美的温暖的跑车里。
“数学课。”她帮我回忆说。
“没错，没错，”她笑着把车启动起来。汽车毫不费力地往前开，就像在糖稀上滑行一般顺溜。
“施麦克小姐。”
“叫我斯泰芬吧。”
“好吧，斯泰芬。叫我萨姆。”
“四年前的学生，萨姆。”
“永远忘不了。”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真的，想法特妙。”
“从那以后我体重减轻了些。”
“令人叫绝，像个时髦人物。”
“真对不起没让你及格，真的，很对不起。”我向“叫我斯泰芬”道歉说。我心想，恐怕至今她仍然认为概率函数指的是大便，马尔可夫链是用来锁自行车的，排列群是一种集会，期间每个人都会遇到使自己忧心的事情。
“噢，是我应该的。从来就没有数学脑子。”“叫我斯泰芬”说着迷人地将披肩发缠绕在中指上，同时她轻松地把握着方向盘，汽车在银白色旋风中急行。“喜欢的话，后座上有些食品。”
“我并不太饿——事实上，刚刚饱餐了一顿，”我耸耸肩，回过头去看了一下。
“没有特别的东西。”当我再一次查看她的野餐食品篮时她大声说。“我想还剩下两个黑麦面包夹鸡蛋沙拉三明治。”
“嗯……我想我顶多能吃一个，也许——有点什么把它冲下去吗？”
“有一保温瓶咖啡，在后边什么地方。”
“有了。找到了。”
“那另一个三明治只好扔掉了如果你不——”
“嗯，那样的话，”努教授喃喃地说，他的嘴里正塞得满满的，第一个的四分之三已经不见了，“……想一想世界上的饥饿与旱灾，我想我还是当真负起责任来，帮你把那一个也消灭掉吧。”他笑着说，嘴里咂摸着尚未吞下的碎渣，唇边仍沾着鸡蛋沙拉。被他狼吞虎咽吃下去的食物像网球落进金属筐里一样叮零当啷地掉进了他空荡荡的胃里。
“你要走多远？”过了几分钟我打着哈欠说，汽车里的温度和填饱了的肚子合起来让我感到香喷喷的困倦。我在她那深不见底的筐里又发现了带糖巧克力表皮的纸杯蛋糕，还有单独放着的小茴香酸菜——这些都面临着被扔掉的危险。
“纽约市。”她点点头说。
“太好啦！”哈哈，那个吉普赛人算错了。“我也一样。太巧啦。我去那里取我的新车——我刚刚订的。我正打算乘灰狗，可是又讨厌像装罐头鲱鱼一样坐在憋闷的公共汽车里，被烟熏得要死。让我自由自在地享受路上的开阔有多好。”这位前数学教师解释说。他显得兴高采烈，心中还惦着蛋黄酱。“你知道，飞车队什么的，不过没有摩托车。”这位好教授说着说着便不由自主地滑下去睡着了。
从17号公路到纽约直通高速路再到帕里塞兹帕克路，我一直在做噩梦，梦见的是利夫和马格努斯——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不论我怎样严厉地警告和强烈地抗议，他们坚持己见一个当了科学家，一个当了作家。利夫，利夫，好像——他正在读研究生一年级——已经找到了治普通感冒的办法，而具有创造天赋的那个马格努斯则退了学，以疯狂的热情创作小说，速度之快让出版商都来不及给他开支票。这两个孩子——刚刚甩掉尿布便登上了成就顶峰——让他们的父亲因在自己领域的失败而羞愧难当。事情还不仅如此！如同往伤口上撒盐，就连维维卡也搞出了革命性发明，使得做饭再也不用旧有的程序，还有我的爱尔兰长毛猎狗普拉脱突然——在它的晚年——学会了说话，它被安排了一次面试，准备上《新闻周刊》的封面。我被空前的成就、奖励以及各种形式的表彰所环抱，但是我在做些什么？经过这一切的骚动，我仍然在苦苦地写《古伯斯威尔在崩溃》回忆录的第一页。写到第三段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句法理顺。
“你应该感到骄傲。”维维卡恳切地说，她试图激励我抬起高贵的头。
“骄傲？在我正妒忌着从来不懂得挨饿、愤怒和绝望的施麦克小姐的时候，我能感到骄傲吗？绝对不能！”我一生气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正坐在施麦克小姐的汽车上，车子被堵在靠近乔治·华盛顿桥的路段。我的孩子、妻子，还有爱犬，他们的才能尚未被发现，而斯泰芬，她并不了解我目前的窘境与困惑，正跟我大侃她的未来。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女士裤子大王，她解释说，他终于同意她试试学习表演，并且允许她独立生活了。不准再在文科里瞎混了，不了，先生。所以，从这学期开始，她在城里租了一个公寓，在艺术学校里报了名，离成功近在咫尺。不过这可不是草率作出的决定，她告诉身边这个全身舒坦打着哈欠的听众——所以她父亲才又负担起她300元的住宿费了。斯泰芬——着实让我吃惊——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自己的前程，整整一个秋季学期，甚至跑这么远来“充实”自己的思想。
“我做你的学生时在学习方面没有什么志向，不过，要说吧，事情总是要变的。我终于拾起了那些书本，而且读了不少书。我想，作为演员应该具备自己的真实感，世界观。”
“当然，当然，”我尽管用平时的随和口气回答说，同时心中仍想着刚才的梦是什么意思，至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
“我正在读D．H．劳伦斯。”
“真的？”我抬了抬眉毛说，心想她除了有知识外还有恋尸癖哩。
“既然我找到了他的主旨所在，我就要真的苦读了。”
“过去的他。”
“什么？”
“过去的。他已经死了。”这个过去的老师宽容地说。
“或者说是过去的，”她咯咯笑了，陶醉在自己的梦里而得意忘形。她滔滔不绝地讲怎样开始一个新的路程，怎样由于大量的读书而开始一个无拘无束的新的生活方式。
“简直不敢相信。”我摇了摇头，对自己离开了教书行当又怕又高兴，在那种地方我每天都得应付100个斯泰芬及其高级导师的聪明才智——那些老师和学生要么是太懒，要么是太蠢，连用英语思考与表达都不会，她们身上穿着自以为有文化品位的碎布片，戴着稀奇古怪的饰物，你会错把她们当成一堆皮毛和珠宝。是不是只有我才这么想？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那搞科学的背景使我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我所学的科学与抽象无关，它要求的是公式和物理证明。要是有人问我是不是属于宝瓶座，或者有人想通过抽象思维和月球引力帮助我净化灵魂，我简直不能忍受，这是否也与我的背景有关？
“全新的生活方式？”我应声说，分明感到极不舒服，还得强装礼貌，我意识到自己又要犯胡说八道的老毛病。
“我的情人是个女的。”斯泰芬莞尔一笑露出整排校正了的牙齿，显出那张熟悉的热情却又茫然的面孔：靠窗的第三行第五个座位。
“嗯，咱俩一样啦。”我大笑起来。不正常，那可不正常。古怪。还下流。多么遗憾。多么无用。
“去这么远的地方。”我点点头心里掂量着她的自我披露，“这么说，你是……是……”
“噢，不！我是双性恋。这才是真实的我。”
“是这样啊？”
“还不止这些。”
“哦？”
“我还是素食主义者。”
“哇！”我笑了，心中自问：谁会想得到，这么年轻美貌的姑娘，两条颀长美丽的腿，整洁的牙齿，漂亮的鼻子，竟然是个素食主义者？我们终于下了乔治·华盛顿桥上了西侧高速公路，我不仅想到，若是乔治将军今天也在这里，面对这一切他会怎么说呢？他会理解呢，还是会被弄糊涂了？他会泰然处之呢还是气炸了肺？他会听一听她从哪里来吗？还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不！我警告自己。快停止！不要拿她开心。她正春风得意，为什么要扫她的兴，让她不快活呢？难道你的生活过得那么愉快使你有资格取笑她的生活？听着，她并没有用自己的蠢行伤害任何人。是啊，让她追求她那最最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欲望吧，如果那样做能使她非常快活的话。让她耳朵上带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椰菜舔她女朋友的阴道吧，如果她能从中得到极度快感的话。让她去指挥一个赤身露体的合唱团吧。他们站成半圆形高唱《儿子与情人》开头的三行半，她则用一根芦笋当指挥棒。让她在纽约舞台上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穿的是一件用3001张干黄瓜皮缝在一起的和服。努德尔曼，努德尔曼，你这个逃避社会的糟老头子，百无聊赖，疲惫不堪，你凭什么要毁掉这可爱的年轻人的兴致，打掉娇柔的施麦克公主的美梦？她除去对你表示了爱心送给你蛋黄酱吃之外什么也没有做，而作为报偿，你却小看她的知识与成就，取笑她新发现的对两种性爱的兴趣，糟踏这个可爱的食草动物来之不易的果实。努德尔曼，你这个贪婪而又残酷的吸血鬼，你比逼迫你信守犹太教规的前辈生吞猪大肠的纳粹分子好不了多少。努教授，我必须提醒你：照着过去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好日子时的样子去做，那个时候的上帝是除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税之后的每个月定期的支票。咬住你的舌头，笑一笑，高兴一点，最重要的是争取什么都别想。记住，今天的无知者可能是明天的领导人。就你所知，斯泰芬很可能会放弃表演走上高级戏剧舞台，甚至成为总统。这个国家越搞越糟。谁敢说有一天美国的施麦克小姐们不会占领全世界？即便不是她们也会是索斯基之流。不过这一切跟我个人的生存有什么关系吗？几乎没有。只是有一点，我无法排除这个奇异的念头，即斯泰芬的父亲会不会在妇女内衣行业给我一份工作干。
咦！人穷了麻烦就多，不光是缺钱花，还总受着痛苦的煎熬——嫉妒那些有钱人。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让我在精神上占这个基本上算善良的施麦克小姐的便宜呢？为什么我总是跟自己进行清醒的交谈？我不停地反复思考着，这时车辆已稀疏了许多。我们的车又动起来，眼前隐约可见曼哈顿西区漂亮的大厦轮廓。我的心快活地轻轻跳了一下。“曼哈顿，”我大声说。我想起了那些完全没有土地价值观念的可怜的阿尔冈昆人①。刚刚看见白人便匆匆忙忙地把土地列了单子呈献给他们，结果让像皮特·敏惠特那样的狡猾之流狠狠地骗了。正如莫德所说——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箱子没有用的珠子。一听到“曼哈顿”这个名字我就不由得想起荷兰人在炮台公园绿地上玩保龄球的情景。接着又想起涂脂抹粉的英国人出没在街头，还有后来来的一船船移民，他们蜂拥着住进下区东部的廉价公寓。所有这些充满浪漫情调的琐碎往事都是从三年级历史课本上学来的，至今不忘。嗯——曼哈顿。我已经想起面包房的橱窗了，那里的新鲜水果酱快要溢出来，脆皮黑面包或者软度面包堆在食品架上，面包皮上香香的葛缕子籽让你光想把它们啃下来，嚼在嘴里吧吧作响。
① 阿尔同昆人：一印第安部族。
从古伯斯威尔丛林来到曼哈顿的确使人激动不已，像是给旧电池充一充电。别的人也许只闻到脏物臭味和成千上万人身体上的臭汗味，而我确确实实闻到了阵阵的食物的香味——中国的、法国的、巴基斯坦的、意大利的，还有阿拉伯的；蜜饯果仁千层酥和酒炯子鸡和猪肉饼。加香料的咖喱和冰糕。还有被仁慈地浸泡在冰凉凉光滑滑的酸乳酪里的鲱鱼。
此时的纽约给外人的印象是一桌大杂烩，从抽油烟机抽出来的诱人的香味就像无线电信号。车开到西区时我困倦的精神全集中到诱人的香味上了。我就像一条一周内只吃了两个不光彩地得来的鸡蛋三明治的饿狗，在这个陌生的岛上流浪，而施泰芬仍滔滔地讲着她心中的偶像D．H．劳伦斯，以及她已深入研究过的全部的书——他的三部小说。我的头脑里出现了埃利斯岛①坦慕尼协会：以及海关前边几英里长的移民队伍。见到了旧坦慕尼协会②会堂里穿背心戴鞋罩的大人物，他们对在自己区域内的选举获胜十分有把握，还看见阔人们的马车雄赳赳气昂昂地驶过鹅卵石马路，施泰芬仍在讲述她的现实与D．H．劳伦斯的现实是如何产生的。是的。是的。是的。多讲一些给我听听，施泰芬。对我不必隐瞒。
①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岛以西的一个小岛，曾是移民美国的主要入境检查站。
② 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7年。是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光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以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
“你细读过他的书吗？”她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她歪过头来疑惑地瞅着我问，一双天真无邪的杏仁眼一定能在纽约大剧院掀起阵阵风暴。
“劳伦斯吗？”我说着眼睛盯着外面煤层一般又黑又亮的街道。“性描写从来不对我的胃口。”我们的主人公边思索着在哪里下车边开玩笑地回答说。
“嘿，你打算在哪儿下？”施泰芬问我，这个会看人心思的小精灵。我们正往第50街上开，高峰时已过，路上显出白色的融雪。
“我想还是去住汉普郡旅馆吧。”我说这话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你可以在这儿放我下去。我喜欢在城里步行。”我解释说。我喜欢，真的。
“我很愿意让你住我那里，只是，它太小了点。恐怕我的女朋友不会认为这个主意挺酷。”
“酷。热。不要打这个主意，听我说，谢谢你让我搭你的车。”我喋喋地说着拿起我那件破大衣，此时此刻它好像更破烂了些。她把车子停在道边。“你真是个天使。”我说着感激地吻了她一下。“谢谢你的纸杯蛋糕、三明治、果仁巧克力蛋糕、咖啡和酸菜。”
“再见，”这位朝气蓬勃的女人内裤公司继承人挥着手把车开向了她的情人。开向D．H．劳伦斯以及可口美味的切成片的胡萝卜。
“百老汇见，年轻人。”我也朝她挥一挥手，汽车早已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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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想在纽约找到合适的住处并不难。我想住进阿美利加，说心里话我是想住在那里，只是人们传说，近来那里的饭做得太糟糕。广场旅馆现在终被一伙新起的乌合之众所占据。至于卡尔利斯尔、圣赖基斯、皮埃尔，根本不考虑。在街上转了一个小时，问了几家不太知名的旅馆，发现他们最近都改成按钟点计费，于是决定还是去那种又好又信得过的传统旅馆，譬如东区的“基督教青年会”。
我拎着小包横穿纽约城，不禁想起我那亲爱的母亲。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必须为她所有的小朋友头一大盒“上等面包屑”。啊！亲爱的一丝不苟的女人，我的老娘。她是那么讲究整洁，我记得在父亲夜里起床上厕所的功夫她也会爬起来替他整理好床铺。正是因为她的洁癖，我至今用别人的马桶时不垫张纸就不会用，连上霍恩哈达特吃饭时不用餐巾擦一擦叉子就吃不下饭去。
鞋子湿透了，身体累垮了，我依然得向岛的另一侧的“青年会”挣扎走去。这是一座庞大难看的砖体结构建筑，没有任何修饰，很不让人喜欢。我在门前徘徊良久，临界墙上那一排排看不见尽头的窗户像是一张毫无生气的脸上的牛痘疤一样难看——站在纷纷扬扬的雪中我的心里好一番斗争。里面一个微弱的声音不停地说，离开这里。必要的话去中心公园的长凳上睡一夜，不过千万别进去。为什么从那么多地方中偏偏选中基督教青年会？那个声音问我。你既非青年亦非基督教徒，况且年纪也已成问题。但是价格合适，我争辩着说，况且我已经快累趴下了，已无力与那个并不存在的小声音斗口角。别管我。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安静。我需要打起精神迎接下一场战争，那里有1000个黄皮肤的讨债人正剑拔弩张等着宰我。
